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远

一

这条铁道线，从树基沟沟里到北三家后岭，只有十一公里。

树基沟是一个矿山小镇，始建于日伪时期。有关它的名称由来，一直有两种说法，一是满语，意为盛产山野菜的地方；另一个是树鸡出没之地，久之，后者衍变成树基沟。这两种说法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辽东大地，山川纵横，物华天宝，无论是野菜还是树鸡都是应有尽有。

野菜就不说了。树鸡，学名花尾榛鸡，也叫飞龙。其胸脯硕大，肌肉丰满，颈骨弯曲，外形有些像鸽子或斑鸠，肉质洁白细嫩，食之味道极为鲜美；又因其爪有鳞，善奔走，故有飞龙之称。其实，此物并不能长距离飞行，更不会腾云驾雾如鲲如鹏，别说从深山大壑扶摇直上九万里，就是一二里路恐怕也飞不到——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借它浮游于天宇，俯瞰大地，更不可藉此而走出家门，放浪四方。我们是老老实实地乘坐那辆晃晃悠悠的绿皮小火车，沿着山脚下两条逶迤的窄窄的铁轨，从沟里到沟外，在穿过一片稻田后钻进漆黑的隧道，最终停靠在北三家乡后岭的半山腰上，得以来到外面的世界。

这条矿山铁道专用线，既拉人，也拉矿石。

树基沟坑口共有三个采矿点，一个叫老坑口，一个叫南岔坑口，一个叫北岔坑口。老坑口位于小镇的上头，也就是沟里，是树基沟最早的采矿点，南岔开工于1964年，北岔开工于1965年，那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小火车站在老坑口附近，是镇上第一个火车站，由西向东，沿途有南岔、3公里、石头人、二道沟等站点，基本都是为附近村庄居民所设。镇上的人出行，一般都是在沟里的火车站也就是始发站上车。

镇政府位于火车站前，这里也是矿山主要办公区，车站月台上立有一个简易的木制棚架——其实在当时看来也并非简易，它不仅可以防雨遮阳，棚下更有两侧画廊，上装若干五合板，板上糊有白报纸，几个搞宣传的人定期在上面写字画画，谓之出板报。字的内容我们这些小孩子看不大懂，画却一目了然：穿长衫戴高帽的孔老二、手提信号灯戴手套系围巾的李玉和，更有红太阳、向日葵、天安门、华表、插着钢笔的墨水瓶、卷起长筒的报纸等等，引得候车的乘客竞相观看，即使不乘车，下班放学的大人孩子路过这里也经常驻足，包括我。我来，主要是看画，并以手代笔，不停地在衣襟上比划，用专业术语或可就叫心摹手追吧。

车站前面的公路上，立有一个钢筋铁板的建筑：忠字门。这是小镇的地标，人们走过这里，总是喜欢仰头看那拱起的门楣正中间镶嵌的两颗红五星。忠字门两旁四面的铁皮上分别写有红底白字的标语，什么内容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大概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云云。忠字门下边的白灰房里住着火车司机李运华一家，某年夏天，他用菜刀将他的妻子杀害，然后越过公路和车站，沿着铁道向沟里的矿区跑去，身后跟着持枪的矿上人保组长和一队民兵。

人保组长喊：站住，再不站住就开枪了！

李运华束手就擒。

大人们说，李运华妻子是沈阳知青，下乡此地与李结婚。几年后，欲响应国家政策回城，要求离婚，李不同意，遂做下了如此傻事。其实，李运华是一个挺老实的人，也很仁义。

我们矿上，至此少了一个好司机。

二

顺铁道或公路往沟里走，过王小堡，再向北拐进一个山沟的半山腰，就是北岔坑口。

1955年，父亲从老家海城的一个矿山调到這里，在井下当搬运工。我的初中同学霍少文的父亲也在北岔井下工作——他是凿岩工，矿山最为艰险的工种。1970年，井下发生一起矿石落塌事故，造成两名矿工当场死亡，霍少文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那年霍少文五岁。后听其母说，安葬其父时，矿上只给换了一套新工作服，费用还是在死者当月也是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里扣除的。

多少年后，我和霍少文驱车回老家玩，特意来到业已废弃的北岔坑口，试图进去看看父辈们当年的作业现场，怎奈井口汩汩冒水，探之，没膝，根本无法靠近。村人描述说，里面先是一条百余米长的巷道，然后是深不可测的竖井，井壁焊有铁梯，缘梯而下，可见宽敞的计量硐室，室壁画写毛主席像和他老人家的语录。以前，常有胆大者下去拆卸废铁卖钱，惊起黑压压的蝙蝠四处飞窜，后为安全将坑口封闭。

无疑，这段历史我们永远也看不到了。

北岔附近有一个沙台后沟，是坑口井下回填用的沙堆，沙堆后面的沟口住着几户人家，其中一户是我的同学王有金家，一户是刘波二姐的同学邱振海家，另两户姓于和姓毛。邱振海原本是老于家的孩子，因邱家没有子女就过继来了，长大后，邱振海考取天津大学，是整个镇上的第一个大学生，成为父母教育孩子的榜样。

父亲虽然没有在井下出过事故，但也难逃一劫。

1973年，我七岁。一天傍晚，父亲班上的同志跑到我家（那时叫同志，不叫同事），让母亲带上父亲的衣物和一些钱，跟他们一起去矿上。我与弟弟懵里懵懂，母亲的眼泪却掉了下来。几日后，母亲回来告诉我们说父亲出了事故，腿摔伤了。一个月后，父亲也从红透山矿医院回来，却拄了拐杖。原来那天下午，父亲与他班上的同志坐在运送矿石的车斗里，从北岔沿着小火车道向北三家车站行驶，不久，车闸失灵，几节车厢如脱缰的野马一路奔跑。这时，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止它，也无法与有关方面联系。可想而知，如果火车中途脱轨，或一任到底，后果都将不堪设想。面对生与死的抉择，在一个山脚转弯处（距我家不远），父亲和他的同志毅然跳下了车……母亲说，父亲之所以选择在那儿跳，是想死了也回家啊！

对此，我深信不疑。

后来知道，父亲不是最惨的，因为邻居一个外号叫李土篮子的叔叔就再也没有醒来。

父亲在家休养了半年，大多数时间躺在炕上，用他仅有的小学四年文化，断断续续地给我和弟弟念（读）家里的两本书：《烈火金刚》《难忘的战斗》。前者很多人都知道（镇上的广播喇叭和收音机里曾连续播送由其改编的评书），后者原名《粮食采购队》，是一部描写湖北剿匪的小说。如果说我从小有过什么文学启蒙的话，也许这就是吧。

三

走铁道上学，几乎是我整个小学中唯一的路径。铁道近。如果时间允许，还可以边走边玩，比如捡石子往南面的山地上撇（北面是居民区），进行所谓的投弹练习。放学的时候大多也走铁道，除非是去市场买什么东西，才走大道。

给父亲送饭也走铁道。

父亲出车祸腿摔伤后，再上班，矿里分配他去看火药库。火药库在沟里北岔对面的南山坡上，没有食堂，一日三餐只能自己解决。有时连班，或是为了打柴、种地（父亲和工友们在火药库周边开垦了小股地）就三五天也不回家。为此，家里就要安排人去给送饭，此种差事往往也落在我们这些孩子身上。无疑，这是一个美差，不仅可以暂时逃避家里的活计，边走边玩，到地儿还能和父亲一同享受母亲给加了厚的美食——其实也没有什么，无非是多两个咸鸭蛋或菜包子，碰到糖饼的时候都很少。吃饱喝足，再翻箱倒柜，或许能从哪个犄角旮旯蹦出个子弹壳来。那个年代，这可是稀罕的东西，甚至超过夜光毛主席像章。此外，愿意去给父亲送饭，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我们班一个漂亮女生的爷爷家，就住在火药库山下，有时她去那玩儿，我们会不期而遇，虽然彼此并不说话，可我喜欢那种莫名的感觉。

铁道距南山有一片空地，除了几块菜园子外，就是柴火垛。即使不上学，不给父亲送饭，只要有空，我们也愿意去铁道上玩，如果是火车即将通行的时间（往往将耳朵贴在铁轨上判断火车的距离），就从兜里掏出几个铁钉子放在轨道上，待车轮滚过，碾出如刀似剑的形状，宛若兵器。不过不能急着去拿，烫手。

如果是冬天，也会到南山坡上放爬犁，从半山腰直接冲到铁道前。

当然，最愿意玩的还是捉迷藏，或是撇石子打仗。

有一天，大家玩腻了，杨柏栋的五哥杨柏良对我们说：挖地道吧，像电影里那样。结果如你所知，铁道南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小伙伴们纷纷跑回家里拿土篮、扛铁锹，跟着杨柏良雄赳赳、气昂昂地来到铁道南，在那片宽阔的空地上掏出一个个深坑，一条条暗道，亦在每个出口盖上油毡纸、草垫子和柴禾，伪装成“敌人”不易察觉的样子。不出几日，一场新的“地道战”就打响了。在杨柏良的领导下，我们不仅分成了敌我两伙，还效仿抗战影片，有了司令军长旅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甚至双枪李向阳、大刀王五、抗联将领杨靖宇等等英雄豪杰，都被我们率先充当。

就这样，一有空闲，我们就不知疲倦地玩着地道战，也不知玩了多久。

四

铁道北边的粮站前白灰房一共住四家，从东向西数，分别是杨柏栋家孙朋家刘波家和我家。那年腊月里的一天，孙朋和家人正坐在炕上吃午饭，忽然听到一连串的咕咕声，透过前窗，见一只野鸡一头扎进他家菜园子的雪窝中。孙朋急忙放下碗筷，趿拉一双破棉鞋奔了出去。谁知没等他靠近野鸡，后者再次起飞，越过菜园子的栅栏向铁道南而去。

顾不得那么多了。孙朋扒开栅栏，蹿上铁道，最终在南山脚下将野鸡抓获。

无疑，那年除夕夜，孙朋家的餐桌上多了一道野味。而我们三家，就没有这么幸运。

临近春节，家家都在房门前立灯笼杆，挂红灯笼，小伙伴们吃过晚饭，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站在火车道上俯瞰居民区，比谁家的灯笼杆高。

在粮站下片，虽不敢说我家的灯笼杆鹤立鸡群，但起码在我们这趟房，比刘波孙朋杨柏栋家都高。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家兄弟多，能干活，而且二哥是木匠，他不仅心灵手巧，更有一身使不完的力气，别说砍伐一棵松樹做灯笼杆，就是搬回一座大山也在所不辞。当二哥带领我们将那一棵笔直的松树砍倒，退去大部分松枝（只留下树梢的几枝作为装饰），然后拽回家来，再做一个三角形的支架，安上滑轮，套上麻绳，一个又大又红的灯笼就可以上下自由地滑翔了。其实，杨柏栋家的哥们也不少，甚至比我家还多出一个，但他家似乎不谙此道。他家的灯笼杆常年用一个固定的铁管。铁管好，防腐，却不能太高，太高则弯。所以杨柏栋家的灯笼杆，最大的意义在于一劳永逸，在于冬天伸出舌头舔一下，能粘掉一层皮。

上山砍树，即便在当时也是违法的，这使得住在下院的那个外号叫王老沟的护林员，总要挨家挨户地检查。不过，父亲与他交好，一边说树是孩子们在别的山上捡的，不属于他的职责范畴，一边叫我们给王叔倒茶点烟。有时王叔说少来这一套，有时王叔会边喝茶边抽烟地看我写春联。临走时，带上几副自在情理之中。

粮站下片，是指粮站以下铁道、大道和河套之间的居民区，大概有五十多户人家，在我童年乃至少年一起成长的伙伴中，王贵富是十分要好的一个。我说的伙伴，包括刘波孙朋贾兆良曹喜军等，我们都是同龄人。

尽管刘波经常给我背书包，孙朋也一直跟在我身后屁颠屁颠的，但除了他俩之外，我似乎还管不了其他什么人，尤其那些学习不好经常逃课的小子，或是大一二届的淘气包子，每每在下片遇见都想躲着走。这也不是说我就怎么怕他们，主要是我们玩不到一块去，所谓道不合不相为谋吧。如果说淘气，我和刘波孙朋，顶多是猫在仓房后面画几张电影票，或是在铁轨上压个钉子什么的自娱，而那帮小子绝不屑于这些，随便去谁家园子摘沙果李子不说，弄不好晚上点柴火垛也完全干得出来。

但也不是井水不犯河水。

王贵富人高马大，勇猛威武，我俩不仅是同班同学，玩伴，且他爸爸和我爸爸都在火药库上班，关系自然更近了一些。如此，再和那帮小子碰面，无论王贵富在不在场，对方多数就点头哈腰了。不过好景不长，小学没念完，王贵富就喝敌敌畏死了，弄得我们这些小伙伴一度感伤。

五

南岔也是小火车的一个站点，除了这里的坑口工人，附近的居民不是很多，只有南岔沟里的几户人家，再就是铁道下面，隔着大地和河套的熊腚沟住户，他们要想乘坐火车一般都是在这里。熊腚沟沟门那座石砬子上有一个山洞，传说住着熊和妖怪，每天日出之前，常有白雾从洞中袅袅飘出，且伴随莫名的声响，仿若仙境。我们总想去看看。一天下午，孙朋的哥哥孙贺和杨柏良决定带我们一起去。没有手电筒，我们就点燃几张油毡纸当火把，又手持棍棒、石块，一边大声喊叫一边小心翼翼地探进。自然，里面未见什么熊和妖魔鬼怪，只有成群的蝙蝠横冲直撞，但这也着实吓了我们一跳。

后来知道，这个山洞并非天然形成，而是建国初期，地质勘探队为寻找矿脉用火药炸开的一个洞穴。

某年夏天，雷雨天气里，我从南岔沿着铁道往家走，忽然看见一个大火球从熊腚沟那边往沟里飞，一路跳跃奔突，直到中学校园的上空。如果再向南飘移就是粮站，过粮站就是我们居住的那趟房了，窜进谁家，是不是要把房子引燃？

好在，火球在一路狂奔中突然破灭。

我们小伙伴出去拣地、打猪草、采鸡鸭鹅狗吃食常常先走一段铁道，到南岔再转向大地。有时接出去拣地的母亲也是走铁道，铁道高，更容易发现母亲的身影。

清晨，天刚蒙蒙亮，母亲就起来烧饭。做好，自己匆匆吃过，再带上两块饽饽、几根咸菜、一包烟丝。母亲从来不带水，因为水沉，瓶子又占地方，渴了就到田边的小河里掬水喝。但母亲的包和筐带的是最多的，大大小小，三四五个，由于拾到的粮食不同，就要分门别类装入。母亲拣地走得早，回来却很晚，往往与她同去的婶娘都到家了，我们还要等她许久。

那是一个雨夜，父亲上班去了，我和弟弟在家，时间已过八点，刚下晚自习的三哥见母亲还没有回来，就将小弟送到邻居家照看，然后带我去接母亲。我们沿着河边的那条路边走边喊，直至二三里地，仍不见母亲。我们又穿过庄稼地，来到小火车铁道上。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才发现一个身影，是那样渺小，那样羸弱，在雨夜的田间蹒跚着、移动着，又仿佛静止着。我知道这是母亲。她已浑身湿透，疲惫不堪，肩上背着鼓鼓的袋子。

其实母亲是一个胆小的人，且又体弱多病，可她竟然一个人走在地里，又是这样一个雨夜。后来她对父亲说，雨是傍晚下的，她边走边拣，不觉天就黑了。

那一年冬天，我们家的菜碗里多了些油星，主食亦很丰富，地瓜、苞米、高粱，还有那白白的大米。临近过年的时候，与其他人家一样也炸了麻花，因为母亲拣来的大豆换了满满一桶油。

六

某年夏天，我和刘波在南岔铁道下边的农田里，冒着毒日头挖完野菜后，发现地里有一口很大的水井，就扶壁而下想洗个澡。其实，我俩都不会游泳，下去也无非是将一半身子探进水里，凉快凉快而已。上来后，我们光着屁股坐在井沿上正在惬意时，刘波不小心把镰刀弄到了井里。这让他很是恼火。要知道，镰刀没了，他回家不仅要受大人的责骂，如果知道还在大井里洗了澡挨顿胖揍也说不定。

望着沉入水底的镰刀，我们束手无策。

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正急急地呼喊着奔向我们：小兔崽子，谁叫你们祸害我家的苞米？现在苞米正上浆呢。

此人我们认识，附近村里有名的二虎。虽然我们并没有动他家一穗苞米，我们也是不敢惹他。怎办？跑呗。我俩拿起衣服和装着野菜的篮子，沿着田间小道向铁道跑去，边跑边回头看二虎的动作，好在后者并没有认真追上来。我和刘波套上裤衩背心，垂头丧气地坐在铁道的枕木上。这时，隐约听到不远处传来哦哦哦的喘息声，我俩寻声去看，只见一个男人（可能是北岔工人）正立在铁道下的涵洞里，一手扶墙一手在自己的下裆不停地抖动着，半退的裤子露出两瓣古铜色的屁股。

我们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忙活什么，遂悄然遁去。

七

土窝棚西山在3公里火车站上面，林木茂盛，百花绚丽，是春天采野菜和秋天拣蘑菇的好去处。

秋天的早晨，露水尚未融化的时候，我和三哥及他的同学邵守红就急急地穿上靴子，拿着柳条筐和鐮刀沿着铁道向下走，到3公里右转，就钻进了西山。邵守红是采山能手，他知道哪里有成片的蘑菇，而且他的歌声极美，仿佛山涧的流水，悦耳动听。每当我们钻山累了，就坐在冈梁上听他唱歌。诚然，我与三哥不会唱歌，就是蘑菇也认不全，通常是邵守红的筐都装满了，我俩还不到他的一半。这时，他就会主动帮我们拣，或干脆分给我一些。

一次临近傍晚，我们仨的筐也没有拣满，而肚子却呱呱乱叫。我们没有带干粮的习惯，即使走上一天。秋天的山里野果满枝，饿了，随便摘一把就可以填饱肚子。可是那天不知为什么，我们居然没有找到几个山梨几个核桃——也许都被人们采光了吧！出树林，拖着疲惫的脚步向山下走。在经过一片地瓜地时，邵守红眼睛一亮，让我停下放哨，他和三哥猫腰进去，不多时，邵守红就光着膀子，怀抱鼓鼓囊囊的衣服跑回。我们来到山脚下的一个小河沟，邵守红把衣服散开，一堆或红或粉或白的地瓜就滚落下来，其中一个最大的好像娃娃一般，又白又胖。邵守红把我筐里的蘑菇倒在地上，将大娃娃放进去，然后又把蘑菇重新敷在上面，说：今天，你拣得最多！

那些剩下的地瓜当然进了我们的腹里。如果不是怕村人发现，我们一定是要拢火烤着吃的，那样会更香更甜。

八

3公里是一段长长的漫坡，有经验的司机开车，如果是从沟里下来就缓慢放行，这样既省电也省力。如果是从北三家上来，就要加足马力，一蹴而就。但也有意外，且祸不单行。

那是春天，五一劳动节前夕。早上八点，运送矿石的火车开到3公里，也是车闸失灵，一路向北三家驶去，穿过隧道，一头扎在终点处绝户线下，好在这里有翘起的钢板阻挡，才使车头一半悬在毛石坡上。司机右腿骨折。身为后勤木匠的二哥，第一时间被派去现场，他要根据司机的受伤情况做拐杖。

二哥问：一支够不？

司机龇牙咧嘴地说：难道你……还想让我另一条腿也受伤啊！

二哥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二哥的意思是双拐虽然影响形象，但更助力。

出了如此重大事故，树基沟坑口无法也无力处置，只好请求上级单位，也就是比它更大的红透山铜矿派出专业人员前来救援，经过三天三夜奋战，才将半悬的火车头恢复原位。为了表示感谢，后勤王主任派人在北三家供销社买了两箱啤酒（那时，树基沟还没有啤酒卖），准备带到镇上请参加救援的兄弟们喝。

王主任说，喝过这场酒，我的主任位置也就坐到头了。

工友们将信将疑。

下午三点，客运车按照正点首先从北三家站载着旅客出发，接着是一辆平板车，拉着王主任等十几个救援人员。那时，我三哥同学付希全正筹备婚礼——他在北三家买了一面大镜子，由于客车厢里人多拥挤，就委托坐在平板车上的人帮他带着。当客车和平板车一前一后驶到半路时，平板车司机发现前车怎么倒滑了下来？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咣”的一声巨响，前车尾部与后车前头瞬间支起一个大大的“入”字，很多人被甩出平板车外，头破血流自不必说，就是客车厢里的人胳膊腿骨折者亦不在少数，好在没有死亡，一些比较严重的伤员被树基沟坑口、北三家乡政府和从红透山矿赶来的救护车送往医院。

如你所知，付希全给新娘子买的大镜子和王主任们的庆功酒业已灰飞烟灭，平板车及其车轮下的轨道上洒满碎玻璃碴子和淡淡的啤酒花香。

而二哥又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岗位，给平板车司机做了拐杖。也是单拐。

九

从树基沟流下来的鸭河在二道沟右转，过黑石木村注入浑河。小火车至此，必从河上的铁桥穿过，每每这时，司机总要拉响长长的汽笛，以致脚下发出隆隆的回声。

二道沟，也是树基沟至北三家铁道线的最后一个站点。

这里农田广布，沃野千畴，尤其到了秋天，一望无际的稻田金碧辉煌。每当丰收时节，我的母亲和她的伙伴常常来这里拣地，收获农人遗失的粮食，仿佛米勒笔下的拾穗者。这里到北三家乡有更便捷的公路，村民们出去办事就很少乘坐矿山的小火车了，何况还要花两角票钱，所以，这个站点经常不停车。

如前所述，树基沟原本只有几户、十几户人家散落在大山深处，后因沟里发现铜矿才逐渐形成村落，及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成为红极一时的矿山小镇。每天有客货专车，沿着两条瘦瘦的铁轨穿过北三家后岭隧道，停在半山腰上。如果是货车，就将车斗里的矿石翻到山下，再装上与沈吉线连接的货车，运往清原选矿厂。乘坐客车的人，则走一条Z字形小路去往山下。北三家乡，也可以说是沈吉线上的一个重镇，一个交通要塞，早在后金时代就是努尔哈赤屯兵之地，至今留有许多历史遗迹——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打住。总之，人们从这里可以奔赴任何一个地方，用现在的话说是寻找自己的诗和远方。

如今看来，这些都是依稀的往事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随着矿产资源的逐渐枯竭，树基沟坑口关闭，大部分职工家属迁往一个更大的矿山——抚顺红透山铜矿，往日热闹的小镇又回到它的初始状态。那条曾经满载着矿石和旅人的铁道已经拆除，留下一条十一公里的日渐模糊的路基，远远望去，如同废弃的长城或明清时期的柳条边。

或许，干脆就是一道长长的疤痕。

【责任编辑 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