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曦

二十年前，国人还在为申报“古琴艺术”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竭尽心力。二十年后，仅一个县级市的古琴年产量竟超过十万张，全国习琴人数逾百万。不得不说，“申遗”成功不仅让古琴艺术飞进寻常百姓家，成为老百姓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主角，甚至还一度成为时下年轻人所追逐的潮流和风尚。2023年11月28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以下简称“音研所”）、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文化艺术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古琴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幽兰春晓》《琴荟》首发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司长王晨阳，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喻静，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文化艺术出版社社长徐福山出席会议并先后致辞。“音研所”李宏锋所长主持开幕式。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以古琴保护与传承为着眼点，回顾古琴艺术的发展历史，总结二十年来的保护成就，从古琴艺术的文化空间、传承特点、艺术形态等角度，进一步探讨进入繁盛阶段后古琴艺术所蕴含的文化机理，以及不同时期保护工作的理念与方法，对古琴艺术传统的保护与继承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会议共分两部分，一是学术研讨会，二是琴家雅集，旨在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引导大众提升对古琴艺术的欣赏力与辨别力，尤其是在“古琴热”的当下，如何进行古琴研究、如何传承古琴艺术、如何发展古琴事业，是琴家、学者需要共同探讨的话题。

一、学术研讨会：促进琴学发展

本次会议共有十二位代表性琴家和学者发言，内容主要围绕古琴打谱、古琴传承与保护以及回顾近二十年的古琴发展历程。

陈长林的《谈谈对古琴打谱的一些体会》阐释了什么是打谱、为什么要打谱，以及如何打谱。他秉持使古曲近似原貌地再现原则，通过对琴曲背景、调弦法、指法的解读确定音高，再按照“依永和声”的方法确定音长。陈先生还呼吁应仿照“让古琴醒来”的研究理念，也应“让古琴曲醒来”。

吴钊的发言《有关“古琴艺术保护与传承”的几点思考》讨论了如何让新一代古琴传承者掌握传统演奏技法与审美方式，以“落指取音”技术说明对滑音幅度的选择，反映出不同门派对相同技法的不同处理。丁承运的《古琴艺术的现代传承与思考》认为当代古琴传承方式的改变，使古琴审美方式、创作特点、表现形式均趋向弹拨乐化和舞台化，失去了清微淡远的特点，应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和改善。赵家珍的《不发展是对古琴传统的保护》对如何保护古琴传统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做好文献保护解读与文献挖掘出版工作，二是运用考古学理念钻研前辈录音，三是加强打谱工作。戴晓莲的《非遗二十年的总结和反思》归纳了古琴“申遗”成功后焕发的生机与活力，期望学界从沉心与耐性、广度与深度、学院与民间等三方面发力，积极拓宽古琴传承道路，沉心尽力培养后继人才。林晨的《音研所古琴保护二十年》从学术研究、整理与出版、数字化探索、展览与演出、传承与普及等五方面总结了音研所对古琴艺术的保护工作。她认为“音研所”坚持以保护为基础，充分彰显学者立场，并利用资料优势与出版专长，服务学术。李村的《新时期陕西古琴研究与保护工作述略》对陕西乃至西北地区斫琴修护、研究传承和交流实践工作做出总结，指出斫琴修护主要针对百衲琴研斫，研究传承专注于古长安琴史研究，交流实践旨在举办活动与研讨会。

秦序以《艺术与文化齐飞，琴乐与琴脉长天一色———关于古琴遗产传承创新的一点思考》为题，探讨了古琴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当引领文化前进，实现文化多样性。同时，也应当理解琴脉的流变，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对古琴精神的影响，让琴脉与琴乐精神相得益彰。李祥霆的《国运昌则琴运昌》透过时代背景讲述古琴发展历程，回顾了特殊历史时期以查阜西为代表的老一辈琴家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依靠国家力量古琴艺术由衰转盛的变迁过程。王鹏的《圣人治世之乐，君子养德之器———谈古琴艺术古今之用》从“琴音调而天下治”理解古今之间古琴具有的礼乐教化功能、音乐治疗功能与外交功能。

王风的《相隔廿载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藏琴的两次鉴定》回忆了相隔二十年对中国艺术研究院藏琴的两次断代工作，指出必须通过对比才能揭示古琴特征。其中，宋琴“红轻雷”之所以形制奇特是因为琴额曾被改圆，琴式属连珠式，“真趣”是朱致远真器，夏一峰旧藏，腹款为赤城朱远，七弦七徽处有一磕伤；“凤凰来鸣”属变体连珠式，极可能是宫廷制作。

杨春薇的《关于当代古琴音乐研究的几点想法》提出既要重视研究和应用的关系，也要加强当代古琴音乐文化景观的整合性研究。她将应用民族音乐学与古琴非遗研究结合，内容涉及古琴传统曲目乐调与旋律构成研究、古琴与博物馆研究、古琴音像档案收藏研究、古琴非遗政策研究等。

最后，薛艺兵针对上述琴家与学者的发言进行总结。他归纳了三方面：一是关于古琴打譜，他期望琴界同仁深思古人为何把琴曲记成减字谱，被认可的琴家打谱具有传承谱系，且传承了乐曲独特的演奏风格与流派；二是古琴传承和发展，琴曲是否要原样保护，谁的打谱可以被视为标准以及哪些技法或风格需要保护；三是学术研究应该付诸于应用，如何在蓬勃发展的“古琴热”中启发国人更好地传承和传播古琴艺术。

二、琴家雅集：推动各派交流

本次雅集共有九位琴家现场演奏代表性琴曲或新打谱琴曲，推动各派间的交流互鉴。

王鹏演奏的《渔樵问答》，传谱最早见于《杏庄太音续谱》。吴钊使用了一张宋代以前的琴演奏《忆故人》，安丝弦，琴上刻有“余谦印”。李村演奏的《秋鸿》（节本）出自《西麓堂琴统》，由其父亲李明忠打谱整理，该曲最早刊于《神奇秘谱》，全曲共三十六段，每段皆有标题与歌词。《琴学初津》后记：“曲中用指极难，起承转合各有神妙。所以三十余段之多，不嫌其繁复”。林晨演奏由杨荫浏译谱的《醉渔唱晚》，描写渔翁微醉泛舟江上的情景。广陵派传人戴晓莲选择了曾被美国太空探测器“旅行者一号”送上太空的《流水》。赵家珍演奏的《秋塞吟》源自《五知斋琴谱》，由吴景略打谱，相传王昭君所作，风格哀婉。丁承运演奏由其本人打谱的代表作《白雪》，该曲载《澄鉴堂琴谱》。李祥霆即兴演奏，取名《回望》。陈长林演奏的《二泉映月》系由华彦钧二胡曲移植而来。

三、两笔遗产：《幽兰春晓》《琴荟》

对于一门艺术的发展来说，二十年不长，但对于一门被纳入全人类共同遗产的艺术来说，二十年的保护历程却也不短。二十年前，古琴这门拥有三千多年历史的艺术的生存状态岌岌可危，在经过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乃至申遗成功等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后，民众开始重燃对传统文化的热情。古琴便理所应当地成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

为了总结二十年来古琴艺术的保护成就，该项目保护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联合“音研所”和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辑出版《幽兰春晓：“古琴艺术”申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该文集精选了2003年以来的代表性学术论文，内容涉及：琴论、琴史、琴派、琴曲、琴指法、琴律与琴调、琴谱与打谱、琴人、琴器、评论等十个领域，编撰顺序在各领域门类下按原文发表时间排列，共57篇。由于编者期望展现更加丰富的学术内容，体现更多作者的学术思考，以人均一篇的限定标准，共汇集六十余位学者（有些论文为合著）的学术思想。据编后记，《幽兰》《春晓吟》是古琴作品中较为知名的二首，文集取名《幽兰春晓》，意在体现古琴艺术具有的声微志远之气，不再重蹈窘困蹇蹙之途，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为举国体制的时代，让古琴艺术华丽转身，成为调动学界研究热情与想象，不断涌现新鲜学术议题的视点。

此外，文化艺术出版社还编辑出版由林晨主编的《琴荟》，系杨荫浏于南京期间的自存稿，共5卷，收录62首琴曲。全书采取原手稿影印，四色印刷，最大限度地呈现杨荫浏的琴学研究理念。林晨通过梳理回忆录、名人笔记、自传、口述史等资料理清了杨荫浏的习琴脉络与琴学研究动向。她分析得出，杨荫浏琴学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阶段是1946—1950年的南京时期。杨荫浏不仅与程午嘉将王燕卿传谱与包含介绍古琴构造、均调、音位与指法的文论统一编订为《琴谱》，还为夏一峰、凌其阵、谢孝苹的演奏记谱，并制作“古琴音位表”汇编为《琴荟》五卷。此次出版的《琴荟》既囊括上述内容，又为读者深入理解杨荫浏琴乐观加入了杨先生发表的琴学领域文论八篇与《琴学举要》《古琴研究进度表（1948—1950）》作为附录。

我们可以注意到《杨荫浏全集》第十一卷中的《琴谱》（以下简称《杨荫浏·琴谱》）与《琴荟》卷三，以及《琴谱》均为杨荫浏与程午嘉的合作编订。《杨荫浏·琴谱》是《琴谱》的重新汇编，虽然排版更为清晰，但却省略了杨荫浏新创制的、与五线谱对照的按指谱，且出现重新制谱的讹误（如《古琴吟》第六小节、《极乐吟》第一小节、《玉楼春晓》第二段第六小节等）。《琴荟》卷三不仅增加了《平沙落雁》《秋江夜泊》两首王燕卿传谱以及杨荫浏自译谱《普安咒》《醉渔唱晚》，所载各曲均记录了琴家小传、琴调、据本、传谱者、记谱者、改订者、全曲时间等信息，因为是原手稿影印还得以窥见杨荫浏所做的修改记录。综合上述两种版本，《琴荟》共呈现三种谱式（减字谱与五线谱、歌词与五线谱、按指谱与五线谱），加上杨先生的修改记录与《古琴研究进度表（1948—1950）》等附录，我们可以充分了解杨荫浏在习弹古琴、改进古琴谱式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以及杨先生尚实践的学风。因此，《琴荟》的出版为进一步挖掘杨荫浏古琴艺术研究理念，探索琴乐记谱问题起奠基性作用。

结语：把遗产交给未来

1956年4月17日，中国音乐家协会和民族音乐研究所（现“音研所”）委派查阜西、许健、王迪三位琴家组成“古琴采访小组”。他们从北京出发，历时百天，走访了17座城市，收录了86位琴家的262首琴曲，还收集整理了部分古琴文献和器物。此次采访工作激发了音乐家对民族遗产的热爱，掀动了人们爱国主义的热情。更重要的是，这些工作与思考对后来的民族音乐学调查与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与保护，乃至传统音乐文化的集成和发扬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音研所”自成立起就一直自觉承担收集、整理、研究各类传统音乐文化的工作。今天我们回望二十年来的古琴保护历程，正如田青先生在致辞中说，古琴艺术在二十年的时间从濒临灭绝到空前繁荣，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以古琴艺术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蓬勃生命力和无限魅力；二是国家政府的大力提倡和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三是保护自然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共识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共识以及古琴艺术申遗成功后遇上的新时代。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古琴艺术的复兴主要依靠于“音研所”与北京古琴研究会的推动，让一大批琴家、琴曲、琴器与古籍文献得到保護与留存。那么当下古琴艺术的蓬勃发展则继续倚靠“音研所”的助力，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的支持，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对于保护传统文化的共识。国家机构与隶属于国家机构一级学会的相互辅佐，让七弦琴一跃成为举国关注的中心事件，古琴艺术因未经西方改良，不掺杂现代性，又具有凸显自我格调的意蕴成为国人争相追捧的新时尚。

当然，仅仅成为一种时下风尚还不够。古琴艺术在新时代迸发新活力，是所有中华儿女的热切期盼。我们同样期待在下一个二十年，古琴艺术的发展不只是习琴人数的上涨，而是谱本上三千多首琴曲被更多年轻人付诸于实践；古琴艺术的繁荣不只是整理典籍或出版琴谱，而是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展开古琴数字化保护与科普工作；古琴艺术的兴盛不只是保护古琴文物，而是修复古琴文物，进一步恢复传世古琴与琴人间的依存关系。

我们期冀透过古琴的发展脉络，解读其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欢畅，以此梳理历史。相较编辑出版《琴曲集成》的创意，《幽兰春晓》的出版更集中于反映二十年来古琴艺术的保护、传承、研究等方面的进展与成果。琴学是一个兼具乐律学、乐器学、史学等多重学科的综合体，关注琴学就是关注遗产，也是重视未来。今天，我们把老祖宗留下的琴曲、琴谱、琴器与典籍，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