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吉华

在“唐宋变革论”的总体性历史场景中,从唐音到宋调的审美转型,以及唐音与宋调两种不同时代审美范式在文学创作领域中的自然呈现,为深入理解唐宋文人心态变化及唐宋文学新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美学阐释视角。在佛禅之风盛行的唐宋时期,作为佛教义理最高范畴的“空”观,将“诸法皆空”的判断奉为世界万物与人生本质的普遍真理;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特点的禅宗,则在缘起性空的世界实相中,把对事物绝对自性“空”“无”的觉悟确认为审美的最高境界。佛禅思想中的这种高妙智慧,为人摆脱各种痛苦烦恼的纠缠,进入绝对自由超脱的逍遥游精神境界,提供了方便法门,对于唐宋文人,尤其是那些仕途失意、宦海沉浮的文人,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当他们把自己对于佛禅“空”观的自我体认,以一种个性化的抒情方式呈现在文学作品中时,必然使作品中携带着唐宋不同的文化气质,营造出具有强烈佛禅审美意味的“空”境。“一身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1]252的王维,与“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2]2114的苏轼,都深受佛禅文化濡染,在其文学作品中,都存在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内蕴的“空”境,这是唐宋变革在文学领域的自然反映。然而,王维与苏轼对佛禅“空”境的自我体认与文学书写,无论从形成路径还是从审美风格及内在精神追求方面看,都表现出佛禅“空”境的文化气质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的时代新变,因而成为考察唐宋审美转型的一个有效文学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