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晨娟

（安庆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2019 年共青团中央印发《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青年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也是重要建设者。”[1]可见，“青年优先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理念，青年到基层发展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对青年的期待。青年返乡就业不仅有利于推动青年群体充分就业，而且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本支持。然而，青年返乡就业仅仅是职业起步，由于乡村传统公共服务设施滞后以及他们对人文社会环境不适应等问题，如何留得住青年是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

一、问题提出

“返乡就业”曾多次出现在国家政策的文本中，2023 年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做好2023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工作的通知》，要求“引导高校毕业生到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开展服务”[2]。部分大学生也开始考虑返乡就业作为自己的出路，一项基于12 所高校1 900 人的调查研究显示，71.1%的大学生愿意返乡就业[3]。然而，“返乡”的初衷与“扎根”的目标却很难统一。一方面，受就业压力等因素影响，就业方向的乡村突围是部分毕业生的理性选择，青年人的就业意愿不再局限于城市，部分青年返乡就业成为新趋势，甚至将返乡创业作为自己的“新出路”，而进城发展则成了创业失败的退路[4];另一方面，乡村社会支持的偏差、人力资本水平缺乏以及劳动市场偏好等问题，无法为青年扎根乡村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5]。乡村振兴发展需要大批青年尤其是知识型青年回到乡村，以确保乡村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同频共振，如何化解“返乡”后的“扎根”问题成为知识型青年返乡就业的焦点话题。

现有青年返乡就业创业研究主要有两种路径。第一，城市“生活悖论”对青年人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对城市美好生活向往是青年人流向城市的主要动力，有研究发现城市生活的保障能力和较高社会资本的职业就业身份，对“90 后”流动青年留居城市有显著影响[6]。另一方面，城市生存的艰难让部分青年人选择返乡。有研究指出由于在城市中的职业歧视遭遇、弱城市社会融入感与微观层面的职业压力，导致部分农村青年人产生返乡意愿[7]。新冠疫情后，有些青年人主动离开了城市回到乡村。面对城市生活悖论，青年人返乡行为是在社会“外在诱因”作用下“内在基因”萌生的必然结果[8]。第二，“城乡”生活的反差挑战返乡青年的乡村适应性。返乡意味着向农村生活秩序的回归，但是由于城乡游离的文化意识冲突，多元参与的市场管理失衡等问题，返乡青年创业遭遇农村制度和文化上的困境[9]。甚至有些青年在返乡创业失败与离乡去城市就业之间不断“洄游”[10]。

“返乡”从地域上指人口从城市到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属于人口的“逆向”流动，近年出现的“非转农”就是明显的人口“逆流”现象[11]。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引领下，返乡就业创业是部分大学生就业的理性选择[12]15。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为大学生返乡就业创造了条件，各大高校也大力宣传引导毕业生到基层就业，大学生返乡就业的大环境已经形成。有研究以“推拉理论”为视角，分析了大学生面对就业压力的抉择，发现45.3%的应届大学生愿意到农村就业，但返乡意愿存在性别、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上的差异[13]。也有研究指出，大学生自身能力缺陷以及社会支持力度不够，也会对其返乡就业创业带来负面影响[14]。总体上看，青年返乡就业创业行动是国家政策号召、青年社会责任担当和个人意愿实现这三重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15]。然而，由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大学生返乡后的身份认同出现危机，甚至出现了大学生村官“流失”现象[16]。大学生村官身份尚属于乡村治理体制内规范性角色，其他类型的返乡大学生出现不适应性的问题可能更加复杂，故有必要对返乡就业大学生如何扎根乡村进行深入探究。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一）社会资本理论视角

社会资本概念最早由洛里（G.Lourcy）在1977年提出，后由布尔迪厄（P. Bourdieu）、科尔曼 （J.Coleman）、普南特（R.Putnam）、波杰思（G.Borjas）等人认同、接受和运用。布尔迪厄在《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中分析了资本的三种基本形态：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资本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17]192。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由两类要素组成：它们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它们促进了结构内行动者（无论是个体还是合作者）的某些行动[18]。布尔迪厄和科尔曼将社会资本看成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行动者个体可以通过社会网络关系调用这种资源获得利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学者林南将社会资本操作化定义为：“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个概念有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它代表着嵌入在社会关系中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2）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19]25国内研究侧重从社会网络角度研究社会资本的功能。边燕杰的系列研究发现，通过社会网络中的“信息和人情”作用，社会资本不仅可以影响职位获得[20]，并且通过社会资本的“延时效应”为求职者增加“劳动匹配度”[21]。也有研究认为返乡高学历青年就是通过自身原有社会资本的运用达成返乡行动，并且不断构建新的社会资本服务于返乡就业过程[12]35。因此，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青年返乡后如何扎根问题提供了理论视角，如图1所示。

图1 大别山区知识型青年返乡就业分析逻辑框架

（二）研究设计

大别山区位于鄂、豫、皖三省的交界处，因地形复杂，经济发展较为缓慢。有研究指出安徽省生源高校毕业生流出率很高[22]，迫切需要大量青年返乡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因此，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样的方式选择访谈对象。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中对青年的年龄范围定义：14—35 周岁。因此，本研究将“返乡知识型青年”界定为完成高等教育后返回户籍所在地，年龄在20—35 岁青年群体，共访谈知识型青年12 人，受访者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表

自2022年12月至2023年5月，笔者团队通过访谈对大别山区青年返乡就业问题进行了走访调研，并对访谈资料按照定性资料分析的范式进行梳理。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发展出两个主题概念：“关系闭合”与“制度缺位”，按照这两个概念的逻辑机理对访谈资料进行再次梳理，进而形成了大别山区返乡知识型青年就业问题的解释性理解。

三、知识型青年返乡就业困境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资本可以看成个体在目的性行动中获取嵌入社会网络中的资源，知识型返乡青年扎根乡村受个体原有社会资本差异和基层人文生态环境的双重影响，主要表现为返乡青年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文化和青年返乡就业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双重困境。

（一）关系闭合：返乡青年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文化

1.职业代际文化影响

代际传递效应的基本概念源于代际，即一种二或三代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代际传递社会效应即指基于父母“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力决定子女的就业”的社会现象[23]。受时代发展和社会更迭影响，部分青年在进行职业规划或者职业抉择时往往呈现出代际传递的现象，即父母在体制内工作，其子代亦趋向于选择体制内相对稳定的工作；父母是工人，子代往往会将工人职业纳为自己的职业规划；父母经商，子代亦会携带“从商基因”。

6 号，2019 年返乡工作，现为安徽省安庆市S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科员。 “我的职业规划一直就是体制内工作，之前规划的是考当地的警察或者公务员。因为我父母这一辈基本上都是一个公务员加一个事业编，所以我毕业就是往体制内考。”

4 号，2016 年返乡工作，现为安徽省安庆市T县天德生态农庄负责人。“我们家祖辈基本上都是务农为主，习惯了家乡的风土人情……就往旅游这方面发展了。”

由此可见，父母职业定位是促使知识型青年返乡的主要动机之一。青年原生家庭所存有的文化资本将会通过代际传递的方式影响青年自身的社会认知，并转化为社会资本对其职业选择产生的影响。

1 号，2022 年返乡就业，现为安徽省六安市Y区自营超市负责人。“最早在大学就尝试做生意，那时候抓住年轻人的热潮，生意还比较好做。一毕业后就想着回乡创业，地方政府的支持政策还不错。”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若青年因未考虑自身属性和个体职业发展兴趣，不了解乡村社会发展已经逐步走上依靠技术和管理的“知识经济”发展阶段，仅依靠父母的单一维度进行职业定向，很可能因就业观念滞后的问题导致难以真正扎根乡村。

2.乡土文化疏离影响

在乡村，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主要通过乡村仪式、宗族行为、亲属之间的往来以及乡邻之间日常的交往等实现，必须根植于日常仪式的操演，才能顺利在个体身上结构化[24]。知识型青年返乡前接受的是城市文化体系，而城市文化的突出特点就是开放性、兼容性与多元化，重视规则与法律，并且青年在城市中可以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娱乐等公共服务资源。知识型青年返乡就业后遇到的是乡村文化体系，传统的中国乡村文化价值观强调“人情”的重要性，人们在日常社会交往中呈现出重情轻理的倾向。

7号，2018 年返乡工作，现为湖北省孝感市W县自营服装店店主。“毕业后，因为工作氛围和城市独有的陌生感留在了武汉……我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情。后来因为疫情回乡，一开始真的很难适应县城的人际关系和处事风格，待了不到半年就想回武汉，后来是家庭原因就还是留下来了。”

乡村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与城市差距也挑战青年人的职业认同。具体来讲，地方村民惯用功利性思维将周围的人或环境当作是一种可利用资源，并充分利用这些资本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此过程中，人际关系逐渐功利化甚至金钱化，导致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疏离感，直接影响到青年的工作效率以及生活状态，进而消弭知识型返乡青年的乡土适应性。

因此，职业代际文化和乡土文化疏离表明青年返乡受到两种闭合圈层文化的影响，前者在通过代际内的文化闭合对青年返乡产生向内的拉力，后者则通过乡土文化疏离对返乡青年留下产生向外的推力，二者都是文化闭合的力量。而返乡青年夹在两种文化圈子之中很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分裂，也就是既想返乡就业，又对乡土社会的适应产生担忧。

（二）制度缺位：青年返乡就业制度环境不完善

1.管理制度不健全

制度健全是乡村治理有效的基本保障，如果缺乏健全的制度管理，那么很可能造成青年工作职责交叉，甚至村政工作失序的现象。根据返乡知识型青年实际工作情况，发现乡村人才管理机制存在以下主要问题。第一，青年面临形式化考核制度的同时还要承担繁杂的工作任务。目前主要实施的量化打分及检查考核的行政绩效考评体系，对基层乡镇的各类青年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如乡镇教师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表格制作、上级部门和校方检查等。第二，青年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面临信任危机。由于乡村基层单位处于本土本乡的熟人社会，加之组织性、制度性信任机制的不健全，容易导致资源配置因人而异。第三，青年就业后基层单位权责失衡。上级职能部门把各项任务的完成责任下放给基层，但完成工作所需的权力并未完全下放的现象时有出现。

9号，2022 年返乡就业，现为安徽省安庆市W县地方辅警。“我是退伍后回乡工作的，地方工作的弹性空间还挺大的，我们新来的经常要替资历老的员工值班，然后很多难以解决的工作都是我们基层员工挡在一线的，但是真正干活的时候因为没有实权会遇到很多阻碍，工作很难开展。”

在对酒店管理专业进行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采用角色扮演的形式，让学生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进行一定角色的扮演，在一定的场景之中来进行表演。

2.激励机制不到位

虽然近年来各级政府对扶持返乡青年就业越来越重视，但很多激励政策过于宏观或因政府宣传不到位，存在可操作性不强和缺乏吸引力的问题，导致青年返乡后无法拥有充分的物质保障。

2 号，2020 年返乡就业，现为安徽省安庆市H县农商行某支行职员。“我是通过校招选择的这个岗位，当时大四毕业时社会企业的就业信息查找相对比较便利，但是地方政府的就业招聘信息的了解程度一般，政府的宣传力度也不是很大，所以是存在信息差的。尤其对于毕业生而言，搜集可靠的政府招聘信息有点难，而且有些很好的优惠政策我们当时都错过了，挺可惜的！”

此外，地方政府或工作单位激励措施未能从返乡青年的实际需求出发，如返乡青年群体的恋爱、住房、家庭、税费减免、子女教育资源等现实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逐渐产生离开乡村的想法，这导致部分大学生村官、大学生选调生等在基层乡村大多不能久留。同时，部分政府宣传的激励政策与实际落地情况不一致。有些地区为了吸引知识型青年返乡就业，在招聘时承诺了丰富多元的优惠政策，但由于地方政府政策落实和执行力较差，导致之前允诺的优惠政策往往会在落地过程中“变形”，进而降低青年对政府优惠政策的信任度。

08 号，2022 年返乡工作，现为河南省信阳市G 县某中学在编教师。“实际工作后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是离家太远，交通实在不方便；二是乡村教育资源确实跟城市还是有差距的，当我想到以后自己的子女接受的教育环境，我可能还是倾向于再继续往城区的岗位考。”

12 号，2020 年返乡工作，现为湖北省黄冈市X县某国企职员。“现在这个社会对男生在物质方面的要求就比较高，之前考这个职位是因为X 县在宣传时说到会安排职工宿舍或者一定数量的住房补贴，听着待遇还挺好的。但就职后，之前承诺的待遇大打折扣，还天天给我们画饼。我就想着躺平了。”

3.晋升渠道不畅通

3 号，2019 年返乡工作，现为安徽省安庆市S县某公立中学英语教师。她表示:“现在评职称越来越难了，除了需要达到硬性评审条件外，还得考虑一些隐性竞争。简单来说，就是论资排辈，并且那种竞赛加分政策也是优先考虑资历较老的教师，像我们这样年轻的新老师想要评职称还得经过好几年的打磨后才有机会。所以很多老师不愿意待在很偏僻的乡镇学校，频繁更换老师也影响教学质量。”

11 号，2019 年返乡工作，现为河南省驻马店市X县某公立小学代课教师。“之前来学校校长就承诺我说，等我带的班级成绩稳定排在年级前三，就给我参加比赛的机会。可是我已经保持一年排名前三了，但校长还是把比赛机会给那些资历较久的老师，我都看不到晋升的希望。”

4.校地供需不匹配

目前，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种供需矛盾，即知识型青年返乡后就业岗位与高校所学专业不匹配。一方面，由于高校只是一味地输送人才，并未明晰基层就业单位所需人才的具体要求，造成青年就业前高校与基层就业单位对接错位。另一方面，青年返乡后最初都拥有高的工作热情，积极投身于乡村工作，但由于需要长期面对琐碎繁杂的日常工作以及庞杂陌生的人际关系，返乡青年的工作积极性逐步下降。在具体工作中无从下手，很多工作都是被动完成，最终演化为工作懈怠、工作效率低下。因此，乡村振兴人才需求与高校毕业生供给的供需矛盾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25]。

5 号，2018 年返乡工作，现为安徽省六安市H县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一开始的工作积极性挺高的，但是乡镇工作过于繁杂，‘我就像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大学专业是人力资源，实习岗位也只是跟专业对口的，没有考虑实际就业方向，导致真正走到现在的工作岗位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每天需要花费很多精力去学习新的内容，干的都是与专业无关的事情，真的会很消耗工作热情。”

10号，2018年返乡工作，现于安徽省潜山市Y镇自营自媒体。“我当时学的小语种，很难就业，自己也不是很喜欢，当时实习也是为了完成学校的任务，学校也是为了完成就业数据统计。唯一确定的就是工作要离家近，后来自媒体火热起来，就自学了这方面的知识。现在还不错，但当时真的走了很多弯路。”

四、如何扎根：知识型青年返乡就业的政策支持

知识型青年返乡就业并扎根乡村，社会资本的充足程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乡村治理而言，需要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新型文化，构建现代乡村治理制度体系，促进返乡知识型青年积极融入地方社会文化网络系统，进而生成新的社会资本，最终为知识型青年扎根于乡村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

（一）发展新型乡村治理文化

1.破除职业代际文化壁垒

职业选择代际传递割裂了文化的社会整体性，在家庭文化资本的参与下，通过“代际传递”影响大学生的择业观[26]，阻碍了青年职业的发展与自身文化的形成。一方面，青年自身要加强文化知识积累。返乡青年应提升文化意识和主体意识，搭建丰富多元的知识输出体系，将新兴知识赋能于乡村发展。另一方面，改善原生家庭文化内生力。家长或注重营造多元的文化氛围，给予子女理性的教育期待，以及树立符合青年自身发展的正确择业观，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到青年日常生活。青年自身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家庭职业代际选择，而是应该打破原有固态化的家庭文化藩篱，不断更新就业观念，破除职业文化壁垒。

2.引导返乡青年文化嵌入

文化的有效嵌入有利于知识型返乡青年适应乡土文化生活，加深返乡青年与家乡之间的情感联系而不是羁绊。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把优秀农耕文化嵌入乡村社会治理进程中，发挥其“以文化人”的功效，以实现农耕文化建设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27]。因此，知识型返乡青年应该在观念和行为上适度“去城市化”和“入乡土化”。首先，“去城市化”主要体现在对现代化公共规则及功利化社会交往规范的观念进行适度转变，有选择地参加“熟人社会”的社交圈，详细了解当地的风俗习惯，同时持续保持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的接触和沟通，逐步提升自身的乡土适应性。其次，“入乡土化”主要体现在提升对乡村资源的认同，在乡村中挖掘符合自身价值观的文化资源，不仅有利于适应乡村生活，更有利于增强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一定意义上能够克服文化问题的风险，感召或者引领知识型青年的回乡行动，从文化层面坚定扎根乡村的决心。

（二）制定完备的乡村治理制度

1.健全人才管理机制

完善具有“造血”功能的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机制。第一，政府要将青年返乡作为人力资本储备的重要路径。青年入职初期可以搭建朋辈互助机制小组，将传统经验型人才与现代知识型人才相结合，青年返乡适应性生活是一种渐进模式，不能一蹴而就地将返乡青年纳入基层社会，以此为返乡青年在生活与工作层面提供成长空间。第二，乡村基层治理完善组织秩序。基层负责人要合理分配工作任务，并依据实际工作情况以及人才专业能力，将工作任务具体细化分配到个人，从而打造系统有序、高效的工作氛围。第三，加强落实容错纠错机制。增强青年人才与基层单位的相互信任，培养青年人敢于创新的自信心，助力青年嵌入基层社会关系圈层，解决乡村人才流动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以期留住新乡贤。

2.完善多元激励机制

乡村社会组织要想保持持续的活力，地方政府就要完善内在激励奖惩机制。考评机制旨在突出承担工作量和完成工作度的考察，在培养人才、优化人才结构方面注重实际业绩表现和创新能力；同时要让知识型返乡青年能够感受到工作还有很大的空间，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基层单位从留住人才的角度注重人文关怀，为新返乡青年提供精准化、个性化服务，让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便捷自如。地方政府还可以营造温馨舒适的工作环境，让每位返乡青年都能够感受到企业和组织的温暖，从而更好地融入组织环境。最后，要保障激励机制落实到日常管理中，持续地激发返乡青年的创新活力，从而实现青年与乡村社会共同发展，让青年扎根乡村工作。

3.拓宽职业晋升渠道

返乡知识青年与家乡之间存在心理上的联系和认同感，具有很强的归属感、责任感和荣誉感，愿意为家乡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合理、公正、多元的就业晋升渠道是青年扎根乡村事业发展的基本保障。基层政府要及时将招聘岗位公开化以及晋升流程透明化，拓宽不同地区人才的选择范围，规避晋升过程中的不公平性，更好地释放青年人才的创新动力和发展潜能，促进各乡村同频发展。可以为返乡就业青年提供多种职业发展路线，比如技术员、管理人员、高级工程师等，让他们有更多选择、发展的空间和机会。同时，建立适合本地需求的职业培训和晋升机制，为需要提升职业能力和技能的返乡就业青年提供针对性培训和学习。帮助返乡青年加强与社会各界、行业协会、专业性组织的沟通交流和合作，拓宽返乡就业青年的交际圈，增加他们的职业资源，最终为地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本支持。

4.强化校地合作机制

为促进经济发展，实现人才高效利用，基层政府应主动加强与高校建立人才合作机制。首先，政府应从乡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挖掘地域特色，将丰富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形成标志性的产业，吸引人才回流。其次，健全大学生返乡社会实践通道和即将毕业大学生的实习通道，加大对毕业生服务基层各项优惠政策的宣传力度，树立返乡就业成功的典型案例，让学生感受到乡村振兴对青年的迫切需要。已有研究指出学校教育的引导机制、专业背景、家乡的创业优惠等对大学生返乡就业具有显著影响[28]。最后，筛选匹配的重点关注对象，对其进行引导和培训，有意识地将其个体的智力资源与地方的特色资源有效结合，优势互补，从而达到共赢的效果。

青年扎根于乡村建设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从社会资本视角来看，保障知识型青年能够扎根于乡村需要培养返乡知识型青年的主观能动性和共建乡村的意识，同时提高他们对乡土文化的认同感，以此来拓宽乡村社会网络关系，形成一致的身份认同和坚定的信任关系。同时，完善现有缺位的内部人才管理制度，支持和吸引各类青年人才回流和扎根乡村。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与外部社会和高校进行有效对接，促进返乡知识青年社会资本积累，调动更多不同类型的青年群体参与到乡村振兴建设中来，以人才振兴促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