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诗洁 李桂花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发展、开拓中能够带领人民完成一项项艰难的历史使命，根本在于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新历史起点上，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重大论断。从历史参照的角度看，“第二个结合”之所以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针对的是以往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不同的思想解放而言的，无论是建党初期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还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僵化”，以及当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体现了“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时代使命。从问题指向的角度看，“第二个结合”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对“古”与“今”关系的解决；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中，对“中”与“外”关系的处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对“源”与“流”关系的把握，给出科学指导与根本遵循。从价值意蕴的角度看，“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是因为其不断以历史主动精神与高度的文化自信追溯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根基，在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促进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产生新的文化生命体，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文化；“第二个结合”；思想解放；中华文明；文化自信；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 G122；D61；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24）04-0019-08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首次正式提出的“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将“第二个结合”阐释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重要论断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何以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中的“又”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第二个结合”产生的“思想解放”所指向的问题是什么？着重将“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提出来，其时代意义何在？只有通过必要的学理分析，才能进一步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刻意蕴，为实践创新提供指导。

一、“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历史参照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座谈会上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这一重要论断内涵丰富、意味深长，值得深入研究。从语义层面来分析，“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是以“第一个结合”和在此之前的思想解放为参照的。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从“第一次的思想解放”到“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中所包含的深意十分重大。

（一）“第一个结合”产生的思想解放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第一个结合”的诞生便是一场思想解放。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将马克思主义送到了中国，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党的初创时期，由于领导经验相对缺乏，再加上党的思想理论不完善，在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往往将共产国际的指导与俄国的革命经验奉为神圣的摹本，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在革命的领导权、武装斗争、革命道路等问题上造成过重大损失。

为了对这种错误进行修正，毛泽东提出了“第一个结合”的重大命题，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 111-112。客观地说，“第一个结合”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思想藩篱，冲破了“本本主义”的禁锢牢笼，集中精力对中国革命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进而对中国的革命实践产生了科学的指导作用。在“第一个结合”中，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总结和吸取革命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不唯书、不唯上、不唯苏，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 47著名论断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探索出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道路，形成了系统化的革命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党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在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理论的指导下，制定了“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其后，借鉴苏联经验，并以“结合”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根基。因而，由“第一个结合”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成为了成功开启思想解放大门的金钥匙。

（二）改革开放产生的思想解放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重点在于解决领导干部与群众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思想僵化”问题。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了以往存在的与时代发展潮流背道而驰的想法和做法。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这一错误方针将人们的思想囚禁在虚假的马克思主义之中，导致了思想的封闭，领导人不曾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或多干一件，一切照搬照抄。长此以往，中华民族的命运便也将陷入止步不前的危险境地。

為了拯救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邓小平书写了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处于“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历史节点，党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认识，以历史浪潮冲刷教条主义的刻板印象与具体实践，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征程。邓小平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3] 143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针对束缚人们思想的疑虑，深刻总结了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围绕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对理论与实践中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原创性的回答，成为了又一个解放思想的宣言书。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将思想解放的内涵进一步深化，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实现我们党在历史上极其重要和深刻的转折，也为以后的思想解放道路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第二个结合”产生的思想解放

与“第一个结合”所产生的思想解放不同，“第二个结合”所产生的“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所针对的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意识。所谓思想解放就是要让人们的思想从禁锢与束缚中解救出来，使得马克思主义穿“中国衣”，说“中国话”。

中国共产党人对“第二个结合”所产生的思想解放的认识，是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深化的。一方面，对中华文化的继承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扎根于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需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得以展现，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就是空洞的和抽象的，但“洋八股必须废止”“教条主义必须休息”[4] 534。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主张继承的是精华，舍弃的是糟粕，要以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中国风格的民族形式赋予马克思主义更深层次的内涵。另一方面，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要“推陈出新，百花齐放”。邓小平认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3] 211，“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 [3] 210。在发展中华文化的基础上，既要继承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同时也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人民的生活为创作题材，推陈出新，并不断丰富文艺的表现手法，勇于创新。江泽民指出，在历史遗产中，精华与糟粕并存，我们应在继承中加以辨别，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精髓，将其运用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中[5] 302。胡锦涛认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我们也一定能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基础上，开创中华文明的新篇章[6] 48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阶段，特别强调对传统文化基础性地位的把握。2020年，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孕育形成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需要结合新的现实，将其发扬光大。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首次将“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明确提出，这是党在新的历史起点对中华文化的新的解读，从“思想解放”的维度上讲，其蕴含着新时代对中华文化如何赓续、传承、创新的深刻内涵。2023年，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进一步提出将“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予以着重强调，指出在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沿着我国现阶段的发展道路，坚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中国独特的文化魅力在思想解放中实现自身的超越与突破。

二、“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问题指向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其解放究竟指向哪里？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切入：一是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对“古”与“今”关系的解决；二是在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中，对“中”与“外”关系的处理；三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对“源”与“流”关系的把握。

（一）“古”与“今”关系的解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招

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之“古”，开辟和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之“今”，以思想解放的理论高度，突破古今之争的历史性藩篱，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关于古今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话题，从总体上看，主要分为“古今对立”“古今一体”等多种争论，但这些论点都禁锢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之中。“古”常常被认为是与时代发展潮流不同步的事物，并为其贴上了“落后”“腐朽”的标签；而“今”则被看作与时代发展方向一致的事物，具有“进步”“文明”的特征。实际上，“古”与“今”并非完全对立，对于“古”中的“礼仪文化”“道德规范”等精华可以运用于“今”，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而对于“古”中的“封建观念”“愚昧思想”等糟粕则应予以剔除，为中华文化在现代的发展扫清障碍。“第二个结合”对“古今对立”的论点进行了重塑，推动了古今关系问题的思想解放，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思想解放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解放而解放，而是以思维方式的创新指导实践的创新，以更好地完成时代賦予的任务。新时代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是否定传统，而是接续传统、创新传统的文明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中国式”的，主要是为了区别于“西方式”，它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破解了西方现代化的“中心论”“历史终结论”[7]等狭隘论断，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而“中国特色”就必然要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生根发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各种场合引经据典，深刻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蕴，在治国理政中贯穿“民胞物与”的道德观念，“圣贤仁政”的政治理念，“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以德化人”的德治主张等等。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开放性，与时代前进步伐协调，这也是“第二个结合”能实现的重要前提。总而言之，鉴古才能知今，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进行传承，并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第二个结合”所产生的思想解放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中迸发出强大活力。

（二）“中”与“外”关系的处理：应对国际文化激荡的良方妙药

着眼“百年漫漫上下求索”之“中”，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外”，以思想解放的理论先导，化解“实践之困”“文化之困”的难题，是应对国际文化激荡的良方妙药。置身于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其惯用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进行文化渗透的现象屡见不鲜，而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与事务上，坚持的是以人本逻辑为主导的“天下大同，美美与共”的天下观，而“中”与“外”在诸多实践方面的不同构成了“中外关系”难以治愈的病症。但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中国思想文化常常被“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体系所支配。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内，对于中国在道路探索中所遇到的现实问题，习惯于用西方的理论进行解释。而由于中西方在国情、发展道路、具体实践中差异较大，若一味奉西方学术思想为圭臬，亦步亦趋，就难以有真正原创性的理论创造，也为文化自信的缺失埋下了伏笔。

面对中外关系的“实践之困”“文化之困”，“第二个结合”从思想解放的维度出发，以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和平性，为中外文化发展的關系指明方向。中华文明中所具有的包容性特征，使得中华文化有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中华文明中所具有的和平性特征，使得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坚持“不对抗、不冲突”的原则。包容性意味着，中国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优秀文化，并将精髓吸纳到中华文明的发展中，丰富与发展中华文明；和平性意味着，中国以胸怀天下的理念应对复杂的国际关系，在文化借鉴的基础上促进文化互鉴。面对外来文化的传播，坚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但坚决反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渗透；对于适用于中国发展道路的西方思想应予以借鉴，在坚守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坚持文化自觉，以中国具体的实践经验和中华文明为蓝本，总结出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创新性中国理论。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外来文化思潮蜂拥而至，在面对外来文化充斥时，要站稳脚跟，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基础上开创文化繁荣新的局面。总而言之，“第二个结合”在思想解放的意义上，从中华文化独有的特性出发，为面对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外来文化的渗透提供了有效途径。

（三）“源”与“流”关系的把握：推动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途径

坚持“闪耀无限真理光辉”之“源”，发展“积淀具体实践经验”之“流”，以思想解放的理论先导，消融“历史虚无”“文化虚无”之坚冰，是推动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途径。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初期，一些进步青年和中国共产党人由于缺乏对理论的正确认识，一度机械地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原本本地嫁接到中国，造成“教条主义”与“本本主义”在党内大肆盛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马克思主义在以其真理光辉普照世界的同时，也在被实践和运用中得以拓展与深化。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源”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流”结合起来，将其变为中国的，就必须让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深刻的化学反应”，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渗透到马克思主义的血脉之中，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明的沃土中得以滋养。“第二个结合”作为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在充分挖掘优秀文化因子的同时，推动理论与实践创新迈上新的台阶。

“第二个结合”以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姿态，使中国共产党人在更为广阔的文化空间内充分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新道路[8]。新时代新征程，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毫不动摇的同时，以实践的不断创新推动理论创新向纵深发展。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要准确把握时代的发展趋势，敢于走在时代的前列，对现实的发展作出回应，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改革。在坚持“两个结合”的基础上，重点把握“第二个结合”的重要内涵，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方式，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文化资源。在新的历史阶段，在扩展文化空间的过程中，以“第二个结合”推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也应着眼于中国具体历史境遇与优秀文化的思想资源，在肯定历史与文化的同时，接续理论的推陈出新，以更好地指导新的实践。总而言之，“第二个结合”所产生的“思想解放”在打破原有思维定势的同时，坚持历史自觉与文化自信，构建一系列原创性与创新性相融合的理论，在文化空间中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

三、“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意义所在

“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定位，凸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与马克思主义一样的“根魂”地位，这便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时代化的长路中，需要不断巩固中华文明的“根脉”。习近平指出：“‘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8]因此，“第二个结合”之所以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时代意义在于其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引领了文明再创造，并在追溯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根基中拓展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新地。

（一）巩固文化主体性

“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是因为其巩固了文化主体性，破解了“古今中外之争”，实现了精神的独立自主。

1. 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根植于历史悠久的文化沃土。所谓文化主体性是指处于某种生活形态、共享文化形态的人们对本土文化有着高度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新时代，党中央深刻认识到文化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以对文化复兴与文明进步的不懈追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境界。习近平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外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9]“古今中外之争”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古老中国应该照搬西方还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问题。过去，在中国对于如何走出自身的现代性问题上，犯过照搬西方、视西方现代化为蓝本的错误，也吃过“尊孔复古”、使民族处于停滞不前的亏，因此使“古今中外之争”的难题无法真正得到解决。新时代，中国正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而“中国特色”正是以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为根基的主体性的体现。

2. 中国道路的“摇篮”在于“第二个结合”。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断探索中，我们走上了一条以5000多年中华文明为深厚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这条道路正带领着中国人民走向新征程。历史教训已经指明，照搬西方的结果只会执迷不悟，文化复古的结果只会停滞不前，只有从中华文明的根基中寻找文化创造的主体性，才能寻找到属于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要在“第二个结合”的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挣脱“现代化=西方化”的牢笼，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同时，“第二个结合”为中国实践与中国道路奠定了文化基因。在“两个结合”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让其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下深深根植于中国土壤，在面对中国实际的革命、建设与改革中，坚持文化主体性，在理论形式中凸显“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0] 844。另一方面，要使中华文化成为现代的，从“第二个结合”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上看，要把中华文化改造为符合时代潮流的，那就一定要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开拓创新；在摒弃传统文化糟粕的同时，获得全新的文化生命力，使得古老文明在自我更新中创造出中华文明现代形态，让中国经验在自我进化中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的独立自主。

（二）引领文明再创造

“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是因为其引领了文明再创造，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與创新性发展，推动了文化复兴。

1. 文明再创造的关键在于“第二个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如何结合的问题上，习近平曾指出，结合不是简单地拼接，而是产生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指向的便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而文化生命体就是从构成生命共同体的意义上来推进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脱胎于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延续，也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用文化生命体来定义文明，便是从生命体的新陈代谢和自我更新的角度来理解否定之否定的自我批判的环节的，而“否定”与“批判”的环节体现在文化生命体中便是去粗取精的过程。一方面，从内在批判的视野出发，“新的文化生命体”解决了困扰古老文明现代化的处境，即文明传统成为现代化的对立物，现代化成为从文化土壤连根拔起的孤立体，这便不可避免地陷入文明传统与现代化相互否定的境地。另一方面，从内在反思的视野出发，将反思作为激活文明生命力的重要环节，新的文化生命体在新时代的发展进程中进行自我革命与自我反思，将时代因素融入中华文明，使之成为具有中华文明基因的现代形态。

2. “第二个结合”在促进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推动了其创新性发展，而“第二个结合”的本质便是要实现文化复兴。所谓文化复兴是指我国在进行文化建设中通过对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创造出与中华民族相匹配的现代文明形态。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时代元素，为其改造与转化提供了可能。回顾历史，在近代中国文明遭受挫折之时，马克思主义仿佛一道曙光，拓展了创新空间，使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以其包容性与和平性，为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奠定了文化基础。正是在这种相互成就的基础上，为文化复兴提供了保障，也为“新文化”的创造提供了前提。这种“新文化”既离不开对古老文明的合理性继承，又离不开与现代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因素。如果一味地对传统文化进行机械复制，最终只会将文化的创造力扼杀在摇篮中，因而对中华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影响。在此意义上，“第二个结合”凸显了中华文明的创造性与创新性的特质，在新时代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与创新发展，为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奠定基础。同时，“第二个结合”立足于思想解放的立场，针对文化传承与创新所面临的时代难题进行了科学回答，并在新的历史阶段推动了文化复兴的前进步伐。

（三）追溯中国道路根基

“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是因为其坚定了历史自信，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推动对中国道路根基的纵深性追溯。

1. “第二个结合”立足于接续奋斗的大历史观，在总结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基础上，以历史主动精神拓展当代中国的历史深度。习近平指出：“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是一个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是一项救国、兴国、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完整事业。”[11] 13基于大历史观来看，历史是在完成不同的任务中连续发展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强调要立足于大历史观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将其放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厘清所谓的接续奋斗并非绝对否定与对立，而是应该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完成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而要坚定接续奋斗的大历史观，以历史自信歼灭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认知，则需要从历史实践中形成高度自觉的理论认识，从历史实践的价值根基中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文明的历史文化实际中坚定文化自信。“第二个结合”便是以历史观的接续发展为前提，把握历史生成逻辑，在新时代凸显“守正创新”的时代要求。

2. “第二个结合”以历史自觉和坚定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筑牢了中国道路的根基。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继承性，因而现代文明如果与传统文明相脱离，便难以有符合时代前进方向的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两个结合”的时代产物，既不断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展现其独特的文化基因。一方面，中国道路扎根于中华文明，即“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12] 84。中国道路是党在百年奋斗中不断探索而形成的，也是在对中华文明合理继承的基础上开辟出来的，中国文明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深的文化与历史底蕴。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离不开中华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华文明史中拓展出来的，我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在21世纪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便在于“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第二个结合”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历史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拓展了中国道路的历史深度，筑牢了中国道路的文化根基。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发展、开拓中能够带领人民完成一项项艰难的历史使命，根本在于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高度。在推进“两个结合”的同时，深刻领会“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深入挖掘其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时代意蕴，开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融合的叙事新篇章，是进一步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筑牢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双重根基的需要。新时代，在思想解放旗帜的引领下，中国开启文化复兴、转化与创新的新征程，开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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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5]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7]  张威威，薛建立.超越西方现代性困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J].决策与信息，2023，（1）.

[8]  习近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

[9]  习近平.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N].人民日报，2023-06-05.

[10]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汪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