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乃娟,黄 佳

(中国计量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

一、问题的提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为1.91亿人,占总人口数的比重为13.5%,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对老年人心理和行为的一系列调查中发现,随着年龄增长、健康状况变差以及对相关社会资源的控制力逐渐减弱,孤独感成为老龄群体相当普遍的心理现象[1]。孤独感,是由社会排斥感所引发的非渴求性情绪体验,易导致自闭、抑郁、焦虑甚至死亡等负面后果,严重阻碍个体的社会融入和社会适应[2-3]。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孤独感所引致的相关涉老问题逐渐得到全世界的重视。具体到涉老信息服务领域,2021年2月发布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便利老年人使用智能化产品和服务的通知》,明确开展适老化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工作。同年4月,工信部又发布《互联网网站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和《移动互联网应用(APP)适老化通用设计规范》,为中老年网民更加深入地融入互联网生活,共享互联网红利创造了便利条件。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CI)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中60岁以上老年网民占比达14.30%,规模增速最快。平均每两个老年人中就有一人接触网络,有超过10万的老年人日均在线时间超过10小时。老年人对于陪伴类(数字社交软件)、娱乐类(短视频)、资讯类(新闻自媒体)以及生活服务和电商类(网购平台)等数字社交服务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使用程度逐步加深。然而,数字社交是否真的能够有效提升老年群体的社会适应感和社会融入感?在面临老年期普遍存在的孤独感时,老年群体如何进行应对,从而付诸特定的数字社交行为?孤独感的不同类型是否会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行为产生差异化影响?目前,学界有关孤独感的大部分研究仍未能完全突破医学及病理学的视阈局限,缺乏对孤独感的心理特征及心理应对规律的有效破解[4-5],有关孤独感应对策略的研究尚不多见。对上述问题的回应,对于精准勾勒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行为画像、科学设计涉老产品和服务组合,从而更为有效地满足老龄群体社会化需求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自我决定理论和依恋理论为本文研究模型的构建提供了理论支持。自我决定理论认为,替代性寻求动机在个体基本需求的满足受到阻碍时会被激活,此时取得及时、回报即时和触发更少焦虑感的替代性选项便成为优选[6]。在需求等价性效应作用之下,个体具有尝试设计新路径以替代失效的旧路径从而完成需求满足的持续性动力。在社会互动中,如果个体不能够获取到有利于其关系构建、能力彰显和独立自治等重要需求的社会资源,那么寻求替代性满足的心理动机就会被唤醒,从而推动个体选择替代方案。替代方案虽然不能产生与原始方案完全等价的效能,但却可以给予额外的心理补偿[7]。

依恋理论指出,个体在面临不满意的关系状态产生负面情绪压力时,社会支持能够缓解心理痛苦[8]。Bowlby指出,个体具有寻求社会支持的本能,并在依恋行为系统中通过寻求依恋对象不断进行心理调适和情绪调节[9]。依恋对象能够提供的社会支持类型表现为以下三种:及时且方便获得的、能够创造愉悦感的物理和心理陪伴;帮助克服威胁和解决障碍的工具性和情感性支持;有助于目标达成的更为安全且有效的方法和途径。根据依恋理论,依恋对象能够给予个体稳定且可靠的依恋安全感,当这种安全感不再能够获得时,个体便会启动情绪调控机制,变换依恋对象或者转移注意力,从而将物化产品或其他个体作为替代性依恋对象[10]。

依循上述理论的演化逻辑,当老年人在现实生活中因社会网络稀释或依恋对象缺失而无法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进而产生孤独性情绪体验时,依托数字社交寻求替代性满足的应对动机会被唤醒,并通过特定的替代性使用行为缓解心理失调进而增强社会适应感。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和依恋理论,本研究重点关注孤独感作用之下老年群体的数字社交软件使用,并探究数字社交对老年群体主观社会适应感的影响以及可能存在的情境化调节机制。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二)研究假设

依据自我决定理论,当个体遭遇到直接或者间接的社会排斥,需求受阻而产生孤独性情绪体验时,在孤独感的驱使下对替代物产生强烈的补偿性趋近动机,进而产生社会联结的行为倾向[11]。根据关系缺陷的成因不同,Weiss将孤独感划分为社会孤独(Social Loneliness)和情感孤独(Emotional Loneliness)。社会孤独由社会网络稀释或者关系互动不足引发,此时个体倾向于“参与能够吸纳他成为成员的团体活动,从而形成补偿性关系网络”;情感孤独由情感依恋关系缺失引发,未能满足情感依恋需求的个体容易体会到情感孤独[12]。Pieters等学者指出,Weiss对孤独的二维划分有效区分了孤独感的认知来源和情感来源,更为细致深入地探明了孤独感的内涵及特征[5]。

Keefer等学者认为,因遭遇社会排斥或者没有得到足够且有效的社会支持,个体倾向于寻求替代性满足来对心理失调感进行弥补,此时寻求社会支持、进行社会联结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心理获得感。个体从替代物处实际获得或象征性获得的社会支持使其产生“安心”“舒适”的感受[13]。成年个体寻求社会支持的途径具体表现为交谈、通话、收发邮件、参加派对和成团活动等多种方式[14]。依循上述理论,感受到孤独的老年个体易于产生重构社会关系、寻求心理补偿的内在动机,在数字社交领域通过各种数字化社交平台进行信息收发、内容上传和下载、评论、点赞、转发等互动活动,进行社会联结、转移和改善现实中受困和稀释的社会关系,进而增强心理愉悦感。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孤独感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H1a:社会孤独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H1b:情感孤独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Weiss指出,除诱因和特征存在明显区别外,社会孤独和情感孤独所触发的应对策略也明显不同。对社会孤独的应对多发生于外显情境中,表现为填补稀释的社会关系或者重构萎缩的社会网络;对情感孤独的应对多发生于内隐情境中,表现为转移依恋对象或者重新建立依恋关系[12]。排解社会孤独的个体一般倾向于融入类朋友式关系网络,而排解情感孤独的个体倾向于融入类亲密型关系之中[15]。Lastovicka和Sirianni指出,缺乏社会联结的个体较为普遍地通过构建物化关系网络来建立替代性联系,他们有意识地模糊人与物的界限,此时能够建立起人与物密切互动联系的产品更有可能满足他们的情感依恋需求[16]。在私人情境下孤独者较为频繁密集地使用数字社交软件,易于建立起与社交软件的深入依赖关系。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与社会孤独相比,情感孤独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强。

应对理论(Coping Theory)指出,主观能动性具有强大的行为导向作用,在面对诸如焦虑、抑郁、压力等负面情绪时,个体并非一直被动等待或对问题视而不见,主观能动性会促使个体调动和整合其所拥有的资源对负面情绪进行能动管理和积极调适[4]。如降低对关系的预期、调节情绪、转移注意力、建立替代性的新型亲密关系等,这种为消除负面情绪而付出的主观努力,称为调节应对(Regulative Coping)[17]。调节应对策略较为明显的特征是通过调动认知和情感资源对问题进行间接调适,以减轻问题所造成的心理失调感。在调节应对策略驱动之下,个体倾向于采取能够转移注意力和寻求替代性满足的解决方案。循此逻辑可以推知,在面临生活中的孤独感时,调节应对通过促使个体参与在线社交平台互动、建立替代性合作关系网络,缓解现实生活中因社会网络互动不足或情感依恋关系缺失所造成的心理压力。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调节应对在孤独感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

Spencer指出,个体的存在和发展始终是以对外界环境的自主适应为前提,个体具有主动调整自身机体和心理状态,使得自身行为符合环境或者改变环境条件从而让自身和环境达到和谐互动状态的能力倾向,这一过程被称为社会适应[18]。从更为广义的层面来讲,教育和学习具有促进个体社会化的功能,个体社会化是个体习得思想观念、主观规范、行为和生活方式、期望价值观等并加以内化的过程,学习和教育必然导致社会化水平的提高。社会适应理论进一步指出,老年人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其自我导向学习意识对于提高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感具有重要的作用,进而可以推动老年人的感知适应和融入水平[19]。遵循上述理论的内在逻辑,老年人学习和尝试使用数字社交软件能够增强其自我效能,提高技术自信,从而提升其社会适应水平。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4: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正向影响老年群体的主观社会适应感。

McClure指出,网络素养包括网络知识和网络技能两个维度,是运用网络知识和技能解决网络问题的基本能力,概括为网络信息获取与检索、理解与评估、创造与分享三个方面[20]。鲁君四等进一步将网络素养定义为用户能够理解互联网和电脑的功能及科技发展趋势,具有应用网络知识和技能解决生活问题的能力。此外,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证实,网络素养较高的用户使用互联网所获得的体验价值和用户满意度相对更高,更愿意通过互联网来解决生活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21]。就老年群体而言,如果老年用户的网络素养较高,那么他们相对更愿意通过使用数字化社交软件来构筑在虚拟世界中的关系网络以缓解现实中存在的负面情绪压力,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从而产生强烈的社会融入感和社会适应感。即,用户网络素养能够加强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对社会适应感的影响。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5:用户网络素养在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对社会适应感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H5a:当老年用户网络素养较高时,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对社会适应感的正向影响更强;

H5b:当老年用户网络素养较低时,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对社会适应感的正向影响更弱。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测量

对于孤独感的测量,采用Weiss[12]和De Jong Gierveld[22]等学者开发的两维度11测项量表,结合对中国老年群体的深度访谈结果,共同形成测量量表初稿。在应对策略的测量上,本研究基于Gentina等学者的测量方法[23],结合对中国老年群体的深度访谈结果,形成调节应对的测量量表初稿。基于Ranjan和Read对于消费价值创造和使用意愿的内涵界定并结合深度访谈结果,形成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测量量表[24]。结合Stodt等学者编制并修订的网络素养问卷(Internet Literacy Questionnaire, ILQ)[25]和对老年群体的访谈结果,形成网络素养的测量量表。对于社会适应感的测量,结合社会适应自评量表(SASS)和杨彦平等学者的研究[26],并结合对老年群体的访谈和调查结果,形成测量量表初稿。

(二)预调研与探索性因子分析

预调研在哈尔滨、北京、上海、杭州、东莞5个城市开展,面向60岁以上老年群体发放调查问卷170份,共回收有效问卷159份,有效样本率为93.5%。对数据的信、效度和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各构念的Cronbach’s α值介于0.903到0.968之间,均超过0.7的门槛值[27],且所有项目的CITC值均较高,说明量表信度较好。此外,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各因子测项旋转后载荷均在0.697以上且不存在跨因子现象,说明预调研量表结构效度较好。

(三)正式调研与验证性因子分析

根据Hair等学者的建议标准,调研样本数量达到量表测项数目的5～10倍,则调查研究具备统计效力[28]。本研究正式调研线上调查部分共回收210份电子问卷,线下调查通过以下途径展开:第一,在上海、哈尔滨、杭州、北京4个城市中,由笔者的朋友和同学帮助发放和回收纸质调查问卷,所调查人群主要是同事和朋友的家人及亲属中的老年人;第二,在4个城市中的部分社区和居民委员会,联系老年群体进行当面访问,回收纸质调查问卷。线下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165份。两种途径总计发放调查问卷375份,回收368份,获得341个有效样本,有效样本率为92.7%。其中,男性占样本总数的49.4%,女性占样本总数的50.6%,样本性别分布较为合理;在样本的受教育程度分布上,高中及以下被调查者占76.3%,大学及以上被调查者占23.7%;在样本的平均月收入分布上,绝大部分被调查者的平均月收入在4 000元以上,累计占比达85.9%。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所有测项的因子载荷均在0.71以上,t值均远高于1.96,在p<0.001的条件下显著。因子组合信度最低为0.886 2,远高于0.6的门槛值。此外,χ2/df介于2到5之间,RMSEA小于0.08,NFI、CFI、IFI、GFI值均在合理范围内,模型拟合结果表明正式调研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此外,本文区分效度检验结果(见表1)符合Hair等学者[28]的建议标准,说明变量间具有较为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1 区分效度检验结果

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在通过信效度检验后,本研究针对341个有效样本,对理论模型中孤独感、应对策略和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的关系进行假设验证,回归分析结果在表2中进行呈现。

表2 回归分析结果

根据回归分析,本研究假设检验结果如下:

(1)社会孤独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假设H1a没有得到验证;情感孤独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460,p<0.001),假设H1b得到验证。相比于社会孤独的不显著影响,情感孤独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强,假设H2得到验证。

(2)由于社会孤独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对调节应对中介效应的检验只需验证调节应对在情感孤独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中的中介作用。首先,情感孤独对调节应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546,p<0.001),通过比较模型3、模型4和模型5可以看出,在情感孤独、调节应对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影响显著的前提下,控制了调节应对努力的影响后,情感孤独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的影响系数由0.460下降至0.253,表明调节应对在情感孤独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的影响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此外,为验证中介效应的显著性,运用Bootstrap方法进行统计检验,结果表明:在95%的置信区间内,对调节应对的中介检验结果没有包含0(LLCI=0.012, ULCI=0.188),表明调节应对的中介效应显著,假设H3得到部分支持。模型8表明,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对其主观社会适应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系数为0.724,p<0.001),假设H4得到验证。

(3)为验证用户网络素养的调节效应,在网络素养水平不同的组中,分别运行回归模型。结果表明,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对社会适应感具有正向影响,对网络素养水平较高的老年用户组作用更强(标准化系数为0.623,p<0.001),对网络素养水平较低的老年用户组作用较弱(标准化系数为0.405,p<0.001),假设H5得到验证。

五、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一)研究结论

第一,孤独感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具有正向影响,但相较于情感孤独,社会孤独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这是因为,社会孤独由社会网络关系缺乏或者互动不足所导致,此时个体倾向于寻找他能够参与其中的活动或者能够接受他作为成员的团体;而情感孤独由亲密的情感依恋关系缺乏所导致,情感孤独的个体倾向于以对方能够提供给他所需情感的潜能来评价对方[12]。在社会孤独感驱动之下,个体更为关注成员互动较为活跃的活动,虽然数字社交软件构建起的关系网络中成员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动,但这种互动的深入度和互动质量不及现实关系网络中的面对面交流和直接互动,因此社会孤独对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的影响不显著。而在面对情感孤独时,老年群体通过使用数字社交软件构建起或现实或虚拟的关系网络,并迅速融入其中,通过与社交网络成员互动缓解因现实生活中情感依恋关系缺乏而导致的情绪压力,从而建立自己的生活圈。数字社交软件的使用可以更有效地回应老年人排解情感孤独的心理动机,即情感孤独对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强。实证分析结果与访谈调查结论一致。

第二,本研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在面对孤独感所造成的情绪压力时,老年群体并不是消极被动地等待或者无计可施,他们会通过启动心理应对机制来对孤独感进行调节和控制,即社会孤独和情感孤独对老年群体的调节应对努力具有正向影响。这一研究结论为老年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过去由于老年人群身体健康状况普遍较差,常常被视为弱势群体和问题群体。而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国民健康保健意识的增强,特别是老年医学诞生以后,大多数老年人特别是低龄老年人不仅身心健康,而且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研究结论证实老年群体在面临心理问题时,具有强烈的应对动机,通过调节应对努力、调动认知和心理资源等各种方式来解决自身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

第三,本文研究结论证实,使用数字化社交软件能够显著增强老年群体的主观社会适应感。在面对社会环境陌生、社交隔离、信息鸿沟等多方面适应和融入障碍时,老年群体通过学习使用数字社交软件构建属于自己的网络社群。覆盖面广泛的社交软件平台可以吸引老年群体投入自身的知识、脑力和技能,创造具有愉悦使用体验和群体认同意义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这一过程中,所构建的虚拟社交网络成为一种替代性的亲密互动资源,通过与网络社群参与者的交流、互动和分享,老年个体获得了愉悦感,缓解了因老年期社会关系资源稀释、缺少陪伴等形成的情绪压力,从而提升主观社会适应感。

第四,用户网络素养在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对社会适应感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当老年用户的网络素养水平较高时,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对社会适应感的正向影响更强,这一结论符合自我效能理论的预期。当老年用户具备较高的网络素养时,他们具有相对丰富的网络知识和较高的网络使用技能,在学习和使用数字化社交软件过程中获得较为明显的网络自信和自我效能,从而更加愿意通过使用数字化社交软件来扩大社会网络、增加交往频率,进而实现社会适应。这一现象在低龄老年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二)管理启示

本研究的管理启示是:首先,在信息服务层面,提倡适度提高老年群体网络涉入度。面对情感孤独时,老年人具有通过社交软件寻求建立替代性的亲密关系、增加交流、排遣寂寞的心理需要。数字社交软件的信息传递功能为老年人与家人、亲戚、朋友的交流沟通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的途径,从而增强老年人的主观心理适应感。涉老信息服务组织应充分重视老年人参与沟通和交流的强烈愿望,开发适合老年人使用的功能完善、界面友好、操作简便的网络信息平台和产品,通过提高网络涉入度加速老龄人群的社会适应过程。

其次,在社会服务层面,加强对老年人网络技能的培养,提高老年用户的网络素养水平。对于具有一定互联网知识和使用能力的老年群体,应鼓励其使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更为广泛地融入社会互动中。鼓励各级各类涉老服务机构开展网络知识培训,指导老年人网上学习、网上就医等。对网络知识掌握不够深入、网络使用技能不够成熟的老年群体,需要培养其基本网络素养。可以尝试以社区为主导,普及互联网使用知识。此外,涉老产品和服务提供商要注重通过大数据分析、智能制造等先进科技手段,精准掌握老年群体对社交软件的使用要求,不断加强面向老年群体的社交软件功能设计和细节完善,开发更多有用、易用、操作简便的老年社交软件产品。最后,需要实现“智慧+”与老年人生活的无缝对接,以科技产品带动生活、医疗、康养等领域服务水平的全面优化,持续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

最后,在企业服务层面,优化老年群体二次细分,提高差异化需求满足能力。本研究发现,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具有明显的人口统计特征差异。在性别方面,老年女性的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强于老年男性;在年龄分布上,61～65岁和66～70岁这两组低龄老年群体的社交软件使用意愿明显高于其他两组高龄老年群体;在受教育程度上,不同受教育水平的老年群体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存在明显差异,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越强;收入水平不同的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使用意愿存在明显差异,收入水平越高的老年群体数字社交软件的使用意愿越强。因此,在进行涉老产品开发和服务组合设计时,针对文化水平高、健康状况好、具有一定经济基础、乐于追求老有所学和老有所为并且具有一定网络使用经验和能力的中低龄老年人提供高水准、多样化、定制化的信息服务,鼓励他们广泛使用新媒体,更好地参与社会互动;对文化程度较低、互联网使用能力相对薄弱的老年群体,应加强培养他们的网络使用能力,同时增强现代科技的便利性,使涉老产品和服务更为简便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