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尚波

远东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上海 200092

本土信用评级机构“走出去”发展对于中国促进债券市场和宏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与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等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进入21世纪以来，中诚信国际、大公国际等中国本土评级机构通过在境外设立分支等途径“走出去”发展。但中国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总体进程依然缓慢，成效明显不强。本文在探讨中国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的战略意义和外部效应基础上，分析了其“走出去”现状、局限及成因，结合国际相关经验，提出了本土评级机构高水平“走出去”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高水平“走出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明显正外部效应

信用评级以揭示受评对象偿债能力与意愿（信用风险）为核心，是债券市场重要且独特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高质量的信用评级服务能为债券的发行和交易高效提供信用风险定价、信用风险预警等基本功能。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简称“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主要是指由中资控股的中国境内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见表1）推进信用评级及相关服务面向境外债券市场拓展的过程和结果。本土评级机构高水平“走出去”意味着评级机构在构建强有力的国际化评级技术体系和专业团队支撑，以及高效运作的公司治理和管理机制等基础上，推进高质量的信用评级技术及相应服务业务向海外市场广泛而深入渗透的过程和结果。

表1 中国境内债券市场由中资控股的主要信用评级机构概况

本土评级机构高水平强有力“走出去”是中国推动信用评级行业乃至债券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环节和必经路径，有利于中国深入构建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债券市场地位相称的评级服务体系，为更好地支持中国实体经济“走出去”和增强中国企业获取跨境债券融资的能力创造有利条件；有利于促进中国深入参与乃至主导全球金融治理，打破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为全球各国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跨境贸易与资本市场投融资环境贡献“中国智慧”，从而增强中国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软实力，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和全球化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利于为中国赢得持续稳定且有序的金融与经济环境，促进中国乃至世界实现长期和平稳定发展局面。

正外部性或正外部效应指某个体或群体的行为使得其余个体或群体受益（产生非市场化的正面影响）的情况。本土评级机构高水平“走出去”虽从根本性质上属于评级机构的市场运营行为，但其社会经济意义或价值明显超越其给评级机构带来的经济意义或商业价值。从实践来看，2022年9家本土评级机构（见表1）的营业收入合计33.44亿元，但其评级业务对于全国十万亿元级债券的发行市场和百万亿元级存量债券的交易市场秩序稳定、风险防控等发挥积极作用；而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发展更是具有超越自身经济价值的战略价值，包括提升中国金融软实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等。总之，本土评级机构高水平“走出去”具有明显正外部效应。

鉴于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中央高度重视和支持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包括“走出去”在内的国际化发展。2021 年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出了“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征信机构和信用评级机构”的战略号召。2021 年8 月，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关于促进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行业健康发展的通知》明确提出“培育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信用评级机构，支持本土信用评级机构根据意愿和自身能力，积极参与国际评级业务”。

二、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走出去”发展现状及局限分析

21世纪以来，中诚信国际、大公国际、联合资信等本土评级机构陆续通过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展业、与海外评级业界展开评级技术合作交流等方式，推进评级业务和技术等“走出去”的步伐。2010年以来，中国诚信（亚太）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简称“中诚信亚太”）、鹏元国际评级有限公司（现为“中证鹏元国际评级有限公司”，简称“鹏元国际”）、大公欧洲资信评估有限公司（Dagong Europe，简称“大公欧洲”）等陆续成立。

综合来看，本土评级机构在中资海外债券、离岸人民币债券等境外债券评级市场占据一定份额。据Wind 资讯统计，截至2023 年6 月底，658 只存量离岸人民币债券之中，184 只拥有由中国本土评级机构给出的主体评级符号；4066只存量中资海外债券之中，730 只拥有由中国本土评级机构给出的主体评级符号。

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采取设立境外分支机构“走出去”已有十余年历程，然而相比标普、穆迪、惠誉等国际三大评级巨头“走出去”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通过强有力的“走出去”国际化发展等举措，牢牢把控全球债券市场信用评级的话语权），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走出去”不仅进程相对缓慢，而且国际竞争力偏弱，在全球信用评级行业缺乏市场地位和影响。其中，大公欧洲虽于2013 年获得欧盟CRA 资质，但在欧盟信用评级市场缺乏影响。据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 ESMA）统计①参见：European Securities and Markets Authority,“Report on CRA Market Share Calculation（2021）”,https://www.esma.europa.eu/document/reportcra-market-share-calculation-2021。，截至2021 年12月，ESMA 监管的24 家注册信用评级机构（CRA）中，标普欧洲（S&P Global Ratings Europe）、穆迪、惠誉分别占据51.77%、30.12%、10.30%的欧盟评级市场份额，其次为意大利CERVED（占1.18%）、加拿大DBRS（占1.11%）、德国Scope（占1%）、德国CreditReform（占0.84%）等评级机构，大公欧洲在该名单中未见显示。

三、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走出去”发展成效偏弱成因探讨

（一）评级机构评级质量仍然不强

评级质量是衡量信用评级机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也是关系到评级机构能否顺利“走出去”参与国际行业竞争的关键考量因素。本土评级机构的评级质量可从评级符号分布、对违约债券风险预警能力、对债券定价辅助功能等方面考察。

1.评级符号偏高、区分度偏弱现象持续存在。长期以来，中国境内信用债券市场评级符号密集于高等级现象持续存在。图1 显示，2021 至2022 年，在中国境内信用债券发行市场有首次评级的债券中，AA 级（含）以上非短期融资券与A-1 级短期融资券合计只数占比从98.05%降至96.39%，2023 年上半年，该比重微增至96.42%。2021至2022年，在中国境内信用债券发行市场有首次评级的债券中，AAA级与A-1级债券合计只数占比从69.91%增至71.76%，乃至2023年上半年的73.02%。

图1 历年中国境内发行的信用债券发行时信用评级分布（按发行只数计权重）

从中资海外债券主体评级来看，截至2023年6月底（简称“考察日”），19家发行人主体评级显示，中国本土评级机构给出评级均为AAA 级，而标普给出从A+至BBB-共5 个子级，穆迪给出从A1 至Baa2 共5 个子级，惠誉则给出从A到BBB共5个子级。从离岸人民币债券主体评级来看，12家发行人截至考察日主体评级显示，中国本土评级机构均给出AAA级。其中，5家获标普给出的A/A-/BBB+共3个子级，12家获穆迪给出的A1至Baa3共6个子级，12家获惠誉给出的AA-至BBB-共6个子级。综上所述，相较国际三大评级巨头的评级，中国本土评级机构的评级不仅区分度偏弱，而且评级结果偏高。

2.针对违约债券的信用风险预警能力不强。图2显示，2014年3月至2023年6月，本土评级机构针对185家违约企业的主体评级统计显示，企业首次违约前30天，82.16%的企业主体评级未降至BB（含）以下，尤其43.24%的企业主体评级仍为AA（含）以上水平；企业首次违约前7 天，仍有69.73%的企业主体评级符号未降至BB（含）以下，尤其34.59%的企业主体评级仍达到AA（含）以上水平，4.86%的企业甚至仍为AAA。此外，中国证券业协会、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联合发布《2023 年第一季度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业务运行及合规情况通报》显示，5 家本土评级机构承揽债券违约率倒挂。其中，1家所评AA 级与AA+、AAA级的违约率倒挂，4 家所评AA 级与AA+级的违约率倒挂。综上所述，本土评级机构针对违约债券风险预警功能有待增强，信用评级符号虚高现象明显。尤其近年国内债券市场违约常态化形势下，本土评级机构评级服务的违约风险预警功能不强问题凸显。

图2 我国发债企业首次违约前的主体评级预警水平

3.评级结果对债券定价的辅助功能有待提升。债券收益率包含无风险收益率、流动性溢价、信用风险溢价、特殊条款溢价等诸多方面因素，剔除无风险收益率等之外的债券发行利差高低，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债券信用风险或者信用等级高低。理论上，发行时间相近，信用等级、发行期限、券种类型、特殊条款情况（包括没有特殊条款）等各方面相同的债券，其发行利差应具有高度近似性。如果发行时间相近，而且信用等级、发行期限、券种类型、特殊条款等各方面条件相同的债券，存在发行利差明显偏高于平均水平的，则有可能反映投资者对于这部分债券的信用评级缺乏认同感，或者反映高利差的债券可能存在信用评级“虚高”问题。

以图3所示，2022年上半年发行的剔除有特殊期限、含特殊条款等情形的216 只10 年期AAA 级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为例，其发行利差中位值为14.72BP，标准差为6.90BP，最大与最小发行利差相距26.57BP。再以2023 年上半年发行的剔除有特殊期限的60只3年期AAA 级一般公司债券样本为例，发行利差的中位值为81.72BP，标准差为59.98BP，最大与最小发行利差相距311.13BP，超40%的债券发行利差超过100BP。

图3 2022年上半年10年期AAA级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券发行利差分布

综上所述，中国本土评级机构从针对债券市场的信用评级质量表现来看，存在评级符号区分度不强和评级结果“虚高”、对濒临违约债券的信用风险预警能力偏弱、对债券定价辅助功能有待增强等系列问题和不足，进而制约本土评级机构的评级服务在国内乃至国际债券市场构建较强的公信力与提升在全球评级业界的市场竞争力，拖累了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发展的步伐。

（二）评级机构经营创收和资本运作实力不强

尽管中国本土评级机构在作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的中国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业务中牢牢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评级服务收费标准不高、经营多元化能力不强、缺乏国际竞争力等状况下，其经营创收能力明显不强。2022年，标普（SPGI.N）、穆迪（MCO.N）营业收入分别为111.81亿美元、54.68亿美元。同期，9家本土评级机构合计营业收入约为33.44亿元人民币，不足标普营收折合人民币（752.04亿元）的1/20，亦不足穆迪营收折合人民币（367.78亿元）的1/10②标普、穆迪2022年营业收入折合人民币的统计，按2022年人民币兑美元平均汇率1∶6.7261统计。。中国本土评级机构创收实力不强，且投融资实力普遍偏弱，迄今暂未有机构获得上市发行股票资格，也未有大规模海内外并购案例。

总之，评级机构存在的前述问题，加之弱化强制评级依赖、放宽评级机构准入门槛等信用评级行业制度变化的影响，客观上可能将对中国信用评级行业构成错综复杂的影响，其中包括在推动中国信用评级行业强化市场化竞争的同时，加剧本土评级机构生存竞争或经营创收压力，引发本土评级机构有丰富经验的评级技术人才流失现象，增大评级技术质量提升难度，形成经营创收能力不强与高水平人才不稳定互为循环、锁定局面。

（三）债券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依然不高

债券市场国际化深入发展，有助于深化中国境内外债券市场各类利益相关者（包括债券监管部门、投资者、发行人、债券中介机构等）密切联系，夯实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发展基础。近年来，以中国债券被纳入彭博巴克莱、摩根大通等国际债券指数，债券通“南向通”“北向通”开通运行，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余额增长等为标志，中国债券市场国际化持续推进，但其国际化程度依然不高。根据中债登和上清所的债券托管数据，截至2022年底，境外机构在中债登和上清所托管的债券余额合计约3.4万亿元，约相当于2014年底的6倍；但该托管余额占中债登和上清所托管债券余额比重仅为2.65%，较2014 年底（1.67%）增加不足1 个百分点。而且境外机构投资中国债券境外机构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国债和政金债，境外机构投资信用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方面，发行规模仍然较小，且市场化运行机制有待继续改善。

人民币国际化反映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和投资货币的地位逐渐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的深入推进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国际经济与金融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提高中国金融的国际影响力，从而也有利于增强中国信用评级在全球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促进信用评级机构“走出去”。近年人民币国际化深入发展，但国际化程度依然不高。其中，在储备货币功能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数据显示，截至2022 年第四季度，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仅约2.7%，而同期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约为58%、欧元占比约为20%、日元约为5.5%、英镑约为4.9%。在支付货币功能方面，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数据显示，2023年2月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仅约2.19%，位列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而同期全球前四大支付货币的份额分别为美元约41%、欧元约36%、英镑约6.58%、日元约2.98%。

（四）海外市场开放环境有待优化

整体而言，海外国家针对异国信用评级行业的开放“大门”还有待更加公平合理敞开，海外国家促进异国评级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展业的营商环境有待优化。

从西方发达国家评级市场对外开放情况来看，例如通过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批准的作为全美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NRSRO）现有9家（见表2），除1 家墨西哥评级机构（HR Ratings）外，其余8家均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中国本土评级机构暂未有赴美设立分支且获得NRSRO 资质的。近年来，西方国家企图用“逆全球化”等手段巩固长期形成的全球经济金融等领域地位，干扰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和诚信经营环境。尽管中国主张互惠互利、和平发展，积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但中国各类企业在西方国家市场遭遇不公正对待（包括制裁）的现象时有发生。

表2 全美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NRSRO）概览

从发展中国家信用评级行业的发展环境来看，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倡导“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五通合作，金砖国家针对信用评级合作初步达成共识，共建“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金砖国家（除中国）是中国推进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值得重点考虑的区域。但发展中国家针对外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开放和投资经商环境有待深入改善。例如，“透明国际”发布的2022年180个国家和地区清廉指数显示，印度、巴西、泰国、土耳其、印尼、俄罗斯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排名普遍居于中游或下游。

（五）主流评级机构在全球信用评级市场占据垄断优势

长期以来，标普、穆迪、惠誉占据全球信用评级行业绝对优势地位，2021年国际三大评级巨头在欧盟债券评级市场占92.19%的份额，成为事实上的主流信用评级机构。这与其发展历史悠久、评级技术相对成熟发达、综合实力基础雄厚，以及全球金融市场规则等环境现状有关。

相比全球主流评级机构，中国本土评级机构发展历程较短，评级技术不够成熟，人才综合实力和国际业务拓展能力不强，在全球信用评级行业地位薄弱。中国本土评级机构谋求“走出去”发展，争取国际市场份额和支持，需要与现有包括评级巨头在内的海外评级机构展开激烈竞争，需要应对既有的稳定国际评级业务市场秩序带来的挑战。

四、海外信用评级机构“走出去”实践经验借鉴

国际三大评级巨头“走出去”成效卓著，标普（S&P Global）在28个国家拥有约1500名分析师，已累计提供超过100 万份信用评级报告；穆迪（Moody's）在40 多个国家拥有14000 多名员工；惠誉（Fitch）则在超过30 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此外，加拿大DBRS 除获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评定的“全国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Nationally Recognized Statistical Rating Organizations,NRSRO）外，还获得欧盟批准的信用评级机构（Credit Rating Agency,CRA）、瑞士认可的外部信用评级机构等资质；日本JCR 在美国、欧盟、土耳其、印尼、泰国等地获得评级资质认可。

（一）相对雄厚的技术实力为“走出去”积累坚实基础

国际三大评级巨头建立了各自信用评级技术体系，其评级方法和模型等核心技术建设及应用相对成熟，拥有相对庞大的违约债券数据支持、评级技术体系相对成熟完善、评级结果区分度高、获得国际投资者认可度高等优势。

标普评级方法体系以通用标准模块（General Criteria）为核心，囊括工商企业、基金、保险、主权、国际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美国地方政府、结构融资等不同模块的评级方法。标普的信用评级技术体系呈现高度标准化、模块化等特征，形成了相对严谨的技术体系。穆迪评级方法体系大致由基本评级方法（Primary Methodologies）与跨部门评级方法（Cross-sector Methodologies）构成，体现评级方法差异性与共同性。其中，基本信用评级方法的评级对象侧重特定的行业部门、发行人或交易类别，这些信用评级方法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能为大多数发行人与债务工具评级提供分析框架；跨部门评级方法不针对特定部门或发行人类别，通常与基本信用评级方法相结合从而确定特定主体信用等级。惠誉评级方法体系大致包括评级方法总论（Master Criteria）、跨部门评级方法（Cross-Sector Criteria）和具体部门评级方法（Sector-Specitic Criteria），体现评级技术文本多层次性，强调评级结果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可比性。其中，评级方法总论描述了各行业领域共同遵循的评级方法基本原则，跨部门评级方法用来解释业务涉及多个行业领域的主体的评级方法，具体部门评级方法描述了惠誉针对特定行业的评级方法。

（二）以设立分支、技术合作、参股等方式渗透海外市场

国际三大评级巨头对于海外市场的业务渗透与其市场化手段和策略，以及海外市场的对外开放分不开。对于欧洲市场，1999年1月欧元区成立之后，欧洲债券市场迅速扩张，投资人对风险信息需求渐增。欧洲央行依据《巴塞尔协议Ⅱ》将信用评级引入银行的资本要求，使欧洲债券市场信用评级需求逐步释放，三大评级机构开始在欧洲密集设立分支机构，并逐步在欧洲信用评级市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而对于亚洲市场，三大评级机构主要以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入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日本、新加坡等市场，以技术合作或参股的方式进入韩国、印度等市场。

（三）通过并购相关企业支持评级及相关业务“走出去”

国际三大评级巨头（或其母公司）通过在海外市场并购数据/信息提供商等相关企业的资本运作手段，直接或间接推动了评级巨头（或其母公司）与其兼并企业发挥业务协同效应和互补效应，从而增强其评级及相关业务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地实现业务“走出去”。例如，2017年穆迪收购荷兰金融资讯商——毕威迪（Bureau van Dijk），此次跨国并购案例本身即为穆迪“走出去”的表现，有助于增强穆迪包括评级服务在内的信息服务国际化竞争实力，为推进信用评级业务向海外市场发展夯实内在基础。再如，2022 年标普和IHS Markit 宣布完成合并，这不仅有助于标普增强在数据服务等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助于提升其信用评级核心业务向海外市场拓展的能力。

（四）成熟发达的本土债券市场有助于为评级机构“走出去”夯实基础

美国拥有全球最为成熟发达的债券市场。美国债券市场不仅历史悠久、规模庞大，而且品种丰富、机制成熟、投资者基础雄厚。截至2021 年底，美国债券市场规模约为49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存量的38.7%；券种类型涉及国债、政府机构债券、抵押支持证券（MBS）、公司债券、市政债券、资产抵押证券（ABS）、货币市场工具等。其中，美国公司债券市场拥有全球最发达的高收益债券市场，能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美国债券市场投资者结构丰富，包括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外国投资者等，投资者保护机制相对成熟。总之，成熟发达的美国债券市场对于美国本土的标普、穆迪、惠誉逐步发展成为全球评级巨头发挥了重要基础性作用。

五、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高水平“走出去”发展对策建议

鉴于本土评级机构高水平“走出去”蕴含的丰富战略意义，以及以往评级业务存在的评级虚高和区分度偏弱、信用风险预警能力不强等局限，本土评级机构推动高水平“走出去”还需加强自身各项建设，打牢评级技术等核心基础。同时，考虑本土评级机构高水平“走出去”具有提升中国金融软实力、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等强大正外部性，本土评级机构在全球评级市场垄断格局下提升“走出去”成效需要应对显著成本压力和市场壁垒，本土评级机构实现高水平“走出去”也需要强有力的外部支持。

（一）优化本土评级机构内在建设，推动评级业务“走出去”深入探索实践

1.加强本土评级机构以评级技术体系为核心的综合能力建设。本土评级机构加强技术、人才、管理和治理（包括制度与实践）、品牌经营等综合能力建设，是提升“走出去”能力的重要内在基础和必经环节。

一是深入优化信用评级技术体系建设。以信用评级方法和模型建设为核心，积极改善信用评级技术体系，包括合理设计评级假设，合理优化评级要素和指标选取，合理设计评级指标权重、阈值，合理增加财务指标和定性指标预测成分在评级模型评价中的作用，合理设计评级调整项及调整理由，增强评级技术建设的独立性，摆脱长期形成的评级虚高和区分度不强的现状对整个评级行业追求技术进步创新的影响。此外，评级模型设计过程需要充分做好样本测试，包括充分采集债券市场数据和案例资料，增强评价标准体系各分档标准的区分度和可操作性。顺应“走出去”发展需要，本土评级机构需深入开展面向全球债券市场的信用评级技术体系建设，打造尽可能适用于全球债券市场的信用评级技术和序列体系，强调信用评级技术体系的包容性和针对性，重视评级技术质量检验和评级技术适时调整优化。

二是大力推进能够与海外债券市场评级服务需求相匹配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建设，深入打造熟练掌握海外目的国家官方语言，以及金融等相关制度、规则的国际化人才梯队；重点吸引和稳住具有海外信用评级机构等相关机构从业经验的评级分析师，以及研究、法务、市场、公关、高管等各类人才。

三是强化公司治理机制和管理制度建设。顺应本土评级机构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等需要，本土评级机构还需加强董事、监事、高管等公司治理机制建设，以及各类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加强对合规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等各类风险的管控。

四是面向海外市场深入推进品牌宣传。深入打造本土评级机构国际化品牌形象，强化本土评级品牌在海外目标市场的广告效应，全力塑造和提升中国本土评级品牌在海外目标市场的美誉度、知名度、忠诚度。

2.优化“走出去”空间布局策略。鉴于境外目标市场有所差异，建议本土评级机构密切结合目标市场特点，采取多点突进策略实现“走出去”成效。

一是以金砖国家（除中国）作为“走出去”重要突破口。2017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议通过了《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简称《宣言》），其中包括通过了《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信用评级合作谅解备忘录》。金砖国家③2024年初，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成为金砖国家正式成员，金砖国家在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5个成员国基础上，扩至10个成员国。都属发展中国家，曾受到国际评级巨头开展的评级行动“不公正”对待。金砖国家开展信用评级合作既有政府力量的强劲支持，也符合债券市场有序发展的需求和利益，建议中国本土评级机构积极推进面向金砖国家（除中国）的国际化进程。

二是大力发展面向“一带一路”的信用评级市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量众多④共建“一带一路”重点国家有65个，截至2023年6月，中国已经同152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余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发展水平不均，可精选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经济体量较大、金融较发达、政治经济局势较稳定、营商环境较好的国家的金融中心或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作为推进中国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的选址考虑重点。

三是努力开拓欧美发达国家信用评级市场。展望未来，在中国评级服务质量显著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增强的同时，有条件的本土评级机构应该争取将评级或相关业务向发达国家市场拓展，努力争取在发达国家债券市场与评级巨头展开评级业务公平竞争。

3.多渠道、多形式推进信用评级及相关服务向海外市场渗透。借鉴国际相关经验，本土评级机构需重视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实现“走出去”，包括本土评级机构在海外设立全资子公司、携手国内其他评级机构等在海外合作成立评级机构、与海外国家的评级机构等相关机构合资成立评级机构等多种方式。有条件的本土评级机构可采取跨境兼并收购标的公司等方式，实现评级技术/评级业务/非评级业务向海外市场渗透。例如，可采取收购海外金融与行业数据提供商、金融信息服务业上市公司等方式，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实现信用评级与相关非评级服务资源互补和协同效应，构建或扩充本土评级机构面向海外市场的以信用评级为核心的信用服务业务版图。

值得强调的是，借鉴国际评级巨头及其国际化发展经验，考虑中国信用评级行业的业务多元化发展前景机遇，中国本土评级机构除了注重信用评级服务向海外市场拓展以外，还可积极寻求研究咨询等非评级业务面向海外市场拓展。

（二）营造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的强力外部支持环境

1.加强对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视。中国信用评级行业经过多年发展，对于中国债券市场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信用评级行业长期形成的评级符号虚高、级别区分度不强，以及评级服务公信力不足、违约风险预警能力不足、“走出去”进程缓慢等发展局限，既与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的地位不匹配，也与中国债市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符合。展望未来，中国信用评级行业有望发展到健康发展的高水平阶段即高质量发展阶段，表现为信用评级服务对于债券市场定价的参考价值、对于债券违约风险预警能力显著增强，以及信用评级业务国际化程度、在全球债券市场的评级公信力显著提升等。结合中国信用评级行业发展现状，考虑评级行业发展的战略重要性及现行政策支持基础，建议国家层面从战略高度加强对评级行业包括深化对外开放在内的高质量发展的重视。

一是建议中央层面深入推动全球新兴经济体关于信用评级行业发展的合作交流，推动新兴市场国家⑤新兴市场国家包括：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埃及、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摩洛哥、秘鲁、菲律宾、波兰、俄罗斯、南非、泰国、土耳其等。就共同深入推动新兴信用评级力量在全球债券市场增强影响力达成国际共识，共同商讨如何通过政府力量引导（可包括各国政府及其主管金融的部门、评级监管部门等），以信用评级机构等市场主体为核心，重构国际信用评级行业新秩序，增强全球国际信用评级市场的运行机制效率和市场包容性。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新兴经济体遭到国际三大评级巨头采取的可能有欠公允的主权评级行动。因此新兴经济体共同推动新兴信用评级力量深化建设，积极参与全球信用评级话语权竞争，有利于优化全球评级市场秩序，为新兴经济体争取更加公平合理的债券融资环境。

二是建议精心制定中国信用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战略规划（或行动计划），为中国信用评级行业未来谋划战略蓝图。建议将评级技术高质量发展、评级行业高水平国际化（本土评级机构高水平“走出去”是评级行业高水平国际化的实践表现）等作为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的重要和关键环节，充分发挥国家层面的信用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或行动计划）对于推动本土评级机构加快高水平“走出去”的重要作用。

2.通过财政和资本等手段，为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发展提供资源支持。本土评级机构实现高水平“走出去”需要加强资金、技术、人才、管理、营销等诸多方面投入和改善，而这可能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建议强化外部力量对于评级技术质量、国际品牌营销等专业实力突出的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所需资源的支持，减轻机构前期筹备“走出去”和推进海外分支机构建设、运营所面临的投资回收缓慢等压力。

一是注重财税资金对于实力型本土评级机构高水平“走出去”筹备阶段的支持。针对“走出去”在人才建设、技术研发、海外投资设点等方面的资金投入，给予一定比例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支持。

二是加强股本力量的支持。本土评级机构现有股本力量还有待加强，例如部分机构股权结构仍以自然人持股等为主。建议合理引进金融等相关领域具有强大综合实力的战略投资者（例如大型商业银行等），通过资本纽带助力评级机构资本、人才、技术、营销等实力提升，增强评级机构与大型金融机构或政府部门的联系，为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提供强大的股权力量支持。

三是发挥政府性产业引导基金的虹吸效应或杠杆效应，以政府注资引导社会资金投资的方式，针对优质本土评级机构面向海外评级市场拓展业务视情况给予资金支持，助力本土评级机构提升在海外评级市场的业务渗透率和竞争力。

（三）为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提供有利的监管支持环境

1.从国内信用评级行业监管环境优化来看，建议重视两个方面支持。

一是对评级机构增强综合实力加强支持，以便为评级机构强有力“走出去”做足间接准备。建议在信用评级行业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的指导下，进一步制定细化的政策，优化政策和政府资源的支持。包括：大力支持评级机构提升评级技术体系质量，尽可能减少对于评级机构开展评级技术创新和推进其在债券市场应用的行政性限制，营造国内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行业各家评级机构敢于和善于推进评级技术创新的氛围，以违约率和预警能力等作为评级质量检验重要标准；大力支持评级机构的评级服务模式（包括委托评级、投资者付费评级、主动评级、双评级和多评级等）和非评级业务（包括绿色金融服务、数据信息服务、咨询服务等）多元化发展，支持评级机构增强经营创收能力和资本运作水平，为本土评级机构打造富有竞争力的薪酬体系、扩募和稳住高水平技术和管理人才创造条件；大力支持评级机构增强评级独立性，针对干扰评级机构独立性的机构或个人给予严厉惩罚；深化市场环境建设，进一步优化信息披露、合规经营等方面制度建设和落实。

二是为评级机构“走出去”提供直接、切实支持。建议培育和发展具有权威性的全球各国债券市场等金融市场信息服务整合提供商或者非营利性机构，加强国际债券市场信息收集整理，为评级机构“走出去”提供信息和渠道支持；建立非营利性（公益性或者准公益性）的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发挥“走出去”政策宣传、信息集散、论坛交流、评级机构形象宣传、“走出去”问题反馈等中介和桥梁作用，帮助本土评级机构寻找跨境合作、海外市场拓展等机会；响应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具体需求，建议以“一企一策”“一事一议”发挥对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帮扶作用，例如针对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遇到的法律/政策问题和技术障碍等，尽可能协调相关优势资源为其提供实质性帮助。

2.从推进国际评级行业监管合作来看，中国需要充分发挥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的地位和作用，并充分利用中国作为重要成员国的相关国际合作组织（例如金砖国家等）的合作机制，倡导国际信用评级行业深化合作、全球各国信用评级行业扩大双向开放、各国共同推动企业营商环境改善等理念，为中国本土评级机构拓展海外市场争取海外目的地国家的信用评级行业监管资源提供支持。

（四）深入推动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建设

1.深入推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立足中国债券市场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发展机遇，多措并举，加快中国债券市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步伐。

一是加快促进债券市场统一监管，大力推进债券发行、交易、托管、结算等规则分类统一，促进债券市场全流程高效率运作，积极优化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债券市场基础设施高效互联互通。

二是大力改善债券市场投资者结构，扩大海外投资者和风险偏好型专业投资者规模，深入推进国内和跨境投资者保护，加强债券市场信息披露和违约债券流通等机制的建设。

三是密切结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入促进多元化、多层次、包容性债券市场品种体系建设，包括大力推进绿色债券市场建设、大力培育和发展高收益债券发行和交易市场、加大科技创新债券/乡村振兴债券等新兴券种建设和推广力度等。

四是深入优化债券市场中介机构体系建设，促进服务于债券市场的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债券第三方估值机构、金融信息提供商等相关中介机构高质量发展。

五是大力促进债券市场国际化发展，积极推动熊猫债、离岸人民币债券等相关债券市场建设，积极促进债券通机制优化，充分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作为中国境内外债券市场互联互通的重要桥梁和渠道功能，深入改善海外投资者投资国内债券的规模与结构。

2.深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设。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深度参与乃至主导全球金融规则制定等金融治理的重要保障，有助于支持本土评级机构“走出去”发展。鉴于人民币和美元等世界货币在全球的地位和影响仍有显著差距，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还有极大改善潜力。人民币国际化深入发展有赖于中国宏观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不断夯实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地位和实力，努力建设经济强国；有赖于中国全面深化对外开放；也有赖于全球经济多极化发展、和平稳定发展、开放包容发展的良好格局。从金融与贸易角度，深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设需要多措并举：

一是深化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增强人民币利率和汇率弹性，提高人民币的市场化程度和国际竞争力，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金融风险防控长效机制等各类机制，增强中国金融市场整体稳定性和市场化运作效率。

二是深入改善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大力促进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增强CIPS功能和运作效率，加大境内外金融机构接入CIPS 力度。还需要加强货币数字化建设，不断夯实数字人民币推广应用的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基础，深入探索促进数字人民币“走出去”，增强人民币跨境支付效率和安全性。

三是大力促进债券市场国际化与人民币国际化协同发展，重点推进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等建设，增强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层次性、多样性，积极发展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政策金融债券、信用债券等各类债券。

四是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扩大、加深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与投资往来，加强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货币互换协议及推进人民币清算机制安排，切实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跨境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规模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