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淑贤，殷实，肖毅强

2014 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爱尔兰展馆主题为“爱尔兰现代化之路”（Infra Éireann–Making Ireland Modern）。标题中的“Éireann”是本地语言盖尔语中的爱尔兰，“Infra”则是基础设施。在这个宏大叙事的展览中，策展人加里·博伊德（Gary A.Boyd）和约翰·麦克劳克林（John McLaughlin）挑选了1916-2016 年爱尔兰本土内沧海遗珠式的十大基础设施，将爱尔兰建筑、技术与历史演变过程带到公众视野中。6 年后，曾为此展览研讨会作主题演讲的格拉夫顿（Grafton）建筑事务所荣获普利兹克建筑奖，这是爱尔兰本土建筑师首次获此殊荣，使爱尔兰建筑一度成为建筑界的焦点。自1921 年起爱尔兰开始分治，至今已过百年。鲜有学者将1990 年代前的爱尔兰放在世界现代建筑史中研究。爱尔兰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与国家成立同步，一批优秀的建筑师将国际建筑思潮结合国情创作出独具爱尔兰本土特色的现代建筑，其背后的思想至今仍影响和启发着当代建筑创作。

20 世纪初爱尔兰新建公共建筑依旧延续着18 世纪便流行于英国的乔治亚风格1），设计风格和建造技术均滞后于世界。在工业化的冲击下，20 年代末开始建设第一个大型公共工程项目——阿德纳克拉沙（Ardnacrusha）水电站[1]，这座水电站的完成意味着在历史上爱尔兰建筑与传统的“决裂”[2]，国有工厂和大型基础工程项目也开始逐渐增多。迈克尔·斯科特（Michael Scott）作为国际公认的爱尔兰20 世纪最重要的现代主义建筑师[3]，其设计的纽约世界博览会爱尔兰馆等建筑彻底掀开了爱尔兰本土建筑走向现代化的序幕。在建筑现代化进程中，爱尔兰并没有简单地模仿欧洲大陆和美国等其他国家的主流风格，而是从典型而多样的现代语汇中结合自身国情加入了强烈的地域性元素——信奉自然、追求多元、朴素雅致[4]。

二战期间，爱尔兰与其他国家一样几乎停止了所有建设活动，直到1960 年代后才逐步恢复。同时政府也开始大力促进国家教育水平，用以解决二战后婴儿潮带来的基础设施需求增量问题。1963 年，教育部提出1969 年需建成综合型学校及区域技术学院（Regional Technical College，简称RTC）。1973 年，爱尔兰加入欧共体2）后，经济逐渐有了起色[5]。但好景不长，产业关系纠纷、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的通货膨胀以及政府对经济管理不善等因素，让爱尔兰在1970 年代又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影响了该国基建、教育、文化的发展进程。正是在这段经济艰难的时期，来自都柏林的彼得和玛丽·道尔建筑事务所（Peter and Mary Doyle Architects）设计了圣布伦丹社区学校（St.Brendan's Community School）。圣布伦丹社区学校是爱尔兰通过基础设施和工业化建造技术定义自己的最具代表性的项目之一[6]，加里·博伊德更认为它是爱尔兰史上与国家、文化、民主密切相关的一座重要建筑。学校曾获RIAI3）1980-1982 年期间最佳建筑的金奖：没有一个建筑可如此描述生动性，这是一种通过结构秩序和光的变奏而实现的生动性，建筑的每一处都恰如其分。其强适应性和高灵活性的系统设计理念和建构逻辑至今仍适用于当代的建筑创作[7]。

本文以圣布伦丹社区学校为引子，阐述1970 年代彼得和玛丽·道尔建筑事务所在爱尔兰共和国身处社会演变、功能主义城市反思浪潮以及经适型建造体系的大环境下所开展的建筑实践。系统梳理其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变革以及工业化建造体系，从生成逻辑、预制化构件、装配式建造、空间布局等方面进行详尽分析，对当代装配式建筑、低密度校园空间设计以及应对学生激增的可生长性空间策略，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1 圣布伦丹社区学校

圣布伦丹社区学校建成于1979 年，是2014 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爱尔兰展馆中唯一入选的教育基础设施（图1）。43 年来，它是爱尔兰民主化、社会公平化思考和“毯式建筑”（mat-building）概念在爱尔兰的设计实践，至今仍以明亮、开放、宽敞的空间每年容纳900 多名学生在此学习。

1 2014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Infra Éireann–Making Ireland Modern，引自参考文献[2]

圣布伦丹社区学校坐落在爱尔兰一个名为伯尔的传统小镇内4）（图2a），该地区属温带海洋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1967 年爱尔兰实行义务教育后，伯尔的学校无法容纳突增的学生，于是在1970 年代初，当地决定将原有的3 所学校（布道兄弟学院、圣约翰中学和伯尔职业学校）合并为一所社区学校。1974 年RIAI 受教育部的委托，举办了一场向全社会开放的“社区学校”建筑设计概念竞赛。最终伯尔委员会决定采用道尔夫妇的作品，并由当地的迈克尔·劳格纳内父子公司5）承包建设[8]，学校在1980 年1 月迎来第一批学生。如今，作为小镇上唯一一所学校的圣布伦丹社区学校已与周边居民建立起了不可分割的联系。学校已经培育了来自奥法利郡南部和蒂珀雷里郡6）北部的数万名学生（图2b），时至今日依旧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学校（图2c）离不开道尔夫妇公平教育理念和独特的设计思维。

2 圣布伦丹社区学校基本概况

2 “毯式建筑”与“无固定形式”

事务所创始人彼得·道尔（Peter Doyle）先后就读于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和美国伊利诺伊理工学院（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简称IIT），并于1965 年获得硕士学位[9]。毕业后，彼得分别在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事务所和迈克尔·斯科特事务所工作。彼得和玛丽二人结为夫妻后，于1972 年一同创立事务所。此外，彼得还在都柏林大学和都柏林理工学院任教。在他们接受建筑学教育与实践期间，恰好是国际建筑反思浪潮的高峰。

20 世纪中期，为反对和批判国际现代建筑协会CIAM 基于《雅典宪章》主张的功能性城市设计，“十次小组”（Team 10）应时而生，对此教条主义提出的挑战正是“毯式建筑”雏形。“十次小组”主要成员包括史密森夫妇（Alison &Peter Smithson）、乔治·坎迪里斯（George Candilis）和沙德拉赫·伍兹（Shadrach Woods）、凡·艾克（Aldo van Eyck）等一群建筑师代表[10]。1960 年代许多建筑师兼教师在寻求建筑新设计模式的同时，也在寻找教育领域中的新模式[11]。沙德拉赫·伍兹在《教育集市》（The Education Bazaar）一书中描述了对校园的理解和“学校即城市”的设计概念：学校应不设围墙，使其融入城市，教育集市即为学校是一所实现教育功能的城市[12]。

“毯式建筑”是史密森夫妇基于“十次小组”建筑师们的核心理念和代表性设计方案（表1），于1974 年总结并正式提出的概念，认为“毯式”是一种优化的集群，城市与建筑之间不存在完全明确的界线，水平延展的建筑平面具有聚集、重复、可生长、灵活性、去中心化等特征[13]。如坎迪里斯-琼斯-伍兹事务所设计的法兰克福-罗默堡广场方案和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设计的威尼斯医院方案，项目场地位于密度较高的城市中，二者的尺度及肌理构成均对原始城市网络有所映衬和展示；还有经典教育建筑建成方案——凡·艾克的阿姆斯特丹孤儿院和坎迪里斯-琼斯-伍兹事务所的柏林自由大学，它们与圣布伦丹社区学校一样，建设基地位于城镇一块空地上，没有特殊的周边环境。凡·艾克在标准而重复的网格化单元上覆盖尺寸几近一致的穹顶，总图形式具有强烈的“几何性”（图3a）[14]。柏林自由大学通过垂直叠加水平延展的网状道路结构系统和稀疏多孔的功能体块获得从整体出发的总图形式，表现出均质化特征（图3b）。相比于考虑建筑与场地之间的关系，“毯式建筑”校园设计更多关注建筑本身如何营造尺度合宜的街巷空间，在建筑空间中构建城市交往的秩序。

表1 “十次小组”代表方案（来源：根据参考文献[15]整理）

3 “毯式建筑”思潮下的校园建筑总图肌理及尺度对比

“无固定形式”（no fixed form）是道尔夫妇受求学工作经历和时代影响所提出的概念，吸纳了当时流行于国际的“毯式建筑”理念，旨在利用扁平的、几何的、有序的开放式网格向各个方向延伸，直至无起点无终点无中心的无限[2]。伍兹在1963 年发表柏林自由大学设计想法时曾表达：“学校的统一性在于与城市的融合过程、灵活的空间和可变的思维”[11]，伍兹对教育空间的理解，无疑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十次小组”，进而也影响了道尔夫妇。道尔夫妇认为“毯式”是一种可以吸收变化的弹性矩阵，它既是一种结构性的策略，也是一种社会性的[16]。因此道尔夫妇结合本土实况对校园提出“无固定形式”的设计理念，用加法组合拼接不同尺寸的体块单元，形成可根据需求无限拓展延伸的平面秩序（图3c）。这种从局部出发的拼贴式生成逻辑，削弱了“毯式建筑”一以贯之的高度重复性，生成了“无固定形式”的独特肌理。道尔夫妇成功将“毯式建筑”概念在爱尔兰国土上进行了实践和应用，他们设计的强可变性、可拓展性活构架学校，真切地体现出“毯式建筑”核心特征——建筑是一个整体，内部可以是城市与社群，城市环境、建筑空间和使用者之间相互依存，共同成长。

3 工业化发展下的装配式校园

1960 年代，在国家经济紧缩和学生人数激增的双重压力下，爱尔兰教育部对RTC 提出建设要求：标准化、空间灵活、成本节省[17]。1965 年，负责专项设计和建造的建筑设计协会（Building Design Association，简称BDA）部分成员决定前往欧洲，在对高等技术院校进行考察后，他们认识到可拓展可生长的设计策略必将是RTC 的亮点[18]。同一年代下，德国经济低迷、高等教育发展、学生数量激增、教学空间匮乏等因素，导致教育制度急需改革，高等校园建筑急需推陈出新，于是坎迪里斯-琼斯-伍兹事务所回应时代背景，提出了具有生长特性的柏林自由大学设计方案[19]。可见，二战后世界正处于经济复苏时期，这种具有时代意义的建筑便应运而生。

1960 年代，BDA 应爱尔兰教育部要求在国土上推出了一个易于复制、拓展、施工的 “T”型单元教学区域（图4a），“T”型单元7）可根据教学和生活需求进行自由配置。这与普鲁维为柏林自由大学设计的“板凳”结构体系相似（图4b）：每个单元可以拥有一套独立系统，实现预制和量产；运用钢结构作为主体结构，围护系统和结构系统可以进行全拆卸和重复利用，建造过程高度实现工业化[19]。BDA 为追求更快的施工速度，设计了为管线铺设预留孔洞的标准化预制钢筋混凝土梁构件，“T”型单元中每张“桌子”以2.44m 等间距搭接，构成三纵三横的井字梁结构形式，实现承重构件与辅助设备的一体化集成建造（图5）。预制混凝土构件在工厂内统一生产后，直接运送至场地进行吊装组配即可完成主体结构，建构方法的简化无疑完美回应了当时爱尔兰经济社会背景对校园设计提出的要求，也为圣布伦丹社区学校的装配式校园建设提供了较为完善成熟的工业基础。

4 校园建筑单元模块及结构体系

5 RTC预制装配式校园建造，引自参考文献[17]

在模数设计与模块选择和考虑上，各建筑方案不尽相同——阿姆斯特丹孤儿院设计主张主体结构标准化，采用模数为3.36m×3.36m 平面网格；柏林自由大学设计主要控制空间尺度，将步行时间1min 路程即65.63m 作为总平面网格模数；威尼斯医院设计旨在讨论合适医护及患者的尺度，将4 个平面尺寸为3m×3m“护理单元”组合成一个基本建筑模块[20]。圣布伦丹社区学校则从建造构件标准化出发，以900mm 用作平、剖面的基本模数，功能空间及建造模数便形成参差不一的模块单元。3 种不同高度的柱子和分别为5400/6300/7200/9000/10800mm 跨度的预制梁架交错组合，构建出错落有致、尺度丰富的社区校园（图6）。

6 社区学校以900mm为基本模数的剖面，引自参考文献[1]

圣布伦丹社区学校的建筑主体采用预制混凝土门式刚架结构系统。系统由柱子和刚架斜梁相互搭接形成门架形式，门架与门架之间采用檩条连接，进而形成功能单元。高度预制的构件决定了社区学校的装配过程（图7）：地基定位，特定跨度的刚架斜梁搭接在特定高度的柱子上，形成一榀榀的门架后，于垂直方向铺设屋面檩条，以及将檐沟预制构件嵌入斜梁构件所预留的凹糟中，覆盖瓦楞形屋顶，进而完成建筑主体，最后再砌筑山墙和玻璃幕墙完成围护结构。道尔夫妇对社区学校的结构形式和装配式建造策略的选择较于RTC 的“T”型单元有所应用且适当简化，使其更具操作性和经济性，也反映出建筑师在建筑设计全过程中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社区学校不再一味地像“毯式建筑”追求单一、网格化、重复的建筑单元，而是将可复制性、可预制化的构件按空间需要的模数改变尺寸，这种高度预制的门式刚架结构体系和装配式建造方式为校园带来了自由弹性的室内空间，也为校园未来有序的改扩建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

7 圣布伦丹社区学校装配过程

4 校园即“城中之城”

在灵活的建造策略基础上，校园的空间布局充满了可变性。学校如同一座小型城镇，甚至被誉为“城中之城”（A Town Within A Town）[16]。其灵活的结构形式营造出尺度多样的空间，分别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较为低矮的建筑体量用作教室，更为高大、宽敞、明亮的体量作为连接教学区的公共交往空间。

圣布伦丹社区学校的流线组织及功能布局印证了其受到“毯式建筑”多个设计作品的影响（图8），相互垂直的道路系统有别于柏林自由大学（图8c）和威尼斯医院（图8d）规则网状交通的强形式，与阿姆斯特丹孤儿院（图8b）的内部道路有较高相似性。凡·艾克认为建筑师应消解建筑元素间的对立，通过丰富建筑形式和结构，容纳生活复杂性进而增加空间体验，加强建筑和城市的联系[21]。在阿姆斯特丹孤儿院的空间设计中，连接不同单元的室内外空间均为幼儿活动提供了街道，模糊了建筑与城市的概念，尺寸和节点韵律依据空间布局进行调整，形成生动的交通空间，以激发幼儿多样的行为。不过二者的功能空间布局有着各自的特征，凡·艾克的孤儿院设计采用建造元素高度标准化的手段，将多个同尺寸的教学单元（室内活动空间及室外庭院）均质排列于西南及东南方向（图8b）。道尔夫妇出于对社区学校功能性需求的考虑，在平面上变换了功能房间的排布方式（图8a）。教学区布置紧凑，建筑群被有秩序地划分为6个“街区”（Block）小组团，街区中编织着纵横交错的室内街道、巷子，6 个小组团平等地拥有广场和庭院，学生或教职工可以在这些庭院休憩，甚至体会种植、蓄养的农庄乐趣。教室被布置在校园建筑群的四周，以确保主要的教学功能空间都拥有对外的视野和天然采光。而“街区”的开放空间均具有“向心性”，开放的公共活动“广场”成为连接教室及庭院的媒介，庭院位于整个校园的中部，恰好为围合内聚的建筑群提供采光和自然景色。建筑、街巷、街区、广场集成了城市中的基本要素，是一座毋容置疑的“城中之城”。

8 “毯式建筑”代表作品平面（深灰色-功能空间；浅灰色-交通空间；绿色-庭院；红色-流线组织）

与“毯式建筑”的定义相似，道尔夫妇的设计理念让圣布伦丹社区学校拥有开放共享、多组团无中心、水平延展等特征（图9）。受“毯式建筑”影响的建筑，似乎都离不开一个核心词汇——“街道”，在建筑与城市不应该形成割裂状态的观点上，道尔夫妇和凡·艾克有着不可忽视的相似性。在1989 年的RIAI 金奖颁奖展览中，道尔夫妇阐述道：“街道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公共空间，人们在街区中进行交往，无疑将学校学生和镇上的居民团结在一起”，同时也表达了对圣布伦丹社区学校最初的设想：“我们想要高大而流通的公共空间，希望将兴奋的、嘈杂的城市生活带入室内，学生在这里可以步行、交往”[22]。“街道”是连接功能空间的通道，是提供公共活动的场所，是室内与室外相互对话的中介，也是人与城市建立场景联想的空间。圣布伦丹社区学校亮堂而开阔的“街道”空间让使用者仿佛置身于城市中，社区学校的规模虽不及阿姆斯特丹孤儿院和柏林自由大学，但因不仅将“街区”与“街道”相结合，还将建筑构件尺寸与空间使用者行为特征关联设计，让圣布伦丹社区学校既保留了“毯式建筑”思想的平面特征，又减弱了“毯式建筑”中的均质、单一、乏味的问题，从而形成了非对称性以及具有高辨识度的空间（图10）。

9 “城中之城”校园平面，引自参考文献[17]

10 圣布伦丹社区学校实景

网状规则的几何秩序和快速建造的建筑通常意味着空间的单一和乏味，预制装配代表先进的工业技术发展方向，理想的工艺和建筑意识形态的结合十分不易[23]，就如史密森夫妇一生推崇的“毯式建筑”，在发现跟不上时代变化的步伐后，他们开始反思和批判无尽重复的平面。道尔夫妇具有预见性地将城市元素带入校园，营造出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容纳着多样化的公共交往，提供了复合的教学需求。

5 不加修饰的“拖拉机棚”

社区学校外露的门式刚架支撑系统主导着整个建筑的造型，波纹屋面、大面积玻璃幕墙、幕墙框架、砖砌山墙等，裸露的结构和表露走向的管线都在彰显1960-1970 年代的工业化特征和建造技术水平。爱尔兰时报（The Irish Times）报道过彼得的一段受访记录：“人们不需要通过外形来辨认建筑类型，建筑的唯一性就是不要向公众发出肤浅的信号”[6]，正好辩驳了曾有一位教师将学校形容为“拖拉机棚”的观点。曾求学于IIT 且师从密斯的彼得，在设计社区学校造型时结合了多方影响，其一是IIT 克朗楼（图11a），其二为代表史密森夫妇新粗野主义的第一个作品——亨斯坦顿中学（图11b）。中学的结构形式部分继承了密斯IIT 克朗楼结构外露的设计手法，但亨斯坦顿中学在结构与材料之间的构造节点表达上更为直白、真实、粗犷[24]。玛丽曾说：“建筑不应该是固定的形式对应固定的功能，现代建筑需要有普遍应用性，应该对结构和空间进行概括”。所以原生、不加修饰、直接是道尔夫妇对社区学校建筑造型的理解、阐释与表达（图11c）。

11 外立面形式对比

2019 年，盖蒂基金会8）的“保持现代性”（Keeping It Modern）项目9）授予社区学校一笔修复资金。约翰·麦克劳林建筑事务所10）遵循原始的设计概念更新维护建筑时，他们采用为保温性能较差的庭院玻璃幕墙增加性能更好的第二层玻璃替代全部更换的做法，并将曾破坏了全局秩序的屋顶垂挂构件替换成标准预制化配件安装于天花板，使电灯、电路管道等垂直于门架方向，与屋顶裸露的檩条形成同一整体，这些系统性的考虑很好地体现了改造方对道尔夫妇设计的尊重（图12）。在多阶段更新改造下，建筑隔热保温性能、照明电力系统、能源供暖系统等方面都得到了响应当下需求的更新，圣布伦丹社区学校将继续容纳着更多的学子。

12 圣布伦丹社区学校更新前后效果对比，引自参考文献[17]

6 结语

圣布伦丹社区学校是爱尔兰具有标志性的“毯式建筑”实践，是爱尔兰教育建筑走向现代化的开创性项目之一。道尔夫妇对“无固定形式”结构框架和可生长高辨识校园空间的整体把控，将建造技术与空间特征巧妙地结合，进而成功建设出一座“城中之城”。装配门式框架属爱尔兰1970 年代工业美学的体现，其模数化预制构件中蕴含的内在适应性和经济性仍对于当代工业化国家新兴建设具备参考价值及研究意义。

在空间设计上，社区学校建筑的布局与建造中的模数或模块之间不再割裂，而是相互配合，直至构成平衡。道尔夫妇在城镇郊区中选用结构稳固、材料耐久的预制混凝土梁柱装配系统，用以构建门式刚架结构体系，具备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既遵循了当地建造工艺基础，又充分利用了当时较成熟的装配式建造技术，采用构造节点一致、尺寸不一致的建筑配件，再结合“毯式建筑”概念的影响，提出“无固定形式”设计理念，形成独特且灵活的校园空间聚落。圣布伦丹社区学校是道尔夫妇将建筑构件产业化技术与空间协同的研究实践，也是对当时经济状态和教育政策实况挑战做出的应用型设计。正因如此，社区学校才能40 年如一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日新月异的学生需求，扎根在当地并产生持续的影响力。

道尔夫妇在主持项目的整个过程中，充分发挥着不同专业间的协同效应。随着社会和建筑行业的不断发展，建筑师在建筑实践中融合不同专业、不同层级要求的能力也成为核心竞争力，圣布伦丹社区学校为建筑师、设计师和相关从业人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启示。社区学校作为爱尔兰现代建筑发展的一次成功探索，在规模化生产、标准化设计等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和质量，为当代工业化国家的新兴建设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学校的结构经济性、空间灵活性、活动多样性、建设可持续性可为当下的低密度校园设计提供参考和启发，一定程度上将促进建筑行业向更加高效、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注释

1）乔治亚风格（Georgia Style）是大约在1714-1811年期间，流行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一种建筑风格。这是集大成的一种风格特征，它有巴洛克的曲线形态，又有洛可可的装饰要素，秉承了古典主义的对称与和谐的原则，在18世纪时流行于各个英国殖民国家，也是对美国最有影响的风格之一。

2）欧洲经济共同体（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是欧洲共同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欧洲经济共同体与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共同组成欧洲共同体。欧共体是西欧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政府出面组成的一个经济和政治集团，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联盟。

3）爱尔兰皇家建筑师学会（Royal Institute of the Architects of Ireland，简称RIAI）成立于1839年，是爱尔兰共和国的建筑师主管机构和建筑专业机构。RIAI的宗旨是“维护建筑的最高标准，并在影响建筑师，建筑环境和社会的问题上提供公正，权威的建议和信息”。

4）伯尔（Birr），是爱尔兰岛中部奥法利郡（County Offaly）的一个小镇，因其拥有进行保存的格鲁吉亚建筑遗产所以被指定为爱尔兰文化遗产城镇。小镇上拥有3所小学：圣布伦丹男童学校、梅西小学和示范小学（爱尔兰教会），一所中学：圣布伦丹社区学校。

5）迈克尔·劳格纳内父子公司（Michael Loughnane and Sons Limited）于1968年5月14日成立，部分办公地址位于奥法利郡，业务范围为建筑与土木工程。

6）蒂珀雷里郡（County Tipperary）是爱尔兰一个与奥法利郡接壤并位于其南边的郡。

7）每个“T” 型单元由7张预制混凝土框架结构的“桌子”组成，每张“桌子”的尺寸约为7.3m×7.3m（24inch×24inch），得出面积约53.3m2的正方形作为教室，6张“桌子”拼在一起可形成一个拥有三间教室和公共空间的教学区域，剩下凸出来的一张“桌子”用作教学后勤服务空间。

8）盖蒂基金会（Getty Foundation）最初被称为盖蒂赠款计划，成立于1984年。盖蒂信托是一个国际文化组织，包括盖蒂保护研究所、盖蒂基金会、盖蒂研究所和J.保罗盖蒂博物馆。盖蒂基金会通过支持个人和机构致力于增进对洛杉矶和全世界的视觉艺术的理解和保护，履行盖蒂信托基金的慈善使命。

9）保持现代性（Keeping It Modern）是一项赠款倡议，重点支持保护现代建筑的示范性项目。2018年其授予的增款清单建筑包括：路易斯·康的萨尔克生物研究所、埃罗·沙里宁的圣路易斯弧形拱门、奥斯卡·尼迈耶的拉希德·卡拉米国际博览会等。倡议项目授予了圣布伦丹社区学校一笔高达124,000欧元的修复资金。

10）约翰·麦克劳林建筑事务所（John McLaughlin Architects）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专注于设计的工作室，总部位于爱尔兰都柏林。他们专注于对细节的研究，致力于考虑环境与建筑的协调性，习惯对每个项目的文化、社会和环境背景进行调查。他们的设计习惯于从历年优秀的爱尔兰现代建筑师和设计师中获得灵感，这种方法让他们获得了许多奖项，如2015年的RIAI最佳新兴实践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