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论断内涵丰富，对于解放思想，再次审视中华文明，拓展中国共产党理论维度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又提出“第二个结合”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作为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对理论认识的深化推进到理论的自主。从“第一个结合”到“第二个结合”，扎根中国具体国情，锚定中华民族复兴目标，是完成中国共产党使命任务的递进关系，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思想解放的理论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思想解放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思想解放”的主体是人本身。社会发展是将人从所受生产关系以及相关生产方式异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束缚人的枷锁从何而来？原始社会时期山川河流、自然气候条件等对人的生存产生束缚，火种出现、简易石器制作，长期的生活实践使生产工具进步，使人挣脱自然地理等物质条件的束缚。进入封建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提升，在此经济基础上演化出上层政治制度，如中国“家天下”的封建制度。此时，西方已然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不到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但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从物质到观念，上层建筑的束缚层层演进。思想是行动的先声，思想解放意味着对旧有理念、价值判断及行为方式的革新。文艺复兴使欧洲从封建经济基础下束缚人思想的宗教神学开始关注人本身。人是自己观念、思想的生产者，只有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南，才能引导人们掌握和运用批判的武器促进思想的解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关于“解放”的内涵，重新定义人本身这一概念，并关注全人类所构成的联合体的前途命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野深刻剖析束缚人的一切来源，通过打破受物的束缚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观念、宗教、文化、制度等思想层面的桎梏，从而打破旧世界束缚人的枷锁，促进人的发展，为人类世界谋划大同愿景。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对思想解放的理论认知

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命题。大革命后迫使中国共产党探索适合领导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认为“这时的党终究还是幼年的党”，这种“幼稚”表现在对时下中国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革命特点和规律缺乏完整统一的了解。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致使党的领导机关先后经历三次“左”倾路线。思想解放的本质是打破思维固有认知模型，转变认知方式从而推动实践进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具体国情与社会实际出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不断打破思想禁锢，纠正党内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进行武装斗争，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本本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任务；通过延安整风运动破除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思想的束缚，使全党同志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得到提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建设的道路上继续探索思想解放的理论认知和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以问题为导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992年面对改革中的新情况，邓小平科学定义社会主义本质，提出检验改革成果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廓清姓“资”还是姓“社”的思想迷雾，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具体实际相结合，将解放思想的“第一个结合”推向新高度。中国共产党的解放思想从本质来说是完成政党自身使命任务，实现民族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治国理政的新情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历史智慧，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规律性内容融入治国理政的新思路中，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赋能中国之治，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提供新的理论视野与治理思路。

二、破除迷思：“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历史起点

以往有观点认为，近代中国落后被动局面在于中华文明的封闭僵化，使部分人对中华文化认知产生迷雾，这俨然是对中华文化的误解。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剖析中华文明，继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

（一）从近代历史中追溯中华文化迷思源起

鸦片战争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與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中国被迫卷入西方文明体系内，各方仁人志士为探索救亡图存道路，尝试“西学东渐”。清末剧烈的社会变动使开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经世致用”、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观点，但本质是维护清廷的统治利益，并未给当时社会进步带来全面的思想解放。一批接受过西方思想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站在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立场提出与之相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要求，在思想文化上借孔圣“托古改制”批判古文经学，一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类思潮涌动，近代中国经历了从学习西方器物到学习国家政治制度再到学习理论思想。国内各派围绕西方生产机器利弊、国体政体设定、思想文化学习等展开多轮“古今中西”之争，给国人思想带来冲击。辛亥革命后，以忠君为核心的政治和道德规范已然崩塌，由此产生的幻灭感，令国人一时间无所适从。在紧张的时局下，各种意识形态、社会运动都迸发出来，中华文明的深刻危机使知识分子反复探索比较中西文明异同。尽管部分有识之士认识到全盘西化会造成水土不服的危险，但在一盘散沙的局面下，孱弱的国民经济与半独立的社会性质，加之没有坚强的领导组织能够有效整合社会意识形态，中华文化濒临凋敝。“西强东弱”的刻板印象使国人陷入“西方先进论”悖论，对中华文明产生自我否定倾向。

（二）“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相互联系

马克思认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理论满足国家的需要，必然要采用本民族接受的形式，这样才能说服群众掌握与运用批判的思想武器。中国共产党对于“两个结合”的认识早已有之，“第一个结合”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实践认识到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具体国情与实际之“的”。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但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符合我国的实际”。“第二个结合”在“第一个结合”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思想，探索和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将马克思主义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用中华传统文化赋能转化，提出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实践到理论的表达，推动党的理论创新。“兩个结合”目标一致，是为完成党的历史任务的递进关系，在“第一个结合”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从而更好地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第二个结合”在前者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开拓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视野维度，推进理论创新、民族复兴。“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者互相作用的历史过程，是认识到实践到再认识的持续飞跃，“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相互融合，互相推动，互相补充。马克思主义通过本民族的形式扎根中华文明土壤，在中国具体实践中不断丰富自身内容与形式，从而更好地认识与改造世界，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新的升级，实现自身扬弃。

（三）“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起点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第二个结合”实质是对古今中外事物发展规律的凝结与统一，以时代之问为导向，开启新的历史起点。

第一，理顺“古、今、中、外”四种形态之间的关系，驱散多元思潮冲击下的迷雾，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正本清源。亨廷顿认为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与终点，它不断调整演变，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第二个结合”是四种形态之间的互动结合，理顺关系才能避免生搬硬凑，从而各取其长、求同存异。通过结合相互成就，造就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有机统一。第二，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赋能新时代中国之治，为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历史镜鉴。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历史进程中创造的中华文化，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和人文哲学思想，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破解大党独有难题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第三，为增强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重要内容。“第二个结合”体现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文化的扬弃，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社会风尚，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唤醒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价值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根据和文化内涵。

三、起承转合：让“第二个结合”顺应时代要求

理论是时代的产物，“第二个结合”理论的提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背景下又一次思想强国、理论强党之举。把握文化传承内在规律，科学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互动结合，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

（一）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推动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

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将坚持理论创新作为重要历史经验，提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二个结合”基于中国国情，是摆脱西方话语体系后的中国化理论，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又用全新的中国思想、立场观点和理论方法指引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做到日用不觉。“第二个结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萃取人文道德、天下观等思想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所产生的文化生命体武装全党，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同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干部教育的重要内容，这是继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又一次全党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之举。

（二）以“第二个结合”创新理论引领中华文化发展方向

“第二个结合”是党对中国道路、共产党执政规律以及文化传承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以新的思想解放进一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文化根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形塑与指引。文化是社会进步的内生推动力，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因素，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与文化发展交相呼应，现代化道路与现代文明同行并进。而西方现代化演进历程使西方社会现代历史文化出现非连贯性，反观自近代以来受西方文明冲击的中华文明因其独特性而依旧焕发生机，时至今日仍有可鉴之处。从“第二个结合”内在机理来看，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在精神价值之间的结合，其次在动态结合过程中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生命体。而新的文化生命体不是对传统的全盘否定，而是积极发掘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内蕴，使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陈出新。

（三）以“第二个结合”创新理论推动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文明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标志。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中国处于社会大转型之中，但社会转型并不会主动地转向现代文明秩序。文明的转型建构需要长期推进，而我们所构建的是一个有中国文化性格的现代文明秩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成果都致力于推进民族复兴。“第二个结合” 是古今中西文化互动结合的成果，是对近代以来文化自卑心理彻底的批判与超越，并重新审视中华传统文化，吸纳与转化人类社会一切优秀成果于自身，在中华文明基础上促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展，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第二个结合”是中华文明的自我扬弃与自我革新，为人类文明展现了中国新姿态，其中蕴含着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体现了人类文明不是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的冲突与对立，而是不同文明之间和合共生，凝聚起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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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

【课题基金】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项目：“‘两个确立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编号：22VSZ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黄敏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