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锦

内容提要：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新动能。构建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协同效应,且呈现高度协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文化产业数字化驱动乡村振兴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文化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赋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文化资本是间接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机制,但现阶段科技创新对乡村振兴存在遮掩效应,且人力资本不存在中介作用。从全国区域上看,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表现为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区域来说,文化产业数字化在东部、中部以及东北地区呈现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在西部地区显示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一、引 言

从“两山理论”,到“记得住乡愁”,再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必须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在实践中探索和前行。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深化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举措(高宏存,2022)。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启动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2022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提出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明确了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实施路线,通过创意设计、演出产业、音乐产业、美术产业、手工艺、数字文化、其他文化产业、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再次强调实施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计划。2023年1月,文化和旅游部等五部门发通知,提出联合开展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试点工作。这些政策将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整体战略布局,旨在发挥文化产业在赋能乡村振兴上实现产业优化、消费扩张和就业增长等作用,助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根本,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目标,兼备文化特征和产业属性的文化产业是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新范式(胡钰和赵平广,2022)。当前,学者们围绕文化产业、乡村振兴、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等内容进行了多视角和多方法的研究。

在乡村振兴研究上,学者们采用熵权法、层次分析法等方法对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相应的构建和分析,且对于“二十字”总要求构建的一级指标选择基本达成共识(张挺等,2018;毛锦凰,2021)。文化产业发展评价研究比较丰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体现出数字化、融合化和开放化的特征(喻蕾,2021),尤其是数字经济可以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微观层面可以提升文化企业效率并促进供需匹配,中观层面延长文化产业链并助力文化产业结构升级,宏观层面发挥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协同发展(韩松和王洺硕,2022;陆建栖和任文龙,2022)。学者们也对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逻辑、机制、路径等进行了定性研究,强调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为乡村提供更多更新的文化空间和场景、创业机会以及传播渠道(李翔和宗祖盼,2020;高宏存,2022;范建华和邓子璇,2023)。数字化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过程中,表现为传统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文化产业新业态,成为乡村文化供给、文化需求和经济发展模式新突破的动能。

综上,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产业或乡村振兴各自的发展模式、指标体系构建及优化路径等内容,相应的赋能机制与成效的实证研究相对缺乏,且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产业数字化与乡村振兴的空间关联性。鉴于此,本文首先通过构建文化产业和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文化产业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在此基础上,基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数据结果,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文化产业数字化与乡村振兴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并为乡村振兴提供参考路径。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文丰安,2022)。数字经济-乡村振兴耦合系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要素和技术是推动乡村振兴各个领域的核心力量(张旺和白永秀,2022)。乡村振兴战略包含文化、产业、人才、生态等多重目标,文化产业本身具有的多维价值属性使之能够赋能乡村振兴战略。

1. 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的直接影响

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体现在推动产业高级化、文化复兴、低碳转型和城乡命运共同体构建(范建华和邓子璇,2023)。具体表现在:一是文化价值,文化建设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作用,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乡村文化建设,一方面能够更好地满足农民的文化精神需求,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乡村传统文化,提升乡村文化自信,反向促进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同时,文化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内在环节,通过文化产业数字化创新过程,打响乡村特色文化品牌,促进乡村文化治理在更大区域形成文化认同和社会认同,提升新乡贤的精神内核。二是产业价值,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乡村消费结构升级,激发线上和线下文化消费需求,推动乡村文化消费扩容提质。信息化平台为乡村创新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基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数字化平台在乡村振兴中的数字文旅、数字文娱等实践和应用,可以推动乡村优秀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积极推进电子商务进乡村,实施“数商兴农”工程,通过数字化平台以直播、线上网店等在线销售形式拓宽农副产品的市场份额。三是生态价值,文化产业数字化创新发展,可以推动乡村生产空间的绿色构建,实现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的有机结合,促进新型生态农耕文明建设,打造和谐有序的宜居环境。数字文化产业可以助力乡村信息化发展,缩减城乡数字鸿沟,扩大数字经济在乡村发展中的应用场景。通过多渠道的文化信息共享,提高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能力,降低农民参与乡村自治的门槛,促进乡村生态体系构建。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假设1:文化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赋能乡村振兴战略。

2. 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的间接影响

文化、人才、资本是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基本要素(胡钰和赵平广,2022),发挥文化产业的关联性和融合性,推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和全面振兴。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为乡村振兴带来多维价值,“文化+数字”能够推动乡村振兴实施,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科技、文化和创意等支持,改变乡村发展从传统资源依赖到数字创新驱动的转型,促进乡村社会、经济、生态等全面发展。

(1) 技术创新效应: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数据是新时代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关键要素,文化产业数字化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注入新动能,发挥数字文化在智慧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引导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从宏观层面来说,作为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网+”,数字技术在农业生产、流通等环节广泛应用,推动传统农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持续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数字化可以实现城乡之间数据互联互通,线上业务协助协同,促进乡村各产业融合和升级发展。从产业层面来说,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扩展了乡村数字化应用和发展,在传统的乡村节庆演出、文化旅游等模式外,推动了数字表演、数字消费等新兴文化业态。在微观层面,数字技术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新保障,改变了乡村文化传播方式和手段,有效引导文化生产和消费资源从城市到乡村的流动,促进城乡要素资源流动。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

假设2:文化产业数字化通过技术创新赋能乡村产业振兴。

(2) 人力资本效应:文化产业数字化促进创意人才流动。人力资本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需要不同层次的专业人才队伍进入到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中,包括乡村文化传承、数字技术应用、产业经营管理等专业人才。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人力资源的单向流动已经造成乡村空心化,如何引导各类人才回流乡村引发思考。数字文化人才是赋能乡村振兴的原动力,需要重视乡村人才选拔以及培养工作,支持“文化产业特派员”工作开展,加强高素质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培育一批优秀的乡建人士。通过完善网络培训,构建文化数字教育平台,培养乡村经济发展所需的经营管理、技术和创意等人才,加大扶持力度引进“新乡贤”以减少“数字化贫困”等现象。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3:

假设3:文化产业数字化通过人力资本累积赋能乡村振兴。

(3) 文化资本效应:文化产业数字化培育乡村文明新风。当前,乡村文化建设仍然围绕公共文化服务为主,具有乡村特色的文化供给仍然不足。自然环境、历史遗产和文化模式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动力,通过文化创意和创作可以赋能乡村传统农业的文化附加值,为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资源(MacDonald和Jolliffe, 2003)。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部分,能够推动乡村潜在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塑造乡村文明新风。只有当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时,才能充分发挥乡村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实现文化与经济耦合。随着数字文化产业不断发展,乡村文化资源和文化内容载体的形式向着多样化不断发展,文化资本的媒介方式和传播方式更加丰富,得到了数字技术的有力支撑,唤醒了乡村新青年一代对于乡村传统文化的认知。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要避免乡村产业的同质化发展,尤其注重当地文化资源禀赋积累,在特色化和差异化中实现乡村文化建设和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4:

假设4:文化产业数字化通过文化资本累积赋能乡村振兴。

综上可知,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具有协同发展效应,共同促进文化消费市场扩展,并推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赋能乡村振兴主要表现在促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等方面,借此实现其文化价值、产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等多重价值,并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等影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三、研究设计

1. 实证模型设计

(1) 耦合评价方法。数字经济在供给端、生产端以及需求端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性。本文使用TOPSIS熵值法确定权重后,通过建立“数字+文化”耦合度模型与协调度模型,分析二者之间融合发展的状况,公式如下:

(1)

其中,U1为数字经济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U2为文化产业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C表示二者之间的耦合度。

T=aU1+bU2

(2)

(3)

进一步通过确定两个系统的权重得到耦合协调度,分析二者之间的协调一致性。其中,T表示两系统的协调度,a为数字经济权重,b为文化产业权重,本文认为二者贡献度同等,对a、b的取值均为0.5,D表示“数字+文化”的耦合协调度,即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

(2) 空间计量模型构建。本文旨在研究文化产业数字化是否能赋能乡村振兴,各地区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因此分别建立三种常用的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分析。

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AR):

(4)

其中,σ1表示空间滞后系数,κ1、κ2表示变量回归系数。

构建空间误差模型(SEM):

lnRuralit=τ1lnCudigit+τ2lncontrolit+υt+φit

(5)

其中,τ1、τ2表示变量回归系数,I1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φjt表示空间自相关的残差项。

构建空间杜宾模型(SDM):

(6)

式(4)-(6)中,下标i、j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Wij表示n×n阶标准化后的i行j列空间权重矩阵,ρ1～ρ3表空间回归系数;lnRuralit表示被解释变量乡村振兴,lnCudigjt表示核心解释变量文化产业数字化,lncontrol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t表示随机效应,其余参数为待估系数。此外,考虑到我国乡村地区整体的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落后和存在的巨大发展空间,以及数字基础设施和文化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υt。这更能强调整体趋势,也能更清楚地观察文化产业数字化在乡村地区的发展情况是否逐步改善,并探索其潜在的乡村振兴效应。同时,不考虑地区差异使我们能够集中关注乡村地区整体的发展潜力和空间,而不会受到个体地区特征的干扰,有助于确定乡村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文化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直接的信息和结果。然而,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存在以下局限:无法捕捉到地区之间的异质性和差异性,以及各地复杂的文化差异和地区特定因素对乡村振兴的影响。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仅为初步的结果探析。

(7)

(8)

(9)

(3) 空间中介效应模型构建。除了式(4)、(5)、(6)所体现的直接效应,为讨论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于乡村振兴可能存在的间接影响,对技术创新、人力资本、文化资本进行作用机制检验。

空间滞后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10)

(11)

空间误差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12)

(13)

空间杜宾中介效应模型构建:

(14)

(15)

2. 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本文样本为2013-2020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物文化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城乡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国泰安数据库以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部分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补齐,为降低异方差的影响,对所有变量均取自然对数值。

(1) 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十四五”时期,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是我国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占据国际文化产业链高端地位、赋能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以及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是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目标。本文对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测度,主要围绕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展开,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文化产业数字化。本文参考刘静和惠宁(2020)、喻蕾(2021)、黄蕊等(2021)、陆建栖和任文龙(2022)研究,从产业基础、产业规模、产业创新和产业支撑四个方面构建文化产业评价指标体系。此外,多数研究主要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创新水平四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温珺等,2019;杨慧梅和江璐,2021;王军等,2021),在参考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依据数字经济内涵和文化产业指标体系构建背景,从数字基础、数字规模、数字创新和数字应用四个方面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见表1)。

表1 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耦合指标体系

(2)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特色文化产业作为乡村特色产业之一,依托农业乡贤文化、农业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赋能乡村振兴,有助于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推动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促进生活富裕(肖卫东,2023)。在国家数字化战略推动背景下,借力数字时代发展机遇,依托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赋能乡村文化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动力。本文参考张旺和白永秀(2022)、芦风英等(2022)、徐雪和王永瑜(2022)研究,构建乡村振兴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权法确定其权重。指标体系包括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最终确定5类一级指标,17项二级指标,如表2所示。

表2 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3) 其他变量。为了控制其他变量可能对乡村振兴产生的影响,本文在考虑现实情况的基础上,选择将经济发展水平(GDP)、金融支持(Fin)、城镇化率(City)、产业结构(Struc)、受教育程度(Educa)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为进一步探析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机制,在数据可得的基础上,参考车树林和石奇(2022)等相关研究,选取与文化产业相关性较高的中介变量,机制检验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直观影响:采用文化及相关产业专利授权总数项(Innov)表示技术创新中介指标;文化艺术科技、科研机构从业人员数(Humca)表示人力资本中介指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Herit)表示文化资本中介指标,该指标共分为五批,不是连续按年份新增,缺失的当年数据由延续上一年的数据所得。表3为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1. 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水平分析

根据耦合协调度计算过程,最终得出2013-2020年全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度。通常而言,耦合协调度越大,两系统之间发展的协调一致性越强。如图1所示,将我国31个省份划分为东、中、西及东北地区四个地区来看(1)注:四大区域划分标准源于国家统计局。东部: 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 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 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东北: 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东部地区“数字+文化”协调发展程度最好,2013-2020年的耦合协调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属于全国范围内“数字+文化”协同发展较为优秀的地区范围;中部地区的协调发展程度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不大;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协调发展水平较为相近,整体来说水平落后,距全国平均水平仍有一定的差距。

图1 2013-2020年耦合协调度均值分析

如表4所示,具体到各个省份而言,全国31个省份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的发展并不平衡,总体来说,“数字+文化”协同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状况关联性较强。耦合协调度排在前五名的省份分别是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山东,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地区,而失调程度严重的地区大多集中在我国的西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但通过2013年和2020年对比可以发现,各省份的“数字+文化”协调发展状况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协调发展最好的省份是广东,从2013年的勉强失调到2020年实现中级协调,协调发展最为不足的西藏也从2013年的极度失调上升至2020年的严重失调。2013-2020年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说明我国“数字+文化”之间协同发展水平正在稳步上升。

表4 2020年和2013年全国31个省份“数字+文化”耦合协调度分类排序

数字经济深入改变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基于文化与科技融合,加快发展数字文化产业,可以助力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也是数字经济时代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的数据支撑、融合创新和开放共享等三个主要特征(陈晓红等,2022),为文化产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动能。首先,数据技术支撑了文化消费的大数据挖掘,让文化产品的大众市场不断延伸到小众产品,长尾市场被个性化和定制化的数字文化产品充分挖掘。借助数字技术促进传统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满足多样化现代文化消费需求,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效用。其次,数字经济在不断与实体经济融合过程中,可以促进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文化产业的正外部性作用(韩松和王洺硕,2022),以扩大范围经济效应,促进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最后,数字经济不仅打破了区域间要素流动的壁垒,还突破了文化产品传统的时空限制,通过扩散效应的作用,信息要素的自由传递将地理距离带来的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区域间的互联互通增强了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能力,加速了数字文化产业虚拟空间的建设,形成了文化产业的数字生态系统。基于文化产业供给端、生产端和需求端数字化发展,可以促进文化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顾江,2022)。

2. 基准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地理距离权重矩阵下lnCudig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文化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乡村振兴,可知研究假设1成立。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带来了乡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文化产业的业态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助力乡村产业兴旺。文化产业数字化促进文化资源利用与生态文化理念更好结合,线上消费空间和线下生态空间进行同步构建,协助乡村营造生态宜居。发挥乡村文化在虚拟空间的有效传播,帮助村民重审乡村文化精神和价值内涵,培育乡风文明。文化治理是乡村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可以促进乡村社会认同和秩序的和谐发展。文化产业在数字化过程中,可以进一步提升文化资源经济价值,推动乡村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并扩宽乡村居民的收入渠道,实现生活富裕。

表5 基准回归结果

从其他各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lnGDP、lnFin和lnEduca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可能的原因在于乡村地区的人才流失导致的“农村空心化”问题尚未缓解,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会吸引资源和人才向城市聚集,农村居民会寻求获得更好的教育、医疗、文化和职业机会等资源,加剧了城乡差距,进一步阻碍了乡村的发展;由于乡村地区的融资渠道和金融产品与服务相对匮乏,且金融机构往往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和地区,而乡村地区的经济项目风险相对较高,导致乡村企业和农民在金融服务的获取方面存在困难,乡村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教育资源集中向城市倾斜,而乡村地区的学校和教育机构缺乏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面临师资力量不足、学校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可能无法留住本地的教育人才。教师和教育专业人才的流失又会导致乡村地区的教育质量下降,难以提供良好的教育服务,从而限制乡村居民的知识和技能培养,难以满足乡村经济发展的需求。

lnCity和lnStru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城镇化进程通常伴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扩建,如交通、电力、通信等。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可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通过引进现代农业技术、科学种植方法和管理经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有助于农村地区实现农业产业的升级。第三产业比重增加代表文化产业、旅游业、餐饮住宿和零售业等服务业的繁荣发展,具有较高的就业弹性和就业机会,有助于人口留存和收入增加。乡村地区可以不再局限于传统农业发展,通过引入更多产业链条,可以拓宽农村经济发展的领域,从而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

3. 空间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本文采用Lesage和Pace(2009)提出的偏微分法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系数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如表6所示。直接效应列(1)列(2)的lnCudig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列(3)列(4)的lnCudig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结果表明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程度的提高可以为乡村振兴带来许多积极的影响,例如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文化传承、推动农村旅游等。然而,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对乡村振兴存在负的空间溢出效应。总效应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下的系数分别为-0.257和0.446,空间杜宾模型下总效应为负值的原因在于文化产业数字化对其他省份乡村振兴产生的负向抑制效应超过对自身的正向促进作用。

表6 空间效应分解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较快地区会吸引其他地区的经济活动和人才、资金等资源转移到当地,虹吸效应为数字化发展缓慢地区带来负外部性。农村居民的数字化平台和工具操作能力不足,无法满足数字化时代职业相关能力的要求,会阻碍农村居民就业及创业,从而导致乡村市场规模受限(Erdiaw-Kwasie和Alam,2016)。省际间的数字化发展差距、人才流失和集聚效应、资源分配不均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在乡村振兴发展方面存在不平衡的竞争态势。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存在区域发展差距。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较好的地区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数字文化产业规模和科技实力相对欠缺的地区难以在数字经济时代中获得竞争优势,进而产生负向效应。比如,区域间的人才争夺会拉大人才差距,从而限制其促进乡村振兴的机会和潜力。此外,社会文化和认知差异也可能导致负向效应,由于“数字鸿沟”,有些省份地区对数字技术和文化产业的认知和接受度较低,缺乏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的积极性,限制了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为农产品创造更多附加值和差异化优势,例如品牌化、定制化和溯源系统等。但乡村地区缺乏数字化平台建设,限制了乡村地区农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导致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相对较弱,难以获得更好的市场份额,从而影响乡村振兴的经济效果。

4. 稳健性检验

(1) 变换空间权重矩阵。为进一步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地理距离矩阵换成空间邻接矩阵和空间经济距离矩阵,以此进行稳健性检验。根据表7列(1)至列(6)的估计结果显示,lnCudig的估计系数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表明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仍稳健存在,即研究假设1稳健,这也证明了估计结果并非是由空间矩阵产生的伪因果,该结论和前文研究具有一致性。

表7 变换空间权重矩阵

(2) 替换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夜间灯光反映了乡村地区的人类活动水平和发展状态,可以作为评估乡村振兴的重要指标。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人们对于提升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关注不断增加。夜间灯光数据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夜间灯光亮度和分布可以反映人口分布和聚集情况,揭示人口变化和迁徙趋势,为乡村规划和资源配置提供依据。二是夜间灯光的明暗程度和变化可以反映乡村经济活动的兴盛程度,包括商业发展、农业生产和服务业水平。因此,本文借鉴赖德胜等(2022)的研究,将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公布的夜间灯光数据(整合DMSP-OLS和SNPP-VIIRS数据且得到矫正后的平均值)作为乡村振兴的替代变量(2)数据来源: Wu Y., K. Shi, Z. Chen, S. Liu and Z. Chang. Developing Improved Time-Series DMSP-OLS-Like Data(1992-2019) in China by Integrating DMSP-OLS and SNPP-VIIRS. IEEE Transactions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2022, 60: 1-14.。结果如表8列(1)至列(3)所示,lnCudig的估计系数通过了1%的正向显著性水平检验,即表明研究假设1稳健。

表8 替换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本文使用文化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和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测算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并未基于数字文化产业细分指标进行分析。本文基于数据可得性和科学性,从数字文化企业层面出发,将动漫企业营业收入(lnDdig)作为新的文化产业数字化指标。动漫产业可以将乡村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作为创作元素与科技元素深度融合,生产乡村文化精品,提升乡村地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外,广播电视产业是直接反映乡村数字信息技术发展的产业之一,并且也是农村居民接触数字化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最直接渠道之一,因此同时将广播电视营业收入(lnGdig)也作为新的解释变量。广播电视媒体可以为乡村地区提供及时、广泛的信息传播平台,使乡村农民能够了解到国内外的政策、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动态,以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和发展机会,提高农村居民的信息素质,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回归结果如表8列(4)至列(9)所示,lnDdig和lnGdig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研究假设1依旧稳健。

5. 机制效应检验

由表9知,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和中介变量的估计系数均通过了1%的正向显著性检验。文化资本的估计系数也在1%水平上显著促进了乡村振兴,而技术创新、人力资本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为负向抑制作用。同时,通过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发现:其一,科技创新(文化及相关产业专利授权数)对乡村振兴存在显著的遮掩效应,研究假设2未得到验证。文化产业的颠覆性创新不仅仅是单一文化主体的创新行为,还会受到创新生态体系的影响(Ansari等,2016)。文化产业相关专利的价值在于其转化为实际应用和商业化能力,而乡村地区技术转化和商业化能力相对较弱,且乡村地区的市场规模较小,消费需求相对有限,往往难以将科技专利有效地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同时,科技专利的申请和保护需要投入研发设施、人才、资金等大量的资源和科技支持,乡村地区往往面临资源投入不足和科技支持不充分的问题,这进一步削弱了乡村地区在科技领域的发展和影响力,对乡村振兴产生了限制。其二,人力资本不存在中介效应(Bootstrap检验不显著:Z=-0.070;p=0.941),研究假设3未成立。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可能无法全面准确地反映文化产业数字化为乡村振兴所带来的就业机会增加和人才回流的显著影响。由于文化艺术科技、科研机构的从业人员数较少,人才储备不足会限制乡村地区在数字化领域创新能力,导致文化产业数字化无法通过该人力资本指标显著促进乡村振兴,需要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胡慧源和李叶,2021)。其三,文化资本对乡村振兴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研究假设4成立。乡村地区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应用,能够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本地的文化遗产,充分挖掘和生产更多的文化资源和创意产品,促进文化资本的积累和提升,从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吸引更多的游客和投资者,推动文化旅游和创意产业的发展。此外,文化资本还能提高乡村地区的品牌知名度,为乡村地区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机会,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表9 机制效应检验

6. 异质性检验

结合前文文化产业数字化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结果,本文将全国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部地区四大区域,选用空间杜宾模型进一步讨论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的区域异质性影响,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区域异质性检验

从直接效应来看,四大区域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都有着正向的促进作用,但东北部地区该作用不显著。东北地区的经济结构以重工业和传统产业为主,文化产业在东北地区的发展相对较弱,且东北地区的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市场规模相对有限,对文化产业的数字化发展提供的市场需求相对较少,从而限制了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此外,尽管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但由于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景观、文化资源、民宿传统和历史遗产等地域特色资源,这为文化产业数字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和创作主题,文化产业数字化有机会满足当地特定的需求,也意味着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促进乡村振兴。因此,文化产业数字化在西部地区对乡村振兴的直接效应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

从间接效应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文化产业数字化对其他省份地区乡村振兴存在负向的间接效应,西部地区存在正向的间接效应。其中,东部地区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发展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最显著。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拥有更为丰富的文化资源、文化机构和创意产业集聚区,使得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数字化水平和乡村经济发展相对较好,而周边地区的资源和人才会大量流向东部地区,且东部地区可能受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本投入。因此,其他省份地区可能面临来自东部地区数字文化产业的竞争压力,导致其乡村振兴受到一定的制约。

五、结论与启示

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为乡村振兴实施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模式,乡村振兴也为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市场和路径。数字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战略,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等层面都具有不同的表现机理,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新的路径。本文首先参考相关研究,构建了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3-2020年文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协同效应,协调结果虽有波动但总体上表现了高度协同发展趋势。在此基础上,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文化产业数字化驱动乡村振兴内在机理进行研究,基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文化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赋能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后续的相关稳健性检验表明该结论依旧成立。通过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系数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用来进一步分析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的空间效应。从全国区域上看,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表现为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分区域来说,文化产业数字化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呈现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在西部地区显示出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机制效应检验表明,文化产业数字化可以通过文化资本赋能乡村振兴发展,但科技创新抑制了乡村振兴,且人力资本不存在中介作用,如何发挥数字技术和人力资本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值得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鉴于以上结论,说明我国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具有空间不平衡性,我国在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战略时,需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方优势,突出各地区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方向和任务重点,以促进文化产业数字化对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具体发展路径包括:一是完善配套相关产业政策支撑,创新乡村经营模式。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政策体系下,继续完善地方配套性支持政策,促进数字文化产业深入推动乡村振兴的功能发挥,为乡村全面振兴助力。二是加快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科技创新投入,以此培育新的文化业态,促进文化产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为数字乡村发展提供坚实基础。三是集聚复合型人才,制定多样化人才培育计划。建立吸引人才集聚乡村的有效机制,调动社会不同主体参与乡村建设中,为乡村振兴的科技、金融、运营等不同环节引入专业人才,构建乡村数字文化人才链,解决相应的发展难题。四是推动文化资本创造性转化,通过加强乡村振兴文化建设,重塑乡村居民文化自信和价值观念,凸显乡村地域文化特色,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借助文化产业中的创意设计、演出产业、音乐产业等,培育和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重塑乡村文化产业价值链。延伸产业链作用,借助数字文化企业和平台,创新乡村特色文化产品的创作、传播和展示,塑造区域农产品品牌形象,构建特色乡村产业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