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姝

贺绿汀民间音乐思想不仅是贯穿他一生的学术思想核心，更是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与中国传统音乐教学体系建设的历史原点。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贺绿汀院长的大力倡导与整体布局下，从全院大唱民歌到开设民歌课、创办民族音乐研究室、创建民族音乐系等，民歌全方位贯通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本科以及硕博研究生的整体教学体系与课程设置之中，他倡导的“向民间音乐学习”以中心枢纽的方式，引导作曲系与音乐干部进修班从聆听模唱逐渐深入音乐形态本体学理研究的内里，培养了学院民歌理论研究最早的师资骨干与学科初始。

一、贺绿汀与上海音乐学院民歌学科专业化建设的初始

贺绿汀民间音乐思想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办学初期，民歌成为这一思想的核心。民歌短小精悍，蕴含了极其丰富的地域色彩与风格特点、方言润腔与风土习俗，易于学习、传播、传唱和再利用，是民间音乐其他艺术体裁类型的基础，在教学体系的初步建设阶段，民歌具有海绵效应能够被快速利用和学习吸收，也是“向民间音乐学习”的敲门砖和开蒙曲。1950年初，贺绿汀率领全院师生“大唱民歌”，是他将民间音乐基因植入学院专业化创作语汇、表演实践的重要方式。民歌作为民间音乐的“种子”播种在声乐系师生的教学曲目与舞台表演实践之中，又以“旋律基因”的姿态春蚕吐丝般贯穿在作曲系民歌记谱、改编、创作等歌曲的原生、次生、再生中重获新生。一时间，一大批青年歌唱家、作曲家在民歌的滋养下崭露头角。

不仅如此，贺绿汀还从理论研究的视野，挖掘和培养了上海音乐学院第一批民族音乐理论研究骨干师资。1950年3月，贺院长以自拉板胡演唱陕北民歌拉开了“上音”民歌专业化教学与理论研究的序幕。作曲系与音乐干部进修班成为吸收和释放贺绿汀民间音乐思想的重要聚集地，来自地方文工团的音乐干部对当地民间音乐非常熟悉，能弹能唱还能编创，贺绿汀通过自身对民歌的采风、搜集、整理及其与音乐创作实践之间的关系进行细致阐述，他还特别提及要学习“中国民歌和民间音乐中锣鼓点的节奏变化”来丰富作曲的技巧，启发师生们对民间音乐深层理论认知的探求和知识体系建构。

贺绿汀协调师资力量进行科研攻关，实现了培养集演唱、教学、改编、创作于一体的民族声乐演唱家和专门民歌理论研究人才的办学目标，“要培养建设我国新的民族音乐研究、创作、演出各方面的骨干，而不是一般的收集整理工作者或一般乐队演员”。从师资力量上，一方面倚重素有“中国夜莺”之称的声乐系主任周小燕、学贯中西的民族音乐系主任沈知白等学院名师，另一方面引进地方名家“单弦牌子”艺人王秀卿、“榆林小曲”艺人丁喜才、“郿鄠”艺人任占奎、“河南坠子”艺人赵玉凤等民间高手，将各方面顶尖师资力量集中到学院专职任教并开设相应课程，探索学院与民间联合培养人才的专业化模式，从底层逻辑上打通学院与民间在认知与实践上的壁垒与隔阂，使得民间音乐思想坚定地通行于理论、创作、表演与教学体系建设的整体脉络。

二、民族声乐专业化教学体系建构

20世纪下半叶，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教学体系的成功探索与人才培养成果令学界瞩目。其中，周小燕、胡靖舫、王品素构成了“上音”民族声乐教学体系建设的基石。周小燕曾用上海方言演唱《啥人养活啥人》（四句头山歌），在“音工团”工作期间赴山东采风搜集整理当地民歌，并演唱了《槐花几时开》《康定情歌》《在那遥远的地方》《绣荷包》《雨不洒花花不红》等大量民歌改编作品，为了让学生唱好一首作品，她将丁喜才、朱慧珍（苏州弹词）请到学校为鞠秀芳进行联合授课，一边在演唱技术和发声方法上面进行严格指导与把控，另一边在咬字润腔、风格韵味、伴奏风格等方面进行推敲校正，从技术和风格两方面为民族声乐教学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

胡靖舫于1953年担任民族音乐研究室副主任，同年赴山东采风，对山东琴书进行了记谱整理，与黎英海对大量民歌进行编配和艺术化加工、整理。声乐系历来重视民歌与中国音乐作品声乐教材的编订工作，胡靖舫与教研室老师们在教辅、教材的编写与修订工作上做了长期的耕耘，逐渐形成了适合于各个声部的曲目体系，并不断在重唱、对唱、表演唱、合唱等表演形式上进行丰富，使其成为舞台表演的保留曲目和经典作品。

1958年，王品素担任少数民族声乐班负责人，她对才旦卓玛、何纪光、阿旺等学生进行差异化教学，根据每个人的民族语言、地域风格以及嗓音条件进行教学体系建设的探索。她要求学生在假期间到当地去采风，开学后先将采风所得教予老师，经过记谱分析研究后，再来调整学生演唱中的問题，探索并形成了富有地域、民族、个人特点的民族声乐教学体系路径。上述三位老师分别从联合授课、教材编写、教学体系建设等多方面建构了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专业化教学体系建设的三块金字招牌。

作为上海音乐学院自主培养的首位民族声乐专业学生鞠秀芳，自1953年贺院长让鞠秀芳为丁喜才进行记谱。从对民间艺人唱腔进行记谱到后来加工整理，再到舞台化表演艺术形式的拓展，从一个曲牌母体到各种变体，相同乐曲中使用的不同语调表情和表现手法的变化，与依字行腔、记谱分析研究之间形成紧密的联系。事实上，鞠秀芳就是通过比照母体和变体，把握润腔间的细致处理，给予了她在润腔处理及演唱上的深厚认知。此后，她向苏州弹词的朱慧珍、周云瑞，话剧团的王雪艳学习苏州民歌、弹词，跟上海昆剧团“传字辈”三位老师学习昆曲的唱腔身段，跟张子谦学习琴歌，跟龙榆生学习诗词格律等，这些都深深影响了鞠秀芳的艺术思想。《江南民歌》一书中收录了二十多首由鞠秀芳记谱、整理、改编、创作的江南民歌，这些民歌不仅成为表演教学的经典曲目，也逐渐成为理论研究、民歌演唱创作的教学体系核心曲目。

三、上海音乐学院民歌理论研究及其学科建设

上海音乐学院民歌理论研究的发端离不开贺院长的大力支持与贯彻执行，他曾说：“1949年我一到学校，就亲自教学生唱民歌。后来因为工作实在太忙，就找了两个干部进修班结业的学生来替代，同时要他们在作曲系随堂听课，学完作曲系所有涉及外国作曲技术理论的课程，此外还要学钢琴。接下去成立民族音乐研究室，让研究人员下去采风，搞调查研究。经过几年培养的业务干部，然后到1956年条件成熟了才建立民族音乐系，把原来民族音乐研究室的人都投入进去作为系的教学骨干。民族音乐系就是这样办起来的。”从这些话语中可见贺院长在创业初期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从无到有的艰辛历程与前瞻性布局。1954年开始，“贺院长要求我们为本科生正式开设民间音乐课”。自此，上海音乐学院的民歌课分层教学形成了由民族音乐研究室丁喜才（全院共同课教学）、黎英海（改编创作教学）、胡靖舫（声乐演唱教学）、高厚永（理论研究教学）殊途同归的民歌学科专业化创建与创作、表演、理论教学体系构建的初步探索。

高厚永的《民歌讲义》是上海音乐学院第一本以体裁分类的民歌理论专业教材，存见有“水鄉‘田歌”“综述山歌体裁”“综述号子体裁”三个章节（第230—378页），书中首次将民歌（山歌）结构系统归纳为：单句体、上下句（包括重复变化式、发展式、对比式三类）、四句体（正格四句体与变格四句体）、五句歌（上下对称原则与起承转合原则）、穿五句、联八句等形式。

江明惇的《汉族民歌概论》（1982）一书，是学界公认的民歌理论研究代表性教材。20世纪60年代，于会泳提出大综合与中综合教材写作计划，其中“中综合”就是以体裁为核心的民歌、器乐、戏曲、曲艺“民族音乐四大件”教材的写作。1960年，江明惇在前人基础之上，进一步聚焦汉族民歌体裁研究，并紧扣民歌形态研究解决核心技术问题，运用周密、系统、有效的理论逻辑与分析方法，奠定了民歌学理研究与教材编写的学术范式。

沙汉昆的《中国民歌的结构与旋法》（1988）是作曲系旋律写作课程的辅助教材，全书以民歌为参照从中总结提炼了可供音乐创作所借鉴的句式结构与旋律发展逻辑，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民歌基本句式“双句体”“四句体”等与旋律发展逻辑“重复型”“并置型”“起承转合型”等进行了系统性的阐述，延续了上海音乐学院重视民间音乐感性积累与理论指导创作实践的实操性学术传统。

黄白自1963年以来担任全院民歌共同课教学工作，贯穿上海音乐学院从附中到本硕博表演、创作、理论的整个教学体系，她的《民间歌曲（共同课）》一书以“三大体裁、八大色彩区”为纲，207首民歌曲谱和模唱为例，以“现身说法”的方式对全国各地具有典型地域或色彩风格特点的民歌，进行全面、系统地授课教学，成为了民歌从口头传唱走向学院课堂教学传承与感性积累转化的重要链接。

黄允箴是上海音乐学院培养的第一位中国民歌理论研究生（1979），其专著《纵横民歌的时空》《中国民歌与风土》（2016）沉淀和闪烁着她对民歌体裁研究的进深思考，把民歌放置到宏观整体研究、色彩区研究、体裁演进研究、民俗与风土研究、传播与转型研究等新学术视野之中重新考量，以音乐形态研究为始终，利用多元学科研究技术手段推进民歌音乐学理研究的新高度。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上海音乐学院民歌教学体系与学科建构，至今依旧继承和延续了贺绿汀院长学科初始之际的教学与学科布局：无论是继丁喜才、黄白等传承至今的《民间歌曲》（共同课）的民歌模唱传统，以其为支点向全院师生输送民间音乐营养，还是从民族音乐研究室到江明惇、沙汉昆、黄允箴的《汉族民歌概论》《中国民歌的结构与旋法》中国民歌与风土》等理论作曲专业课程教的民歌理论专业课程与理论教材建设，再到周小燕、胡靖舫、王品素先后建构的中国民族声乐学科与教学体系设计，乃至以鞠秀芳、何纪光、阿旺等人为代表的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集表演、创作、理论于一体的复合型专业人才培养，无不倾注了贺绿汀对上海音乐学院民歌学科建设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有步骤的层次设计与缜密布局。从诸多专家学者在口述采访与历史叙事中不断重提贺院长当时教唱民歌的回忆中，透过民歌学科建设在上海音乐学院表演、创作、理论与教学体系中呈现的巨大张力，无不渗透了设计者的用心良苦与建设者群体的呕心沥血。值此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室成立70周年之际，谨以本文向贺绿汀院长及上海音乐学院从事民歌表演、创作、理论、教学的专家前辈以及所有在民歌教学一线默默耕耘的老师们致敬，在回望与反思中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