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 燕

(武汉科技大学 法学与经济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根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需进一步明确制约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的主要因素,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农村是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地带[1],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因此,必须重视农村与城镇在物质条件、自然环境、社会风气、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完善程度等方面存在的差距和问题。

我国老年人口规模日益扩大,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我国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变革,城乡人口流动加快,农村年轻劳动力选择外出工作导致农村存在大量留守老人。农村留守老年人增收困难、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缺失、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使其在物质生活、健康状况、社会支持、精神慰藉等多方面都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关注农村留守老人的主观感受,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对贯彻我国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助力乡村振兴,使农村留守老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回顾

生活质量是一个复杂多维的概念,最早由加尔布雷斯(J.K.Calbrith)在1958年所著的《富裕社会》中提出。学界一开始主要从个人的主观感受方面来理解生活质量。美国社会学家坎贝尔将生活质量定义为“生活幸福的总体感觉”[2]。易松国认为生活质量是生活条件的综合反映,生活条件的改善就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3]。周长城将生活质量称为可感生活质量,即实际生活中人们所感觉到的生活质量[4]。邬沧萍认为,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是老年人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生命(生存)质量,即老年人身心健康、生活环境、人口素质和充分享有的权利的总和[5]。

对生活质量的测量和评估是生活质量相关研究的核心内容。Felce 和 Perry提出了一个综合了客观和主观指标,包含身体健康、物质健康、社会健康、情感健康等的生活质量模型[6]。刘渝琳等以健康生活、物质生活、家庭生活、精神生活、生活环境为评价内容构建了老年人口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7]。曹梅娟构建了包括4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32个三级指标的城市独居老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矩阵对偶比较法确定各级指标的权重[8]。黄俊认为,生活质量指标由经济生活状况、医疗健康状况、家庭及社会生活状况、精神生活状况等主客观指标构成,并通过实证研究对贫困地区老龄人口的生活质量进行了测量[9]。许昕等人基于劳顿美好生活理论认为百岁老人的生活质量与躯体健康、心理健康、家庭社会支持、社会经济地位4个方面密切相关[10]。根据采用的指标主客观性质的不同,生活质量的测量和评估可分为主观评价、客观评价及主客观综合评价[11]。Gianni等人认为生活质量必须在多维框架内进行衡量,最好包括客观和主观指标[12]。相关研究表明,虽然客观指标和主观生活质量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一致,但客观条件和主观感知仍存在一些差异[13-14]。Bukenya的研究表明,主观指标比客观指标更能描述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15]。

主观生活质量评价研究伴随社会发展观的演变而兴起。宏观层面上,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必然经历由低级成长阶段向高级成长阶段的发展过程。当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后,人们开始追求有“质量”的生活。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不再以有形产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社会成就,而以生活质量的增进程度作为成就的新标志[16]。微观角度上,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个体的需求是从低到高逐级递增的,需求结构受到所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和受教育程度的影响。这些理论体现了以人为本观念对传统发展观的反思,即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必须由注重“物”的发展转向注重“人”的发展。在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时,应以人的生活为中心,以满足人的需求为宗旨。 1974年,理查德·伊斯特林提出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验证了以货币单位衡量社会福利的局限性。此后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主观指标开始受到学术界及各国政府的广泛关注,并带来了公共政策导向的根本性转变。不少学者认为用生活的满意程度来反映主观生活质量是比较合适的[17-18]。因此,本文采用“满意度”指标来评估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

当前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具有广泛性,主要集中在全体人口上,对农村留守老人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质量研究较少。此外,研究方法多为定性分析,少有数理模型分析,传统分析方法无法测量指标间的相关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生活质量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构建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预设模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预设理论模型的有效性,力求真实反映我国现阶段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状况,为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政策参考。

二、研究设计

生活质量维度及其观察指标的选取是真实反映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的关键,也是模型构建的基础。乡村振兴战略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文化建设、社会治理、农民生活等各个方面,体现了物质生活、生态环境、社会支持、精神生活全面改善的内在要求。因此,本文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实际出发,坚持科学性、全面性、层次性、系统性原则,选取了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健康状况、社会参与、非正式社会支持、正式社会支持、生活环境7个维度,每个维度设置若干相应的观察指标,形成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指标体系

三、数据来源、指标测量与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60岁及以上且子女外出工作不与子女一起居住的农村户籍老人。为保证研究结论更具代表性和可靠性,调查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整群抽样和便利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采用随机数字表,在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不同区域中各随机选取一个省份。其次,由于省内各县(市)间、县(市)各镇(村)间同质性较高,便利抽样法在保证代表性方面表现良好,因此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了基层政府能够协助开展调查的县(市)。最后,采取整群抽样方法,在村委会的协助下入户访谈或集中调查。最终确定的调查地点为湖北省的应城市、陕西省的勉县以及广东省的揭阳市。调查共发放问卷1 106份,剔除无效问卷并对数据进行整理后,得到有效问卷1 016份,有效率为91.9%,满足研究的样本量要求。

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量表共包含29个题项,选项采取十分制,让调查对象选择一个数字来代表自己的生活满意度,0分表示完全不满意,10分表示非常满意,分值越高表示对当前的生活越满意,其生活质量也就越高。由受过培训的调查员与老人一对一面谈,调查员根据调查对象的回答填写问卷。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其中,男性占比47.6%,女性占比52.4%;从年龄来看,60～64岁的留守老人占比21.3%,65～69岁的留守老人占比23.3%,70～74岁的留守老人占比23.1%,75～79岁的留守老人占比14.1%,80岁及以上的留守老人占比18.2%;从文化程度来看,大多数留守老人没接受过正式教育;从居住方式来看,与配偶同住的留守老人占较大比例,为42.2%,其次是独居,与配偶和孙子女同住的占比20.8%。

表2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描述性统计(n=1 016)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信度与效度分析

首先,本研究采取广泛使用的克隆巴赫系数来进行数据的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每个维度以及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都在0.7以上,表明该问卷的可靠性较高,具体信度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分量表与总量表的信度分析结果

其次,对生活质量的7个维度用主成分分析法降低数据集维数进行效度测量。得到的KMO检验值为0.892,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显著(sig.=0.000),符合主成分分析的适用标准,说明选取的测量指标适合做因子分析。然后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并通过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结果显示,生活质量有7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并且累计解释方差达到了66.76%,高于50%的检验标准,表明选取的研究变量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能够较好地反映原始数据情况,具体检验结果如表4、表5所示。

表4 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特征值和解释方差、KMO 和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

表5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为了验证模型所选取的观察指标是否能够有效测量其对应的维度,以及是否能够进一步分析各个观察指标对各维度的重要程度,对先前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的7个因子结构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运用AMOS软件建立一阶生活质量评价结构方程模型,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I对模型进行适度修正。结果表明,除GFI值非常接近推荐值0.9以外,绝大多数指标的拟合值都比较理想,落在适配标准内。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各项指标拟合优度良好,表明选取的观察指标能够有效地测量其对应的维度,拟合结果见表6。

表6 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的拟合结果

如表7所示,每个维度的组合信度在0.731～0.878之间,大于0.6。平均变异抽取量除生活环境和非正式社会支持外,其他均大于0.50的理想值,说明该模型收敛效度良好。

表7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整理后的数据如表8所示,各维度之间均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p<0.001),相关系数小于对应维度的AVE平方根,表明选取的维度之间不仅具有合理的关联性,还表现出理想的区分效度。综上,本研究的生活质量量表具有不错的信度和效度,可以用来进行实证分析。

表8 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

通过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一阶潜在因素可能受到一个更高潜在因子的影响。因此,进一步构建结构方程的高阶因子分析模型。结合问卷设计和模型分析结果,将二阶潜变量命名为“生活质量”。

为了验证假设关系,对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验证。根据初始模型运行结果对假设模型进行修正,增列了误差变量的共变关系(e3与e6、e4与e5、e6与e8、e9与e10、e16与e17、e18与e19、e22与e23)。因为农村留守老人的具体生活行为之间的影响作用存在一定的交集,因此添加相关误差项与现实相符,图1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方程路径图。

图1 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结构方程路径图

1.方程模型整体适配度评价

表9详细列明了结构模型检验所得的主要适配指数。主要适配指标的拟合值除GFI值、TLI值非常接近推荐值0.9以外,其他指标的拟合值均达到适配标准,模型和数据整体的拟合优度较好,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模型得到了数据支持。

表9 结构方程模型的配适度指标值

2.检验结果

变量间的结构关系及标准化回归系数估计值、假设检验结果等如表10所示。可以看出,回归系数在置信度0.001的水平下显著,模型检验结论支持本研究提出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表示预设的理论模型符合实际。

表10 假设检验结果

(四)指标权重的确定

根据模型的二阶因子结构分析得出的观察指标对外生潜在因子影响的回归系数,以及外生潜在因子对内生潜在因子影响的回归系数,可以进一步利用加权平均数算法对各个维度和指标进行权重配置。具体的操作步骤为:将单个维度的所有观察指标回归系数相加总,单项指标的回归系数除以它所在维度回归系数的总和得到单项指标的权重;将各维度的回归系数相加总,单个维度的回归系数除以各维度回归系数的总和得到单个维度的权重。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1。

表11 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指标权重统计表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针对农村留守老人构建了包含7个维度29个指标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通过了实证检验,依据所构建的指标体系可以对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进行科学评价,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

首先,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评价量表中物质生活权重最高(0.157),其次是健康状况(0.155),排第三的是社会参与(0.153)。这与现有老年人口生活质量评价指标权重有所不同,已有研究发现,城乡老人生活质量指标权重排前三位的是健康生活质量、物质生活质量和家庭生活质量[7]。这说明由于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普适性的老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农村留守老人这个特殊群体。因此,对生活质量的深入研究有必要针对群体进行细化,以揭示不同群体生活行为的特征。研究表明物质生活、健康状况以及社会参与的改善是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的重点。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参与已经成为当前农村老人生活的重要内容。这意味着,“积极老龄化”不仅包括良好的健康状况,还应包括持续的社会参与、良好的经济和文化生活环境,是健康老龄化、有保障的老龄化和有参与的老龄化。

其次,在指标的测量方式上,与多数研究从宏观视角采用客观统计指标衡量生活质量不同,本文从主观视角出发,用个体的满意度表示其生活质量,设置了29个满意度指标反映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研究表明7个维度所对应的二级指标均通过统计检验,可以准确反映各指标对于所属维度的重要性。物质生活维度的二级指标按照权重排序为:收入水平满意度(0.240)>生活支出满意度(0.226)>医疗支出满意度(0.207)>生活设施满意度(0.170)>住房条件满意度(0.157)。这说明提高收入水平仍是改善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的首要举措。健康维度中,心理健康满意度的权重(0.573)高于身体健康满意度(0.427)。随着农村医疗条件和居民身体健康状况的改善,心理健康对于农村留守老人日益重要。社会参与维度的二级指标按照权重排序为:总体休闲生活满意度(0.223)=社会活动参与满意度(0.223)>社区休闲场所和设施满意度(0.212)=社区休闲文化活动满意度(0.212)>生产劳动满意度(0.130)。研究表明,休闲生活和社会活动对留守老人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农村老年人对满足精神需求的休闲生活以及具有自我完善和维持社会关系功能的社会活动越来越重视。

(二)政策启示

本文构建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科学衡量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质量,解决不同地区比较困难等问题,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全面改善农村留守老人生活质量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和共同富裕,提升农村留守老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首先,应发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机制在提升发展效率、促进社会公平中的作用。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调整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使之与农村地区的消费水平保持同步。其次,应发挥农村老年人的主体性作用,让其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与受益者。村委会、老年协会可以组织农村低龄老人参与绿色蔬果的种植、手工艺品的制作、生态旅游的组织、农家乐式的文化休闲项目的设计等适合老年劳动力的产业。最后,基层政府应根据低龄老年人的实际情况开展相应的技能培训、融资服务、教育宣传等活动,满足银龄劳动力参与市场劳动的需求,从而提高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

健全老年人健康支持体系,关注农村留守老人的身心健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要求“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要重视疾病预防,广泛开展健康宣传教育,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健康管理服务,帮助老年人树立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理念、养成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保障体系的衔接机制,推进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医疗机构下沉,加快培养农村全科医生人才队伍,不断提高农村地区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管理水平。尤其要加强农村留守老人的心理健康服务,定期开展农村留守老人的心理疾病筛查,并及时进行相应的干预。如社区工作者可以组织心理健康知识宣传活动,针对有心理问题或可能出现心理问题的重点人群提供心理咨询和精神慰藉,提升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

倡导积极老龄化观念,促进农村留守老人的社会参与。充分挖掘和整合农村现有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教育、体育锻炼、文化交流活动的场所,畅通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的渠道。如加强农村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的建设,区分适合一般老年人及功能受限的老年人锻炼和娱乐的设施;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机构联合起来开展社区志愿活动、城乡融合的文化娱乐活动等,激发老年人的参与热情,扩大老年人的活动范围,丰富老年人的活动内容,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