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昌

1937年10月，由何香凝发起、中共秘密党员胡兰畦担任团长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服务团）成立，其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跟随国民党部队转战南北，在前线救死扶伤，在后方开展文艺活动，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国，号称“战地之花”“春早花木兰”！1939年7月，周恩来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高度赞扬了服务团，他说：“中国妇女热烈参加前线工作，如胡兰畦、丁玲等所组织的战地服务团，在前线艰苦奋斗，获得全国人民的称颂。”

一、组建服务团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大举进攻，淞沪会战由此开始。8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日本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对日军发起反击。11月12日，日军完全占领上海，但中国军队坚持了历时三个月的抵抗和反击，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计划，也为上海等周边地区大批厂矿机器及战略物资转移至内地争取了时间，对后来坚持抗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中国军队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精神，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抗日热情。参加淞沪会战的军队大多来自外地，在战争初期，由于语言、习惯各不相同，难以与上海当地群众打成一片，有时甚至由于语言不通发生了不少误会，导致军队进驻上海前线后，当地老百姓都躲避部队，部队找不到向导，得不到老百姓支持，就失去了千里眼、顺风耳，对我军作战十分不利。在这种情况下，战地服务团应运而生。

“八一三”事变后，1937年9月中旬，胡兰畦代表全国抗敌慰劳总会上海分会会长何香凝到嘉定县外岗镇慰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后改为第十九集团军），该军所属各师都来自外地，军长罗卓英是主战派，他深感军队脱离民众、得不到群众支持的痛苦，当胡兰畦提出是否需要上海妇女界组织一些人到军队中服务时，罗卓英高兴极了，并立马写信给何香凝，盼望得到支持。何香凝收到来信后，立即安排胡兰畦去组织服务团，胡兰畦与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开办的女工补习学校联系，说明情况后，10月5日，选定10人组成“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由胡兰畦任团长。

服务团在罗卓英部队工作后，因服务成绩显著，以及战地服务的实际需要，应罗卓英的要求，又招收了3批成员。据当时记者1939年夏天对胡兰畦的访问统计，服务团成员共有36人，加上胡兰畦应有37人。

二、转战大江南北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服务团随军从淞沪前线撤退，踏上了转战大江南北的行军道路。经由太仓、常州、无锡、宜兴，向潥阳、高淳、芜湖、九江方向前进，1937年12月到达南昌。在南昌期间，任秀棠、胡瑞英、郑惠珍等去新四军筹备处驻地，向陈毅同志汇报服务团工作情况。

1938年1月，按照陈毅同志的指示，服务团随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抵达安徽歙县棠樾村，不久，新四军军部也转移到了安徽歙县岩寺村。棠樾村与岩寺村相距不远，服务团能够经常得到陈毅同志的及时指示。8月，服务团随罗卓英部队调防到武汉，先驻扎在武昌蛇山，后转移至汉口。10月，武汉失守。11月，服务团随罗卓英部队撤离到长沙、醴陵。1939年1月，服务团随部队转战到南昌，进驻南昌市郊。

1939年4月，服务团随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撤离南昌，经吉安、安福、宜春，最后到达新余。7月，参加南岳游击队干部训练班的12位团员从衡山回到新余，9月，服务团随军转移至分宜，驻地为分宜县郊落星湖畔。此间，胡兰畦去重庆接受任务，同年秋才从重庆返回服务团驻地——分宜县郊落星湖畔。1940年春，因患恶性疟疾，胡兰畦最早离开服务团，前往重庆治病。1940年10月，服务团撤离第十九集团军，离开分宜，投入新的战斗岗位。服务团在新余开展抗日活动前后达18个月，在新余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为抗战胜利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开展抗日活动

1937年7月7日，驻华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底至1939年初，新余战事越来越吃紧。1939年4月，服务团随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从南昌撤离到新余后，驻扎在珠珊乡阮家村、横板桥村，总司令部驻扎珠珊乡潭口村委周家村。9月，又随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转移至分宜县城旁边的落星湖村。

（一）在十九集团军中开展抗日服务工作

纠正军纪军风。有些士兵剛从前线下来，居功自傲，纪律松弛，大喊要“买”鸡、鸭、肉、蛋等食品，说是买，实际上是见到鸡鸭拎着就走，分文不付。服务团同志每每遇到这种事情，都会立即上前劝阻，向士兵做工作，向他们宣传一个抗日军人上前线打日本，保国为民是军人的本分，是抗日军人的光荣，如果强拿老乡的东西不给钱，侵犯老百姓的利益，就会因小失大，丢掉了抗日军人的光荣。经服务团员多次好言相劝后，这类现象极少发生了。

主动服务官兵。服务团驻新余期间，上高、高安一带战斗紧张，伤亡十分惨重，服务团一边上前线救死扶伤，抬担架运送伤病员、掩埋尸体；一边在后方医院照顾伤病员，为他们包扎伤口、换药、慰问，通过演出激励战士，安定人心。由于人手不足，服务团还经常组织民众一起奔赴各医院，给负伤的抗日将士包扎、喂饭、洗衣服等，伤员深受感动。

开展统战工作。服务团做到既有联合，又有斗争。为做好联合抗日斗争，服务团成员对总司令罗卓英很尊重，他下达的指示一律遵照执行。1939年7月7日，在纪念七七事变两周年之际，罗卓英授意服务团成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尽管大家都不愿意，伤心流泪，但最后还是集体宣誓加入了国民党。

（二）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服务团党支部遵照陈毅同志指示精神，在罗卓英部队驻地周围30里范围内的乡村，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

举办妇女班、识字班。服务团积极举办识字班，教育妇女儿童识字，宣传抗日等。新余珠珊丁家村有位丁妈妈，是个寡妇，她坚决要求把自己的独生女儿丁采凤送去当女兵，她说：“当女兵我放心了，我女儿跟你们走，比留在家里强。”

开展文艺汇演。由于新余当地的妇女儿童基本不识字，也听不懂普通话和上海话，服务团便通过演戏剧的形式宣传抗日斗争，这样既形象、直观、生动，老百姓也容易接受。她们演出过《活捉东洋兵》《难民苦》《咱们要反攻》《放下你的鞭子》《军民合作打东洋》《在水车下》等节目。

教唱愛国歌曲。服务团每到一地，只要有机会，就教群众唱爱国歌，田野、村庄、会场等都是她们施教的场所，哪里有服务团成员，哪里就洋溢着抗战的歌声。不仅有《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高亢激昂、催人奋进之歌，也有自编的小曲和山歌，以此振奋精神，激发抗日热情，深受民众欢迎。

办实事好事。服务团所在的阮家村和横板桥村，患血吸虫病、疥疮、癞痢头、打摆子（疟疾）的人特别多。为减轻百姓病痛，服务团派了两名团员（沈潜、杨丽川）协助军医凌霄，在珠珊乡廖家村办民众医疗所，免费为群众治病。1939年夏收夏种时，新余地区为前线组织了许多担架队、救护队等，劳力紧张，服务团向总司令部打报告反映情况，建议部队帮助百姓“双抢”。总司令部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出部队到各个村庄帮助百姓收割，共割禾1001亩，收稻谷1658担。这一活动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全国数家报纸以《江西群众的割稻运动》为题，给予专题报道。

四、完成历史使命

1940年冬天，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服务团的处境越来越艰险。任秀棠带回了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的指示：命支部率领党员和积极分子、老团员妥善撤出。经支部研究决定，以战地工作3年为由，请求探亲3个月，撤离十九集团军。1940年10月下旬，在罗卓英主持召开服务团成立3周年纪念会后，服务团党支部才率领党员、积极分子、老团员（除个别人外）等陆续撤离罗卓英部队。

至此，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离开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集团军，奔赴新的战斗岗位。服务团成员服务3年中，转战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等8省市，行程2万里，为抗战贡献了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五、情系新余

服务团成员在新余期间，与当地百姓朝夕相处、共同抗日，结下了深厚的战地情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服务团成员基本上都走上了各级领导岗位，但她们仍念念不忘在新余战斗的岁月，默默关心着新余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1984年10月，在当年服务团党支部书记胡瑞英的组织下，11位团员再次踏上这片战斗过18个月的红土地，故地重游。她们回访了曾经战斗过的分宜县落星湖村、渝水区横板桥村和阮家村，受到村民们夹道欢迎。1991年10月，胡瑞英一行再次重访新余横板桥村，并参观了罗坊会议纪念馆。

2015年5月和10月，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新余市史志办、赣西抗战博物馆先后两次前往湖南衡东县采访服务团成员林曼萍，98岁高龄的林老看到新余的同志就像见到家乡的亲人一样，非常激动，不仅深情地回忆了当年在新余的生活、工作细节，还亲笔为新余题词“牢记抗战的痛苦，珍爱国家的富强”“牢记抗日艰辛，珍爱国家富强”，以勉励后人要不忘抗战历史，建设美好国家。

2015年8月，新余市史志办、赣西抗战博物馆和新余电视台联合采访了服务团成员秦秋谷。99岁高龄的秦老在浙江省人民医院愉快地接受了采访，回忆了在新余的点点滴滴，为新余抗战和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2022年10月5日，在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出征85周年之际，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旧址揭牌仪式在渝水区珠珊镇沙头村委横板桥村举行。服务团的后代们齐聚新余，参观服务团旧址布展，共同回忆前辈们在新余的战斗岁月。2023年9月，经过新余市妇联的努力，旧址被全国妇联命名为“全国妇女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作者系新余市史志办公室副主任）

责任编辑/曾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