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羽

（哈尔滨工程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 150001）

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人才，而研究生是我国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储备，高质量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已成为我国研究生教育的重要课题。2018年8 月，教育部、财政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三部门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着力改进研究生培养体系，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2019 年2 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研究生培养管理的通知》，提出要“激发研究生的科学精神和原始创新能力”。

近年来，已有文献主要从导师指导[1]、培养模式[2]以及参与在线学术会议[3]等因素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进行分析。然而，这些因素并非独立于组织之外而存在，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形成过程必然受到其所属高校或院系的影响。因此，探究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组织基础，对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1 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组织机制

本文从技术能力的角度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做出界定，并通过分析研究活动、组织模式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关系构建理论模型。

技术能力被认为是一种企业需要通过研发实践和研发投入来掌握技术知识的能力，因此，技术知识的掌握和转移是有成本的，研发实践与研发投入的过程则被认为是企业知识积累和学习的过程[4]。路风在一系列有关自主创新的研究中，论证了只有发生在产品层次上的知识积累与学习才是最有效的，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得一家企业生成技术能力[4-6]。基于此，本文把研究生的创新能力界定为能够运用专业知识产出特定成果的技术能力，会对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产生新认识：专业知识积累虽然是运用的基础，但只有发生在产品层次上的学习才更有可能生成技术能力，即以产出特定成果为目的的专业知识运用和学习，才有可能使得研究生更有效地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创新能力。

需要明确的是，研究生完全通过自学或自主参与兴趣社团等形成的技术能力，并不等同于由该名研究生通过所属院系提供的组织支持而形成的专业能力。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必须从特定成果与支持这些特定成果产出的组织活动来理解：研究生运用专业知识产出特定成果的活动并非其所属院系的偶发事件，而应是该院系长期致力于开展研究活动的成果。按照高校成果认定习惯，本文把研究活动划分为理论研究活动和应用研究活动。

组织惯例是一种特定的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储存了组织成员之间以及组织成员与组织资源之间在反复互动过程中对知识与规则所形成的共同理解、解决问题的共同努力和经验、知识学习的特定模式等，是组织完成工作、协调组织运行和推动组织演化的主要方式[7]。研究活动是高校或院系通过提供常规化组织支持而产出特定成果的专业性活动，这类特定成果必然是组织以不断生产与开发该类成果为目标，并以此协调院系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的组织性结果。换言之，随着以产出特定成果为目标的品牌活动的持续，组织的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耦合成为该组织特有的组织模式。

研究活动引导特定组织模式生成的同时，组织模式也会反作用于研究活动。如果某个院系建立了某种特定的研究活动，该院系新入学的研究生和新招聘的教师会在特定的时间点参与这种活动，执行组织模式中的规则，研究生在专业知识应用的过程中进行知识学习、吸收和创新，新教师则在指导的过程中发生知识“转移”——新学生和新教师在参与研究活动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了特定组织模式的生产者和创造者，研究活动成为可持续的组织活动。因此，研究活动与组织模式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塑造了研究生的创新能力，本文由此建构了如图1 所示的理论模型。

图1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组织机制模型

2 实证分析与结果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采用整体视角，假定条件之间存在相互依赖，聚焦于分析条件组态与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8]。QCA 包括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lear-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csQCA）、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ultivalued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mvQCA）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3 个基本类别。其中，csQCA 和mvQCA 适合于处理类别数据问题，fsQCA 能够处理与程度变化和部分隶属相关的问题[9]。本文以我国31 个省域为研究样本，相应的数据存在程度变化，研究目的是揭示品牌活动与组织惯例的相互作用及其对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因此，本文选择fsQCA 方法。

2.1 变量与数据

本文以研究生创新能力为结果变量，数据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1）》。该报告使用了2019 年的数据，因此，本文的条件变量也相应地使用了2019 年的数据，其中，对于每个省域：理论研究活动采用“发表科技论文数/专任教师数”测量，应用研究活动采用“专利申请数/专任教师数”测量；考虑到高校教师是知识储存、研究和应用的主要载体，内部无形资源采用“高校R&D 人员全时当量”测量，内部有形资源采用“R&D 经费内部支出/专任教师数”测量；参考俞利平与王冰[10]的研究，采用“R&D 经费外部支出/专任教师数”来测量组织外部资源的丰富程度。测度变量、测度方式及数据来源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的测度方式与数据来源

2.2 变量校准

校准是给案例赋予集合隶属的过程，校准锚点包括完全隶属、交叉点、完全不隶属[9]。由于没有明确的理论和外部标准作为校准依据，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来校准初始数据，对于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3 个锚点的选择分别设定为样本数据总值的95%、50%和5%[11]。各变量校准锚点如表2 所示。

表2 各变量的校准锚点

本文使用fsQCA 3.0 软件处理数据。由于存在样本交叉点的值校准后正好是0.5 的情况，根据交叉点值的偏隶属，通过加减0.001 的方式对数据进行修正[12]。各个变量校准与修正后的模糊集数据如表3 所示。

表3 模糊集数据表

2.3 必要性分析

在进行充分性分析前，需要检验单个条件是否构成高创新能力（Y）或低创新能力（～Y）的必要条件[13]。必要性分析结果如表4 所示。

表4 必要性分析结果

由表4 可见，Y与～Y中的各个必要条件一致性均低于临界值0.9，表明各个条件均无法构成解释结果变量的必要条件，需要综合考量研究活动与组织模式多重条件的相互依赖与并发协同效应。

2.4 充分性分析

充分性分析也称为组态（configuration）分析，即分析不同组态对结果的充分性。在初始参数设置时，将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将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PRI 一致性的门槛值设定为0.75[9]。分析结果产生了复杂解、简约解和中间解，同时出现在中间解和简约解的条件是核心条件，仅出现在中间解而未出现在简约解的条件是边缘条件，而充分性分析结果主要观察简约解和中间解[9]。本文采用Ragin 和Fiss 的结果呈现形式[14]，“●”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不存在，“”表示边缘条件不存在，“空白”表示条件存在与否对结果无关紧要。充分性分析的结果如表5 所示。

表5 充分性分析结果

由表5 可见，有1 条用于解释高创新能力的组态H，其一致性和整体解一致性均为0.934，高于临界值0.8，表明实证分析有效。对于组态H，理论研究活动（X1）、内部无形资源（X3）和组织外部资源（X5）是核心条件，应用研究活动（X2）与内部有形资源（X4）是边缘条件。由于品牌活动与组织惯例条件需要通过相互间的联动匹配才能发挥作用，所以将组态H 命名为“研究活动—组织模式联动型”。该组态能够解释约71.7%的高创新能力案例，其中，约71.1%的高创新能力案例仅能被这条组态解释。

有2 条用于解释低创新能力的组态L1 和L2，其整体解一致性为0.951，L1 和L2 的一致性值分别为0.949 和0.986，均高于临界值0.8，表明实证分析有效。

对于组态L1，内部无形资源（X3）的缺失是核心条件，品牌活动（X1、X2）与内部有形资源（X4）的缺失是边缘条件，此时，组织外部资源（X5）的存在与否无关紧要。由于组态L1 是研究活动与组织模式条件全面缺失下的结果，所以将该组态命名为“研究活动—组织模式缺失型”。该组态能够解释约74%的低创新能力案例，其中，约45.3%的低创新能力案例仅能被这条组态解释。

对于组态L2，内部无形资源（X3）的缺失是核心条件，理论研究活动（X1）、内部有形资源（X4）和组织外部资源（X5）的存在是边缘条件，此时，应用研究活动（X2）的存在与否无关紧要。该组态表明：当进行研究活动的高校教师数量不足、甚至缺失时，即便提升理论研究活动、内部有形资源和组织外部资源水平，也难以培养具有高水平创新能力的研究生。由此可见，组态L2 显然是研究活动与组织模式的联动匹配结果，所以将该组态命名为“研究型高校教师缺失型”。该组态能够解释约35.5%的低创新能力案例，其中，约6.7%的低创新能力案例仅能被这条组态解释。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研究活动与组织模式建构了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组织机制模型，为理解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组织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同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我国31 个省域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与建议如下。

首先，由研究活动和组织模式衍生出的5 个条件变量均无法单独构成解释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而组态H 表明，在品牌活动的引领下，以积极从事研究活动的高校教师为核心条件的组织内部资源能够与组织外部资源耦合为有效的组织惯例，从而有利于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由此可见，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组织过程，高校或院系的领导者应立足整体视角，通过实施特定的研究活动战略来引导组织内部与外部资源耦合，从而为高质量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提供可持续的组织支持。

其次，组态L1 和L2 表明：当缺失研究活动和组织内部资源，或即便存在研究活动、组织有形资源和组织外部资源，但缺失积极进行研究活动的高校教师，这两个组态均不利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L1 和L2 的横向比较反证了这样一个事实：积极从事研究活动的高校教师是关键载体，是实现组织内部与组织外部资源有效耦合的核心条件，缺失这一载体和条件，将难以实现高质量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基于此，当高校或院系的领导者决定实施研究活动并为之配置资源时，应配置相应规模的研究型高校教师队伍作为核心来驱动资源耦合和组织模式生成，从而带领研究生在产品与成果的生产过程中开展专业知识学习和获得专业性的创新能力。

最后，受数据和资料可获性限制，本文主要使用了多省域、粗粒度的数据来度量研究活动和组织模式，虽然为后续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组织机制分析提供了可能，但尚未深入解释研究活动引导组织内外部资源耦合以及这种耦合促使特定组织模式生成的动态机制。对此，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将研究对象细化至特定高校，采用动态QCA 或深度纵向的多案例比较方法，深入挖掘高质量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影响因素和组织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