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晓

(1. 南京邮电大学 人口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42 2. 江苏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估研究基地,江苏 南京 210042)

长期的低生育率、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及预期寿命的延长,不断加剧中国人口老龄化。如何认识并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不仅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科学问题,也涉及相关政策的重大调整。伴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智慧养老这一新业态不仅为解决我国养老问题提供了技术支撑,也将深刻影响老龄事业和产业的发展。我国政府顺势而为,出台系列政策举措,推动智慧养老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2015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促进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2022年版)》等多个文件聚焦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范,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应用。智能手环、智能家居设备、安全监控等智能养老产品既可帮助老年人更加独立、安全地生活,又可提高他们的生命质量,然而,如果技术的发展及产品的设计不能契合老年人的实际需求,那么该技术和产品便很难被使用和获得市场认可,可能会导致相关企业发展停滞甚至产业衰退。当前,我国关于智慧养老的社会科学研究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老年人对不同智能产品的需求及使用情况尚不明确。因此,通过调查研究并基于社会学相关理论分析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需求及使用情况,有助于以需求为导向推动智能产品的研发创新,更好地促进供需匹配,提升老年人在数字化社会中的生活质量。

一、文献评述

国内外的智慧养老相关研究各有侧重。国内研究大多基于宏观视角围绕智慧养老平台搭建、顶层设计、医养结合等展开,如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及平台构建[1]、智慧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等[2]。国外研究更多聚焦于智能家居、智能设备、智能机器人、环境辅助生活(AAL)系统相关功能等方面[3]。智能产品或设备的智能化是指利用人工智能的部分或全部功能,尤其是应用现代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使产品达到最佳工况。目前,国内对智能产品及相关研究更多是针对某一种智能产品,如智能手机、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手环[4],分析这些产品的种类、功能、价格及行业标准等,也有一些研究分析智能产品对使用者产生的影响,大多围绕智能手机展开。如认为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在信息、关系、行动等诸多维度和层面赋权老年人的日常生活[5],通过维系和扩大社会网络促进老年人形成积极的老化态度[6],并对老年人的主观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产生积极影响[7]。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要警惕对手机的依赖,手机成瘾与抑郁、信息过载、认知失败行为等内外化问题, 可能会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8]。

智能产品能适用于不同群体,但技术效用发挥依赖于人们的认知和使用能力,不同群体的需求及能力不同,因此在智能产品的使用意愿和行为上会存在较大差异。相较于青年群体,老年人或许缺少足够的数字技术帮助和关爱,在智能产品使用上会存在一些困境[9],从而影响其对智能产品的使用意愿。一些研究也已经关注到这些问题,从接入沟、使用沟、知识沟来分析老年人数字鸿沟的特点[10-11],并尝试建立老年群体数字融入障碍用户画像模型[12],但这些研究大多基于互联网使用情况而不是智能产品使用情况。还有一些研究尝试分析老年人在智能产品或服务方面的使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13-14],也有研究对老年人智能产品的使用行为进行量化分析[15],但并未区分智能产品或服务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老年人在使用意愿和行为上的差异。

目前围绕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健康状况、安全保障等开发的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强大,在便捷、安全、舒适等方面的性能也不断提升。由于智能产品的种类多样且功能不同,老年人对不同类型智能产品的认知程度及需求也不尽相同,并且有需求也并不一定导致使用行为的发生。本研究旨在通过问卷调查,描述老年人对不同功能智能产品的需求及使用情况,从老年人主观感知及客观特征两个维度考察影响因素,并就如何加快推进智慧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进行探索。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2022年6月至8月,南京邮电大学智慧养老研究院在南京市江宁区针对60～80岁老年人展开“老年家庭智慧养老服务与产品应用调查”,问卷内容涉及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设备的认知与使用。智能产品是指通过集成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传感器、网络连接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能够感知、分析和响应外部环境或用户需求的产品。智能产品涉及领域较广,本文根据国家出台的《智慧健康养老产品及服务推广目录》,筛选出老年人在实际生活中接触较多且常见的智能产品。并按照目前智能产品的普及和推广程度,以产品功能来划分产品类型(具体见表1),由于部分产品集成多种技术并兼具多种功能,文中按照其主要功能来划分。

表1 智能产品及功能的划分

(二)样本基本情况

此次问卷调查采取方便抽样的方式,同时兼顾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构成,共发放450份问卷,回收448份,剔除年龄不符、缺失回答的无效样本,共得到有效问卷437份。其中男性占比48.97%,女性占51.03%。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的比例最高(32.72%),未上过学的为26.54%,初中为23.34%,高中/中专为15.33%,大学专科和本科占比极少。婚姻状态中初婚的占比最高,为81.46%,丧偶为13.96%,其他婚姻类型占比极少。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很好”的为11.44%,“好”为26.32%,“一般”为50.57%,“不好”为10.76%,“很不好”为0.92%。从自评经济状况来看,分别有0.69%和9.84%的老年人认为家庭的经济状况“非常宽裕”和 “比较宽裕”,84.44%的老年人认为“一般”,分别有4.35%和0.69%的老年人认为“有些困难”和“非常困难”。详见表2。

(三)分析框架构建

社会科学领域关注人们的需求、意愿和行为,并且认为这三者密切关联。需求是指人们对某种物品或服务的渴望或欲望,意愿是达成某种目标的愿望或者决心,行为是个体对需求和意愿做出的具体动作或反应,意愿可以影响需求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在解释三者关系的理论中,计划行为理论(简称TPB)应用更为广泛,它作为一种解释和预测人类行为的理论具有较高的预测准确度和研究实用性。该理论由Ajzen在1985年提出[16],1991年得以完善。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个体意愿影响个体行为,意愿同时受到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约束[17]。其中,行为态度是指人们对某特定行为的正负面评价,是基于个人价值观念所体现的对该行为的喜好程度,与个人的信念、情感和价值观有关。主观规范则反映个体在决定是否执行某特定行为时所感知到的社会压力,比如在使用智能产品时受到的社群影响。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对执行相关行为的难易程度感知,比如智能产品的操作难易度等。计划行为理论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后续学者根据研究问题的不同,在研究中会适当增加一些影响意愿的因素来进一步拓展该理论,以增强理论解释性[18]。

20 世纪50年代开始,社会风险逐渐进入技术专家的研究视野[19]。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在工业社会后,人类已进入一个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20]。21世纪发生的社会风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影响越来越广,绝对风险的减少和风险感知的增强是信息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21]。因此,风险的主观建构性以及风险感知已成为风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2]。风险感知的定义具有复杂的交叉性,它由人的心理对外界风险事件的一系列认识过程所构成,最终能够指引人的决策行为。在信息社会,智能产品的使用就如一把双刃剑,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信息泄密或破坏、信息污染、信息侵略等问题。因此,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风险感知将影响他们对智能产品的使用。

本研究旨在借鉴计划行为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构建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需求及使用的分析框架,主要从老年人主观感知和客观特征两个维度分析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影响因素。

(四)变量界定与描述

1.客观特征变量界定

本文主要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行为,“使用过”赋值为1,“没有使用”为0。解释变量分为客观特征和主观感知。客观特征主要参考以往研究,选取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特征变量。性别方面,女性取值为“0”,男性为“1”;年龄方面,65岁及以下为“0”,66～70岁为“1”,70岁以上为“2”;受教育程度方面,未上学为“0”,小学为“1”,初中及以上为“2”。由于收入和健康状况是相对敏感的信息,老年人通常不愿意真实回答,因而通过自评来了解,本文分别用自评经济状况和自评健康状况来替代老年人实际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但这两个指标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可能会高估或低估实际情况。自评经济状况“困难”赋值为“0”、“一般”为“1”、“宽裕”为“2”。自评健康状况“不好”赋值为“0”、“一般”为“1”、“好”为2。

2.主观感知变量界定

主观感知分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风险感知四个方面,通过老年人智慧养老服务/产品使用的认知反馈量表来测量。问卷题项根据前期访谈引出突显信念,并结合相关研究进行设置。所有问题统一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其中对正向型问题回答“非常不同意”为1分、“不同意”为2分、“一般”为3分、“同意”为4分、“非常同意”为5分;负向型问题回答反向赋值,“非常不同意”为5分、“不同意”为4分、“一般”为3分、“同意”为2分、“非常同意”为1分。老年人四个主观感知维度取值为其包含题项得分的平均值(见表3)。

表3 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产品的认知反馈

从表3可见,老年人对智慧养老服务/产品的主观感知评价较高。其中,主观规范方面的评价得分最高,大多数老年人认为家人、朋友及社区工作人员使用或推荐智慧养老服务或产品有助于提高他们对智慧养老服务或产品的主观感知水平,尤其认同政府应该提供相应的补贴和服务。老年人对知觉行为控制的感知水平最低,很多老年人认为经济条件、使用难度、操作过程等都会影响他们对智慧养老服务/产品的评价。

3.数据质量分析

本文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方法,其中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量表信度较好,说明各题项之间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测量结果可靠且稳定。量表结构效度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当研究变量的KMO系数值大于0.7,Bartlett系数P值显著时,说明量表效度较好。由表4可知本文研究变量所选取的测量维度对应KMO和Bartlett系数P值均通过检验,结构效度分析结果显示各维度对应的因子荷载数、共性值均大于0.4,方差解释率均大于69%,可见量表测量题项符合研究变量的测量概念,隶属于各维度因子。

(五)模型构建

本文主要考察的因变量是智能产品使用,由于使用与否为0和1的二元变量,故采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Logistic函数的公式如下:

P=e^(β0+β1X)/(1+e^(β0+β1X))

其中,P表示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概率,β0和β1是回归系数,X是自变量。该函数是一种S形曲线,随着自变量的增加,P值从0逐渐增加到1,表示事件发生的概率逐渐增加。

表4 信度效度检验结果

三、描述性统计及模型分析

(一)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需求情况

1.老年人对不同智能产品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来看,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老年人表示对除了智能手机之外的其他智能产品不了解。具体来看,老年人对社交互动类产品、健康监测类设备、安全预警类设备和紧急救援类设备的需求相对较高,而对记忆辅助类、生活辅助类、精神娱乐类智能产品需求少。就社交互动类产品来看,48.28%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智能手机,另有35.7%的老年人认为“不太需要”或“不需要”智能手机。就健康监测类设备来看,12.13%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智能手环,另有12.36%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其他健康监测设备,如可联通互联网测量心电/血压/血糖/血氧/体温/体重/体脂等的设备,可见老年人比较关注健康问题,这些智能健康监测类产品能帮助他们更好地监测身体状况进而有效进行健康管理。就安全预警类产品来看,老年人更需要烟雾报警器、燃气报警器、水浸报警器、门磁报警器等安全预警产品,而对于室内安全监测产品如摄像头/红外探测器的需求较低,仅有7.78%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此外,老年人对紧急救援类产品的需求相对较高,12.58%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

2.老年人对记忆辅助类、生活辅助类和精神娱乐类的智能产品需求极低。记忆辅助类产品如智能药盒作为一种新型产品,调查中有52.86%的老年人表示对其不了解。部分原因在于老年人不太清楚该产品的实际功能与使用方式,很难对其评价。并且智能药盒适用人群较少,身体较健康的老年人和记忆力较好的低龄老人根本不需要智能药盒。同时,智能药盒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如智能手机也能发挥记忆辅助的作用。此外,老年人对生活辅助类和精神娱乐类的智能产品需求较低,仅5.49%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智能家居设备,仅4.34%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陪伴机器人,详见表5。

表5 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需求情况 %

(二)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使用情况

1.超半数老年人使用过智能产品且最青睐智能手机。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5.77%的老年人使用过一种智能产品,6.64%的老年人使用过两种智能产品,仅有3.44%的老年人使用过三种及以上智能产品,44.15%的老年人没有使用过任何智能产品。智能手机是老年人最常用的智能产品,54.23%的老年人表示使用过。一方面智能手机集多种功能于一体,能够提供资讯信息并用以社交娱乐等,且其普及程度和使用便捷性不断提高,已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交互分析发现,智能手机使用情况与需要程度呈显著正相关且相关系数为0.81(Pearson chi2(4)=311.1949,Pr=0.000),即老年人越认为需要智能手机就越可能去使用。其中,84%使用过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智能手机,81%从未使用过智能手机的老年人认为“不需要”或“不了解”智能手机。可见,有部分老年人确实因不需要智能手机而不去使用,但也有部分老年人是由于不了解或其他原因而未使用(详见表6)。

表6 老年人对智能手机的需要程度及使用情况

2.不同特征老年人在智能产品使用上存在较大差异。分性别来看,男性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达到65.42%,高于女性的46.64%。从受教育程度来看,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其中未上学和小学学历的老年人相对较少使用智能产品,而初中及以上学历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高达82.02%。分年龄来看,60～65岁和66～70岁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相对较高,分别为75.74%和54.27%,70岁以上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降至38.24%。自评经济状况方面,家庭经济相对宽裕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较高,达到71.74%,而家庭经济一般、不好或很不好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分别为54.2%和50%。自评健康状况方面,身体越好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比例越高,这可能与年龄相关,较年轻的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更好,更愿意接受新鲜事物,越有可能使用智能产品。卡方检验得出不同性别、受教育程度、年龄特征的老年人在智能产品的使用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3.受教育程度和年龄是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产品的重要客观影响因素。为分析老年人的不同特征对智能产品使用的独立影响,本文构建了logistics回归模型。从模型结果来看,受教育程度和年龄这两个变量对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产品都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详见表7)。模型3中,受过小学教育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可能性比未上学的老年人高出1.29倍,初中及以上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可能性更是高出7.14倍。年龄方面,相较65岁及以下的老年人,70岁以上的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概率更低。另外,男性使用智能产品的概率略高于女性,感知经济状况一般或好的老年人比感知经济困难的老年人更愿意使用智能产品,感知身体状况一般或好的老年人比感知身体不好的老年人更愿意使用智能产品,但这些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4.主观感知因素中知觉行为控制对老年人是否使用智能产品具有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知觉行为控制越强,就越有可能使用智能产品,即老年人越认为自己有经济条件、越了解设备使用原理或认为智能产品使用简单、操作方便,就越愿意去使用。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对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几乎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虽然大部分老年人都认同智慧养老服务或产品会带来多方积极作用,但最终未必会影响他们对产品的使用。并且他们也不会因为家人、亲戚朋友以及社区工作人员使用、推荐而去使用这些智能产品。风险感知层面,老年人越不认为使用智能产品有风险就越有可能使用智能产品,但这个变量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表7 老年人智能产品使用的Logistic回归结果

(三)老年人的智能产品需求和使用情况存在一致与背离现象

根据需求及使用程度不同,大致可将智能产品划分为高需求高使用、高需求低使用、低需求低使用、低需求高使用四种类型。

1.需求使用相对一致的主要有社交互动类、安全预警类、生活辅助类和精神娱乐类智能产品。其中,高需求高使用的智能产品只有社交类产品智能手机,甚至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略高于其需求。极低需求及使用的智能产品有安全预警类室内安全监控设备、生活辅助类智能家居设备和精神娱乐类陪伴机器人。如仅有7.78%的老年人认为需要室内安全监测设备,实际只有4.81%的老年人使用。一些老年人认为不需要额外的监控设备来确保安全,反而安装监控设备会带来一系列风险,可能会因为黑客入侵招致财产损失或隐私泄露。部分老年人甚至觉得安装监控设备本身就是对其隐私权的侵犯,并且如果设备安装错误或者放置在不合适的地方,监控信息可能会误报,或不能及时提供可靠的安全警告。仅有5.49%的老年人认为需要智能家居设备,但实际只有2.29%的老年人使用。可能的原因有:(1)智能家居设备需要连接网络或下载应用程序,操作比较复杂,并且价格较高,很多老年人觉得没必要花钱购置。(2)老年人更喜欢简单便捷的生活,过多的智能功能反而显得冗余花哨。另外,部分智能家居有应用场景限制,比如居所面积比较小、家具比较多就不适合使用扫地机器人。(3)老年人对智能家居设备的认知度不高,不知道它们的具体功能和益处,他们更愿意选择相对传统的装置来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对于“小爱”/天猫精灵等陪伴机器人,老年人认为完全可以用智能手机替代。大多数老年人观念较为传统,更愿意依赖亲友而非机器人陪伴和照顾,他们认为机器人无法提供真正的情感支持和关怀,特别是在面对重大疾病或生活事件时。现实中,市场上多数陪伴机器人的智能化程度也不够高,不能满足老年人多样需求。

2.需求使用背离程度较高的主要是健康监测类和紧急救援类智能产品。从问卷调研数据来看,不存在低需求高使用的智能产品。而高需求低使用且背离程度较高的智能产品有健康监测类产品智能手环和其他健康监测设备、安全预警类产品烟雾报警器、紧急救援类产品智能紧急呼叫设备。例如,有12.58%的老年人认为“非常需要”或“比较需要”智能紧急呼叫设备,但使用比例却只有0.23%。这表明有很多老年人意识到自己的健康状况和人身安全可能存在风险,智能紧急呼叫设备可以帮助其及时得到帮助(见图1)。

图1 老年人对不同智能产品需求及使用的比例

四、结论与反思

(一)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采用“老年家庭智慧养老服务与产品应用调查”实地调研数据,对老年人智能产品需求及使用情况进行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老年人对不同智能产品的需求存在较大差异。他们对社交互动类产品智能手机的需求程度最高,而对记忆辅助类、生活辅助类、精神娱乐类的智能产品需求较少,并且大多数老年人因对智能产品了解不够,进而影响其对智能产品的需求及使用。

2.不同特征老年人的智能产品使用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受教育程度和年龄是影响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的重要因素。主观感知因素中知觉行为控制对老年人使用智能产品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

3.老年人对部分智能产品需求与使用存在不同程度的背离现象。其中,高需求高使用的智能产品只有社交类产品智能手机,甚至使用智能手机的比例略高于需求,智能手机已成为部分老年人的基本需求。高需求低使用的有健康监测类、安全预警类、智能紧急呼叫类智能产品。极低需求及使用的智能产品有室内安全监控设备、智能家居设备和陪伴机器人。

为了推动老年智能产品应用和智能产业的发展,提高老年人在数字化社会中的生活质量,结合上述研究发现,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第一,重视老年人在数字时代中的需求并充分尊重其主体性。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学者克里斯托弗·贝里将需求分为基本需求和手段性需求。基本需求是非自主的或者是必需的,而手段性需求是主观选择和偶然的结果[23]。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智能产品只是实现健康管理、安全预警以及进行娱乐交往的一种手段,而不同手段之间具有较强的替代性。尽管智能产品具有多种优势,但部分老年人未必认为它们是生活必需品。老年人更习惯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产品,对新技术和智能产品的接受程度相对较低。随着社会变迁及信息化发展,以“为你们好”的心态要求老年人改变长久累积的惯习并不可取。不同特征老年群体有其自身需求和选择权利,他们拥抱技术或是有选择地断连,都是基于自身状况做出的选择。他们在智能产品的需求及使用情况也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情景中会转化[24]。老年人不应该被简单粗暴地归为“数字难民”或“技术绝缘群体”,也不应该被强迫接受并使用智能产品。要重视老年人的主体性,更多地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尊重和理解他们的选择,避免将老人“标签化”和“脸谱化”。在运用技术的同时,注重对老年人进行社会、心理、人文关怀。此外,老年群体也存在异质性,由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能力、生活水平、过往生命经历等的不同,他们在智能产品的需求、偏好、行为等方面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设计智能产品时要重视这种差异性,提供更加人性化、智能化、多元化的服务。

第二,根据老年人需求及使用情况来设计和推广智能产品。老年人对新技术和智能产品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可能存在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这些智能产品,需求是可以引导的。研究发现,老年人对智能产品的了解不够直接影响他们对智能产品的需求和使用。究其原因可能是技术更迭及产品更新较快,产品推广程度不够、市场覆盖率不高,许多老年人尚未接触过这些产品,对其功能及应用场景缺乏了解。因此,可以通过打造应用场景让老年人对智能产品可感可知,才有可能让他们更易接受并乐于使用。首先,引导促进老年用品实体店对相关智能产品进行产品布局和线下推广。针对老年人的传统消费观念及消费习惯,积极引导商场、超市、社区建设线下养老生活圈,组织“银发专场”,让老年人现场体验各类智能产品,让他们深入了解智能产品的应用场景和潜力,以提高其使用动机。也可以利用抖音、微信等社交媒体、社区论坛等向老年人推广智能产品。对于高需求低使用的智能产品,可以通过调研进一步了解老年人使用这类智能产品存在的困难以及该智能产品不能普及的原因。如果是产品性能上的问题,可以从提高产品功能性、易用性等方面入手,而不能仅关注产品技术是否先进。同时加强建设标准化、专业化的智能产品第三方质量测试平台,加强质量测评、验证和认证工作,制定产品在隐私安全方面的检测评价标准。此外,老年人更青睐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智能产品,可以设计、研发一体多功能的智能产品,提高他们对智能产品的使用率。

第三,多方协作数字赋能老年人。老年人在信息社会中的地位和生存状态决定着他们获取社会信息和社会资源的可能性。对智能产品有需求但有使用困难的老年人,可以通过多方协作来帮助他们融入数字社会,提高自我效能感。一是采用“代际反哺”的方式,鼓励家庭成员多关注老年人数字化的需求。家庭成员可以与老年人一起尝试使用智能产品,帮助老年人熟悉和理解智能产品的使用方法及应用场景。也可以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和偏好对智能产品进行设置,以减少老年人的使用困难、提高使用效率。家庭成员还可以提供周到的后勤支持,及时解决老年人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避免老年人陷入被动局面。二是采用“社会助力”和“同辈互助”的方式。引导社区、老年大学开设老年信息媒介类、智能产品使用类培训,指导老年群体更好地接触信息技术和科技设备。成立老年互助团体,鼓励数字素养比较高、能力较强的老年人帮助其他老年人解决智能产品使用中的问题或困难,让老年人实现老有所为的同时加强其社会交往。

第四,促进养老服务和智能产品融合创新应用。老年人对部分智能产品的使用往往需要相应的养老服务支持。调研显示,健康监测类设备、安全预警类产品如烟雾报警器等,老年人非常需要,但使用却很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相应服务支持。健康监测和安全预警类产品目前只对老年人自身及周边环境进行监测、提供预警,但不能随之进行相关服务。老年人需要的不仅仅是硬件的智能化,还需要可以主动响应的精准服务。目前,健康监测、安全预警类相关服务产业还处于发展起步阶段,需要政府制定相关扶持及优惠政策。政府可以引导智能产品生产企业、软件开发企业注重服务的落地,组建相关队伍或寻求养老机构共同合作开展养老服务;应推动信息平台运营企业更加注重拓展线下服务,建立自己的线下服务网点;要完善相应服务的评估监督体系,保障老年人的权利,防止智能产品形同虚设,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以南京市江宁区“小江家护”为例,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模式,推出物联网和远程智能安防监控技术产品,给辖区内符合条件的老年人配置智能手环、联网式烟雾报警器、联网式可燃气体报警器、智能红外探测器等智能设备,实现24小时安全自动值守,降低老年人意外风险发生概率,优化服务体验,增加安全防线。最关键的是这些智能产品使用需要进行持续有效的运营与维护,江宁区民政局要求运营商通过系统后台实时查看其生产提供的智能手环、呼叫设备的在线情况,若出现通信问题或其他质量问题时,简单故障可通过线上远程指导操作或护理员上门服务时帮助解决,出现较大故障时,1个月内应免费换新,1年内应免费维修,3年内应提供有偿维修售后服务。对于联网式烟雾(燃气)报警器,运营后台在监测设备工作状态的同时,应联动线下护理员服务团队,定期对设备进行测试检查,对电量低的设备及时更换电池,确保设备可以长期正常有效工作。对于智能红外感应探测器,后台工作人员对报警情况及设备是否在线进行有效确认排查,为空巢、独居老人提供点对点居家安全服务,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二)理论反思与研究展望

本文选取了计划行为理论中的核心要素进行探索性研究,旨在分析影响行为的主观感知因素,并非是要探究行为发生的影响机制和中间过程。通常行为需要通过复杂的逻辑链条展开而产生,如内外部因素通过信念来影响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并间接影响行为意愿,最后导致行为的产生。同时,计划行为理论中的核心要素虽彼此独立,但又彼此相关,各要素的关联就像一个黑箱,本文并未试图去厘清。当然,理论本身也会存在一些固有的缺陷[25]。一些研究在使用该理论时,试图增加一些新的变量或对原有变量进行细分,以此来提高理论的解释力,并形成包括UTAUT模型(整合型科技接受模式)在内的其他模型的应用。但通常越是复杂的模型,对样本质量要求越高。本次调查的样本量较少且集中在南京市江宁区,样本的同质性较高,可能存在较少的变异,因此在做UTAUT模型时可能会出现统计效能问题,如出现过度拟合风险、参数估计的不稳定性、交互效应等问题。未来研究可以通过选取不同地区老年人样本进行调查,增加样本容量及样本的异质性来提高模型的准确度和可靠性。

此外,本文尝试寻找出影响老年人智能产品使用的重要因素。然而,老年人在智能产品的使用上有非常大的倾向性,绝大多数老年人使用的智能产品就是智能手机,因此分析老年人智能产品使用影响因素实则却在反映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的影响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会对老年人的其他智能产品使用产生不同影响。受调查样本所限,本文尚未分析老年人智能产品需求及使用出现背离现象的影响因素,未来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拓展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