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铭

摘 要：20世紀30年代是沈从文散文创作的高峰时期，其中《湘行书简》《湘行散记》和《湘西》堪称现代散文的典范之作，其题材聚焦湘西风情，主题与叙事手法各异其趣：《湘行书简》中，作者以还乡者的视角，将绘画笔法融于叙事，通过文图互证表达了对故土及亲人的相思相忆；《湘行散记》则在《湘行书简》即兴之作的基础上，以时光流转为线索，抚今追昔，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反思战争与现代文明洗礼下的时代之变；《湘西》则以空间变换为脉络，以点带面，在还原湘西本真面貌的基础上，探索湘西从“边城”走向“世界”的民族情怀。从个人化、私密化的情感表达到文明激荡中的文化反思，再到民族存亡与国家兴衰的家国情怀的抒发，主体视角的切换，彰显了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湘西基层民众的生活是生命意识的源泉，现代文明与战争洗礼下的湘西乡土是生命意识的载体，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考是生命意识的最终归宿。

关键词：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主体视角；生命意识

沈从文的散文创作，如果以时间为顺序，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阶段，作者童年及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与教育经历及行伍生涯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抒写个人进入都市后的内心苦闷和怀念故土的人事风物，集中表现在《从文自传》里。中期高产阶段，20世纪30年代，作者因探亲、避难两次重回故土：第一次回乡，夫妻新别，一叶舟楫，一路抒怀，遂成《湘行书简》，从湘西返回北平，沈从文依托《湘行书简》的素材，进行二次创作，加工整理成散文集《湘行散记》；第二次回乡，却是因抗日战争爆发，沈从文根据安排取道湘西前往昆明避难，其间驻留湘西数月，作者的民族隐忧与乡土悲悯之情表现在后来其在昆明创作的散文集《湘西》里。后期阶段，作者多寓情山光水色，试图在自我观照的哲理性思辨中寻求人生的归途与栖息之所。

提及沈从文的湘西散文，有的学者以《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三集为要，认为三个集子都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且都在创作后不久即以散文的形式正式发表。也有学者认为，《从文自传》虽以作者青少年时期的湘西生活为背景，但是在主题上多为对故土、故人的怀念及怀旧，抒发城市生活的苦闷之情，而《湘行书简》《湘行散记》《湘西》主题更为聚焦，都以返乡经历为题材，彰显了作者基于地理叙事模式的创作特色，应该且必然成为研究沈从文湘西散文特点的代表文集。至于有人反驳说，写作《湘行书简》时，作者的初衷并不是按照散文创作的笔法写出来“公之于众”，而是私人书信的即兴记录与抒怀，所以不能算在散文之列，笔者认为，书信也是散文的一种常用形式，也许正是这种“无心”随笔，更容易体现出作者创作的神来之笔，更不用说，《湘行书简》作为《湘行散记》创作的素材来源，是研究湘西题材散文的必选作品了。

《湘行书简》《湘行散记》《湘西》三本湘西散文集不仅代表了沈从文散文创作的巅峰，也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典范之作。作品中所描绘的地理元素丰富多彩，贯穿始终的地理叙事艺术手法引人注目。所谓“地理叙事”，指的是文学作品中以地理景观、地理空间等地理因素作为表情达意的主要工具、艺术传达的重要方式。［1］沈从文的湘西系列散文基于湘西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行文中的大部分都在地理叙事过程中展开，自然景观、方言土语和风俗人情等元素均在其中。需要留意的是，虽然在描述的对象方面，三本散文集都聚焦湘西，但是它们具体的地理叙事手法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本文想要探究的核心问题是从作家的主体身份视角，解读沈从文湘西散文创作中的心路历程、自我观照以及潜藏其中的强烈的生命意识。

一、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的主体视角转换

在湘西系列散文中，沈从文深入挖掘了该地区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的独特之处。他的作品以描述当地自然风光、语言特色以及民俗风情为主线展开，这些内容成为体现他写作风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三部散文集的叙事方式各有千秋。从地理叙事的角度看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湘西主题散文会发现，他的作品在描绘这些地区时采用了不同的地理叙事模式。例如，在《湘行书简》中，他通过“文图互证”来呈现湘西的历史和文化；而在《湘行散记》中，他通过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进行比较；在《湘西》中，他以一个固定的观察点进行俯瞰式的描写。这些转变反映了作者的兴趣从个人转向了当地文化，最终又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与此同时，作者的主体定位也跟随着转变，由归乡者转为反思者，再成为探索者，不同的主体角色不断地被勾勒和塑造。

作者主体意识的注入，使得作品在人性、社会性以及与自然界的融合等方面得以深刻阐发，不仅丰富了散文内涵，也进一步体现出沈从文在审视湘西之际情感的嬗变和焦点的迁徙：从个人化的私密情感抒发，转入文明激荡之文化思辨，而后升华至民族存亡之悲情与国家兴衰之忧思。

（一）还乡者：《湘行书简》的即兴随笔

《湘行书简》创作于1934年，沈从文第一次的返乡途中。此时的作者，堪称衣锦还乡，同时拥有着事业、爱情，享有着良好的社会声誉。沈从文20岁离开湘西，从初到北平时的一无所有，到30岁时的功成名就，可谓春风得意。从新婚小别到重回故里，世外桃源般的乡土乡情哺育、滋养并成就了他，作者自然会浮想联翩，寄情山水。沈从文在途经湘西沅水流域时，边走边看，一路诗情迸发，终凝于笔端，即兴写下《湘行书简》。作者在34篇书信中，采用移动视角，描绘出精美的风景，呈现出明显的“如画”特征。这些书信体的散文采用了多种描画手法，如色彩、构图、布局等，使得风景描写更加细致入微。

人随舟行，

作者在不断变换视点时，观摩流动的风景，凝神细思，而后将所有景象加以剪裁、布局呈现于笔端。书信中附有13张作者精心描绘的山水画插图 ，它们以简练的线条和鲜明的构图表现出湘西地区的独有景观。这些插图皆是“对景写生”［2］，既体现出传统山水画的“布局意识”，也展现了沈从文对山水风景的偏爱。

在《湘行书简》图文并茂和“文图互证”的过程中，作者将书信中的文字和插图相结合，生动地展现了湘西的自然地理景观。他运用文图交互的描绘手法，还原了乡土气息浓郁的湘西之美，展现了自己私密化的情感表达。湘西的自然风光和社会习俗深深影响了沈从文的人生观和文学创作，成为他作品的重要元素之一，也构成了他的生命底色。沈从文在致爱妻的书信中，透露出他对湘西美景的眷恋和对当下生活的深情，这些美景传递出的纯真、丰富、温润和真挚的情感，正是沈从文自我认知的一种投射。

（二）反思者：《湘行散记》的文化审视

《湘行散记》是以《湘行书简》为素材，经过精心重构，再度打磨而成的佳作。其灵感虽源自《湘行书简》，然而已摆脱原貌，焕然一新。踏足北平的沈从文，对湘西之历史、现实与未来深感忧虑。他的旅行目的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单纯地记录家乡美景和表达个人情绪，而是更加着眼长远，放眼时间的无情流逝，寻找远离的家园。

就主体身份而言，在创作《湘行散记》时，沈从文已经离开湘西，从一个充满个人感怀的还乡者，逐渐转变为一位冷静的观察者和深刻的思考者。他不得不摆脱那些美好记忆所带来的愉悦感，以更加理性客观的态度来思考家乡的历史变迁。他震惊于战争的破坏，以及现代文明的入侵所导致的田园景色的丧失、淳朴风情的消逝、人际关系的变质以及曾经诗意盎然的世界的沦陷。沈从文无法再像《湘行书简》一样进行私语式的整理，他必须认真思考以何种身份和方式与故土告别。在《湘行散记》中，沈从文关注了湘西少数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面临的巨大精神危机，这是他对这一问题的积极回应。

从主体意识上看，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超越了个人情感层面，是对《湘行书简》的主题延伸。作者不再对故土湘西进行“远景式”描摹。尽管《湘行散记》的描写仍不乏诗意，但其牧歌情调已经有所减弱，与之相对的是，文中滋生了对民族困境的担忧和乡土不故的感伤。根据他在《长河·题记》中关于《湘行散记》的描述，“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其中让作者悲伤又无奈的事，则是“农村社会所葆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3］。故乡的剧变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于是他重新编写归乡时看到的风景和人物，将过去与现在的时间杂糅，呈现出湘西世界的“变”与“常”，希望能够以此唤醒当地居民的觉醒意识。在《湘行散记》中，沈从文展现了该地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之“常”。同时，他还揭示了这个地方的历史演变过程以及时代的变迁，表现出了对故土的人文观照以及对地域文化失落的无奈感怀。

（三）探索者：《湘西》的家国情怀

沈从文写作《湘西》的动机不同于《湘行书简》和《湘行散记》，而是受到抗日战争爆发的直接影响。在这段时期里，作为战争的难民和国家未来的探寻者，他在湘西停留了四个月的时间，深入地研究了该地区在炮火中的各种复杂问题。由于身处民族存亡的紧急时刻及流离失所的战争局势之中，沈从文深刻感受到了战争所带来的精神压力，这促使他开始了一段独特的生命历程。在抵达昆明后，这位原先疏离政治、隐居桃源的作家开始更加积极地反思现实，并运用《湘西》表达自己对社会的关切。这个选集中汇集了许多影响因素，如湘西地区的真实困难、作家的爱国热情以及对国家未来期待等，使其意蕴比之前的“湘西散文”更为多元且深刻。

如果说，《湘行书简》《湘行散记》侧重从地理的自然性出发，通过一篇篇游记体的文章，给我们呈现出作者对湘西少数民族风情的追忆和文化的反思，那么《湘西》则侧重于从地理的人文性落笔，通过充满思辨性的语言表现作者对湘西历史与文化的肯定与传播。从这个角度来看，《湘西》更像是一部地方志，而不是一部散文集。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战事日渐激烈且范围不断扩大，湖南西部一度成为战略与运输的重要节点，备受瞩目。然而，由于之前外来游宦对湘西不准确的记录和传闻，外界对湘西产生了严重偏见和误解。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主动承担了向外界介绍湘西的责任。他认为准确地描述湘西的历史、地理和文化，以地方志的方式呈现，有助于他人更好地理解湘西。

此时的沈从文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湘西作家，應该帮助外界更好地认识和看待湘西，即“辟谬理惑”。正如他在《湘西》中写道：“我还应当为地方为国家做点事，所以到云南后又写了一本小书，名叫《湘西》，对地方各方面略加说明，希望家乡人的自尊自信心，和外来者的同情与理解，能作成一种新的调和或混和。”［4］《湘西》是沈从文为了纠正外界对湘西的误读，重塑湘西形象而创作的作品。但由于其中探讨的问题涉及中国未来的整体方向，所以它实际上与整个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呈现出了对现代国家构建的整体性设想。因此，《湘西》不只是一部地方志，也成为标识民族国家命运的一个缩影。

二、沈从文湘西题材散文的生命意识觉醒

沈从文的散文充分展现了他对湘西乡土的深厚情感和对自然人事的独特态度。他的作品充满了对乡土风情的细腻描绘和对人事的深情咏叹，直接传递出他对生命的思考和自我认知。

沈先生的散文中描绘的湘西世界之所以充满生机与活力，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主要原因在于他对湘西历史中的灾难与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予以高度关注。他从人的生命本性和神性的角度深入剖析湘西世界，以更深邃、宽容、悲悯和温暖的心态关注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生命价值。在他的笔下，人性的复杂得以充分展现，牧歌式的抒情风格与深邃的思索、冷静的批判完美融合，达到和谐统一。

沈从文曾明确表示：“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5］在他的《湘西·题记》中，他也写道：“我对于湘西的认识，自然较偏于人事方面。”［6］ 从这里可以看出，沈从文在散文创作中非常关注人的本性。他对“人性”的关注和思考构成了他对生命思考的重要主题，在他的系列作品中形成了丰富而深刻的人性内涵。他对故乡社会生活中人性的不同表现进行的赞扬、感慨和批判，不仅表达了他自己独特的人性观念，还使得他建立起来的湘西文学世界成为一幅展示人性善恶的艺术长卷。

（一）生活是生命意识的源泉

沈从文的创作展现出一种对生命信仰和赞美的鲜明倾向。首先，力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它体现着生命的原动力和活力。其次，自由被视为生命的象征，它强调了生命的内在力量和坚韧的自由意志。生命的真谛在于展现出人们的力量和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这种生命运动体现着个体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人类品格达到的最高境界。

爱情是生命力量与自由意志的集中表现。它体现了生命的激情与情感的自由，同时也彰显了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在沈从文的作品中，爱情往往被描绘为一种对生命力量和自由意志的追求，它既是一种情感的交流，也是个体生命成长和人性完善的体现。

通过深入探讨沈从文作品中的生命主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他对生命的信仰、对自由的追求以及对人性的关注。这些主题不仅在他的作品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对生命深刻思考和对人性深入剖析的素材。

在湘西这片被认为是贫瘠的土地上，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然而，湘西的人民生活与自然风光却是融为一体的，美丽而永恒。沈从文在这里长大，目睹了湘西的壮丽和庄严，通过自然赐予的各种美景，他不仅看到了大自然的协调之美，更洞察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以及这种和谐之美所体现出的生命意义。他致力于向世人展示，在这片土地上，人类被自然塑造出独特的人性，而人性与自然达到了最大程度的和谐与一致。正如他在《泸溪·浦市·箱子岩》中所描述：“这些人生活却仿佛同‘自然已相融合，很从容的各在那里尽其性命之理，与其他无生命物质一样，惟在日月升降寒暑交替中放射，分解。”［7］在这个生活空间里，夹杂着为生计拼搏的水手、沦落风尘的妓女，尽管他们卑微地活着，但依然都展现出生命的庄严与倔强。

对生命的崇敬之情来源于作者在湘西地区对所经历的人情世故的感性体验和深度领悟，这种情感贯穿了《湘行书简》，并成为散文集《湘行散记》的主题线索。他说：“三三，我纵有笔有照相器，这里的一切颜色，一切声音，以至于由于水面的静穆所显出的调子，如何能够一下子全部捉来让你望到这一切，听到这一切，且计算着一切，我叹息了。我感到生存或生命了。”［8］

（二）乡土是生命意识的载体

在审视沈从文对湘西人性的理解时，我们应该注意到，湘西人独特的个性是在比较城市工业化环境下的生活方式后得以突出的。盡管工业化是一种历史必然趋势，随意地贬低或否定它是不合理的。沈从文生于斯长于斯，他的成长环境赋予了他活力充沛的生命形态。这些印象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心中并影响了他的创作。当沈从文感到城市生活的压抑时，他决定回到那片自由自在的自然之地——湘西。他将自己所有的情感都投入湘西的山水以及家乡的人事中，并为这里的生机勃勃感到欣喜不已。由是观之，沈从文通过人与自然的故事以及整个爱的故事，思考和尊重湘西洒脱、蓬勃的人性，体现出那里健全的人性，以及追求幸福却遭遇失败而扭曲的人性。

在面临现代文明对湘西世界的冲击时，沈从文深刻地感受到了隔绝与疏离。他试图借助处于边缘地位的湘西文明以及乡村原始自给自足的生命状态来抵御现代理性传统，希冀保留神话、抵制现代化。但最终沈从文选择了接受，从人类生存权利的角度出发，他认为乡下人应当承受现代文明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所以，尽管作者对湘西的旧人旧貌怀有深深的怀念，他试图在文本中保留湘西的神话，但同时也预见到湘西无法回避的历史命运。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个人的理想而停止，无论湘西如何封闭，也无法逃避现代文明的入侵。随着都市文明的渗透，乡村文明被侵蚀，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本质。马克思曾经说过：“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9］诚然，尽管城市工业文明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都市文明的双重性质：它在提高了人类的生存水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疏离感和人类天性的退化。

（三）哲学是生命意识的归宿

“他是合着自然的节律，做着生命的体操。”［10］这是对沈从文散文中天人合一意识的生动描述。在这个生活艰苦却美景如画的地方，生命与山水相融而生出一种永恒的美丽。沈从文生长于此，见证着这里的宏伟壮观和庄严肃穆。他发现，在自然界的天成美景之中，不仅有自然协调的美感，更有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之美，以及其中蕴含着的深刻意义。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世人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大自然造就出了独一无二的人类性格，同时，人类也能够达到与大地的完美和谐。

沈从文通过湘西的自然和人事感受到了一种神灵，这种神灵既具有神性又具有魔性。他对自然充满敬畏，迷恋神性的美好，赞美魔力的强大。从根本上来说，他对自然人性的神性美崇拜不已。在对神性的赞颂之中，我们能够体会到沈从文的忧思，因为他担心这样的美好可能会被外来的势力所摧毁。他对湘西的古雅淳朴充满了喜爱，但对这里故步自封、笨拙的作风却深感惋惜；他热爱着湘西部落的质朴和纯粹，但对其贫困和落后的现状无可奈何；他赞赏湘西少数民族人真实的品格和强大的实力，但为他们的命运多舛和无奈而感慨不已；他赞赏湘西普通人的真实生活方式，但也担心他们在这个充满贪婪、权力斗争和战争硝烟的世界里难以生存。特别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年轻女性身上，在他的作品中描绘了诸如“翠翠”“三三”“萧萧”和“夭夭”等聪明伶俐、活泼开朗的女子形象，她们是大自然精神的象征，也是沈从文创作灵感和激情的来源。然而，现代社会的功利、贪欲以及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对这些美好生命造成了伤害和破坏。沈从文对她们的遭遇深感痛惜，默默地为这些美好生命所遭受的磨难感到痛苦。因此，沈从文说过：美总令人忧愁。这句话表达了他对社会人和事的忧虑以及对自然人性遭受磨难的深切悲鸣之情。

沈从文散文的创作贯穿了一条红线，那就是生命哲学。他的人生哲学的核心是对人类解放以及民族文化重生的追求。在他的创作中，他比较了湘西文化中的优良特质和城市文化中的不良倾向，然后选择了前者来反对后者。他还把自由的生命力引入整个民族的文化之中，使其能够在现代化的熔炉中重新得到塑造和发展壮大。

三、结语

沈从文的湘西系列散文的创作历程展现了作者的视角变化以及作家身份的演变过程。他的作品从最初关注苗族文化，到后来聚焦湘西地区，最终将视野扩展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之中。他始终坚守“桃源梦”，更在《湘行散记》中，通过批判现代文明来反思自己的写作。而在《湘西》中，他则寻求对国家重造的探索，凸显出他对整体性的中华民族的热爱和崇尚。沈从文在20世纪30年代描写湘西的散文中想要传达的是，尽管战争和现代文明曾经猛烈地冲击着湘西地区，令人们感到不安，但与湘西相伴的美好情感却始终保留着；人类的身体和精神始终处于良好状态，对于热情和浪漫的向往也没有发生改变；人们对生命力的强大仍然有着强烈的渴望。这就是作者的美学理念，也是他提倡地方建设和国家发展的核心思想。

参考文献

［1］邹建军.江山之助：邹建军教授讲文学地理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102．

［2］张森.沈从文的中国画意识与“美术革命”之思［J］.文学评论，2020（3）：77-85．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0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55.

［5］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5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228.

［6］［7］沈从文.湘西［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5，46.

［8］凌宇.沈从文散文精编［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304．

［9］《马列著作选读·哲学》编辑组.马列著作选读·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344-345．

［10］石高来.沈从文散文的生命形式［J］.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