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外歌剧发展史，与繁荣热烈的歌剧创演实践相适应的歌剧学学科体系始终处于“蓄势待发”的缺失状态，歌剧实践特别是日益多样的新歌剧创作缺乏充分合理的学术体系和学理支撑，进而造成对于歌剧的基本属性、创作规律、表现形式以及审美表达等基本认识的模糊，成为制约歌剧艺术发展的亟待破解的瓶颈问题。2023年10月25日至27日，第二届“歌剧学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浙江音乐学院召开。会议邀请了国内歌剧艺术领域包括作曲、理论、编剧、导演以及表演在内的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来自全国各大专业院校的二十余名博士研究生，围绕歌剧学学科体系构建，就歌剧学基本理论、歌剧创作、歌剧表演、歌剧构作以及歌剧史学与美学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一、关于歌剧学基本问题

歌剧学基本问题是歌剧学学科建构的基础，也是歌剧实践活动的基本逻辑和理论依据，其主要涉及歌剧学的学科概念、范畴、内涵、边界以及学科体系建构等歌剧学元理论问题。纵观20世纪以来的歌剧理论与实践研究，虽然不乏《作为戏剧的歌剧》《歌剧与观念：从莫扎特到斯特劳斯》《意大利歌剧作法》《歌剧美学论纲》等诸多对歌剧本质属性以及艺术规律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中外理论著述，但有关歌剧学术体系建构和创作表导演等理论研究依然严重滞后。因此，歌剧学的学科概念、内涵以及边界等问题成为与会专家关注的首要问题。

王瑞认为，作为整体性综合性的艺术，歌剧学是研究歌剧艺术规律的学术体系，音乐学、戏剧学和艺术哲学构成了歌剧学的三大基石，其涵盖歌剧创作、歌剧表导演、歌剧构作以及歌剧音乐、歌剧文学、歌剧史学、歌剧美学等多领域多方面的研究，具有系统性、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特点。他还强调，通过揭示歌剧作为音乐戏剧的一般规律、特殊规律以及内在逻辑，进而反哺歌剧创作与表演实践是歌剧学建构的意义所在。居其宏在发言中指出，歌剧学是具有自身独特性的学科结构体系，主张歌剧学应包含歌剧文学创作、音乐创作、表导演艺术、舞台美术、剧目制作与演出、歌剧艺术教育与人才培养、歌剧史论与批评、歌剧国际交流与合作、歌剧艺术规律与美学研究等多方面的内容。李诗原则从当前中国歌剧研究的现状以及歌剧学多元性、交叉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出发，建议现阶段应主要关注歌剧音乐、音乐和戏剧的关系以及歌剧创作理论方面的研究。

关于歌剧艺术“身份属性”的认识历来是歌剧研究需要回答的首要问题，但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約瑟夫·科尔曼曾提出“动作与音乐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必然成为歌剧剧作实践中永恒的中心问题”①，彼得·基维主张“歌剧创作中的核心艺术问题在于怎样把戏剧做成音乐”②。王瑞基于歌剧中音乐与戏剧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歌剧的基本问题首先体现为音乐与戏剧的关系问题，歌剧的属性特征不仅表现为音乐的戏剧性与戏剧的音乐性，还在于其特有的“歌剧性”。“歌剧性”是歌剧艺术具有唯一性的独特属性，表现为形式和内容的两个方面的规定性。所谓形式的规定性是指歌剧特有的咏叹调、宣叙调等音乐表现形态，内容的规定性则在于歌剧音乐所具有的抒情性、戏剧性以及歌剧脚本特有的音乐性和叙事结构特点。因此，歌剧美既体现为音乐美、戏剧美、表演美和形式美，也体现为多种艺术形式相融合的整体性的综合美。

李诗原则结合歌剧结构的特性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释。在他看来，歌剧只有处理好音乐与戏剧的关系，才能体现出“以音乐承载戏剧”的审美原则，达到“理想歌剧”境界。而“戏剧结构与音乐结构的同一性”应是一部“理想歌剧”真正的艺术品格和“以音乐承载戏剧”的真谛。他还以张千一的歌剧《青春之歌》为例，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指出“戏剧结构与音乐结构的同一性”是戏剧结构设计以音乐结构为着眼点，追求故事情节发展与音乐结构布局的一致性；音乐结构安排以戏剧结构框架为参照系，追求戏剧结构思维与音乐结构原则的一致性，两者互为前提、互为依托、互为实现方式。

二、关于歌剧创作问题

王瑞认为，歌剧创作中音乐戏剧性的不足以及戏剧叙事与歌剧形式统一性不足的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突出矛盾。新世纪以来，中国歌剧在民族性、创造性和现代性等艺术理念的驱动下，涌现出了如《骆驼祥子》《兰花花》《画皮》等多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文化自觉意识的优秀歌剧作品。但由于缺乏系统独立的歌剧学科建构，仍然存在大量以西方歌剧理论审视中国歌剧创作、套用西方理论方法观察中国歌剧实践的现象。因此，本次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不仅对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歌剧创作予以更多关注，对中国歌剧的表现形式、音乐的戏剧性表达和跨文化语境下的歌剧叙事等问题也做了进一步的探索。

张千一的《青春之歌》和郝维亚的《七日》是近年来在歌剧表现形式与语言创新等方面较为突出的作品，它们在创作风格和具体表现手法等方面所作的实践和思考，引起了多位学者的关注。夏滟洲对《青春之歌》中的“青春”旋律进行了研究。他通过剖析该旋律的创作特征、贯穿方式以及在人物塑造、情节推动等方面的作用，指出主导动机式旋律的巧妙运用是该剧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陈泽宇探讨了《青春之歌》中音乐在实现人物形象塑造、时代氛围营造以及歌剧主题表达等方面的创作方式。他以音乐分析与戏剧阐释相结合的方法，论证出主题式旋律的贯穿、不同角色在声乐技法的差异化创作是该剧展现音乐戏剧性的主要创作手段。陈莉则从音乐戏剧创作、戏剧性表达以及科幻美学等方面对歌剧《七日》进行了分析与解读，还将它与施托克豪森的歌剧《光》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这部歌剧在体裁创新和音乐表达方式等方面为中国歌剧创作开拓了新的思路，是一部富有探索性和实践性的中国“新歌剧”。

谭盾的《牡丹亭》、周龙的《白蛇传》和瞿小松的《俄狄浦斯之死》都是当代歌剧中跨文化叙事的典范之作。此次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主要从歌剧中西创作技法与素材的处理、歌剧体裁的中西融合等角度入手，对这几部作品的叙事手段进行了研究与分析。丛密雨关注到谭盾《牡丹亭》中的复调创作。她通过分析其复调技法的创作特征以及“复风格”形成的方式与思路，指出歌剧中的复调无论在局部的运用还是在整体复风格的创作上，都以多维度的思维方式和独有的逻辑原则达到塑造人物形象和结构歌剧的效果。陈媛对歌剧《白蛇传》中的合唱叙事进行了研究。她从叙事学的视角剖析了《白蛇传》中的合唱在塑造群体形象、营造戏剧情境、设置冲突悬念和深化歌剧主题等方面的创作方式，并指出幕间合唱曲对歌剧叙事的区隔是该剧将戏曲与歌剧两种音乐戏剧体裁有机融为一体的重要原因。赵志科对瞿小松《俄狄浦斯之死》宿命主题的超越问题进行了探讨，并从剧本分析、音乐内涵以及哲学思辨三个层面揭示出该剧以歌剧语言传达作品内在精神世界的方式与方法。

对于中国歌剧民族化旋律运用、宣叙调创作等问题，傅显舟、杨金子和张宝华三位学者采用了文本比较的方法对新世纪以来中国歌剧的创作得失作了分析与总结。傅显舟通过剖析《野火春风斗古城》《运河谣》《骆驼祥子》等多部作品旋律的创作技法，归纳出中国歌剧在旋律形态上的一般特征。杨金子对歌剧《日出》《钓鱼城》《骆驼祥子》的宣叙调创作进行了细致分析，指出中国歌剧宣叙调写作可以采用突破汉语四声桎梏、结合汉语语言规律与审美、将中国传统戏曲念白与西方宣叙调相融合等创作方法。张宝华则从叙事结构、形式内容、曲式结构等方面对施光南《伤逝》与其改编版《紫藤花》的异同进行了比较，认为创作初衷的差异与不同的解读视角是导致两版歌剧在戏剧、音乐、情感以及叙事结构上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脚本作为歌剧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虽然歌剧脚本包含了角色、情节、情境、矛盾和冲突等所有戏剧元素，但它最大的特点是缺乏独立性，必须依赖音乐才能实现歌剧的戏剧叙事。因此，多位专家就脚本创作如何处理与音乐的关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剧作家喻荣军结合《映山红》《希望的田野》等歌剧脚本的创作经验，认为脚本创作不仅要遵循歌剧音乐的特点，为作曲家留下创造的空间，还应在改编脚本的同时，思考如何打破原作，寻找原作中的新意，创作出富有创造性意义的歌剧作品。剧作家韦锦谈及了文学性在展现歌剧的戏剧音乐性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以咏叹调的剧诗创作为切入点，指出歌剧脚本的文学性应体现在语言创作、结构布局和思想阐释等多个层面。黄宗权从当前中国歌剧脚本创作的现状出发，指出歌剧脚本的质量是影响歌剧创作水平的重要因素，呼吁剧作家要加强对优秀歌剧脚本的学习。郝维亚的发言则充分体现了作曲家在歌剧中的主体意识。他站在歌剧音乐创作的立场，强调作曲家要充分发掘脚本在人物性格、矛盾冲突等方面为音乐所提供的想象空间，肩负起歌剧创作的首要责任，做歌剧创作的第一责任人。

此外，郝维亚关于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研究生阶段歌剧分析课程的介绍也引发了与会代表对于如何提高歌剧音乐创作水平以及歌剧研究者整体素质的思考，并为歌剧学学科建设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教学模式。郝教授不仅详细介绍了作曲系歌剧分析课程的教学目标、内容、方式以及考核方式，还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为歌剧学习者提供了相关指引。他指出，歌剧学习除了需要积累相当数量的歌剧作品外，还需要整合和声、复调、曲式和管弦乐法等专业知识，关注歌剧文本中音乐、戏剧语言的创作方式，掌握编剧、导演、演员、指挥与制作人等领域的相关技能。

三、关于歌剧构作问题

歌剧构作是歌剧舞台呈现方式的综合集成。21世纪以来，中国通过引入原版歌剧、复排经典歌剧、创作优秀歌剧，在导演和制作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但相较于戏剧导演、戏剧制作和歌剧表演等领域，歌剧导演和歌剧制作的系统性和规范性均有待加强。此次研讨会，专家和学者就有意将导演、制作等涉及歌剧舞台呈现的构作问题一并加以讨论。

导演易立明针对当前我国歌剧导演艺术存在的人才匮乏、教育体系缺失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首先从歌剧学学科建设出发，建议歌剧学加强对歌剧作品、演绎方式和舞台建构等方面的研究，以开设歌剧导演课程、培养高素质歌剧导演人才的方式，提高中国歌剧导演的专业水平。同时，他还站在导演创作的立场，指出歌剧不能仅存在于总谱，更需要在舞台上得到呈现。另外，他还强调，作曲家在进行歌剧创作时，不能只考虑音乐的烘托效果，还要使其具有戏剧功能，成为人物塑造、情节推动的重要手段。

许朦胧详细介绍了德国导演瓦尔特·费尔森斯坦的戏剧理念和导演方法。她不仅以费尔森斯坦导演的亚那切克歌剧《狡猾的小狐狸》为例，阐释了其“再剧场化”“真正的戏剧体验”以及“现实主义音乐剧场”的戏剧美学观念，还结合自己在德国波恩剧院当实习剧作研究及导演助理的经历，以歌剧电影《奥赛罗》为切入点，分析了导演如何用乐谱作为导演手册的方法将音乐、人物、情节和情境相互融合，完成歌剧作品在舞台上的呈现。

对于中国歌剧创演应如何抓住新时代的机遇、应对新时代的挑战这个问题，刘凯华总结了2012年以来中国歌剧在创演实践成效、社会机制以及创新机制方面所取得的成效与困境，并建议中国歌剧要注重市场化运作，通过打造品牌形象、开放市场以及引导市场需求，满足广大观众对高品质、多样化歌剧作品的需求。

四、關于歌剧理论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歌剧自身的跨学科性以及学科壁垒的存在，歌剧理论研究一直处于音乐学、戏剧学、美学和历史学等学科交叉的边缘地带，缺乏歌剧学的整体观照，未能建构起一套科学、系统的学科体系。因此，与会代表呼吁将歌剧史学、歌剧美学和歌剧批评均置于歌剧学学科视域下加以审思和研讨。

以往的研究大多将歌剧史作为音乐史的一个分支来进行考察，忽视了歌剧史自身的独立性。此次研讨会上，多位学者钩沉爬梳中国歌剧史料，尤其是早期史料，力求从新的视角还原中国早期歌剧的发展脉络和创作原貌。汪静一对儿童歌舞剧与歌剧在历史演进中的互融互补关系进行了考察，得出“儿童歌舞剧孕育了早期歌剧，早期歌剧反哺了儿童歌舞剧”这一结论。柳青壑整理和研究了1940年代国立剧专乐剧科成立始末，并将其融于国剧运动中的歌剧理想以及抗战期间“为国储才”教育使命的历史背景中，指出“国立剧专乐剧科”是国剧运动歌剧理想的延续，对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张玢则对左翼第一部“新歌剧”《王昭君》做了历史的、辩证的思考。她不仅对这部歌剧的音乐戏剧形式与类型进行了重新考证，分析出这是一部比当时的儿童歌舞剧规模稍大些的小型歌剧作品，还从歌剧“利用旧形式”的原因出发，指出该剧是中国戏剧“现代化”进程中利用“旧形式”的新探索，是以革命文艺和民众的审美需求为目标创作出的音乐戏剧作品。郑思诗同样关注了“新歌剧”，她通过对1945年到1949年间“新歌剧”史料的重新梳理，在总结其发展历程和创作特征的基础上，对歌剧《白毛女》是否应作为“新歌剧”的开端提出了学术上的质疑。

“虚”和“实”是中国艺术哲学中的一组重要审美范畴，它们衍生出的“虚实相生”艺术审美意境，不仅体现出中国艺术的审美追求，也彰显了中国歌剧的独特审美品格。肖海燕对中国歌剧中“虚实相生”这一审美问题的探讨，不仅体现出歌剧学对中国歌剧原創性理论的关注，也展现出青年一代歌剧研究者对建构中国歌剧话语体系的责任与担当。通过总结“虚实相生”在中国艺术中的一般性特征及内涵，剖析它在中国歌剧中的呈现方式与手法，肖海燕认为，中国歌剧“虚实相生”的审美意境是在遵循歌剧艺术本质的基础上，融合中国艺术精神，综合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而生成的特殊意境美。

除了上述有关歌剧史、歌剧美学的问题外，此次研讨会还有多位专家从不同视角对中国歌剧所存在的发展、传播等问题进行了反思。作曲家张千一的发言提及歌剧研究人才的培养。他指出，歌剧研究者不仅要研究歌剧的创作规律与实践问题，还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观摩或参与歌剧创排的方式，不断提升专业水平。黄宗权对当前中国歌剧发展所存在的创作、表演等问题进行了思考。他以问题为导向，建议作曲家要从音乐与戏剧的关系、宣叙调与咏叙调创作等方面提高歌剧的写作能力。孟凡玉则以数据量化的方式论证了咏叹调的创作品质对歌剧传播的影响，呼吁中国歌剧要进一步提高咏叹调的创作质量。

而围绕歌剧的民族化、本土化这一自歌剧肇始就常谈常新的话题，作曲家宝玉认为，作曲家在创作歌剧作品时应把中国民族文化融入其中，站在国际的视野去构思歌剧创作。姚亚平则针对学术界关于“中国性”的讨论，呼吁与会代表们对歌剧“中国性”与“民族化”的异同展开思考。杨和平从传统文化与中国民族歌剧的关系出发，指出歌剧表演者应从传统戏曲中汲取营养，通过史学观照和经典引领等方式提高自身专业素养，歌剧学要从民族歌剧中挖掘和提炼出民族歌剧知识体系、人才培养模式等一系列学科架构内容，推动中国歌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结语

自现代意义的歌剧在中国诞生以来，歌剧理论与实践研究在中国已逾百年。从最初对歌剧本土化的初步探讨，到20世纪50年代“新歌剧”问题的百家争鸣，以及改革开放以后产生如居其宏《歌剧美学论纲》等具备理论高度的歌剧研究著作，歌剧理论与实践研究随着中国歌剧的发展而不断完善与深化。尤其是近年来上海音乐学院和浙江音乐学院③分别设立了“歌剧学研究”博士研究方向，以高层次研究型人才培养推动歌剧学学科建构的方式，开启了歌剧研究学科化、学理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新阶段。

本届歌剧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不仅是我国在歌剧研究领域开展的具有开拓性学术交流活动，也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重要精神的贯彻与落实。它并非挪用西方歌剧研究的方法对中国歌剧创作实践进行分析与判断，而是着眼于当下中国歌剧发展和歌剧学学科建设的时代召唤和理论诉求，对歌剧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的构建以及原创性理论观点的呼唤。虽然研讨会未涉及歌剧表演研究，在歌剧构作研究方面也较为单薄，但正如浙江音乐学院王瑞院长所说，本届歌剧学学术会议的最大成果是形成“歌剧学”的学科共识与“歌剧学”意识。相信歌剧学学科体系的建构将为歌剧艺术的发展提供更加充沛的学科支持、学术支撑和学理支撑，对中国歌剧艺术乃至世界歌剧艺术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