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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房子与大地:《霍华德庄园》中“家”的重构

2024-05-10

关键词:威克伦纳德霍华德

南 佳 丽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一、 问题的提出

《霍华德庄园》(HowardsEnd, 1910)是英国作家福斯特(E.M.Forster, 1879—1970)早期的代表作品。以往研究大多围绕作品的“英国状况”(condition of England)主题,探究福斯特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与日俱增的贫困、国力衰退、种族退化”等社会、政治问题的思考[1]。近年来,随着学界“物转向”的兴起,《霍华德庄园》中的物人关系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注意。例如,努尔·达卡克(Nour Dakkak)[2]从非表象理论(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入手分析了小说改编电影中人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提炼出物人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观点;理查德·罗素(Richard Russell)[3]则运用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clard)、爱德华·凯西(Edward Casey)及比尔·布朗(Bill Brown)的理论考察了《霍华德庄园》中的物,对其中物的能动作用条分缕析。这些研究引导读者关注作品中特定的物及背后的物人关系,不仅为小说研究打开了新的视域,也揭示出福斯特关注物人关系的前瞻性。

福斯特[4]曾言明,《霍华德庄园》是关于“寻找一个家”(a hunt for a home)的故事。小说围绕威尔科克斯家族(the Wilcoxes)、施莱格尔姐妹(the Schlegels)和伦纳德·巴斯特(Leonard Bast)之间的纠葛展开,以海伦·施莱格尔(Helen Schlegel)作为访客在威尔科克斯家族的霍华德庄园小住开场,中间穿插海伦与姐姐玛格丽特(Margaret Schlegel)寻找新居所的曲折过程,并最终以施莱格尔姐妹定居霍华德庄园结尾。如果《霍华德庄园》依福斯特所言是一个关于寻找家园的故事,那么福斯特这样的安排即暗示霍华德庄园就是“家”之所在。在既往研究中,研究者往往从宏观的社会、政治角度出发将霍华德庄园阐释为英国国家的象征,却对其在物人互动过程中体现出的维系家族情感、缔结人际关系的“家”的内涵及功能关注不足,这为将小说中的霍华德庄园视为“家”的物研究留出了尚可拓展的余地。

事实上,福斯特在小说中对“家”的重要性着墨颇多。这与当时频繁的物人流动不无关联:《霍华德庄园》出版于1910年,正如小说所呈现出来的,这时英国国内正处于现代化带来的急剧变化之中,伦敦城内老建筑逐渐被新公寓所取代,火车、汽车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伦敦的这些变化实际上是英国工业化、城市化的缩影。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深入发展,工业在英国经济发展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力量不断壮大。为适应现代化进程,英国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进行了立法调整[5]341,通过1925年的土地法变革完成了“以身份依附关系为基础的传统土地制度”——土地保有制“向现代土地制度的转变”[5]379,“确立了当代英国土地权利制度的基本框架”[5]384。这一改革有效地促进了土地的流转与开发利用,为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必要条件。与此同时,物与人的加快流动也打乱了英国人传统的生活节奏,城市住房问题日益凸显。彼得·肯普(Peter Kemp)[6]指出,在19世纪、20世纪的英国,租房已成为主流的住房消费方式。在《霍华德庄园》中,伦纳德夫妇和施莱格尔家族代表了当时大多数英国人的居住状况:前者居无定所,靠在各处的廉价公寓短租过活;后者虽然长期租住在威克姆老巷(Wickham Place),但在租约(lease)到期之际也不得不重新寻觅住处。现实生活中的福斯特也未能幸免。作为霍华德庄园的现实原型,鲁克斯纳斯特(Rooksnest)陪伴福斯特度过了从四岁到十四岁的童年时光,但福斯特在迁至此地之前,也辗转多地,经历了长时间颠沛流离的生活[7]。

通过展现威尔科克斯家族、伦纳德和施莱格尔姐妹不同的寻家之路,福斯特不仅呈现出这一时期不同阶层英国人“家”的现实之维,也表达了对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家园焦虑的关注与省思。在福斯特看来,大地是人真正“家”的归宿,离开大地,人类之家也将不复存在。作为小说中大地之“家”的具象表征,霍华德庄园体现着人与大地的亲密融合关系,威尔科克斯家族、施莱格尔姐妹及伦纳德与之或远或近的关系暗示着他们对“家”不同的认知和感受。因此,本文试图从新物质主义理论入手对《霍华德庄园》中的物人关系进行进一步探究。面对爱德华时代英国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福斯特洞悉到了人与房子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通过描画现代化背景下英国人的家园想象图景,福斯特揭示了人与房子、人与大地的融合关系对于“家”之为家的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物质主义视角的引入不仅进一步丰富了《霍华德庄园》作为“英国状况”小说的主题内涵,也为重新审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物人关系提供了新的契机。

二、 威尔科克斯家族:“收集房子”与“游牧式文明”

在小说中,威尔科克斯家族代表了处于上升期的商业资产阶级。从表面上看,威尔科克斯家族似乎与“家”有着最紧密的连接。亨利(Henry Wilcox)与威尔科克斯太太(Mrs. Wilcox)育有三个子女,除小儿子保罗(Paul Wilcox)外,大儿子查尔斯(Charles Wilcox)和女儿埃维(Evie Wilcox)相继成婚组建家庭,与施莱格尔姐妹及伦纳德夫妇相对残缺的家庭(1)在小说中,施莱格尔姐妹的父母均已去世,两姐妹与朱莉姨妈(Aunt Juley)和弟弟蒂比(Tibby Schlegel)相依为命,伦纳德则因婚姻不被家庭祝福而与家人失联已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实际情况是,威尔科克斯家族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家”,这不仅因为他们将“家”理解为“房子”,更源于他们流动的生活方式,这使他们无法在任何地方安顿下来,也无法与亲人缔结起亲密的情感关系。

“家”与“房子”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朱迪丝·弗兰德斯(Judith Flanders)[8]就认为,“‘家’的含义比‘住宅’或‘房屋’(house)远为深广”,因为“房子”意指一个建筑结构,“家”则是“一个人生活和成长的地方,令人产生归属和慰藉等情感之所在”。阿格尼丝·赫勒(Agnes Heller)[9]在《日常生活》(EverydayLife, 1970)中也提出,在日常空间中,人“对空间的体验与对空间的感觉不可分地融合在一起”。在她看来,“家”的特殊性在于它使人们感受到“熟悉感”“自信感”和“家”的“温暖”:“熟悉感为我们的日常活动提供基础”,“自信感”在于“‘家’保护我们”,而家的“温暖”则给我们带来“人际关系的强度与密度”,因此,“回家”也就指“回归到我们所了解、我们所习惯的,我们在那里感到安全,我们的情感关系在那里最为强烈的坚实位置”。赫勒对“家”的分析颇有几分新物质主义的味道。她看到,在人与“家”的关系中不容忽视的一点是人不仅住在“家”里,也在“家”中感受着物的能动作用,即“熟悉感”“自信感”和“温暖”。这与新物质主义学者强调的物的能动性遥相呼应。新物质主义强调物(包括那些被认定无生命的物)具有“内在活力”和“生成性的”力量[10],物通过能量的展现让人们认识到“我们与它们相互融合”[11]的事实。这意味着,物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人的体验对象,而是与人相互作用、共同建构关系共同体的主体。在此意义上,“家”已经超脱出“房子”的物理形态意指,而成为物人深刻融合的空间所在。在“家”里,物人相互熟悉、保护,是人们建立、维系人际关系的重要场所。

在《霍华德庄园》中,威尔科克斯家族建立了庞大的海外殖民产业,房产众多,但他们却并没有体味到“家”的感觉,相反,他们同样为家园焦虑所困扰。“一战”以前,伦敦城中只有约3%的住户拥有房产的自由保有权,而约71%的人口都住在转租的公寓里[12]169。威尔科克斯家族显然属于前者。他们精打细算,讲求实际,认为拥有了舒适的房子就意味着有了“家”。为此,他们“收集房子”[13]212,以确保家中子女成家时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套房子。但是,即便如此,对威尔科克斯家族来说,这些房子却各有各的问题,不是霍华德庄园的环境太容易让人患上枯草热(花粉症),就是奥尼顿山庄(Oniton)太过潮湿,他们永远都在追寻着更舒适的房子,无法安定下来。威尔科克斯家族这种将“房子”等同于“家”的观念背后实质上是对“家”的真正内涵的忽视。他们看不到“家”所暗含的物人关联,转而投身于购置房产的狂热之中,对物实施着疯狂的占有和利用,而这也使威尔科克斯家族无法与任何一所房子建立紧密的融合关系,更无法感受到“家”的感觉,最终沦为了无“家”的人。

事实上,威尔科克斯家族的家园焦虑表明他们正深陷于现代城市困境之中难以自拔。在爱德华时代,伦敦已开始取代曼彻斯特成为英国城市的重要代表[14]57。这一时期的伦敦城充斥着房屋拆除的噪音和川流不息的车流,并转化为一种“流动感”(sense of flux)涌动在城市肌理中,侵蚀着人们残存的“空间感”(sense of space)。其中,玛格丽特对此的感知最为敏感(2)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中,玛格丽特借助“流动感”与“空间感”表达了不同情境下不同的空间感受。笔者分别以“flux”和“sense of space”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前者以“continual flux”和“sense of flux”的形式出现了5次,而后者出现了4次,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效果。。在她看来,伦敦乃至英国正在走向一种“游牧式文明”,人与大地不再相互融合,人所感受到的大地“陶冶性格的那种内聚力”也在濒于消亡,人际关系陷入严重危机[13]326-327。威尔科克斯家族便是这种空间感缺失的受害者。

然而,在帝国主义狂热的影响下,威尔科克斯家族不仅没有意识到空间感与流动感的对抗,还转变为这种“游牧式文明”的助推者,出行必坐汽车,“认为一百万平方英里就几乎可以和天比一比大小了”[13]33,与大地之“家”渐行渐远。在20世纪初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英国已经完成了向电力和汽车时代的新跨越。1903年,在所有驾车执照中,机动车类还占不到1%,但到1913年就激增到了96%[14]56。如果说前汽车时代的人们仍被限制在特定区域之内,演绎着物人相互融合的田园神话的话,那么汽车时代的到来则使威尔科克斯家族式的资产阶级打破了这种和谐的物人关系。因此,与威尔科克斯家族的汽车体验形成截然反差的是,玛格丽特非但没有从汽车的飞快流动中感到欢愉,还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情绪。在一次与查尔斯的共同乘车经历中,查尔斯不慎撞到了一个女孩的猫,这导致玛格丽特彻底愤怒了,“她觉得从伦敦一路走来,整个行程都不真实。他们和大地融不在一起,感受不到大地的感情。他们是尘埃,是臭气,是世界主义的嚼舌者,而那个猫被轧死的姑娘却比他们生活得更深入大地”[13]268。玛格丽特所感受到的空间感的丧失源自汽车带来的人与大地的隔绝。她认识到,一旦人与大地之间失去了直接的接触,两者就无法融合,空间感也就无从获得。努尔·达卡克(Nour Dakkak)[15]也指出,《霍华德庄园》中人物通过与物质世界的接触互动建立起与后者的连接感和归属感,并由此生发出对非人的关注和共情。因此,当威尔科克斯家族乘着汽车在各个房子间穿梭时,他们不只失去了与某一所房子建立亲密连接的机会,更彻底隔绝了与大地的接触,无法与任何一个地方建立永久的联系[16],陷入无家可归之境。

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威尔科克斯家族有房子,却没有家,有家人,却感受不到在家里的感觉,以至于对情感完全处于恐惧与逃避的状态。正如海伦所说,威尔科克斯家族“认识到了个人感情的重要,但是他们害怕它”[13]113。在小说中,威尔科克斯太太的猝然离世让威尔科克斯家族陷入悲痛之中,但他们却拒绝表达出这种悲伤的情感。戏剧性的是,葬礼过后亨利选择独自在楼上用餐,查尔斯和埃维也无法互相安慰,而只是说些关于修剪榆树的闲话。“家”的缺失使威尔科克斯家族失去了处理情感的能力,他们有情感却无法发泄,有家人却无人倾诉。而颇有象征意味的是,这种情况却在威尔科克斯家族放弃汽车代步时得以缓解。在小说结尾处,当亨利不得不面对查尔斯被判处过失杀人的事实时,他变得“易急易怒”[13]411、不知所措。但当他选择不乘坐汽车,“整个早上都在走动”中度过,重新投入大地的怀抱后,他终于能和玛格丽特坐在草地上,如释重负地倾诉道,“我垮了——我完了”[13]417。这表明,在福斯特看来,大地才是真正的“家”之所在,只有回归大地,人才能找到“家”的感觉,摆脱人际关系危机,恢复爱与被爱的能力。

事实上,威尔科克斯家族的命运在小说中早有暗示。霍华德庄园是威尔科克斯太太的祖传财产,“贴近大地”[13]342,本应该是威尔科克斯家族理想的“家”,但威尔科克斯家族却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与其大地属性格格不入的枯草热症状,无法在霍华德庄园定居下来。福斯特的这一安排其实暗示出,威尔科克斯家族在本质上就与霍华德庄园无法相融,而他们所推动的游牧式文明亦是与霍华德庄园代表的大地之“家”相背而行的。他们不但深陷现代城市困局,而且在无形之中成为“游牧式文明”的同谋,不加控制地陷入伦敦城无休止的流动之中,疏离大地,脱离与大地的亲密物人关系,只能通过不停地占有房子以缓解家园焦虑,有“房子”而无“家”。

三、 伦纳德:“寻找真正的家”与“回归大地”

在《霍华德庄园》中,伦纳德是一名保险公司的雇员,祖上以种地为生,父母生前曾做小生意,兄弟姐妹当时也都在城市谋生。与威尔科克斯家族的庞大家产形成对照的是,伦纳德非但没有房产,还居无定所,辗转于伦敦城的低等公寓,时时刻刻都处于无家的焦虑之中。如果说威尔科克斯家族是沉迷在流动的狂欢中而丧失空间感、有房子而无“家”的话,伦纳德则在城市的快速流动中失去方向,彻底失去空间感,陷入乡村与城市撕裂的鸿沟之中,以文化为“家”,错过了大地之“家”,寻找家园而不得。

伦纳德的情况映射了爱德华时代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大潮。据统计,到1901年,英国已有77%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而1911年这个数字则达到了80%[14]56。为了适应人口数量与结构的新变化,大量“用极其便宜的材料修建而成”的现代化公寓在伦敦拔地而起,恰如小说中所描绘的,“由于这座城市接受越来越多的人在它的土地上居住,砖和灰浆在升起也在落下,一如喷泉的水流那样躁动不安”[13]55。但是,这些迁移人口的住房条件并不能因此而得到保证。如果说伦纳德还勉强能够支付一间公寓地下室租金的话,没有稳定工作的人的住房状况则更加糟糕。他们居住的地方往往黑暗、拥挤,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6]。与此同时,这类人群往往过着流动性的生活。房屋租赁在爱德华时代已成为普遍的住房消费模式,而在这其中,周结的结算周期最为盛行。这是因为这种设置与当时工人阶级工资结算的周期相吻合,相较其他周期而言,这种结算周期的房主不但能及时收租,也更容易筛查出经济来源出现问题的租客[6]。这也是为什么当伦纳德被新就职的银行裁员后马上就被赶出公寓的原因。

可以说,城市简陋的居住条件和流动性的搬家生活使伦纳德无力去与租住的房子发生新物质主义意义上的物人互动,遑论获得“家”的空间感。在小说中,伦纳德经历了最多次数的搬家,但这所谓的“搬家”也只不过是人离开而已,因为在他短租的房子里几乎没有几件真正属于他的财产,“房子里所有家什中,只有那个像框架、丘比特画和书是他自己的”,因此,虽然伦纳德看似有“家”,但在他内心深处,他总认为那是个“过渡住处”,“得到很容易,放弃它也很容易”[13]57。伦纳德空间感的丧失实质上反映了当时这些新晋伦敦居民的家园焦虑。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却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飘摇无依,无法获得“家”所应给予的“为我们的日常活动提供基础”的“熟悉感”、“‘家’保护我们”的“自信感”,以及具有“人际关系的强度与密度”的“温暖”,无奈地被卷入“游牧式文明”。

伦纳德的家园焦虑与他农人后裔和城市居民的双重身份密切相关。这种身份特征使他对大地之“家”的态度充满了矛盾色彩。在《霍华德庄园》中,伦纳德不止一次地提到“回归大地”,仿佛那才是他作为农人后裔所向往的“家”,这也让施莱格尔姐妹认定伦纳德正在试图“接近真实”,“寻找真正的家”[13]178。根据伦纳德曾提到的《理查德·费勒弗莱的苦难》《奥托王子》《开放的路》等书和相关作家,可以推断,他很可能受到了英国当时“回归土地运动”(back to the land movement)的影响。这一运动批判城市和工业社会,崇尚乡村和自然[17]Ⅸ,与现代化趋势相对抗。“回归土地运动”中产生了大量描写乡村生活的作品。以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和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为代表的作家们旨在通过写作来记录即将消逝的乡村经验和价值,使公众认识到现代化过程中乡村是如何在城市发展的压力下走向衰退的[17]69-70。伦纳德在谈话中频繁提到杰弗里斯及其作品,并表达了“回归大地”的愿望,这显示出他已经不自觉地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18]。更重要的是,在一次夜行经历中,他走过草地、树林,直到拂晓时分才重返伦敦,像农人祖先一样实现了与大地的亲密接触、融为一体。他感到“拥有整个晚上,待在露天真是件快事儿”。当他“带着令人难忘的真诚”向施莱格尔姐妹讲述这次经历时,“伦纳德成了伦纳德,讲话滔滔不绝,喜形于色,这是他过去从未觉察到的”[13]147-148。这些都体现了伦纳德作为农人后裔与大地的紧密联系,“星星和树木”“日出和晨风”[13]178也都进入了他的日常生活。

然而,讽刺的是,伦纳德一边声称要“回归大地”,一边却又将农人后裔身份视为“引以为耻的秘密”,羞于提及家人,认为祖父祖母“什么都不是”,只是“种地的之类”[13]296,竭力撇清与家庭的关系,企图树立起城市居民的新形象。对伦纳德而言,他“在星期六夜里走了整整一夜”[13]146的经历不足为道,生怕施莱格尔姐妹认为自己愚蠢。他追求着“书籍、文学、机敏的谈话和文化”,一心想要“通过学习提高自己,平步青云与世界保持同步”[13]154。为此,他将自己“回归大地”的愿望归结为“阅读理查德·杰弗里斯的结果”[13]145,只因为“回归大地”就可以变得和《理查德·费勒弗莱的苦难》里主人公一样。这实际上表明伦纳德并没有理解“回归大地”的真正内涵。他不明白正是人与大地的融合精神“引导杰弗里斯写出书来”,而在夜行中“他的拂晓,尽管显露出来的只是灰蒙蒙一片,却是永恒的日出的一部分,照亮了乔治·博罗笔下的巨石阵”,“远比杰弗里斯的书更非凡”[13]149-150。

事实上,作为农人后裔,伦纳德本有可能实现归“家”,但他却在脱离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错把文化当作“家”,迷途而不知返,最终在离“家”的路上愈行愈远,陷入黑暗的深渊。这在伦纳德与霍华德庄园的暧昧关系中可见一斑。在《霍华德庄园》临近结尾处,虽然伦纳德一度抵达人与大地的融合之地霍华德庄园,感受着那里希尔顿(Hilton)居民物人相融的乡村生活,但值得玩味的是,他的生命却在踏进霍华德庄园的那一刻因“书本劈头盖脸地落在他身上”[13]405而走向终结,与大地之“家”失之交臂。这暗示着书本非但不是“家”之所在,还将伦纳德引向了不归路。恰如玛格丽特所观察到的,伦纳德正处于从乡村走向城市、从自然人到哲学人的跨越状态,这使得他在农人后裔与城市居民两种身份之间摇摆不定,只能与威尔科克斯家族一样无家可归。

四、 施莱格尔姐妹:从威克姆老巷到霍华德庄园

与威尔科克斯家族和伦纳德均不同的是,来自中产阶级上层的施莱格尔姐妹有着稳定的收入和住处,长居威克姆老巷。因此,当威尔科克斯家族和伦纳德陷入伦敦现代流动感中而不自知时,施莱格尔姐妹表现出了对这种流动感的深切感知与排斥。对她们而言,“家”不完全等于“房子”,而是表征着“熟悉感”“自信感”和情感的“温暖”的物人融合空间。这种对“家”的认知引导着她们将威克姆老巷“家”的空间感延续到霍华德庄园中,实现了人与大地的始终相融。

对施莱格尔姐妹而言,威克姆老巷不仅仅是一个房子,还是一个有生命的个体。朱莉姨妈曾提及,施莱格尔家族在玛格丽特很小、海伦和蒂比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便将家迁至威克姆老巷。尽管他们并不拥有这里的自由保有权,但由于采取了租约的形式得以长居于此。租约是当时中产阶级常见的一种住房消费方式,与短租相比,其结算周期往往较长,如果租客较为富裕的话,7年、14年乃至21年的租期都是有可能的[6]。凭借着这种特定的租约关系,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施莱格尔姐妹一直稳定地居住在威克姆老巷,这使得她们以威克姆老巷为“家”,并视后者为“良师益友”[13]187。因此,当施莱格尔姐妹不得不因租约到期搬离威克姆老巷时,威克姆老巷也“不等房体倒塌,灵魂便已悄然离去。威克姆老巷在春天便腐朽了,让两个姑娘魂不守舍”,后来“威克姆老巷成了一具僵尸,没有丝毫温情,只是三十年来幸福的记忆才勉强维持着它的神圣”,“通过圆拱门廊,家具、图画、书籍,统统搬了出来,直到最后一间屋子都腾空,最后一辆货车轰隆隆地离去。威克姆老巷多站立了一两个星期,大睁眼睛,仿佛被它自身的空洞吓了一跳。然后,它倒下了”[13]322。这实际上揭示出了施莱格尔姐妹与威克姆老巷之间的相融共生关系:施莱格尔姐妹以威克姆老巷为“家”,她们与“家具、图画、书籍”,以及在那里的记忆一起充盈着威克姆老巷,使其免于“空洞”,而威克姆老巷则为她们带来了“家”的空间感,即“熟悉感”“自信感”和“温暖”,二者相互依托、共同生成、密不可分。

新物质主义的先锋学者比尔·布朗[19]在《物的意义:美国文学中的物》(ASenseofThings:TheObjectMatterofAmericanLiterature, 2010)中指出,物在地人连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施莱格尔姐妹的父亲、母亲已经去世,但威克姆老巷里包括“椅子、桌子、图画、书籍”在内的家具,甚至“房子里的每个门把和靠垫都积聚起情感,一种有时是个人的情感,但更多情况下却是一种对死者的淡淡的虔敬,一种也许已在坟墓旁结束的仪式的延续”[13]187。在威克姆老巷,物连接了施莱格尔姐妹与父母。对她们而言,这些物保留了她们对父亲、母亲的记忆,而物则成为有生命的能动主体,连通过去和现在,让同一空间中不同代际的人获得共同的生活体验,使威克姆老巷成为她们维系家族情感的“家”之所在。

然而,由于威克姆老巷的地产所有人计划在原地修建豪华公寓,施莱格尔家族与威克姆老巷之间的稳固关系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开始被家园焦虑所裹挟。据统计,在1903年,伦敦的地价估值已达5亿英镑,并且价格还在以每年1千万英镑的速度持续上涨[12]168。地价的快速上涨促使地产所有人也加快土地的开发利用以谋取更大利益,而在他们眼中,与老宅子相比,豪华公寓显然能带来更多收益。这迫使施莱格尔姐妹不得不搬离威克姆老巷,不过,“回归大地”的强烈渴望却最终促使她们来到真正的大地之“家”——霍华德庄园。

当玛格丽特第一次来到霍华德庄园时,她就感受到了这里与伦敦不一样的气息。在她不止一次因搬家、乘坐汽车陷入空间感的缺失状态时,是霍华德庄园让她重新“看见了大地的容貌”[13]250、“获得了空间感”[13]257。这种空间感的获得不仅是因为霍华德庄园“贴近大地”,更和它与人相融的属性息息相关。霍华德庄园是威尔科克斯太太的祖传财产,而威尔科克斯太太则“属于这所住宅,属于高耸于上面的那棵榆树”[13]24,可以说,霍华德庄园与威尔科克斯太太已经建立了和威克姆老巷与施莱格尔姐妹一样相融共生的关系,这让玛格丽特对霍华德庄园产生了天然的亲切感。

更重要的是,随着施莱格尔姐妹在霍华德庄园安家,她们之间的情感关系也重新变得亲密起来。尽管施莱格尔姐妹在见面之初因误会而剑拔弩张,但在霍华德庄园“奇妙的力量”[13]375作用下,她们细数着“这把剑看上去很合适”“这地毯铺上都很合适”“妈妈的梳妆台放得太是地方了”“那些椅子看起来太美妙了”,而“每分钟他们姐妹俩的谈话都在变得更加自然”[13]371-372,并最终在旧物带来的回忆中修复了破裂的信任关系。她们争论椅子上的污渍是汤汁还是咖啡渍,但却没有了先前的分歧与隔阂,而是不断重现、交流着对物的共同记忆,“过去在净化现在”,体现出家人间的亲密与默契,“她们心里明白,她们姐妹永远不会被分开,因为她们的爱扎根于共同的事情”[13]374。在这里,物勾连起她们的共同生活体验及与亲人之间的情感连接,使得父亲、蒂比这些不在场的家人也复现在霍华德庄园,重建起施莱格尔姐妹在威克姆老巷感知到的“家”的感觉。

实际上,施莱格尔姐妹定居在霍华德庄园的结局在小说中早有伏笔。在小说的前半部分,威尔科克斯太太就已经在遗嘱中提出要将霍华德庄园赠予玛格丽特;并且,在小说的后半部分,霍华德庄园所展现出的与威克姆老巷旧家具的高度相融性又将施莱格尔姐妹与霍华德庄园宿命般地关联在一起,以至于施莱格尔姐妹感觉“这房子现在看上去像我们家”[13]371。与此同时,霍华德庄园也在施莱格尔姐妹搬入之后焕发出新的生机,因为施莱格尔姐妹的“记忆现在为房子涂上了色彩”[13]426。作为人与大地的融合之地,霍华德庄园象征着人类真正的家,它与施莱格尔姐妹的相互选择不仅延续了人与房子的亲密关系,还将人类的未来指向大地及大地所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爱。

五、 结 语

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对“家”的内涵建构流露出鲜明的怀旧色彩。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入开展,城市面积不断扩张,乡村空间日益萎缩,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福斯特继承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乔治·爱略特(George Eliot)、乔治·梅瑞狄斯(George Meredith)等对机器时代的批判传统,偏爱乡村与自然,对充满绿色气息的英格兰寄托了无限怀念[20],因此,他理想的“家”也注定是根植于大地的物人融合之地。在《为民主喝彩两声》(TwoCheersforDemocracy, 1951)中,福斯特[21]就不无心痛地讲述了他幼年之家鲁克斯纳斯特所在地区被征用的故事。在他看来,那里是“英格兰最可爱的地方”,一旦卫星城在那里落成,人口大量涌入,一切都将遭到破坏。

通过刻画伦敦城内威尔科克斯家族、伦纳德与施莱格尔姐妹不同的寻家之路,福斯特不仅呈现出20世纪初英国土地权利制度改革背景下英国人家园想象的复杂性,还反思了当时的家园焦虑问题。在他看来,人与房子的融合有助于形成空间感,摆脱流动感,回归真正的家——大地。威尔科克斯家族和伦纳德无法与房子融合,与大地渐行渐远,家庭关系淡漠;施莱格尔姐妹则与威尔科克斯太太意气相投,与房子相融,最终得以在“贴近大地”的霍华德庄园安家,建立了他理想中的充满熟悉感、自信感和“温暖”的“家”。福斯特在小说中对“家”的内涵建构反映了他对英国20世纪初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城乡变迁引发的人性危机等问题的反思与警示,而其中“家”所传达出的亲密物人关系意涵也表现出他对英国现代社会中物人关系的前瞻性思考,为读者重新审视这一时期的物人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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