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漫

1.想起丰子恺和夏目漱石

丰子恺雇一条船，自故乡石门镇出发，沿大运河向南去杭州，用两天时间。他放弃半日便能抵达的汽车或火车，走水路，因途中有古镇塘栖可逗留。

船夫在摇橹，欸乃有声。船舱里设一榻，可卧着读书、入梦；两旁窗子嵌有玻璃，避风雨，也能透窗观察两岸树木、人物和云朵，像流动的画卷；一小桌，可供四人共饮、打牌，“竟像一间小小的客堂”——在晚年所作散文《塘栖》中，丰子恺如是感叹。若独自乘船，他就在小桌上展纸蘸墨，寥寥几笔，勾勒出一幅漫画。漫画中的人，眼睛和嘴巴一概省略，重在以姿势和行动传达内心。画面一角，写三两言语，如：“春燕带得落花归” “此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家家扶得醉人归”……笔墨间，尽是江南风致。

船夫远远看见超山一脉青苍轮廓，广济桥如长虹卧波，就低声预告：“先生，到塘栖了！”丰子恺收拾纸笔，起身到船头，看这一座他熟悉、喜爱、无数次路过的古镇，逐渐放大。两岸的店家、作坊、白墙黛瓦，河埠头上捣衣、洗菜、刷碗的妇人，赤裸裸跳入河中洗澡的少年，全面包围视野和内心。

河面上，大船与小舟，帆樯相连，穿过广济桥七个大大小小的桥洞，延续余下的行程。或停泊于岸边，卸物装货。卸下异地异国的煤油、脂粉、自行车、电唱机等工业品，装上塘栖的樱桃、枇杷、桃子、稻米、丝绸、糖色、甘蔗等特产。灯火初上，商人与船客结伴去水北街或水南街游荡，入餐馆或青楼沉醉一番，进戏院听昆曲、越剧或京剧。次日，气色一新，乘船赶路。由此可见，塘栖，这座距杭州城不远不近五十里的古镇，因大运河澎湃穿越，人烟与灯火何其繁盛，财富、欢愉和传奇多么丰盈。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始于隋唐，以图国家治理的完整性和融通能力。明清兩代，紫禁城日趋内向，对大海和大海以外的世界充满恐惧和敌意，推行海禁政策，更重视大运河功能的完善，不断拓宽河道、调整走向，让南方凭此向北方输送财力、士子、吴语软侬的后宫佳丽，接受京城里来的圣旨、密探、大臣甚至皇帝。半天下之财赋，悉经塘栖出入。当这条河雪落冰封、舟船堵塞，古中国的一次肠梗阻，让南北人民为之疼痛。一八四〇年之后，因英国军队占领扬州，控制大运河与长江的这一交汇处，像攥住清廷睾丸，遂有了《南京条约》的签订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的全新书写——刀尖与笔尖，蘸着血泪与烽烟。

大运河原本流经临平，但淤塞严重。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水浒传》中宋江的原型人物张士诚，率将士改变运河走向——弃临平，在塘栖拓宽河道，使这一小渔村迅速繁荣成为江南名镇。岸边，出现一系列码头、作坊、工厂、仓库，有了皇帝的行宫、御碑，有了教堂和礼拜仪式，有了各种外语、方言、戏曲、流言蜚语、传奇故事，也就有了丰子恺对这座小镇的深沉眷恋。一次次乘船抵近、上岸，喝一壶梅子酒或米酒，配几碟小菜。若有雨，丰子恺会更加愉快，想起“画船听雨眠”“夜船吹笛雨潇潇”等前人诗句，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现代人了。打一把伞下船，去水南街的廊棚下坐半日，听雨复看雨，远近人事忧欢，清晰浮现于心头。若五月路过，枇杷成熟，他会买来一串带到船上，吃着去杭州。如此缓慢而细腻的喜悦，那迅疾而潦草的汽车和火车，无法给予。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他携妻挈子，远走西南避祸。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回石门镇，缘缘堂在日寇轰炸中化为废墟，草木萋萋鸟惊心。无家可归。随即丧失一条从石门镇到杭州的水路。移居上海，终老于那座大城。在漫画里、文章中，反复画这一河流，写这一小镇。

二〇二二年秋，我与诗人树才、缪可构、荣荣相约，分别自上海和杭州这两座与丰子恺有关的城市出发，到塘栖游走散心。各自乘汽车而非坐船来，就少了民国初年文人的风雅。周作人在《乌篷船》《苦雨》中，描叙过与丰子恺类似的经验：雇船去乡下看戏，坐船头，看才子佳人唱念做打，困了，进船舱倒头就睡，“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未言及塘栖，大约没来过这一小镇，是他的遗憾。

我们住在水北街，酒店由明清时期一座米仓改造而成。睡下来，感觉自己与一袋米相比，芜杂、沉重而无用。反复沿运河散步，反复越过广济桥，白天或夜晚，独自或结伴。周遭景象，迥异于丰子恺所见所写。河面安静，没有船来帆去的喧闹。原因：一方面，为保护广济桥，近年在塘栖镇旁另辟新河道以通船；再一方面，陆路与空路密集交织，使大运河运输功能日渐衰退，着重于供人怀古、审美与沉思。故，当下塘栖，旅行社三角旗颇多，梅子酒和枇杷一类伴手礼颇多，咖啡馆与酒吧颇多。从前围绕商人、船夫、农作物而生存，现在面向游客呈现自身魅力，塘栖在蝶变，正如时代在嬗变乃至剧变。

唯有食物滋味不变。走进丰子恺喝酒吃饭的小餐馆，我们喝酒、吃饭。枇杷和梅子酒，当属于暮春初夏时节。眼下，有粽子和米酒，可咀嚼到与前人相通的甘苦辛酸。就感觉丰子恺一路跟随，出餐馆，迈上广济桥，过河，对我们戴口罩的脸、漂浮的步态，很不放心。他似乎仍在顽固地朗声陈述：

我谢绝了二十世纪的文明产物的火车，不惜工本地坐客船到杭州，实在并非顽固。知我者，其唯夏目漱石乎？

我能洞彻一个民国文人的忧虑吗？他抵触“火车”这种文明的产物，与夏目漱石一致。这个日本作家曾感叹，“像火车那样蔑视个性的东西是没有的了”，“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大家用同样的速度奔向同一车站”。在疫情期，病毒通过飞机、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传播，没有任何一人、一城、一个国度，能置身事外。“同一车站”里，有我们共同的、无法区别和选择的命运？在塘栖，想起丰子恺、夏目漱石，感觉他们在陪同几个郁郁寡欢的后生，上桥、过河、唠唠叨叨，我，就不觉得那么孤穷了。

如何在火车所隐喻的力量面前，保持一艘客船那样的个性与独在？这是一道难题。

2.梅花忆我我忆梅

这几日，与塘栖诗人交谈，总听他们念叨丰子恺的《塘栖》，郁达夫的《超山的梅花》。像怀旧的人，念叨家谱。的确，这两篇文章，字里行间有本地的来历和血脉。大运河边，超山下，塘栖这一小镇，在言辞中获得了不会毁灭的永恒感。

北宋，苏轼在离任杭州通判时，与一个名叫马中玉的漕运官依依惜别，赠诗：“知君仙骨无寒暑，千载相逢犹旦暮……明朝归路下塘西，不见莺啼花落处。”诗中“塘西”，即塘栖，他的笔，让这一小镇首次出现于中国诗文。尽管此时大运河尚走临平那一路线，塘栖未兴盛，但苏轼返中原时，思谋乘船经过这一小镇，大约对未来河流变迁有预感？他应该也到超山看过梅花，我未见记叙，遗憾。

明代，塘栖文人胡敬，这样写雨中的家乡：“野艇过桥波影乱，长廊遮路屐声稀。”在大运河舍临平而就塘栖后，小镇文风日盛，举人与秀才辈出，藏书楼与雕版书坊繁多。连镇上的某一裁缝，也能写诗，有“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添暖旧棉花”之感叹传世，比胡敬写得好。好就好在，裁缝写出了许多文人有意回避的凡事俗情。若杜甫和白居易看见这裁缝，也会欢喜。晚清，某日，林琴南与隐居塘栖的夏容伯，结伴登超山，作《记超山梅花》，有“纵横交纠，玉雪一色”“丛芬积缟，弥满山谷”一类古旧言语，与前朝士人笔下的梅花无区别，乏新意，难以动人心魄。

白话文中的塘栖，动人心魄，或许就是从塘栖裁缝一类民间表达中，得到启示。

郁达夫《超山的梅花》，写于一九三五年一月，面世早于丰子恺写《塘栖》的五十年代。这篇散文，与《钓台的春昼》《方岩纪静》等名篇，确立郁达夫“中国现代游记体散文大家”的身份。文中，郁达夫写登上峰顶后，“东瞻大海，南眺钱江”，而山间梅花，“自然自成一个雪海”，“比到罗浮的仙境，总也只有过之，不会不及”；写塘栖人以果木栽培为生计，故，一年四季，有梅子、樱桃、枇杷、杏子次第成熟，超山梅花之所以种植盛大，非乡民们“在学林和靖的终身不娶”、幻想让梅花生出一只仙鹤；写杭州城市民，在立春前后蜂拥看梅，大都直接乘车到山下，完全不同于古人，只有大运河这一条水路可走，须乘船到塘栖，再披蓑戴笠、冒雪上山……

郁达夫和丰子恺，写出民国早年的塘栖之美，细节与观念，迥然区别于前朝文人的古典情味，故充满现代性。我来塘栖，如何言说当下、自成面目？这是一道难题。

我和朋友，重温一番郁达夫、丰子恺的文章，决定，乘船而非乘车去超山看梅。都明白，在深秋，只能看梅树而不见梅花，就像只能看开演前的空戏台，不见化妆室里涂脸描眉、默诵唱词的女子。都明白，我们在向那些看梅、爱梅、写梅花的前人，致敬。在船上，看大运河两岸，时时有钓客，将钓竿垂系于水面，身后停着一辆越野汽车或轿车。时时有挖掘机，像巨型动物昂首前进、破壁推土，重建新世界，吸引未来游客和现金流。时时有大型货船掠过，满载钢材、集装箱、木材，船舷上写着“赣”“苏”“浙”“闽”“徽”一类代号，像勇猛精进者的名字。

超山，的确超越周遭其他山丘与平野。桂香扑鼻，代表梅香，安慰我们的嗅觉和内心。唐梅，宋梅，仍是郁达夫见过的样子。尤其是那一株宋梅，备受宠爱，因它能开出六瓣的腊梅花，比寻常五瓣梅花多一瓣。一九二三年，吴昌硕、周梦坡、姚虞琴等文人，在塘栖人王绶珊的陪同下，同游超山，在宋梅旁商议一番后，建“宋梅亭”。这翘角飞檐的开放式空间，可容十多人闲坐、观梅、饮茶、弹琴。我们也像那几个民国人一样，坐在宋梅亭内，读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句子。姚虞琴：“腊雪不沾墙下水；冻梅先袒岭头枝。”钮衍：“几度阅兴亡，花开如旧；三生证因果，子熟有时。”马一浮：“与林和靖同时，高风在望；问宋漫堂到此，香雪如何。”……

在乡民眼里，梅花代表无尽财富。在文人笔墨下，梅花蕴含高洁情怀，与浊世为敌。两者都是美好的事情，无尊无卑。超山梅花洞晓这一切，故，开放得更加烂漫，让人间种种情愿，都能得到落实和寄托。

超山上，最动人的诗句是吴昌硕留下的。他自幼爱梅，自称“苦铁道人梅知己”，成为海上画派巨擘，不断画梅咏梅。晚年，屡屡乘船，自上海来塘栖、登超山，在梅林里徘徊流连，头上身上落一层大雪般的梅花。站在那一株宋梅前，喃喃道：“这是苏东坡看见过的梅吗？”报慈寺主持正法禅师笑了：“缶翁看见了，坡公就看见了。”吴昌硕亦即缶翁，也笑了：“说得好，我送您一幅画、一首诗吧。”正法禅师急忙引吴昌硕进入香海楼，安排僧人研磨展纸。遂有了《宋梅图》，刻在一塊黑色大理石上，嵌在宋梅亭旁，是四季开放的一枝白梅。吴昌硕所作的那首诗，刻在超山入口处的牌坊立柱上：

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

何时买棹冒雪去，便向花前倾一杯。

这一个爱梅花的人，在一九二七年冬去世。一艘船，载着一具棺材，自黄浦江进入大运河，在塘栖上岸，葬于超山。这是吴昌硕生前选定的墓地。他一次次来塘栖、超山，像演员正式演出前一次次走台。我们把携带的一瓶米酒，倾倒在一个巨大半圆球形状的坟墓前，这个眼睛细小的矮胖老人，能被酒香唤醒吗？立春前后、梅香浓郁时节，他大约会推开墓碑那一扇石头质地的门，到超山峰顶，四望咏叹：“梅边结茅屋，且看天下春。”

我们在大明堂内喝茶小憩。斟茶的女子，姿势里有无限情愫，像春风吹动开花的梅枝。听说我们是写诗的人，女子就拿出毛笔和宣纸。树才写了两句话：“唐宋随风去，梅花年年开。”我写了一段话：“在秋天来超山访梅，很合适——爱的前提，是强烈的空无。美的力量，产生于转眼即逝。”那女子盯着纸，出神片刻，微微鞠躬致谢。

游过超山，不愿在山上吃冷豆腐黄米饭的人，尽可以上塘栖镇去痛饮大嚼。从山脚下走回汽车站去坐汽车，原也便利，但这一段路，总以走走路坐坐船更为合适。

下山时，我们按照郁达夫文章结尾处的建议，走走路，再坐游船回塘栖，大约也契合于丰子恺、夏目漱石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吧。

诗与文章，是一种慢，古老的缓慢，还能抵御科技的快捷和盲动，带来的种种狂热和灾难？

3.小菜馆与大运河

一丛梅花凌风翻折，宋梅亭下，有一人端坐，背影孤清。彼何人斯？吴昌硕、郁达夫、你、我、他……

塘栖画家吕幼纲，六十岁出头，留胡须，小心翼翼展开其一幅代表作。画面右下角，题有“超山有宋梅”一句话。从画面上，能看出山风很大，这对画家笔势的凌厉峭拔，要求高。我问他：“画中人久久不转身，在想什么？”他笑了：“在想，如何对上‘超山有宋梅这句话？”我们都笑了。吕幼纲说：“先生们都是诗人，替亭子里那个人，对一对？”缪可构应答：“塘栖无新人。”大家抚掌赞赏：“对得好！有意味。对，我们都是从古代过来的人……”

水北街，这一处两进院落，是吕幼纲祖上旧宅，高悬一块刻着绿色“缘园”二字的黑色匾额。

一进，门口树起“缘园私房菜”招牌，有若干包厢和大堂。时间尚早，未到中午，有客人围桌茶叙。墙壁上，挂一块黑板，有红、黄、白三色粉笔涂鸦，字迹各异：“生逢俱如意，日沐南风吹。”“每月一聚。”“苏州群仙会到此一游。”“塘栖枇杷好，超山梅花香。”“长河落日圆。”“李亚亚，我爱你。”“私房菜味道好。”“杭州琴友塘栖行。”“吴雷是个痴呆儿。”“忘不了你，像感染了瘟疫。”“夜色难免寒凉，前行必有曙光。”……我独自看半天，猜想涂鸦者中，有明清的文人和裁缝，有来世的英雄和痞子？散乱句子间，夹杂绘图、人脸或日月星辰等，让我感动和走神。每个小菜馆，都是小规模的中国。何况，这小菜馆门前有大运河奔流，进门吃饭的凡夫俗子，肠胃间的情感就异常丰盈、悠远。

二进，就是吕幼纲接待我们的这一空间，挂两个牌子：“香雪海艺术馆”，“塘栖镇美术家协会”。正堂宽敞，设置长画案，可容下二十多位画家雅集创作，或对坐品茶。每年元月、五月和十月，分别属于梅花、枇杷和桂花的时节，吕幼纲作为美术家协会主席，带领画家们去超山或田园采风，再回到这旧宅创作。大梁上，高悬暗红色木匾，以金粉、楷体，写着“明纲饬纪”四个大字，是道光年间吕家祖辈手笔。

四百年前，明嘉靖年间，塘栖少年吕需，在广济桥旁边的码头乘船，去南京，在国子监当太学生，以一篇《谈天雕龙论》惊动朝野。目睹种种腐败黯淡，绝了仕途之念，还乡隐居，沉浸于水墨和修辞。待兵部侍郎兼浙江总督胡宗宪，挥师剿倭，发出召唤，吕需与徐文长，应声出任其幕僚，征伐于山海间，安定江南。晚年，吕需与兄长吕北野，在水北街叠石垒山、理水植树，建别墅“吕园”，筑藏书楼“樾馆”。戚继光、文徵明、陈继儒等名将雅士，乘船坐轿入塘栖，成为吕园座上宾、樾馆沉醉客。

塘栖镇，明清以来涌现众多名门望族。卓氏：祖籍瑞安，移居塘栖后财雄一方，修桥梁，建道路，兴义学，在晚清陷入文字狱，举族蒙祸，一蹶不振。劳氏：祖籍崂山，乾隆年间移居塘栖，开设鼎昌布店、人和木行、劳永康米店、荣兴布店、祥泰丰布店、协泰染坊、塘栖电厂、劳鼎昌米行、波华丝绸厂……半个塘栖镇，都是劳氏家族的资产。范氏：范仲淹之后裔，以蚕丝生意兴家，设“恒久土丝行”，后在上海和杭州建丝厂，以“金狮牌”“鹤童牌”“莫干山牌”等商标，名扬海内外。冯氏：明末清初，有冯文昌以诗文名扬江南，其宅邸，后来化为尼寺。车氏：有车家弄、车家桥等地名流传，可见其家族显赫。沈氏：儒士辈出，政声卓越，有沈家花园传世。虞氏：唐代书法家虞世南之后人，清末自慈溪移居塘栖，一九二九年，虞洽卿来塘栖认祖归宗，虞氏宗祠后改作“世南学校”……

一条大运河，吸引无数移居者，构建起这个姓氏纷杂、血缘繁复的小镇，把异乡改造成故乡。塘栖，遂成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之地：资本、工厂、雇工、技术等因素汇聚，迸发出财富的光辉，符合地理、时代和经济学的逻辑。光绪二十二年，即一八九六年，湖州庞元济、杭州丁丙，合资在塘栖开设大伦制丝厂，拥有从意大利进口的两百多台缫车，所产“仙鹤牌”细丝，在第一届西湖博览会上获金奖。抗战时期，这一著名制丝厂被日军洗劫一空，成为军营，如今是“中国近代工业遗产保护地”。这一阔大院落内，白墙斑驳如伤痕，黛瓦，与高远处天色保持一致的青苍庄严。

塘栖，即“在塘河（江南对人工河的称谓）边栖息”。我在塘栖游荡，那就应该去做水一般的智者、创造者，流动而不凝滞，利万物而不争。

吕氏与镇上其他氏族一样，在明初，由浙东迁徙于此。吕园与樾馆，今已不复见，只有缘园这一古宅幸存，成为画家吕幼纲的精神家园。旧墙壁上，一组刻艺精湛的砖雕，有人物、花朵与亭榭，微妙而生动，吸引我凑上去细看。似乎是古戏剧场面，在演绎中国的伦理与情感。吕幼纲说：“为保护这砖雕，曾涂上去厚厚一层石灰。后来，小心翼翼清洗、复原，残留一层微白，像下雪……”盯着那微白，我们都叹息一声。

吕需也是画家，有《梅林访道图》悬于樾馆，失传，仅记载于家谱中。那画面，也有超山梅花和高士吧？與吕幼纲那一幅《超山有宋梅》，意境相同，因古今情怀相同。

吕需还是诗人，有《长桥晚眺》存世，写的是秋暮时分，站在广济桥上的所见所思：“碧天秋水渺，红树夕阳多。到岸摇船旆，连舟起棹歌。”

4.藕粉糖色

“聚源昌”店名标志，在水北街乃至整个塘栖，最醒目。三个黑色楷体大字，横写于店门上方白墙。门两侧，竖写“藕粉”“糖色”四字，对岸、船头或广济桥上的人，都能看见、明白：这是一家卖藕粉和糖色的店家。丰子恺、郁达夫和吴昌硕们，大约都走过、看见，进店喝一碗热水冲开的藕粉，肺腑顿然灼热、滋润，再提着两三盒糖色，回石门镇、杭州或上海。苏东坡没有看见过这一老店，它开立于晚清，只有百年史。

“藕粉糖色聚源昌”，像上联。我试着对出下联：“荷开果熟塘栖香”。眼下，秋凉时节，湖泊里的荷息影退场，超山的花果次第隐居。但有藕粉和糖色作为化身，那春夏时节的甘美，仍在和我相遇相知。

藕粉，名闻遐迩，是明清两朝的供品。二十斤莲藕，才能制出一斤粉，类似于用二十年个人经验，才能写好一首诗。糖色，是泛称，包含糖水青梅、糖水枇杷、话梅、金橘、杏脯、糖佛手、红绿丝、蜜香远、水桃酥、云片糕、寸金糖等甜点，糖的颜色，微雪般闪烁其上。也特指蜜饯。可见，塘栖人的生计，与超山梅树等各类果木，与周遭田野湖泊，息息相通。镇上店铺，大抵紧连作坊，匠人制作，商人应酬。客人们坐轿、骑马、乘船或步行，在小镇，以美食安顿心身。清朝文人袁枚的《随园食单》，写到过塘栖。

走进聚源昌，买藕粉。店员是女孩，问我即时喝还是带走喝。迟疑片刻，想象丰子恺、郁达夫和吴昌硕，若面对这一询问，如何反应。我说，即时喝吧。坐在近门口的位置，看过路人、广济桥。桥下，河埠头，从前捣衣、洗菜、泊船的地方，有几个做视频直播的男女，弹吉他，面对手机边跳边唱。世事沧桑，唯有古桥与运河未变。正如这聚源昌，来来去去，唯有藕粉和糖色未变。幸有这种种“未变”，使人们能够在变乱里活下去、爱下去。女孩以热水冲开一碗藕粉，送到面前。它半透明，如胶似漆，像一种难以辨析、分离的情感。我摘下口罩喝着，有些难过，不知道为什么难过。

一个老妇人身着青色长袍，戴粉色口罩，緩慢来到店门前，深深看一眼。气度异于常人。女孩忙出门迎接，扶老人进店坐下，用热水冲一碗藕粉递过去。老人问：“客人还是少吧？”女孩答：“比前一段多了呢，周奶奶。”老人点点头，摘下口罩，慢慢喝：“嗯，好……”

我转身，面向老人：“阿姨高寿啊？”她朗声答：“九十了！”看出我的好奇心，她主动说：“我姓周，二十岁嫁进这胡家，成了女主人。现在，胡家，与聚源昌没关系了，但还是想它，隔一段，我就来看看……”老人面目端正，早年应是美人。她喝一口藕粉，接着说：“我婆家祖籍安徽，避战乱，来塘栖扎根，做藕粉、糖色生意，富起来。杭州、苏州和上海的客商，都知道聚源昌，在这门前码头上半船、整船地进货。回去后，贴上自己的牌子去卖，都发了财。运河上的南北客，也知道聚源昌，下船歇息半日，买一堆塘栖特产回家，给亲人解馋，送朋友做礼物……”老人看门外大运河，似看见船来客往。无船来客往。她、我和女孩，都有些惆怅。

“您娘家也在塘栖镇上吗？”我扭转话题，老人笑了：“我娘家就在河对岸，看，就是那廊棚下的一家！现在成了店铺。我从小呀，天天看河这岸，先认识‘聚源昌三个字。您说，这是不是缘分？”我笑了，有些感动：“是缘分，缘分……”老人继续回忆：“我念过书，读《论语》《孟子》和英语，在当年，是蛮稀奇的事啊。嫁入聚源昌，也是因婆家听说我通诗文、明事理，就来提亲。出嫁那一天，坐船，顺风顺水的意思，吉利。没走广济桥。我还记得那嫁妆：两条丝绵被，一条棉花被，三只皮箱，四只樟木柜。婆家摆了十桌酒席，不算铺张，是过日子的人。现在，他们都走了。我，也快走了……”语调平静。喝完最后一口藕粉，掏出一张纸币。女孩推辞：“老板交代了，要照顾好您，不能收……”老人坚持：“必须收，不然我就不来了。”女孩只得收下，找零。

老人戴上那一个粉色口罩，挥手告别，我搀扶她出门。老人看着我：“先生，您像读书人，多来塘栖啊，景色多好。从前呀，水北街一带更热闹。有许多商铺、作坊、工厂。大多是缫丝厂，咱江南种桑产蚕嘛。大伦丝厂、祥伦丝厂、崇裕丝厂、华伦丝厂……女工多，手巧，勤快，这些工厂都不喜欢男工。整个镇上，有两三千女工呢！每月挣工资，是丈夫收入的好几倍！说话就硬气，在家里有地位，我可羡慕她们了。上班时，她们的丈夫，划着船、骑着自行车送，下班划着船、骑着自行车接，脾气好得很——塘栖没有大男子主义。”我笑了，陪她缓缓朝广济桥方向走。

“我也想去当女工，女性求解放，在民国很时髦的！公婆和丈夫，怎么会同意？我只能做家务、带孩子，悄悄写过诗，还记得两句：‘春风吹我襟，探问喜与哀。让您笑话了吧？”老人眉目间显露出羞涩，我心热了：“写得好啊，阿姨！能背诵全诗吗？我记下来！”老人停下脚步，费力想了一番，叹口气：“忘了，就记住这两句。解放后，不时兴写旧体诗，我写诗的笔记本，撕毁了……公私合营后，当工人，我终于走出聚源昌。现在，儿孙远在各地，我一个人过，连保姆也不要，自由自在。退休金不少，够花了——您别送，再会啊！我和您是陌生人，遇见了，说这么多话，算是缘分吧？”我连连回答：“缘分，缘分！”看她慢慢远去的背影，想象民国时代一个知识女性、一家店铺女主人的生活，有些恍惚。

在塘栖，文人和裁缝之外，还有女性写诗的传统，可见此地风气之新异，与大运河涌动相关。我能查询到的塘栖明清女诗人，有卓灿（“秋色恼人怀，静掩芙蓉院”）、张似音（“篱落寂寥闻犬吠，邻家沽酒过柴门”）、虞净芳（“倾城不解笑，幽独更多姿”）、席佩兰（“由塘栖至杭，桃花数十里，艳如锦绣”）……如何在表达自我中，成就自我？对于塘栖镇上的古今女性，乃至对于任何人，都是一道难题。

返回聚源昌，买了一些糖色和藕粉，准备送给家人和友人。问女孩：“这些都是店后面的作坊生产的吧？很安静呢。”女孩说：“店后面的作坊，还在生产，销售量低了，工人少了。还有一个加工厂，开在镇外的经济开发区里。会好起来的。先生，您再来啊……”我点头。她始终戴着口罩，从眉目间能看出清秀的模样。是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作坊会热闹起来。女子们的美，将充分展现于阳光里。

沿水北街走，一系列店铺、民宿、南货店、咖啡馆、酒吧，敞开着。客人不多，背景音乐热烈。只要门敞开，心敞开，我对未来就不应该失望、断念。

5.两个女子

半夜时分，教堂旁，一座西式两层小楼下的大门，被当当当当敲响。信徒、助产士徐若仙，蓦然惊醒：一定是有妇人要生产了，来求助。她急忙穿衣，背起平素就备好的工具箱，下楼，打开大门。一个男子双手作揖、解释：“打扰您了，媳妇突然要产了，比预产期早几天……”徐若仙安慰他：“不要紧，走吧……”

一弯新月，照耀教堂尖顶、水北街、运河。男子提一盏马灯，急急在前面引路。徐若仙紧跟，过广济桥，来到对岸廊棚下的一家。门洞开，有妇人在呻唤。家人聚集在院内、床前，徘徊无措。徐若仙走到产妇身旁，握着她的手，观察片刻，吩咐：“再点两盏灯，烧一锅水……”俯身打开工具箱，一一拿出酒精、棉球、产钳、注射器、剪子、脐带夹等用具，戴上乳胶手套……“哇”的一声婴啼，打破阒寂，一个男孩来到一九一七年的秋天。徐若仙长长吐出一口气，笑了。这是她用西式接生术迎来的第二十五个孩子。

四年前，一九一三年，金牧师对当时十九岁的信徒徐若仙说：“送你去杭州学护理和助产吧，这技艺，也是慈悲。”半年前，她学成归来，成为塘栖第一个护士和西式助产士，救活多个濒临死亡的孕妇，在镇上接生婆的排斥、怨怒中，逐渐得到肯定和赞美。

徐若仙为产妇额头擦汗，盖好被褥。产妇拉紧她的手，声音虚弱：“您是我的菩萨，哦，不，我的上帝啊……”徐若仙安抚她：“我们是姐妹，应互怜互爱……”那男子眼含感激，掏出裹着银元的红纸包，双手托起。徐若仙摇头：“我在教堂任职，不能受礼。感谢上帝的爱吧。孩子十二岁时，让他给我送一包糖色，就好啦。”背着工具箱，出门。那男子欲提灯随行，她谢绝：“天亮了，路能看清了……”过廊棚，登广济桥，运河两岸有了鸡鸣。岸边泊满的货船与客船上，人影模糊走动，准备开启新一天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