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国 周恬恬

内容提要：人口再生产作为家庭再生产最重要的“资产建设”科目,具备“储蓄”“保险”及“期货”等多重家庭金融资产含义。子女后代从家庭私有逐步成为国家和社会公共产品,生儿育女这一底层家计资产的“金融化”趋势紧随其后。生育行为“养儿防老”的社会功能被家计金融进一步弱化,金融虚拟财富对老年生活质量的保障功能愈加重要,但家计金融无法从本质上替代“养儿防老”。面对少子老龄化诱发的金融市场动荡,金融体系的“膨胀-衰退”周期与人口通缩密切关联,防范各层级资产负债表衰退,东亚邻国的“合成谬误”历史教训值得借鉴反思。

一、引言:家计金融的由来

金融作为一种跨期价值交换、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的组织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区域边界和社会组织基础,伴随金融化的全球扩张,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金融化迅速推进(戈兹曼,2017;艾云和向静林,2021)。作为家庭再生产最重要的“资产建设”科目,生育下一代是储蓄代际养老资源的唯一载体。无论选择何种经济制度和社会发展模式,家庭生计可持续的“生命中枢”,都紧密围绕人口和家庭再生产这一核心组织功能展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口发展态势、家庭生计模式与金融活动形式都经历了动态且深刻的现代化变革。作为一个全球现代性景观,金融渗透与家庭生计模式的演化、变迁和重塑紧密联系,全生命周期代际更替所依赖的生育和养老资源配置规律,也因家计模式的“金融化”出现颠覆性转变:传统社会生育与养育子女基本是在家庭内部完成,其成本主要由家庭和父母来承担,孩子长大成人的受益者也主要限于家庭内部,较少发生外溢。随着现代国家体制完善,社会化大生产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了一个生育成本共担、生育收益共享机制,各种“搭便车”效应使得家庭人口再生产出现“激励倒置”(苗国和陈友华,2019)。

传统家计模式下,多生育子女家庭会承担更多的成本与压力,但同时也会获得更多收益回报。子女后代的“家庭私有化”属性有利于形成“权责统一”的人口再生产激励机制保障,子女后代逐渐公共产品化,使得低生育危机在全球蔓延。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现代金融数字技术的渗透使得家庭生计资源日益虚拟化。作为家庭内部的一种跨期价值交换和风险转移机制,现代金融工具对家庭内部的生产、储蓄与消费行为偏好带来显著影响。无论是投入端、风险端,还是收益端,家庭养育子女都在被迫加入“金融化”社会体制。现代家计金融扩张对子女后代公共产品化起到进一步的“加杠杆”作用,经济和社会“金融化”通过“期限错配”机制,潜移默化地重塑了家庭单元的组织过程、人口再生产策略以及远期养老安排——家庭内部生育子女的各项投入是相对确定的,但养育成本愈加高昂,家庭投资子女的预期回报变得高度“不确定性”,或曰金融风险化,甚至个体生育和家庭人口再生产的意义都大有被现代金融体制“肢解”的趋势。随着现代社会福利的逐步完善,在低生育社会“偷窃”私人家庭养育子女回报的,不仅包括代际财富转移的国家体制,金融市场扩张和工具数字化入侵也对人口家庭再生产意义的“虚无主义”文化渗透贡献甚多。家计与金融两者合并构成“家计金融”新概念,将其应用于分析经济和社会金融化趋势对家庭内部“两个再生产”行为策略的影响,具有前沿学术价值和理论创新意义。

二、文献综述与新研究进路

家计(house holding)是指家庭生活的运作原则,家计模式即家庭在生产、消费、积累等方面的行为特征。传统家计研究主要聚焦“维持单个家庭自给自足”和“规范家庭的组织过程”这两层功能,家计被视作家庭延续、变化以及对外部世界的现实反应,而非仅是静态的经济社会现象(刘新宇,2018)。现代家计研究的视角更加多元,包括教育改革、乡村振兴、代际关系流变、财富分配不平等与金融减贫等领域(王敬和海莉娟,2020;甘犁等,2018)。经济与社会的金融化使家计金融逐渐成为链接“家庭-社会”的关键纽带,在经济和社会结构中发挥“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有形与无形资产被数字金融技术“虚拟化”,存款、保险、理财、基金、信托等家计金融手段,丰富了现代家庭在生产、消费、积累等方面的选择;另一方面,家计金融以子女后代为代际资源传递的底层资产,数字金融在重塑现代家庭全生命周期的“资产-负债-现金流”收支平衡规则,并改变现代社会青壮年群体储备养老和抚育这两种关键代际资源的行为逻辑。

金融的本质是媒介,以简单、直接、有效的方式将储蓄转为投资,实现资金跨时间和跨空间的交换(刘俏,2023)。生育以组建家庭为基本形式繁衍下一代,具有显性为“一小”和隐性为“一老”的双重功能,“一小”即“迎新”“育新”,通过制度保障和文化位育完成代际赓续(费孝通,1999)。生育还具备复杂而精密的隐性社会功能——为“一老”筹备养老资源。通过构建家庭代际关系,组建亲缘社会网络,帮助家庭社会成员抵御外部及远期风险,“养儿防老”社会规范与文化功能是抵御“人口和家庭再生产” 风险的重中之重,费孝通先生于1982 年、1983 年和 1985 年的三篇经典论文专门讨论中国家庭结构变迁,提出一个重要的家庭经济学观点:代际关系是社会结构的表征,“抚养-赡养”是代际之间延时性的交换关系,代际“反馈模式”是中国社会结构得以绵延的核心要素(费孝通,2009)。把金融理解为将储蓄转换为投资所发生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那么这些活动的参与者(个人、家庭、企业、社会团体、国家等)之间的多重交互关系,规范这些活动的宗教文化、社会习俗、法律制度、公共治理体系等,以及这些活动置身于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支撑这些活动的科学技术和知识思想体系,聚合在一起形成了人类发展史上色彩斑斓的各类金融(刘俏,2023)。若将金融简化理解为一种跨期价值交换和风险转移的手段与激励机制,“养儿防老”本质属于代际之间的延时性交换关系,那么生育行为属于天然的金融化跨期交换社会行为,生育行为本身属于某种代际资源调节的金融工具。

笔者将“家计金融”(householding finance)初步定义为现代数字化金融工具渗入家庭生产、消费、积累领域后,与“一老一小”代际资源转移相关的,嵌入家庭“两个再生产”的期限调节和风险转移金融工具。现代金融不仅通过经济活动影响宏观社会变迁,在微观家庭领域,养老金融服务的发展也改变了人们的养老观念,树立长期养老规划、建构现代金融养老意识愈加重要(江世银等,2021;潘文东等,2021)。金融扩张和金融普惠在释放发展机会、提升家庭收入、降低教育不平等及生活质量贫困的同时,也由于资本无序扩张与自循环的相互强化,增加了金融系统自身和实体企业的经营风险(尹志超和张栋浩,2020;李成威和詹卉,2022)。中国深度的人口老龄化及居民有限的金融素养“僵化”了家庭对金融资产的配置(卢亚娟和何朴真,2022)。数字金融具有信贷软约束特征,可导致信贷市场出现过度授信和过度借贷,引起家庭债务扩张,加大家庭负债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王海军和杨虎,2022)。与积淀较丰富的“家庭金融”研究范式相比,“家庭金融”和“家计金融”两者之间既有概念重叠也存在显著差异,前者更多从纯金融活动视角,研究家庭对金融资产和负债的综合管理,主要包括以家庭为单位的借贷、储蓄、资产组合和投资决策(Campbell,2006;尹志超等,2015) 。“家计金融”概念将子女后代视为家庭“两个再生产”的底层金融资产,聚焦于经济社会金融化如何改变家庭全生命周期“资产-负债-现金流”匹配模式嬗变,解析子女后代在家庭内部代际跨期的交换功能变迁历程,以及子女后代“金融化”对家庭组织和人口再生产过程的冲击影响。

在“一老一小”负担“高原化”人口发展趋势下,金融数字资产期限错配带来的财富错觉,家庭债务过度扩张有导致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可能。本文旨在解析“家庭-市场-国家-社会” 金融金字塔各层级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或衰退对人口家庭再生产的相互作用,探讨数字金融渗透对家庭债务的风险,建构家计金融反脆弱理论框架,重新解读涉老金融公共政策与涉幼人口家庭政策需统筹联动考虑的实践含义。

三、以生育行为金融本质理解传统与现代家计变迁

1. 生育为轴心展开“一老一小”家计金融功能解析

赡养“一老”和抚育“一小”是人类文明赓续的血脉基石。按照现代金融学的理解范式,“养儿防老”本质上是以生育为轴线展开生命永续债的人力资本储蓄过程。家庭层面,“本金”即为“个体-家庭”结构,“利息”为家庭内部的人口再生产效率;社会层面,人口资本储蓄丰厚度的宏观指标即总和生育率(TFR)。人口再生产的“利率”水平高于更替水平,人口总量正增长,反之则可能出现人口萎缩。家庭代际规模的变化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参数是家庭单元生育子女的数量。理想家庭模式下,一对夫妻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才能保持家庭代际更替规模“不萎缩”,这是“更替水平”(fertility replacement level)最基础的人口学意涵。从家庭代际“永续债”的风险控制视角,考虑到全生命周期个体存在一定的死亡风险,人口学意义上更替水平的实际数值应高于“2”,理论上才能保障人口规模长期稳定增长,生育水平维持在更替水平附近,人口规模只能保持相对“静态”的稳定。客观上,多育子女是应对“个体-家庭”生命永续债续期风险的唯一可靠手段,因此,生育还等同于为个体、家庭和国家(社会)配置类 “保险”加“期货”金融资产。其中,子女数量指现代金融产品中的“保险类”工具:生育子女数量多,客观上有助于分散代际间人力资本投资所蕴涵的金融风险;生育数量不足,个体和家庭生命永续债“断流”的概率就会升高。子女质量则属于家庭人口再生产主观难以控制的“期货类”金融风险。子女后代的繁衍质量在现实生活中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父辈主观上意图向子辈传递“质量优势”,但代际间的“资本”和“质量优势”遗传却往往遵循“均值回归”统计规律,“寒门贵子”抑或“富不过三代”皆有可能。(1)实证研究显示:从财富指标来看,代际不平等在加剧(Becker和 Tomes, 1979, 1986;Solon,1992;Chetty 等,2017),也有相反观点认为代际传递不是因为努力工作或具独创性而来,“不平等”表现出某种先天的“内生稳固性”(Glark,2015)。经济资源如收入、财富的不平等及教育和社会声望的阶层代际不平等都是“表面的”不平等,真正实质性的代际不平等是“延续香火的理想与普遍绝嗣的现实”——同等死亡率下,生子越多,传嗣机会也越大。生子数的多少最终受制于社会经济条件,占据更多资源的人群更有优势,这种优势被逐步累计和放大,使得他们的后代逐渐占据人口的主体部分。而占人口大多数的弱势人群则逐步被排挤和淘汰,最终绝嗣(陈熙,2012)。

家庭和人口再生产为社会绵延提供最基础的金融资产——子女后代。从其储蓄、保险、期货的三重金融属性中不难看出,生育行为给家庭资产建设提供三种“类金融”的底层资产。代际间传递的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不平等并非“终极的不平等”,只有少数后代能继承优势并繁衍,许多个体退化乃至“绝嗣”,婚育行为背后代际基因的传递不平等,才是生命永续债延续最大风险。因此,发挥生育的金融“保险”和“期货”功能必须建立在“储蓄”功能之上:一方面,子嗣后代“有或无”是生育储蓄发挥效用的基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家庭内部代际间责任承诺履约的基础性金融契约,是家庭生命永续债不断流的最核心要素,也是生育文化与制度最基础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生育理性对未来的预期会对生育数量和质量观念产生重要影响。按照统计学自身的“第一性”原理,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少子化家庭结构的代际反馈“中断”概率高,如“失独家庭”就属于典型的“老无所依”风险暴露家庭形态。子女后代的后两种金融属性——生育的“保险”及“期货”功能,无法脱离人口再生产的第一属性“储蓄”金融功能孤立存在,生育领域的金融风险治理,理论上只能通过“数量换质量”策略加以风险对冲。

2. 生育的三重金融属性及代际金融交换的要素内涵

家庭内部的人口再生产为种族绵延提供基础,串联起家庭内部的“养儿防老”社会规范,本质属于代际之间的延时性交换关系(费孝通,1999,2009)。如果将金融简化理解为一种跨期价值交换和风险转移的手段与激励机制,那么生育属于典型的金融跨期交换社会行为,由此观之,金融的信用、风险、杠杆核心(黄奇帆,2020)三要素均深嵌其中。

首先,血缘是生育金融属性的天然信用基石。人类文明延续及社会赓续的最核心事件即生儿育女血脉传递。长期履约的最大风险源头即为信用风险,亲情(属)关系中的血缘联系建构了天然的信用机制,生儿育女既是父母对未来的投资,也是为未来买的保险,儿女是人格化的家庭金融资产品种,以“孝”和“义务”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则降低了这些隐形利益交易的不确定性。子代遵循代际反馈的“信用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金融契约安排,“原始社会没有正式金融契约交易,但部落内部共享一切,其实就是基于隐性利益交换的原始社会保险安排。在农业社会,外部化的法治没有建立,商业特别是金融保险、借贷、证券业都不发达,还没有市场提供的互保互助交易。家族、宗族就成为主要的经济互助体和社会共同体,家族像是一个非正式的内部金融市场”(余斌,2007)。西方个体化社会强调个人自主和独立,鼓励以个人为主体而行动,随着西方国家“去家庭化”社会趋势形成,延迟婚育只是现代性入侵人口与家庭再生产的初级表象,代际信用关系在血缘和亲缘方面隔断,不婚不育(绝后、断亲、断代)、家庭破裂和单亲家庭、赡养照顾老人的社会福利和医疗负担超出社会支持承受能力等社会问题必将层出不穷,“去家庭化”人口再生产危机,与社会化的大金融体制扩张之间存在隐蔽但强大的机制联系。

其次,家庭内部的生育成本和风险控制是生育制度的核心金融理念。不同于普通商品期货交易“一锤子”买卖模式,子女后代的代际反馈,需历经漫长的培育周期才能实现期货与现货的“交割”。子女“尽孝”这一延时性后果需父辈付出大量的资源及情感投入,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代际抚育和反馈转换的漫长周期与“养育”和“赡养”的历程,隐含着一般商业活动采用的“增资”即“增信”场景,但是延寿和子女教养模式变迁使收获代际回报的“时滞效应”非常明显,人类容易被各种短视的诱惑蒙蔽双眼。客观来看,家庭内部血缘关系构建的代际资源交换系统比其他外部性机制更可靠、更值得信任。一方面, 血缘信用能大幅降低跨期特别是长周期交易的信任成本和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分家-反馈”机制的成立需要一系列短期、中长期制度安排和文化培育,儒家“三纲五常”所规范的“名分等级”秩序则是支持这种交易体系的文化制度保障(周飞舟,2021)。现代医疗科技出现前,高婴幼儿死亡率、低预期寿命、低劳动生产力及子女教养不当等“不孝”因子都会中断代际反馈闭环。因此,低生产力社会采取“多子多福”生育策略,以“大家族、大家庭”血缘共同体相互扶助保障族群繁衍。现代社会鼓励采用来自外部的代际资源转移机制,支持家庭单元个体化、原子化,让社会化养老成为家庭“养儿防老”替代品。长寿时代的社会化养老高度依赖社会福利体制,其泛滥输出带来沉重的财政和社会负担,“现收现付”社会保障体系在少子化社会往往难以为继。

再次,子女数量与质量并重的金融杠杆意识是生育制度的重要伸延。在“低养育成本-高死亡率-潜在高收益” 传统生育模式下,恶劣生存环境造成的家庭代际反馈闭环“中断”隐患巨大,重视数量杠杆可增加家庭内部养老保障的资产丰厚度。“子孙多”“儿子多”增加遇到“孝子”的可能性,传统生育观念不仅鼓励生育,不同性别人力资产的生产力差异或曰“金融杠杆权重”,同样被视为重要的质量指标。家庭子女的性别和“数量-质量”偏好实际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偏好受文化、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子女后代数量和质量选择偏好是生育制度和文化传承的必要手段。只不过,注重子女男性别偏好及子女数量的“加杠杆”“双保险”等朴素的金融风险控制观念,往往被现代人误读为“封建落后”的生育文化,现代社会重视子女教育投资,无节制的教育扩张不仅降低了家庭人口再生产的投资回报水平、异化婚姻市场,同时对家庭生育率维持在“正常水平”极为不利(吴要武和刘倩,2014)。教育领域的消费主义与激烈的锦标赛竞争机制大幅拖后了子代的投资回报期和收益率, “独子难教”也使培育所谓“高质量子女”面临许多困难,正遭遇少子化社会中的各种金融和就业市场风险“敞口”(陈友华和苗国,2019)。

3. 代际资源期限错配“加杠杆”:子女后代从公共产品化到金融化

生育子女后代是“个体-家庭-国家” 储蓄代际资源的唯一载体,更是代际资源传递和交换的终极媒介。儒家 “孝道”文化的本质之一即为一种基于血缘的跨时空的代际利益交换安排,亲代与子代的资源 “错期”交换契约承载于代际反馈和反哺之上,各项金融风控机制蕴涵其中。然而,公共教育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出现,使子女后代公共产品化,并因此产生了更剧烈的 “去血缘化”(去家庭化)的代际资源交换“中介”——家计金融资产。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使现代社会成员“养儿防老”个体动机显著下降,孩子的生育与抚养成本由私人家庭承担,人口生产的养老收益及外部性却为公共社会共享,社会保障制度的引入对生育产生负外部性(苗国和陈友华,2019)。过去,代际资源交换需要家庭(家族)通过重视生育完成代际更替循环,家庭(家族)内部自发形成各种“类金融”的风控制度安排,以降低代际绵延的更替风险。现如今,家计金融全方位的渗透,颠覆了代际资源的生产、消费和积累配置规律,并重塑现代生育行为的底层机制。这既对“一老”资源配置带来风险溢出效应——现代养老模式过度依赖物质和金融性资产,使物质和虚拟金融资产的长期价值估值过高,也对“一小”抚育投资产生期限错配错觉——子女后代作为家庭核心资产的长期金融估值偏低,偏重质量培育,数量投资不足。一言以蔽之,子女后代公共产品化是初级形态的子女后代金融化,子女后代金融化是子女后代公共产品化后进一步期限错配化、杠杆化的社会后果。

作为经济和社会金融化最基础的子集,本文提出新概念——子女后代金融化(off-spring financialization),是指金融生产和生活要素的逻辑与人口家庭再生产相互渗透、影响的过程,子嗣“香火”存续本是人类社会和家庭最重要的代际资源交换金融“介质”,现代性进程中金融 “弱关系”的外部性制度体系替代家庭内部“强关系”血缘联系,逐渐成为“抚育-赡养”代际资源交换的主要渠道。家庭内部的代际信任互惠关系和代际资源分配逻辑由于子女后代的“金融化”发生了质变,人口延寿也使得子辈和父辈间的“分家-分离”尽量向生命周期的两端“延拓”,这使得抚育下一代的沉没成本持续增加,至于是否增加代际间的信任关系,目前运用实证研究手段进行量化评估的难度较大。但从文化比较视角来看,西方国家家庭代际关系的相对冷漠可能与养老资源外部化的替代效应有关。更糟糕的是,数字金融技术愈加先进的银行、基金与保险业,总是不断了解个人生活或养老的新需要,并以此推出更具诱惑的金融产品。这不仅弱化了青年一代繁衍后代的意识,也由于金融体制无序扩张加剧了金融市场动荡,冲击就业市场、破坏家庭生计收支平衡,最终在金融“繁荣-萧条”周期作用下引发家庭和人口再生产危机。

在短寿、高婴幼儿死亡率和低生产力的传统社会,子女后代属于重要的家庭资产,如表1所示,传统社会家庭和人口再生产物质养育成本投入强度低,属于家庭内部的“轻资产”建设科目,但子女后代数量重视程度和质量培育意愿与现代社会大大不同。子女后代平均投资成本低的前提下,子女后代数量要求就会超过质量要求。为避免“老无所依”的风险,传统社会的主要应对办法就是在生育领域用足“风险、信用、杠杆”金融思维——即“多子多福”的生育文化。现代城市化和工业化社会,各层级的教育扩张使得育儿平均投资强度大幅提高,子女后代成为家庭“重资产”科目。当物质财富再生产被金融体系“虚拟化”后,家庭更加重视子女后代质量而非数量,养老保障更加依赖家庭实物型和金融型资产。现代社会人口预期寿命大幅增加,父辈与子辈相伴的生命历程持续延长,子女后代的公共产品化和社会化养老降低了养儿防老的预期,现代社会推崇的投资项目普遍预期回报时限较短(3-5年),生育行为的投资效果需要中长期(20年甚至更长)才能显现。传统社会中作为“投资端”的人口与家庭再生产在现代性的入侵下全面“负债化”,高昂的抚育成本令人望而生畏,生育回报的时滞效应又愈加明显。人口与家庭再生产投资由“资产端”向“负债端”漂移,“生-教-养”子女后代的成本大幅上升,子女后代金融化的期限错配 “外部化”效应由此产生。

表1 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生育理性与家计金融思维

总之,现代社会的就业、教育、金融体制非常不利于家庭内部专注形成中长期投资和资本积累,尤其是诸如生儿育女这类“重资产”的长期投资。在家庭财富金融虚拟化的进程中,除了物质再生产和金融财富养老保障“错觉”优先于人口再生产,还普遍存在家庭生计“现金流”不足的问题,导致家庭生计的资产负债表失衡与人口亏空相互促进。后人口转变和子女后代金融化这两种宏观推动力量,为理解传统到现代生育理性与家计金融思维变迁提供了新的研究进路。

四、以家计金融视角理解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和养老资源配置规律

按照生命历程理论, “成长时自律”“壮年时积累”“老年时消费”的社会行为规范符合正常的生理周期和代谢更替节律。中青年阶段是事业和家庭成长的黄金期,社会成员在精力旺盛、身体健康的青壮年“奋斗期”围绕“教育-就业-婚育”三大人生目标,进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活动,分阶段展开物质、人力、财力、心理等各项准备——在年富力强的生命周期努力发展事业,积累财富并经营好家庭,晚年才有可能享用青年时期的储蓄红利。

以家庭生计的金融(财务)视角理解全生命周期的生育和养老资源配置规律,如图1所示:劳动者一生中劳动贡献的曲线呈抛物线状态,即在工作起点时贡献较小,壮年期达到高峰,至老年期又有所下降。审视现代人的全生命周期现金流量表,劳动者一生中的劳动报酬也应呈抛物线状态,即初参加工作时比较低,壮年期达到高峰,而后有所下降(赵人伟,2012)。但是,“人的一生中,最缺钱的时候就是年轻时,这时候人力资本投资的必要性最高(读书上学、积累经验等),消费欲望也最强,最需要花钱;而年老之后,虽然积累了一辈子财富,收入也最高,但是消费需要最低,消费能力和欲望都下降了,花钱的边际效用当然也递减。要按照自己‘一辈子的收入’来优化自己人生不同阶段的消费,而不是只按照现在的收入来安排消费和投资”(陈志武,2007)。

图1 理想状态下的全生命周期“收入-支出”现金流量示意图

过往,代际赓续基于家庭“老-中-青”代际间的互惠平衡,家庭内部的消费和积累模式主要为“量力而出”“自给自足”和“血缘扶助”。随着家计金融在跨时空维度的代际资源交换领域不断提供新工具,金融负债消费、金融保险避险工具等掩盖不同生命周期个体消费欲望和支出能力不匹配的金融产品“粉墨登场”,教育助学贷款、就业扶助贷款、购房按揭贷款、医疗保险、人寿保险等在现代家庭生活中的渗透率大幅提高。理想状态下,家庭债务规模的适度扩张有益于扩大内需,消费信贷以及更大范围的家庭负债对消费具有“跨期平滑效应”(Kaplan 等,2018)和“财富效应”(Carroll等,2011),居民消费保持在持久性收入假说下的跨期最优消费路径之上,可通过发挥金融杠杆功能来促进居民消费增长(周利和易行健,2020)。但现实情况与学界的“理想”预期恰恰相反:消费金融主导的家庭生产和生活模式下,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性劳动报酬多只能维持家庭基本生计,在金融繁荣周期经常把非经常性收入、一次性收入、经济周期性收入(即金融资本回报)错当为经常性收入和可持续收入。随着经济-金融衰退周期的到来,缺乏风控意识的“大额消费、不当举债”将造成家计金融失衡,家庭可能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陷阱。社会保障体制和金融市场的存在人为降低了子女后代的资源储蓄效应,金融市场的全面渗透改变了“量力而行”“收支平衡”“自给自足”的传统家庭生计运行模式,颠覆了家庭内部的“生产-积累-消费”逻辑,家庭融资的消费“平滑效应”本应通过各种金融工具完成,但意外后果却是家庭的中短期“收入-支出”现金流失衡,折射出家计金融外部化养老资源储备机制的贪婪和短视,须借助金融负债消费工具“寅吃卯粮”,也因此积累了大量金融风险资产坏账,产生周期性的社会破坏。

理论上,青壮年“奋斗期”积累的财富化成现金流,必须通过家计金融手段以“细水长流”式的集约化使用,才能应对延寿时代的“一老一小”重负。现代家计金融的重要职责和功能应是把“积累期”获得的财富用稳妥的风险收益转移机制和财务杠杆合理分配到“养育期”和“养老期”,以“丰年”的多余产出弥补“灾年”亏空。即个体的当期现金流转换为家庭财富积累,并合理分配到“投资期-积累期-消费期”,这一新型家庭金融模式对现代家庭生计来说十分重要,基于图1的“投资期-积累期-消费期”三期模型,完成代际更替需要保证:“奋斗期积累≥养育期支出+养老期支出”,此情形下全生命周期的财富等式才可成立。但事实上,图1中传统生命周期理论个体劳动贡献曲线“倒U型”形态并不“精准”符合日常生活实践,如果进一步细分不同阶段,图2更符合实际情况。

图2 家庭生计实际“收入-支出”现金流与家计金融调节功能示意图

图2所示,青壮年奋斗期(积累期)劳动贡献曲线变化的 “前段-中段-后段”分布高度不均衡,甚至波动巨大。现代社会紧张的劳资关系、不稳定的就业和金融市场与人口显著延寿的交叠,使人生后半段的康养支出大幅增加,加剧了整个生命周期 “前段-中段-后段” 财力需求和供给的匹配难度。金融扩张对“一老一小”照料资源储备和家庭财富的收支平衡并不友好,现代家计模式下现金流匹配失衡,使得传统家计模式难以维系,造成透支未来收入的情况更加普遍(即家庭生计的负债化和脆弱性);同时,家计金融视角下“老-中青-幼”代际资源转移功能,正在被现代人口转变下的寿命延长及教育扩张“高原”效应的期限错配扰乱预期,养育子女后代的现金流压力巨大,导致长期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养老的物质和金融资产估值过高,资产保值求稳心态与金融市场的天然不稳定性、脆弱性之间存在对立关系,少子化趋势又使得这类资产的估值和资产负债表稳健性成疑。

如图3所示,“一老一小”困境日益成为中龄群体“中年危机”的重要诱因,其底层机制是现代金融体制的又一核心概念:期限错配调试难度被“一老一小”投资回报落差(Return gap)和投入产出久期(Duration)“高原”效应放大,大范围出现“奋斗期积累<养育期支出+养老期支出”的结构性困境。

图3 人口转变导致代际关系变迁与“幼-中青-老”资源匹配失衡

短寿且多子时代,家庭再生产过程中“一老一小”支出存在显著的“尖峰”(高峰)效应,并不像现代社会“一老一小”负荷呈现一定的“宽度”。传统社会预期寿命短,初婚年龄早,养育成本低,如图3(左)所示,收获子女投资回报的年限短,青壮年准备期相对较长,子女后代生得早、节奏密集、成本低。投资子女的产出久期较短,子女在很小年龄就可充当家庭劳动力,获得一定的正现金流,且“衰老期短、死亡年龄低”,“育儿”和“养老”成本支出曲线呈现明显的“峰度”,与“尖峰”(高峰)匹配的生育观念和行为策略是“长痛不如短痛”。多子女家庭结构既实现了家庭内部人力资本的“加杠杆”储蓄,间接发挥了生育的金融保险和期货风险对冲作用。只要渡过相对短暂的“中年危机”期,赡养与抚育 “头重脚轻”态势即便面临 “尖峰”的“期限错配”压力,养育期子女数量多(即“头重效应”),在未来覆盖消费期养老需求(“脚轻效果”)就相对从容,“短借长投”期限错配在大家庭(族)结构内部比现代“独立单元”的小家庭模式容易得到平衡。

在传统社会,受制于医疗卫生条件,子女成活率难以得到保障,家庭更能容忍子女的数量损失(子女早期夭折在传统社会非常普遍)。随着医疗技术进步,现代社会防范“独子、断代、绝后”生育风险的主动意识降低。养育期和养老期两座高峰的“前高后低”产生“可覆盖”的代际资源替代效应,生育行为的金融保险和期货功能,只要在人生前半段通过多育子女加以充分利用,后半段即可享受人力资本再生产加杠杆的红利盈余。传统社会“多子多福”文化的金融本质是“短投、多投、短痛”,收获“长报、多报、近报”的经济理性和生育过程中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所建构,人口再生产“加杠杆”的投资回报,形成人口即财富的“心理账户”预期,这与现代社会个体化小家庭模式下,“生得晚、间隔长、抚育难且贵、收获极晚”的一老一小“高原效应”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现代人口转变,对比短寿多子和长寿少子社会全生命周期的家庭现金流支出结构,养育期和养老期 “收入-支出”形态呈现明显“延拓”和“削峰”,现代家庭模式下的子女后代早已不是“投资品”“资产端”,而是“消费品” 和“负债端”——子辈的“成家立业” “结婚生子”年龄从过去的14～15岁延后至30岁,甚至还有继续延后趋势,这意味着父辈要用生命周期过半的时间为子辈提供教育、就业帮扶、置业安家、代养小孩等扶助,30岁前几近父辈纯粹的“负现金流”资产。投资子女后代的经济回报率下降、延迟回报久期太长, 一老一小“赡养-抚育”负担日益呈现 “高原化”。“幼-中青-老”三代之间的现金流资源配置模式由此嬗变,生育理性及映衬的人口财富观、家庭组织形态乃至社会羡慕心理随之发生重大改变。

如图3(右)所示,技术进步、教育扩张、就业婚育延迟和普遍延寿,使得 “一老赡养”与“一小抚育”由过去的两座“尖峰”演化为两大漫长的“高原”。在青壮年积累期,究竟是选择个体即期消费、投资人口和家庭建设(主要是指生+养育子女),还是为未来养老加强储蓄保障,上述三者之间的资源争夺效应和期限错配冲突愈加明显,因而少子化长寿社会的“中年危机感”会更为强烈。如图4,面向“一老一小”的中长期投资及储蓄本应高度重视,但由于生命周期历程中的投资期、积累期和消费期之间的财富平衡差距越拉越大,青壮年群体因“中年危机”时期的“一老一小”羁绊无法“轻装上阵”,一旦错过“转瞬即逝”的个人发展和财富积累期,压缩中年期的“35岁”瓶颈会使个体提升的机会大幅下降。同时,家庭生计受制于当期收入和支出之间巨大的落差,叠加老龄消费期大幅延长,为未来的老年生活配置可靠的、抵抗未知风险资产成为一种“刚性需求”。

图4 积累期“萎缩”的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与期限错配

金融过度渗透和脱实向虚导致大量不从事劳动的庞大的退休人口享有较长的晚年并仍希望维持高质量生活水平,为了应对人口老化保值或创造价值,金融货币必然要找寻其可投资的场域,股票、期货、基金、受养凭证、选择权等诸多衍生商品,创造出复杂的金融市场,这些资产的移转活动逐渐侵入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形成了由法律和市场界定的金融社会关系(翟本瑞,2014)。国家及私人养老基金等金融资本希望解决延长寿命后老年人退休生活问题,家计金融扩张为其提供了虚拟的“物质”保障,富裕老人全球出游在发达国家老龄社会里尤其明显,在中国类似于城市退休老人普遍的“广场舞”社会现象。“老龄经济”在鼓励消费、扩大内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但这种资源获得不完全是个人在青壮年阶段的资产积累,而是通过社会福利体制转移支付、金融工具“代际剥削”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殖民掠夺”获得。世界范围内出现长者高福利保障和青年高失业率并行的现象,这表明在职员工的劳动报酬低于退休职工养老金之间存在“逆向激励”因果联系,“社会保障税”使得青年一代努力工作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因“现收现付”养老福利体系拖累而下降,新生代的家计资源不足反过来对其家庭和人口再生产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西方福利国家的破产、资源拨备不足、主权债务危机和市场出清使得人口老化问题和少子化风险多以金融危机形式暴露。

五、合成谬误:家计金融替代制与家庭人口再生产削弱的现代性后果

1. 少子老龄化与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

辜朝明以“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解释日本经济持续性的“大衰退”著称, “资产价格的崩溃造成在泡沫期过度扩张的企业资产大幅缩水,资产负债表失衡,企业负债严重超出资产,企业面临资不抵债、技术性破产的窘境”(Koo,2014)。“尽管这些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并没有问题,并不会选择破产。但在资产价格崩溃情况下,大多数企业会将经营目标从‘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在停止借贷的同时,将会利用后续的现金流来偿还过去的债务,修复受损的资产负债表,希望能尽快走出技术性破产”(Koo,2011)。从单个企业来讲收缩资产负债是理性的、符合其个体利益。然而,如果所有企业同时还债、修复资产负债表,最终则会导致宏观经济中出现“合成谬误”(Fallacy of Composition)现象——企业借款需求整体萎缩,进而社会总需求减少,经济会陷入长期的大衰退,这种衰退就是日本企业组织面临的典型资产负债表衰退,具体表现为“日本科技公司整个90年代都在忙着修复资产负债表,而不是投资砸钱跟上技术进步”(Koo,2011)。因此,随后的30年日本国家整体创新能力的下降就不足为奇。

相较辜朝明对日本企业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衰退”成因和后果及随后日本技术创新逐渐落后内在逻辑分析,家庭为基本单元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却并未被学界发掘。仍以日本1990年代通过加息刺破房地产“泡沫破裂”为例,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初期并未对房地产业本身造成太大冲击,但金融资产泡沫崩溃后,居民与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各主体的消费、设备投资支出下降,内需下降成为日本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金融危机往往伴随家庭债务杠杆水平上升的不可持续,家庭住户面对金融地产 “资产泡沫”的崩塌,微观的家庭财务脆弱性“合成谬误”出现:金融市场的“出清”逼迫家庭减少利息偿付负担,在资产价格下降、经济增长预期低迷的宏观环境下,几乎所有的家庭单元同一时间还债、修复资产负债表,对家庭流动性资产的持有产生挤出效应,降低了家庭财务自由度,导致家庭流动性准备不足。家庭单元努力降低负债,修复资产负债表,而不是消费或投资未来,特别是如生育下一代这种长线、重资本投资被彻底置之脑后。

日本的少子老龄化危机实质是家庭经济危机、全民负债危机和社会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的混合产物。日本政府也曾采用激进的“零利率”甚至“负利率”金融政策,逼迫国民消费而不是储蓄大量现金应对家计资产的“减计”风险。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社会成员对金融市场的信任和资产价值保值增值的信仰破灭,脆弱的家庭财务安排一旦遭受外部金融市场周期性出清的冲击影响,家庭资源的中长期投资和短中期消费则失衡,在合成谬误的作用下,各层级的“资产负债表衰退”进一步恶化将导致人口与家庭再生产的长期资本投入彻底“荒废”。

2. 现代家计的底层金融逻辑不利于青壮年人口积极储蓄生育和养老资源

随着传统的“自给自足”家庭经济形态逐渐式微,现代家计的底层金融逻辑兴起:当代社会成员在年轻时储蓄资产少,但收入提升快,意味着增量优于存量,个人的信用形成基于“第一还款来源”——收入性现金流。进入中年积累期后,储蓄积累通过现代家计金融的信用机制形成的“第二还款来源”——资产抵押形成的信用。个人和家庭信用带来的债务扩张,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又带来国家和社会的货币扩张,收入流量向存量财富转换表现为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扩表”,金融杠杆效应使得资产购买力增加,进一步的资产价格上涨“刺激”螺旋式的正反馈过程,家计金融扩张的底层逻辑由此产生。家庭的劳动报酬收入不断被金融杠杆放大,如图5所示,通过第二种家庭生计的财务机制维持现金流平衡,家庭、国家和社会的资产负债表同步展开结构性扩张,家计金融提供的期限错配效应和经济发展周期一道“同频共振”,构成现代风险社会的典型金融震荡周期。

图5 居民收入、宏观杠杆率和家庭微观杠杆水平变化趋势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对现代家庭而言,家庭与人口再生产是“重资产”建设科目,“轻资产”模式运行已经无法在后人口转变时代实现,“一老一小”相关的家庭和人口再生产需要持续稳定的收入现金流才能得以维持,金融资产波动带来的收益涨跌与家庭“两个再生产”需求的平稳家计环境“南辕北辙”。“作为经济繁荣的助推器,金融期限错配带来杠杆透支,过度消费主义文化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大众传媒制造虚假需求催生的消费主义文化将人贬低为失去自我、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的消费机器,造成威胁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延续的全球生态危机”(李娟和考斯达斯,2019)。工资等劳动报酬(人均可支配收入)现金流增加难以满足现代家庭全生命周期的财力需求,现代家计早已不能通过个体的收入现金流实现“自给自足”,金融信用扩张既是一种客观现实也是一把双刃剑,金融活动的波动性和风险性使得现代家庭生计的生产、积累和消费天然具备“脆弱性”,人口“繁盛-衰退”周期与金融“繁荣-萧条”周期开始出现共振现象。全球各国政府采用多种经济和社会手段应对金融危机并刺激生育率回升,但多数努力都收效甚微,包括西方发达国家中生育水平最高的美国,面对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生育水平也呈现大幅走低趋势(Kearney等,2022)。

3. 金融体制与养老制度安排捆绑的长期风险

家庭(社会)人口结构兼具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含义,不同年龄段人口的生产、消费、投资和储蓄行为不同。日本在金融泡沫崩溃后出现的严重老龄化现象,快速老龄化通过财税体制加重了养老负担,拥有较多财富存量的中老年群体为了应对风险,进一步收缩消费来换取未来的养老保障,这种个体“未雨绸缪”的风险应对意识同样构成了某种“合成谬误”。青壮年时期各种疾病困扰较少、健康支出较低,中老年群体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但这种财富积累会受到通货膨胀的侵蚀,必须积极投入到金融体制和养老制度中去保值增值。同时,延寿使其必须为个人健康提供额外的“长寿风险”保障,大幅压缩青壮年时期的消费,成为中年“守财奴”。西方公共政策体系为获得老年群体的政治选票,通过代际资源转移分发大量老年福利,年轻人更加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现金流,构成了典型的世代冲突。

东亚邻国的少子老龄化和资产泡沫崩溃相互促进的历史教训:金融体制在某个阶段鼓励青年世代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导致物质与人力储蓄不足,家庭这一人口再生产基础单元,在家庭经济危机、负债危机的冲击下变得“岌岌可危”。家制与人口再生产被家计金融替代的现代性后果即低生育率陷阱——家庭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维持“低水平”的家庭生计是最迫切的现实,重要的家庭长期投资和储蓄,生儿育女、赡养老人等储备资源行为只能被暂时搁置。东亚发达国家深陷低生育陷阱,其本质是家庭内部经济、金融危机的聚合产物,但由于人力资本储蓄短缺的期限错配失衡显现迟滞效应,一旦形成陷阱机制要摆脱将难上加难。2022年肇始,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4%,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并逐渐进入“人口负增长”加速阶段。按照日本等东亚邻国经验,老龄人口对投资、储蓄、GDP增长的影响都将是负向的,如果不能维持低利率金融环境,叠加家计资源的资产价格平稳预期的消失,信心坍塌会恶化面向未来的长期投资和储蓄不足。目前中国家庭部门的总负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137.9%,每年支付的利息已经占可支配收入近15%。即便采取高强度的货币信用投放政策,但在预期经济收缩、家计资产贬值的境况下,家庭最理性的选择是还债,是收缩家庭资产负债表。如果找不到一套克服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组合拳”,构建经济复苏的底层逻辑,低生育率陷阱往往伴随一定的“流动性陷阱”:金融活力萎缩,企业经营活动下降导致青年失业率攀升,青年一代个体经济能力孱弱,家庭生计即期现金流仅能保持“勉强”的个体收支平衡,长期无法看到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的希望,扩大内需战略必然是“水中月镜中花”,中国社会或将重蹈日本等东亚国家极致的少子老龄化覆辙。

六、结论、政策应对与反思

1. 结论:金融社会“脱实向虚”的最终形态——极致的少子老龄化

本文从生育行为的“显性”与“隐性”功能出发,围绕生育蕴含的代际资源延迟交换这一核心金融逻辑,基于“养育期-积累期-消费期”三期模型,搭建生命永续债视角下“个体-国家-社会”资产负债表分析框架。依托生育行为的“储蓄”(基础功能)、“保险”(数量追求)及“期货”(质量追求)这三重家计金融功能,展开 “一老一小”家庭底层金融资源跨期储备的效用和机制分析。以现代人口转变导致的“一小” 抚育及“一老”赡养的照料“久期延拓”“投资端”向“负债端”异化为切入点,揭示家庭现代化视域下的家计“收入-支出”现金流量表的演化历程,论述现代社会生育行为的“跨期激励”应对“一老一小”负担“高原化”的困难所在,类比辜朝明所提出的企业组织“资产负债表衰退”合成谬误生成机制,分析家计金融的微观行为策略与“家庭-市场-国家-社会”各层级资产负债表的稳健或衰退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家计金融 “双向”影响家庭内部“长-中-短”期“消费-投资-积累”行为的经济社会后果,进而指出,金融社会“脱实向虚”的最终形态——极致的少子老龄化。

家计金融的兴起反映了数字金融对现代家庭生产生活的全方位“入侵”,本文以家庭内部代际资源交换“新金融”思维重新审视“一老一小”生命历程实践,通过展示西方个体化模式下家庭全生命周期现金流与资产负债表形态变化,探究家庭生计变迁如何应对生育行为蕴含的血脉绵延和养老保障“金融风控”问题。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家庭经济学大多基于加里·贝克尔《家庭论》(1981)的 “质量替代数量”假说(quantity-quality trade-off hypothesis)展开阐释,国内研究也几乎都在重走西方发达国家督促生育水平回升的低(失)效道路。从家庭资产“两个再生产”金融风控视角,探讨和反思生育行为转变与家庭生计金融化的相关研究极少,本文创新性生成了“家计金融”概念,以厘清人口转变前后的家计模式变迁规律,探究家庭储备中长期生育和养老资源的配置逻辑所受到的脆弱性风险与挑战。针对东亚近邻少子老龄化社会暴露的家庭资产负债表衰退诱发的人口再生产跨期激励机制失效现象,揭示现代家计金融(财务)风险产生路径与隐含机制,进而引申出家计金融化对后人口转变的结构性冲击,现代家计模式脆弱性对传统生育制度和文化的挑战,东亚国家凸显的低生育率陷阱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随着低婴儿死亡率、高生产力和预期寿命增长,现代社会的“个体化”家庭主义更注重子女质量而非数量,养老相关制度安排也被家庭之外的代际资源转移机制“外部化”。在人口与家庭再生产过程最重要的“生育”环节,对比了“传统-现代”人口转变所导致的两种迥异的代际关系变迁与资源交换规律。国家养老保险的替代水平、社会化养老支持力度及背后金融市场的平稳性、收益率和承诺履约力,成为现代老年生活质量保障的关键。但在少子老龄化社会,这一体制保障承诺的履约能力令人质疑。“倒金字塔”的人口社会结构本质就是一张张叠加的失衡家庭人口“资产-负债表”。作为家庭的资产负债端,随着“一老一小”抚育赡养成本愈加高昂、责任压力日益沉重,现代就业和金融体制中资产端的青壮年劳动人口正面临严峻的财力不足、现金流萎缩导致的“中年危机”。从微观来看,家庭内部经济危机肇始于当期的现金流不足,不均衡的家庭人口代际分布除了助长“一小”的抚育和教育困境,少子化家庭结构下的“一老”赡养或将在未来十年普遍面临“独木难支”困境,以及由家庭金融资产估值下降和代际资源期限错配带来的巨大不确定。

2. 反思:建构中华文明“量-质”均衡家庭现代化理论话语体系

延寿时代,现代中青年群体财富的积累期被“一老一小”这两座大山“压缩”,传统代际资源的转移和互惠平衡,面临生育推迟、生育成本上升和生育率下降的全面挑战。过去只需重视血缘联系的家族和宗族分担,就能熨平生命周期两端的现金流高峰。但在现代性主导的“原子化”小家庭结构下,子女后代的消费属性上升,投资属性下降,老龄“消费期”大幅延长,长寿风险使得子女投资养育期的经济回报难以覆盖老龄消费期的预期支出。现代社会生育行为与其说是储蓄家庭人力资产,不如称之为“负债前行”,甚至是代际家庭规模的持续萎缩,呈现“资不抵债”倒金字塔结构:下一代数量大幅萎缩,今天的“头轻”意味着未来养老核心资产根基的“薄弱”。从生育行为蕴涵的储蓄、保险和期货三重金融功能来看,少子化家庭结构重创了生育人口的财富储蓄机制,削弱了与储蓄功能并行的生育保险乃至期货金融避险功能。具体表现为生育率不断下降和家庭规模萎缩正反馈效应,人口财富代际循环的“永续债”因此整体性贬值,并进一步弱化了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本身所蕴涵的代际资源储蓄、保险和期货功能,形成低生育陷阱。

养老的本质是代际资源储蓄的跨期变现,子女后代作为“个人-家庭-国家-社会”代际资源传递的唯一“媒介”,通过“两个再生产”展开延期支付,子女后代“金融化”和家庭生计“金融化”破坏了这种天然的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机制。“个体-家庭”付出高昂的生育成本是为国家和社会做伟大贡献,不是以往学界错误批判的“负外部性”。生育率的本质是希望,子女后代是家庭、国家和全社会最核心的资产。少子化社会带来家庭内部的老人赡养“独木难支”和子女抚育“独子难教”社会难题,反映现代家庭对子女数量与质量并重的金融杠杆意识内涵认知不足、认可程度不高、准备不充分。倒金字塔人口结构下,“养儿防老”策略在全生命周期中是否“保险”,“期货”交割质量如何正在引发全社会的担忧,人类正处在应对少子老龄化挑战的关键转折期,人口及家庭再生产需要“个人-家庭-国家-社会”主体,再次重视子女后代“数量-质量”均衡的家庭资产建设风险意识。国内社科界必须以家国使命感批判性解读西方家庭经济学的“量质权衡”假说,反思这一理论范式在(后)现代社会解释力和政策执行力不足,剖析现代家庭选择 “质量优先”“忽视数量”生育策略文化“惯习”的潜在危害性,谏言现代小家庭单元长期忽视 “数量建设”的生育理性并非完美,以“四个自信”姿态从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制度)理念中抽象中国的新家庭经济学理论,为中国家庭经济学理论“本土化”建设抛砖引玉,为迈向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口与家庭现代化道路提供智力支持。

3. 政策启示:“家国一体”金融稳健维护家庭资产建设

现代金融体制所声称的社会资源代际交换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只是一种静态的“假设性”许诺,相比家庭内部血缘“强关系”搭建的代际关系责任,“弱关系”主导的金融外部性,其代际信托责任和预期价值兑现具有天然的脆弱性。家计金融本质上难以替代“养儿防老”:一方面是金融体制自身的宏观长周期期限错配策略不可靠,其动态回报水平与金融市场的平稳预期和波动率高度捆绑,金融市场必然存在的周期性“市场出清”,诱发不同职业、阶层、利益群体及世代冲突;另一方面,金融无序扩张、脱实向虚在微观层面违背全家庭内部生命周期的生育和养老资源配置规律。金融资本主义鼓励透支未来收入的家庭财务逻辑,家计金融扩张与中青年世代及时享乐消费主义,家计资源期限错配失衡诱发的“老后破产” “老无所依”密不可分,只不过家计金融脆弱性风险暴露持续时间较长,中国如果不能维持重要家计资源的估值平稳和未来信心不动摇,经济和社会发展最大的“灰犀牛”将浮出水面。养老资源储备无外乎人力和财力两种形式, “个人-家庭-国家-社会”是典型的命运共同体,国家财力和家庭财力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的两个基本支柱。在现代化社会,家庭生计的金融化是无法逆转的社会发展趋势,金融体制本身“膨胀-衰退-恢复”这种周期性波动是人性释放之必然。金融剧烈的波动周期带来的社会风险不容小觑,特别是当家计金融与人口和家庭再生产紧密联系的情况下,家计金融最终目的是服务人口和家庭再生产,人口政策必须与金融政策统筹考虑,阻断金融体系脱实向虚必须从家庭做起,降低家计负债的金融成本,使其服务家庭、建设家庭和滋养家庭,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中华文明倡导“家国一体”命运共同体制度优势,针对金融市场自身 “繁荣-衰退-出清”周期产生的社会结构性破坏,根据中国现阶段以及未来的人口发展趋势,公共政策应当将金融公共政策与人口逆周期调控紧密结合,国家除采取“逆周期”调节手段维持金融稳定大局,支持企业为主体高质量发展外,另一个重要支柱从支持家庭、激励家庭、保护家庭这一原点切入,落脚于家计金融视角保护家庭单元的“两个再生产”。改革开放的40多年,全体国民奋斗为国家积累了如此丰厚的家底,却很少获得直接“分红”。当前,国家应收紧各种物质型的无效、低效的物质基础投资,把多年来积累的发展红利让渡出极小部分“真金白银”,通过“国民收入”形式鼓励人口再生产,让人口家庭再生产成为国家最高效的投资和拉动内需手段。国家出资(贴息和减税)为多育子女家庭降低家计金融成本,维护家庭金融资产价格预期,资助多子女家庭修复资产负债表,避免产生合成谬误。长期来看,缓解家庭资产缩水恐慌,促进生育水平适度回升,提升“面向未来人口”的家庭资产丰厚度,才是应对少子老龄化的“源头活水”。尽量避免出现西方福利国家,政府财政大量补贴早晚走向生命尽头的老龄负担人口,最终“人财两空”的结局。涉老金融政策应强化履职监管,严厉打击涉老金融诈骗,督促养老金融资源保值增值跑赢通货膨胀,为养老事业和产业发展提供一定的金融支持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性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