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彦俊

民国晋学家王堉昌（1876—1938），字养斋，号高凉迂叟，稷山县城南门人。民国时期山西著名金石家、晋学家。

稷山县城南门内王家世有名宦，科第相望，簪缨不绝。其父王畴五系稷邑乡贤，王堉昌幼承家教，从童年开始，在其父的教诲下，对金石考据即产生浓厚的兴趣。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反洋运动，山西被停止科考，王堉昌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陕西中举，成为辛丑科举人。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初一，王堉昌就读于山西大学堂中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毕业，授予贡生名义。

辛亥革命以后，1912年至1937年，王堉昌历任河北省武安县知县，山西省榆社、盂县、太谷、汾阳、五寨等县县长，山西省政府秘书处第一科科长、第二科科长及省府代秘书长等职。

王堉昌博学多才，诗文书画无所不精，勤于治学，精研金石，兼涉考据之学，对金石书画、砚石印章能剖析微茫，辨其真赝。所历各县，从政之余，辄历乡村，跋山涉水，亲作征访，亲自传搨，或托人调查抄录，积成巨帙。著有《盂县造像录》《盂县金石志略》《汾阳金石类编》十卷、补遗六卷、《稷山金石类编目录》《愚民春秋》《明朱沧起先生文集序》《山西省道县沿革表》《山西省各县名胜古迹古物调查表》《历代编外纪元表·都邑世系表》及重印《二妙集》和《年谱》等。

王堉昌通过一生辛勤的努力，以劲拔历史风尘的学识和眼力，不为己私，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文化瑰宝。正如先生所说：“余之隐于吏，亦竭其愚以维仁化于金石中，其有益于世耶，其无益于世也耶，则非吾之所知也。”“虽抉择未能精审，而发潜表幽亦聊以供考古之助，并藉表仁义忠孝之行耳。后有起者，其亦有继于斯乎！”

《稷山文史资料》引我觅史。我生于1971年，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文化部门工作，受杨志暇和高炜两位前辈的影响，逐对金石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那是2003年的一天，偶借《稷山文史资料》第一辑和第二辑两本书。其第一辑中有一篇杨怀丰先生撰写的《王堉昌传略》，第二辑中又有由杨怀丰先生整理的王堉昌遗著《稷山金石类编目录》。看后使我惊叹不已，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我深感应该对稷山县的金石家底做到心中有数，分史厘清；整理成卷，以为研究。《稷山金石类编目录》，凝聚了王堉昌毕生心血，现藏于稷山县档案馆，是研究稷山县古代金石的珍贵资料。目录共分五大类，其中刻金、造像、幢塔、碑记和丛刻详有记载。其中刻金二十三条，造像五十三条，幢塔二十八条，碑记八十八条，丛刻二十七条。自夏至清代均分门别类，共219品目。岁月沧桑，石刻几经磨难，《稷山金石类编目录》上所记载的刻石相当一部分漫灭无存。足可见王先生所编写的《稷山金石类编目录》珍贵价值。从此，《稷山金石类编目录》成为我开展文物研究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资料和觅史依据。

从《王堉昌传略》得知：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开始，11月太原失守，王先生返籍家居，继续着手他自民国9年（1920年）开始续写的《稷山县志》。1938年3月4日，日军占领稷山县城，他携带几箱子《稷山县志》文稿及有关文史资料，跟随县政府迁到城北30余里的后涧头村。因他间隙返家时，深怕文稿被日军毁坏，便将所有资料埋藏于后涧头村中。嗣后，王先生患半身不遂症逝世，终年六十二岁。其《稷山县志》手稿的佚失，成为稷山历史上的一大憾事。王先生所续写的《稷山县志》是自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至民国27年（1938年），41年间的稷山县史，它的佚失，致使这段县史无法弥补。因此，迫切抢救寻找这些文化遗产，成为稷山县众多文史爱好者们的梦想，并开启了漫长的寻找之路。此时的我，因受王堉昌先生影响，开始整理编辑《稷山金石记》这本书。

“按图索骥”终见“滴水岩”。2008年12月19日，我带领稷山县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队对位于东北街村北部的稷山县南门王氏家族墓地进行了实地考察，该墓地封土夷平，地表现存民国17年（1928年）《稷山县王氏祖茔碑》一通。其碑文记载：“稷山县南门王氏系周灵王太子晋之后裔，何时迁入稷山，漫无可考，而所可考者，惟清康熙时王正奇之远祖，至民国17年传为九世，王堉昌系八世孙，生于清光绪二年。”这是我收集的有关王堉昌先生的第一份实物资料，兴奋不已。此后，在认真整理该碑文之后，使我对南门王氏家族的渊源有了初步的了解。

据王堉昌先生遗著《稷山金石类编目录》上所示，明梁纲题“滴水岩”摩崖石刻和金贞元二年（1154年）重修法宝寺碑记，皆在滴水岩。2009年5月20日，我带领稷山县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队对滴水岩进行实地调查。深入姑射山腹地，在滴水崖及东、西金刚山之间，发现了法宝寺遗址，此地胜景系明代稷山县八景之一“悬崖玉溅”之处，无心浏览此景，继续工作，终于寻觅到《金贞元二年重修法宝寺碑记》这通碑刻，拍照测量，通读碑文。又因山高林密，崖壁陡峭，最终没有找到明梁纲题“滴水岩”摩崖石刻，实属遗憾。

不死心，再探之。2011年10月15日黎明，我偕妻再次前往滴水岩，行至山口，弃车徒步前行。金秋姑山，风景宜人，鸟语花香，不知不觉到了滴水崖下，沿东金刚山与滴水崖间陡峭山路上行，走走歇歇，登至山顶也没有寻找到明梁纲题“滴水岩”摩崖石刻。于是下行并仔细向西侧崖壁探寻，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半山腰处发现有一条极窄的小道，小心翼翼地穿过，一自然形成洞穴展现在眼前，走进洞穴发现有一石凿圆形的坑，里面盛满泉水，其泉水是從洞壁间渗出来的，流进这口石锅之内，这就是滴水岩。兴奋之余走出洞口，继续沿着崖壁向西侧崖壁寻找，行之约十余米，有一人工开凿的山洞，走进去一看，正面及东西三面皆有神台，惜其佛像均被盗窃。向东壁望去，大吃一惊，一处摩崖石刻呈现在眼前，那是民国17年仲春，邑人王堉昌题“灵泉”二字，字体隶书。惊喜之余心想明梁纲题“滴水岩”摩崖石刻应在附近，立马出洞折向西侧崖壁寻找，行之约四五米，果然发现了“滴水岩”三个阴刻大字，直径50厘米，落款为：小斋书，石匠薛进艮。落款时间已剥落，但是从“小斋书”三字就可以断定是梁纲所题，因为小斋是梁纲的别号。自此可以看出王堉昌先生重实地考据，体现出他对金石研究的精神，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继承先生的未竟事业。

神交走进新桃园。在这个功利十足、欲望泛滥的时代，还能够执著于追寻精神家园的人，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平凡的我在经历了多年的困惑、迷惘之后，又经过了多次的寻觅、摸索、取舍之后，在金石研究的世界里找到了心灵的归宿。寻寻觅觅，才是真。对王堉昌先生的深入调查与研究，时刻魂牵梦绕着我，于是决定走访稷山县城南街村的王氏族人。

2012年10月27日，我对王堉昌先生的内侄王泰来老先生进行了采访。先生擅书法，健谈，他愉悦地对我讲述了王堉昌先生其人其事，并告知王堉昌先生长孙王军生在临汾市的住址及手机号，收获颇丰。当天我就迫不及待地与王军生教授通了电话，叙述了自己多年调查研究并收集有关王堉昌先生生平资料的情况，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王教授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其后因工作繁忙没能到临汾拜访，实属遗憾。

2015年5月，在稷山县山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举办“稷山县百名书画名家作品展”期间，经挚友王保军介绍我认识了王堉昌先生另外一个内侄王家祯老先生，先生身体健硕，擅长书法，小楷尤甚。谈起王堉昌前辈，王先生非常激动地说：“这是位被历史遗忘的晋学家，应纳入稷山县历史名人录啊！”是的！这就是我多年来苦苦寻觅的原因，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这位金石学家的风采。一周后，挚友保军来电话说：“赶紧到公司，王家祯老先生与王堉昌先生的孙子王军生、孙女王丽珍在我这里，要见你！”我立即放下手头上的事情，急忙赶了过去。相互问候之后，我详细介绍目前研究的进度和存在的困难，希望能得到他们的鼎力支持！王氏兄妹说：“没问题，下次我们把爷爷的手稿及日记带来，供你研究整理使用。”“非常感谢！”我急忙说。

7月10日，王军生教授从临汾家中带来王堉昌先生的大量遗稿及日记等原件资料，整整一皮箱，这对我来说是太珍贵了。经王教授许可，我对王堉昌先生遗稿、日记等进行了扫描，便于今后整理研究使用。我与王教授在两天時间里，谈了很多事情，使我受益匪浅，终生受益！

此后我从与王堉昌先生十年神交中走入他那用雄健、洒脱、严谨的小楷撰写的遗稿之中。王堉昌先生生活的年代，跨越晚清与民国初年，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的著作多与当时时局有关，是我国近代史的重要文献。对研究、学习近现代史的政治、军事、金石具有学术价值。目前已整理出《王堉昌先生年谱》，其文字优美，内容丰富，文中所载多为王堉昌所见、所闻、所感、所处理政事，可透过其文字窥见那个时代的人、事、制度、社会面貌等，不仅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文献学的意义，这也是我对其整理的意义所在。同时，从大量遗稿中生动体现出王堉昌先生传承家风国学“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