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治平

顾颉刚曾经指出,《论语》一书的“中心问题”是“造成君子”,君子的情状、形象和人格特点是“有礼貌”(恭,敬),“有感情”(仁,惠),“有理智”(知,学),“有做人的宗旨”(义,勇)。“君子”原本只是“国君之子”,或“一国的贵族”,与“公子”“王孙”的含义大致相当,但孔子致力于把它变成“陶冶人格的目标”[1]。用君子的尺度去衡量和要求早期儒者群体,会发现两者之间还有很大差距。于是,孔子便孕育并设计出一种“君子儒”的理想范型,这就为把儒者队伍带出“小人儒”的窘境、完成早期儒者的身份转型提供了动力支持。儒家队伍形成和定型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够自觉、主动地为自身群体建构思想内涵、精神追求与灵魂超越,确立言行标准和目标理想。这个工作从春秋末期的孔子撰写《儒行》篇开始,到战国末期荀子《儒效》篇的写成基本结束,历时大约两个半世纪。孔子被看作是儒家替自己“行规定者”,功勋卓著,经百世而不可忘却。

一、在“四待”中修立

据《儒行》篇:

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41.3)①

孔颖达《疏》解释说,这是在“说儒行修立、己身终始之事”。连续出现了四个“待”字,很能反映出绝大部分儒者当时的基本生存状况。黄道周《儒行集传》曰:“古未有称儒者。鲁之称儒,有道艺之臣伏而未仕者也。”[2]1121早期的儒者群体,长期混迹于社会底层,大多以相礼、教书为职事,自行谋生,养家糊口也不易。他们一个个都腹有诗书,“六艺”精湛,知识储备充足,只是缺乏必要的舞台,而不得不暂时潜伏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