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帆 陈荃有

初见王清雷研究员的系列新著《西周甬钟篆带云纹研究》①和《西周甬钟篆带动物纹研究》②（以下分别简称《云纹研究》《动物纹研究》），对其关注的领域与成果篇幅量甚觉诧异———研究触角抵达音乐学术远端与其他学科领域的交汇点， 并将之发挥到了极致。

《云纹研究》和《动物纹研究》可看作是对古代青铜乐钟器体纹饰研究的“姊妹篇”，两部著作的观察对象均为西周甬钟器体纹饰， 只因纹饰纹样类型的差异，分为不同的专著，但在著作的目录编排上、书写格式上皆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 更体现了两部著作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写作缘由及其治学目的

从两部著述的命题看， 作者虽是对于西周礼乐之典型乐器开展研究， 但其落脚点却放在了甬钟器表的纹饰， 这在音乐学界有关青铜乐钟的既有研究中是鲜见的。长期以来，音乐学界对先秦编钟的研究大多聚焦于音乐本体， 即建立在测音数据基础之上的音高、音列、律制、声学等方面进行读解。陈荃有《中国青铜乐钟研究》③、孔义龙《两周编钟音列研究》④、王友华《先秦编钟研究》⑤等均属此类。一般认为，直面这些内容才是音乐学者的主要工作，而形制、铸造、纹饰等其他方面，理应交由考古文博界人士进行研究，音乐学者如有需要，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即可。现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王清雷的相关研究，究竟是出于怎样的治学目的呢？

按照研究对象的基本属性， 探讨青铜器的纹饰问题，应该归属考古文博抑或工艺美术范畴，但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不深入。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段勇先生曾经指出， 青铜器纹饰的研究历史时断时续，研究资料或零或碎，研究水平忽高忽低，致使纹饰研究长期未能形成系统的、公认的、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与青铜器铭文研究和器型研究的广度、深度相比，纹饰研究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⑥不仅如此，经过调查汇总之后，王清雷也指出，在西周甬钟篆带云纹定名方面，至少已有34种不同称谓；⑦在对甬钟篆带动物纹的定名方面，仅“两头龙纹”的异名就至少有17 种。⑧可见，考古文博界并没有为音乐学界提供有效的、有关甬钟纹饰的系统化成果， 相关研究自然也成为了一片亟待填补的学术空白。

作为音乐考古学专著，《云纹研究》和《动物纹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而音乐考古学作为音乐史学的一个研究分支， 势必带有史学研究的鲜明底色———它所关注的首要问题便是“时间问题”，即考古学中的“断代研究”。可以说，没有纵向的时间概念，音乐史学、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就失去了立身之本。就青铜乐钟来说，纹饰是其断代的重要依据与关键所在。郭沫若先生曾经指出：“大凡一时代之器必有一时代之花纹与形式……凡今后研究殷、周彝器者， 当以求出花纹形式之历史系统为其最主要之事业。”⑨当代学者李学勤亦有相类表述，“今天研究青铜器……纹饰一项尤有关键的意义”⑩。

因此，王清雷所致力的甬钟器体纹饰探索，并非着眼于文博考古抑或工艺美术的形制、纹样研究，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了对西周甬钟进行断代。也就是说，只有解决了乐钟断代问题，才谈得上后续的音乐本体诸问题。 这一研究视角可谓独辟蹊径———它充分建立在认知西周甬钟现实需要的基础之上，更是源于一位具有情怀学者对学术所抱持的严谨态度和满腔热情。用王清雷自己的话说， 要通过这些研究， 初步构建一个西周甬钟篆带纹饰的发展谱系，为西周乐钟的断代提供一个较为可靠的时代标尺（《云纹研究》第15 页）。

二、书写方法、风格与学术特色

（一）研究方法与书写方式

在西周甬钟篆带纹饰层面，无论考古学界还是音乐学界， 既有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都极其匮乏。鉴于这种状况，作者秉承考古学家郭宝钧和邹衡先生的治学理念，选择时代明确的、能够作为界标的西周甬钟作为断代的标准器，并将其他甬钟与之对照来进行研究：将9 例可以作为界标的篆带云纹甬钟标准器和5 例篆带动物纹甬钟标準器，分别与45例信息明确的篆带云纹甬钟和20 例信息明确的篆带动物纹甬钟进行对照。在执行具体的断代时，作者采用“多重断代法”，并充分发挥音乐学者专业领域的主观能动性，对与音乐艺术有关的元素予以强调———“编钟不是一般的青铜器， 它的第一属性是乐器……笔者将调音置于众多断代元素的首位，然后是纹饰、铭文和器形，充分发挥音乐考古学交叉学科的双重优势”。

从总的框架来看，作者秉持“循序渐进、依次展开”的研究构想，对其书写思路做出了两步走的行文安排：首先，对不同纹饰的定名进行考辨，之后再分别进行类型学的研究。这是针对既有研究成果中对青铜器纹饰定名的混乱状况而做出的选择———不仅甬钟纹饰名称繁多， 而且有些属于名同而实异，有些属于名异而实同。在考证定名的过程中，作者采用了一种“步步进逼，抽丝剥茧”的方式，即先找出对篆带纹饰的不同称谓，然后逐一指出其讹误之处，最后给出自己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之上做出正确名称的分型分式、进行后续的类型学研究。可以说，无论是宏观层面的书写框架还是微观层面的行文步骤，都是清晰明了且科学合理的，对于大家普遍比较陌生的研究领域，清晰简洁的书写方式无疑是一种上佳的选择。

（二）图像使用及其相关问题

青铜器纹饰属于图像学观照范畴，对其进行的研究要通过具体图像来予以剖析。作为研究西周甬钟篆带云纹和动物纹的专著，图像的运用自然成为其中最大特点———在《云纹研究》中，作者使用了368 幅图片资料，其中213 幅由其亲自拍摄或制图；在《动物纹研究》中，使用了416 幅图片资料，其中153 幅由其亲自拍摄或制图。不仅如此，作者把图片质量作为课题须面向的第一要务，除亲自拍摄或制作图片外， 还广泛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优质图像，对其进行清楚、严谨的信息标注。为了体现其观点、结论的可靠性以及便于读者阅读理解，作者尽力把每幅图片放到最大、最清晰的程度，并通过局部特写、拓片甚至线描来进一步加以说明……可以说，每一幅图片、每一处特写、每一笔线描，都是作者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精神的真实写照，彰显了作者对音乐考古学事业的执着追求。从治学理念层面看，这种亲力亲为、躬身实践、尽力获取优质一手资料的行为，也是值得提倡并发扬的。

诚然，图片的使用是基于图像资料开展研究类课题的基本特色， 但同时也极易留下遗憾之处，即图与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脱节。在这两部著述中，高清图片多数采用集中成片的编排方式，与文字解析呈现分离之势。当然，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出版方的版式设计，也是对图片力求高清与图文排版难度相冲突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三）文献校订与批判精神

查阅文献以了解相关领域的既有成果，是学术研究中很重要的一环。作者指出，一些初入学界的年轻学生，在查阅资料时往往倾向于对这些材料原封不动地直接引用，而不考虑材料自身是否存在问题。殊不知哪怕是经典著述，也不乏疏误之处。如果一开始引用的就是这些错误的数据资料，研究结果可想而知。这就不得不提到《云纹研究》和《动物纹研究》的又一学术亮点———作者在撰写两书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文献资料存在的讹误，对此作者专门在每部书的绪论中都加以说明：比如《动物纹研究》中，指出《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陕西卷》中三式兴钟76FZH1∶8 号正鼓音测音数据存在错误，并经过综合分析对其予以修正（第34 页）；在《云纹研究》中，指出《先秦大型组合编钟研究》认为VII 式的两件兴钟侧鼓部有小鸟纹，其实侧鼓部并无任何纹饰……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不仅是指出其他学者著述中存在的问题，在两书中也均把自己早前专著《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存在的问题置于首位并予以更正：在《云纹研究》中，指出伯旨墓编甬钟测音数据分析表中3 号钟侧鼓音的阶名不是“和”，而是“宫”；在《动物纹研究》中，指出其对逑钟乙组I 号的旋、舞部和篆带纹饰的定名是错误的，等等。敢于直面自身问题、勇于进行自我检讨，这种对待学术的纯粹与坦诚是让人敬佩的。

学术批判是学术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王清雷的学术批判精神是他所一直秉承的。早在这两部著作问世之前，他就于2018 年发表的成果中对其所涉及的著述的科研情况给予了客观评价， 其中不乏直率的批评：比如在点评《山东地区两周乐钟研究》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该文的阐述令笔者颇感失望……该文甬钟的分型标准和逻辑有些模糊不清，游移不定，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在点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时，亦是直言不讳，称“相比之前的研究成果，该书西周甬钟的分型分式的模式并无创新之处， 而且分型分式的标记有些个性化”。当然，对待这些问题，我们既要对学术同仁的辛勤劳动充满敬意， 又要坚守学术至上的批判精神。

三、学科建设与学术反哺

作为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发展进程中的新成果，我们需要站在更大的学科建设背景下对《云纹研究》和《动物纹研究》加以观照。近几十年来，尤其是曾侯乙编钟和贾湖骨笛相继出土以来，音乐学界对音乐考古学的关注度不断上升， 时至今日，音乐考古学已经俨然成为一门显学，吸引不少学者投身其中。经过长期发展，音乐考古学大体沿着理论建设与考古实践两个方向前行———前者以王子初、方建军等先生为代表，王先生最新修订的《中国音乐考古学》、新近出版的《中国音乐考古论纲》（上编）以及方建军先生的《音乐考古学通论》等，一系列新版著述的问世，极大地丰富了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的基础理论，标志着中国音乐考古学不断走向成熟。而后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本文的主人公王清雷研究员。

王清雷自1999 年进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起，就一直深耕于音乐考古领域。并于攻读硕士和博士期间，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选修考古学课程，考古学家刘绪先生就是他的博士副导师。二十余年来，他躬身实践、笔耕不辍，近年来更是参与并主持了包括江西海昏侯刘贺墓、陕西澄城刘家洼墓地、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在内的多个考古项目的出土乐器采录、整理与研究工作，出版了《西周乐悬制度的音乐考古学研究》《云纹研究》《动物纹研究》等多部学术专著， 参与了多卷本《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编写工作，发表了数量可观的学术论文。经过长期以来的考古实践， 不仅促使自身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也为学界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从治学方法来讲，音乐考古学更多是脱胎于考古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几十年来，音乐考古学者的研究大多建立在一般考古学者工作的基础之上，直到今天，不少年轻学者依旧使用着“二手材料”，很难做到像王清雷那般深入考古现场、直接从事发掘工作。音乐考古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依旧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一种单向的输出关系，即考古学向音乐考古学的学术输出。在无数考古人的艰苦努力下，在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开拓下，深埋于地下的音乐文物得以不断涌现， 这使音乐考古学日益蓬勃发展、永葆生机活力的根本之所在。当我们面对这些不断上新的各式文物， 满怀欣喜地开展各项新的研究时， 除了源自内心深处对考古学者的无限敬意之外，是否可曾想过，我们能为考古学者做些什么？ 音乐学又能为考古学贡献些什么？

王清雷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音乐学家能为考古学和考古学家贡献自己的智慧！ 他曾经指出，我们可以从音乐学的角度，如通過不同的音列、音梁、调音手法等手段，为编钟断代，为反哺考古学做出贡献。在《云纹研究》《动物纹研究》两部新著中，他便多次运用音乐学的相关知识对甬钟的断代提出新见———在判断叶家山 M111 一式钟和二式钟的时代时，他运用“一钟双音”、编钟铸造等有关知识，认为叶家山M111 一式钟的年代应为西周早期成王晚段（《云纹研究》第101—103 页）；在判断陕西扶风柞钟的年代时，他通过对编钟调音与测音数据的分析，排除了“夷厉说”和“夷王说”，并通过对其正鼓部和侧鼓部纹饰的形态分析，证明了“厉王说”的合理性（《动物纹研究》第115—119 页）。不仅是运用音乐学知识反哺考古学，他还通过对纹饰的研究直接推动了考古学研究的进展———在两部新著中， 他不仅对既有的各种纹饰名称进行逐一考辨，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三种新的篆带云纹命名。此外， 王清雷还主持撰写了多份出土乐器的测音报告，包括《海昏侯刘贺墓青铜乐器测音报告》《隰县瓦窑坡东周墓地编钟、编磬测音与初步研究》等。可以说，兼具“音乐考古学人”与“田野考古学人”双重身份的王清雷， 通过长期以来的坚持和不懈努力，架起了沟通音乐学与考古学的桥梁，让“新鲜”的考古材料在音乐学界不断呈现，也让“生动”的音乐理念在考古学界日益广播。

结语

什么是音乐学者的本职工作？ 音乐学者应该研究些什么？ 王清雷的系列著述，究竟是跨界研究还是越界研究？ 这些问题既是本文的缘起，也应当作为全文的结尾来再度思考。

毫无疑问，无论是“将目光投向人”，还是“将目光投向音乐”，抑或投向其他的什么方面，音乐学始终是研究一切与音乐相关学科之总称。从这一角度看，任何与音乐相关的问题都可以研究。话虽如此，但音乐学界过去往往对音乐本体研究有所偏爱，这或许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所导致的。重视音乐、研究音乐本体，这当然没有错。但是，过度对所谓的技术研究加以强调，甚至反对非技术性的研究，岂不是又完全落入了创作技术理论的窠臼？ 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越界”吗？

今日之音乐学理应不同于往日之音乐学，理应更加丰富多彩，音乐学人理应对自己的学科和事业充满自信。同音乐创作和音乐表演相比，音乐学最大的优势就是不局限于音乐本身，并以更为宏阔的视野、更为博大的胸怀，跳出音乐看音乐。那么，如何把握“跨界”与“越界”的分寸呢？ 依笔者之见，只要是以解决音乐问题为目的的研究， 都应当是可行、合理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