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慧敏

冯济川（1859—1930），字秋航，山西孝义石像村人，自号“石像山人”。据冯济川先生自撰《石像山人墓志铭》记载，冯自称是周文王第十五子毕公高的后人，生逢乱世，隐居乐道，读书自娱，求师访友，学有所成。他曾赴日留学，亲历先进教育，归国后积极投身教育事业。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冯济川认为与其打兵战御外侮，不如集精力先治学，提出了“救亡自强、教育救国”的思想，兴办学校改革教育，促进民众思想开化，培养人才振兴国家。

教育思想缘起

冯济川的教育思想萌芽于少年时期。冯氏出身书香世家，其先祖字锡五，讳秉福，国子监太学生，例赠文林郎，早年从事农商，克勤克俭；先考字思慎，讳怀永，汾州府学贡生，候铨训导。其家族一脉热衷于儒家经学的学习与阐发，重视后辈學业，遍访名师教导子弟，故冯氏一生辗转各地求学，从师甚多。冯济川少时便跟族祖子瑞先生受读，九岁读《孟子》，十二岁读《尚书》，颇能领略要义。冯父对其十分严格，重视学问的养成。父殇后，其母代父兼理农商，支持其到汾晋之地求师访友，先后求学于汾阳西河书院和省城晋阳书院。随着年岁的增加，冯济川对于新知识的渴求更加浓烈，笔耕不辍。早年求学时期，冯济川深受父辈熏陶，不拘泥于传统经学，积极接受新知识、新思想，博览广采，经史子集，涉猎甚广。光绪二十年（1894年），冯济川又裹粮负笈拜师令德书院的屠仁守先生，追随许久后，终有所成，于甲午科中举。

甲午战争后，“救亡图存”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命题”，极大地激发了冯济川强烈的爱国情感与革新意识。生逢乱世，在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与渗透下，冯济川进一步反思国家落后的根源，他认为“教育不兴无以振兴国家”，只有启迪民智、培养栋梁才是使古老民族摆脱近代屈辱泥潭、得以振兴的关键所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兴办新式教育势在必行。彼时恰逢庚子新政，清廷派遣学生渡日留学，冯济川偕王友琴同大学堂学生二十八人，武备学生二十人游学日本。自此，冯济川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向“教育者”。在日期间，冯济川就读于日本明治大学之分校经纬学堂，闲暇时与同仁参观东京学校时无不欢羡，深受启发。前半生的辗转求学，冯济川始终对“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心怀感激，尊师重道。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下，出于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尊敬与热爱，冯济川的教育思想逐渐萌发，赴日留学的经历为其思想的成型奠定基础。

教育思想成型

山西地处内陆，西方新思想的传入对于民众影响较小，风气尚未开化。庚子年间，震惊中外的山西教案发生，致使官民付出代价，战后虽创办山西大学堂开通民智，但师资与生源仍是教育普及与传播的障碍，冯济川深感人才缺乏、社会腐败、通识教育与民众教化亟待加强，教育体系亟需完善。冯济川负笈东瀛游学日本，优渥的教学资源使其接受先进教育理念，他研习东西各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于世界教育形势的了解逐渐深化，积极接受并吸收外来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与此同时，留日期间冯济川与日本颇具名望的教育家接踵论道，共同探讨教育的本质与重要性，并对中国的教育现状提出思考。教育与政治关系密切，兴办教育须适应时代潮流与政治环境。彼时清廷官方推行清末新政欲实现宪政，教育是立宪政治的基础，革新与完善教育内容、体系可以造就人才，陶铸国民。冯济川认为欲扶大厦之将倾，必须求“新”求“变”，摒弃故步自封的理念，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近代新式教育。授业传道事必躬亲，冯济川从日本归来后，在省立师范学堂任历史教师，授课讲话，总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谈论教育形势，总能总揽全局、鞭辟入里。

留日归国后，冯济川逐渐萌发“救亡自强、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罢科举而兴学堂，兴办近代学校，根据山西教育现状，提出师范教育为最要，中学堂次之。宣统元年（1909年），冯济川向清廷提出《谨拟通省九年内应行筹备教育事业议案》，概括而言，其教育思想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兴办师范教育，重视教师品行。教育之端，始于师范，教师是教育的主导力量、教育的实施者，师范教育为普通学校提供源源不断的教员，保证教育活动的正常进行。教者、学者须以学堂宗旨为导向，学习知识，完善品行，师范教育应以培养教员为宗旨，教员应以品行为先。第二，改良私塾，完善学科体系。伴随科举制的废除，私塾逐渐没落，冯济川认为私塾教育不应完全摒弃，可将私塾进行合并改良其成为近代学堂，传授科学知识与近代思想。第三，结合时事，创办实业学堂。农林学堂在省城太原设立，附设蚕业，对于晋省生产颇有益处。冯济川在各府设立农林学堂、实业学堂等，对于各府县生活上、经济上裨益甚多。20世纪初，随着绅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山西兴起保矿运动。冯济川深知晋省矿藏巨富，但熟悉矿务之人甚少，花费重金聘请矿师是竭泽而渔，只有培养专门技术人员才能使得利权不致再次旁落，故官方创办矿务学堂、铁道学堂之于山西迫在眉睫，意义重大。因此，冯济川积极投身于当地教育事业，兴学办塾。

创办学堂实践

早年的教育经历为冯济川的办学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随着国内科举的废除和新学兴办之风的兴起，尤其是山西大学堂的成立，山西师范学堂、山西农林学堂的创办，进一步激发了冯济川办学堂的信心和决心。出于对人才培养的重视，冯氏研究分析了国内外培养人才的模式与方法，阐明了兴办新式学堂和培养先进人才对于强国富民的重要意义。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冯济川将兴办近代学校的想法与好友徐一清分享，徐当即表示鼎力支持，并倡议推举冯济川为领头人，同时还向抚学两院中的官员进行游说，开始了筹办学堂的前期准备工作。彼时，恰巧冀宁道丁宝铨是一位重视教育的官员，他与冯济川兴办教育的想法不谋而合，常邀冯济川到其府上谈古论今、时评政务，日复一日间，二人在兴办教育上产生强烈共鸣。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冯济川呈禀抚学两宪为创设全晋公立中学堂事。呈文中讲明所要办的中学堂性质、学制以及办学的方式，欲租用废弃之贡院作校舍，并择优聘选教师和自筹资金开办。呈文一经上奏，当即在山西巡抚衙门引起高度重视，学台批复到“省城创办中学堂足以此邦兴学之先声”，得到批文之后，冯济川及好友欣喜万分，立即投身于全晋公立学堂的建校准备工作。以旧贡院为校址，将贡院的大公房作为礼堂，开会训导时用，将曾经的考场重新粉刷作为教室。一月之后，工程完工，白墙灰顶，焕然一新。是年，冯济川陆续编成《教育学》《小学教科书编纂法》《小学教授法管理法》等教学资料，以此作为全晋公立中学堂的教材。中学堂亦按照冯济川一贯推行的“品学兼优”的教员标准，聘请各科老师。次年，随着民办学堂的增多，为加强协调管理，冯济川与刘懋赏、梁善济又共同创办了山西教育总会，推选梁善济为会长。其后，冯济川在孝义兑九峪（今兑镇）创办高等小学堂；在太原创办公立女子学堂，山西妇女天足总会的成立和公立女子学堂的创办为妇女缠足陋习的解放和女子入学堂读书开先河。宣统三年（1911年），冯济川担任中央教育会议员，继续为山西教育事业作贡献。

冯济川是一位杰出的晚清教育家，守正不渝，革新不止，探求教育革新之路，体现了浓浓的民族精神与爱国情怀。“非教育不可得人才，非得人才不可以振国事。”知之愈明，行之愈笃，冯济川治学以仁为己任，以君子为依归，教育得法，然后可统一人心，以教育促进国富民强。冯氏的办学实践为山西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开先局、打基础、利长远的贡献，被誉为“山西兴新学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