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淑荷

2023年12月12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强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3岁。

他是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之一，在学术圈被尊称为“强爷”。

在40年治學生涯当中，李强教授在社会分层与流动、城镇化与城市研究、社会治理等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

他不止一次提出，一个正常的社会，要避免有人没有“机会”，我们应当生活在一个所有人都有希望上升流动的社会里。

73岁，对一位学者而言，这是思想上的壮年，是学术上的黄金时期。离世前一天，李强教授仍有文章发表，十天前，仍有论文问世。

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78年，李强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

1984年，李强即将硕士毕业，他跑到人大的“灰楼”去找郑杭生—人大最初建立的社会学研究所，就在这栋楼的二层—也一下子跑进了社会学的崭新时代。

早在1952年，由于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问，中国社会学系被整个取消。1979年，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当中，邓小平同志提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这年春节，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乔木同志约见费孝通教授—费孝通在1950年代初，曾多次进言尽量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

重建社会学，由此被提上日程。次年，国务院发文，批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任命费孝通为第一任所长。

同一时期，海外公派留学生的政策逐渐恢复。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转到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师的郑杭生，就在这时被派至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社会学系进修。

1981年赴英的时候，郑杭生被委托在路上照顾费孝通教授，这使得他有幸当面聆听费老关于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的设想。1983年底，郑杭生返回国内，人大委托他筹建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教研室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见到郑杭生，李强说：“郑老师，我也要毕业了，到您这里来吧？”

李强回忆，郑杭生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就这样，1985年硕士毕业之后，李强就在人大社会学研究所开始上班。1987年人大社会学系重建，开始招收本科生，郑杭生任系主任，李强是副系主任。

1999年，李强调入清华大学；次年，他担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复建后首届系主任，建设起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之后，李强同时担任中心主任。

清华大学邀请李强主持重建工作的时候，人大正在考虑提拔他为副校长，国家“发改委”（时称“国家经委”）也想把他调走。在人大的时候，李强组建了“中国人民社会调查中心”，即现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当时他多次使用PPS抽样方法，组织全国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公布了当时极其重要的全国经济社会数据。

李强多次强调，社会学是经世致用之学。

20世纪20年代末，吴文藻教授从美国留学回来，认识到中国传统学术只重视朝廷，而忽视社会。在当时，“社会”一词仍属新鲜，而细究这个时髦词的本质，其实背后就是民间、群众、人民、草根。社会学背后有一种家国情怀：社会是我们的问题所在，也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学者、李强的好友丁学良回忆，当时他对国内社会学学科背景不甚了解，于是劝李强，留在人大当副校长也挺好，去清华，那是个理工科大学，岂不是没有什么共同语言？国内大学取消社会学之前，清华社会学曾是中国最早的社会学系之一，有很多了不起的大学者，李强说，“我现在想过去，就是想把这个根给接起来”。

法学家李楯回忆，1990年代末，他、谭深、沈原与李强在人大附近的咖啡厅和景山，多次讨论清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启动和规划，“当我们走进清华，感到清华正向我们走来”。

2000年，清华社会学系恢复，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启动，李强去清华文科北楼为清华社会学的前辈们挂像：曾经做劳工、人口和华侨研究的陈达教授，在清华开启中国社区研究的费孝通教授，研究优生学的潘光旦教授，研究都市社会学的吴景超教授，用汉语教授社会学的吴文藻教授，做社会人口调查的李景汉教授，观察蜕变中的中国社会的李树青教授，创立“文化学”的陈序经教授，为民族学奠基的吴泽霖教授，为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的杨堃教授……

一个未知却充满了希望之金色光芒的时代，被李强接在手里。

清华社会学系重建不久之后，2003年，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李强兴奋地对朋友丁学良说，这不就是我们社会学要做的事儿吗？

李强说：“社会学的春天到啦！”

初入人民大学时，人大还没有社会学。“觉悟甚早但用力甚巨”，李强在社会学的基础，基本是靠自学打下。

大约1978、1979年的时候，北京办了一次外文图书展，其中有一个类别称为“sociology”（社会学），吸引了李强的兴趣。李强回忆，自己能去研究社会学，跟他的英语水平有很大关系。

1963年，李强进入北京四中读高中，周围的同学大多出身不凡、受到良好教育，他们有人英文出色，甚至懂微积分，李强怕自己落于人后，狂背三年英语。1966年，正要考大学的时候，国家取消高考。“文革”期间下乡，李强也没有断了英文阅读，在黑龙江边疆农场期间，他坚持订阅当时全国唯一一份英文报纸《Peking Review》。

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李强广泛阅读国外的社会学著作。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是《美国工会运动中的集体谈判》，基本全靠英文资料写成；硕士毕业，他选择用中产阶级理论分析白领，实际上已属社会学的研究。后来进入郑杭生主持的社会学研究所在社会学系下开展学术，直至后来转入清华社会学系，李强总结，自己所研究的主要领域一直是“社会分层”。

改革开放后，人们刚从十年动荡中走出来，学界和社会对“阶级”这个词好感不高，所以“分层在当时是被摒弃的，是一个冷门”。然而李强认识到，用社会分层理论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极有必要。

国人最熟悉的“阶级”话语，只是社会分层的一部分，或者说其中一种方式，而作为一个包容性较高的温和概念，社会分层“指的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地位差异现象”。在幅员辽阔、人口庞大的我国，了解社会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将人和人群按地位差异分类，既包括垂直地位差异下的區分，也包括依据空间地理位置的区分，“这就是社会分层的内容与方法”。

李强曾梳理共和国建立60年里四次大的社会实验。第一次实验是毛主席试图打碎阶级结构的实验，“大家一样是公平”；第二次实验是邓小平把对公平的理解转变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开放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通道；第三次实验是为了解决“怎样得到”这个问题，在资源配置方式上进行探索；第四次是面对社会变革当中出现的不均衡、不公平，寻找社会矛盾缓冲机制的实验。由此可见，社会分层一直是国家的“头号问题”。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出现明显的贫富差距，当时在世界范围来看，我们的基尼系数都是偏高的。2002年3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将“改善贫富差距作为政策重点”。

国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谁是这一部分人”，其次一个问题是，“怎么富起来”。

为了研究透这些“中国问题”，李强表示，我们要把西方的社会学经典理论学扎实学到手，然后结合中国现实，提出符合国情的理论创新和学术洞见。

李强曾研究“脑体倒挂”现象。20世纪80年代时，社会上流行一句顺口溜“造原子弹的比不上卖茶叶蛋的”，指体力劳动者平均收入高于脑力劳动者的现象。当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并行，而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收入起点、进入市场的反应速度都不同，导致了这一倒挂现象。进入90年代，改革逐渐深入，知识资本升值，接受教育的情况与完成教育后的收入逐渐呈正相关，教育收益率由负变正，向脑体正挂转变。

2023年，互联网上流行起一句“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是指在就业压力下，很多高学历的年轻人选择去做收入更高的体力工作或者零工。李强早就关注“教育收益率”的问题，“脑体倒挂”就是教育收益率为负的阶段，而良好的教育收益率则意味着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变大。

社会分层研究的一项题中之义就是社会流动。李强、格非曾就《北京折叠》与郝景芳对谈，这部小说的创作就受到李强社会分层理论的启发，在对谈中，李强提到，书中的那种社会，不同阶层之间彼此封闭，是对我们的警醒。

2011年，在采访中，李强表示，社会分层是社会的必然现象，在不同阶层流动的过程中，总是有人上升、有人下降，但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一定要避免存在“没有机会的群体”。

社会学的经典理论“三元分层”认为，人的社会地位由财产、权力和声望三个因素决定，而长期观察、调研中国社会之后，李强深知国外的理论并不能总是适合于我们的现实，因为我们还有户籍身份这个重要的因素。当时李强谈及农民工，他认为这个群体有年龄优势，为社会贡献了富有活力的经济增长，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处于劣势，这就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现有制度安排的问题。后来他将这份思考写成文章，针对农民工群体“有技术无地位”的长期困境，提出恢复“八级工制度”的政策建议。

2015年之后，李强谈得更多的，是社会分层结构变动和中等收入群体的问题。

2000年，李强通过人口普查数据的测量，得出了中国属于“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的结论；2010年之后，李强带领自己的课题组通过大规模的调查测算，认为中国社会结构已经从“倒丁字型”转变为“土字型”，这是因为农民流入社会其他阶层，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但是离更为合理的“橄榄型社会”还有差距。李强特别强调，我们的中产群体是原来较下的阶层通过教育、专业技术或者市场机会流动上来的新群体，抗风险能力弱，其中有超过70%的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边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近几年在主流媒体上已不鲜见，谈民生必及“中产”，这是社会的真问题，早已成为我们的共识。

京都产业大学经营学部的教授李为，赞扬李强“继承和创新社会学理论的能力非常超群”。李强不仅对西方社会学的力量了如指掌，而且总是能巧妙地将其应用到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当中，在传统理论无法解释之处，他独辟蹊径，提出的理论创新，如政治分层论、脑体倒挂论、二元劳动市场论、四个利益群体论等等，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切入社会复杂难解的痼疾。

早在重建清华社会学系初期，李强就一直强调，我们的社会学理论要本土化。“社会学确实是舶来品”，这门诞生于欧洲社会转型期的学问，一开始就是欧美学者为了应对欧美社会现代化转型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创立，它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具有强烈的欧美本土化特征，与亚洲乃至我国的实际，是一对不总是那么相称的足履。

在学术生涯的后期，李强就躬身于社会底层，去研究中国土地上独有的问题：基层治理。

2014年以来，李强带领学生在北京清河地区开展的“新清河实验”，是社会学理论联系实践、本土化创新的范例。

1930年，费孝通先生入燕京大学修社会学。当时吴文藻首开风气，用汉语讲社会学，仍难免使用英文词，因社会学是外来学问，其根基框架都形成于外语世界。1932年秋，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帕克教授到燕大讲学，文稿中有“community”一词，费孝通与同学商议，决定将这个词翻译成“社区”，与“society”（社会）区分开来。

“社区”指在一定地域里经营集体生活的共同体，社区研究在社会学界有深厚的传统，“社区治理”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这与特殊的中国基层社区组织体系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之前，费孝通、吴晗、张仲礼等人探究“乡土中国”的肌理，当时的基层社区治理以乡绅为主导；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上逐渐建立起中央管控与基层自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模式。

1999年，民政部制定了《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工作实施方案》，规定了居委会辖区作为我国社区的主导形式。居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的基本单位，面临着如何实现自治的问题。李强称，我们的社会大体上是“指令型”，上面说什么下面做什么，老百姓的参与活力不足。“十四五”规划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决定里，都使用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概念。李强认为，“共同体”更接近于社区的原初涵义，“一个有活力的、人们互助互惠”的群体。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社会学家杨开道、许士廉在北平西北郊外清河镇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命名为“清河实验”，后因日军侵华，实验中断。同一时期，梁漱溟、晏阳初等学者倡导有志青年、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形成中国早期社会学的社会建设派。

2014年起，李强带领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在今北京海淀区清河街道所辖区域重启社区实验，命名为“新清河实验”。清河地区有接近20万人常住，总共有29个社区居委会（含村委会）。选择清河作为实验社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里是北京的“城乡接合部”，构造复杂，既有互联网公司企业和华丽的中产社区，也有老旧小区，甚至还有户籍农民、未转成城市体制的农村和“城中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变迁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在清河地区都可以找到踪迹。”

李强把“新清河实验”在逻辑上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组织实验，让居民参与；二是社区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提高，让居民满意。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韩相震曾到清河观摩考察“新清河实验”，认为“就公民社会相对弱于国家和市场功能的当今中国现状而言，新清河实验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启示深刻而丰富”。

八年多时间里，李强的很多学生在清河做了硕士论文、做了博士论文，跟居民谈电梯改造，组织居民选举社区居委会议事委员，在清河做养老社区实验。他们相信，“只有通过能动的干预手段，介入社会生活，社会学家才能形成关于行动者本身的真切知识”。

同济大学的葛天任副教授，曾是李强的学生，他认为李强做学问是“从田野到书本，再从书本到田野”。葛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新清河实验还没有启动，李强就已经推荐葛去清河街道和朱房村做研究，那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社区生态非常丰富，并且居住着大量的外来人口。当时的“信教群众”给葛天任留下深刻印象，他回忆，李强老师说：“主流文化没有关照到这个群体，将他们排斥在外，他们需要心灵上的关照。”

对底层的关怀，一直是李强学术和教育工作的底色。尽管更注重实证研究，但是李强深知，社会学真正的核心或者是灵魂，还是深度的社会关怀。为此，李强经常对美国社会学“路越走越窄”的现状进行反思，强调本土发展社会学要有综合性，要有关怀。葛天任回忆在清华接受的社会学教育，对沈原老师的一句话印象深刻：“你不能无动于衷。”这正说明了李强带领下的清华社会学之情怀所在。

李强的博士生肖林回想起自己跟随李强做研究的历程，面前浮现出的，却是一张张具体的面孔：“偏远山村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农、‘城中村’陋棚趴在地上无人照看的幼儿、初中辍学走出深山千里之外打工的小姑娘、七八个人睡在缝纫机顶的架空木板上的制衣工、三代同堂蜗居一室对旧城改造既盼又怕的大杂院居民、当年单位荣光不再却不断咀嚼回味的国企下岗职工……”他们不仅是调查中的数据、采访中的对象，更是中国大地上与你我息息相关的个体，而李强的研究如果以一言蔽之，将会是他常说的一句话：“给每一个人上升流动的机会！”

2023年12月12日，李强离世。社会学界一时震动，悼念文章不断。

在很多学生的记忆里，高山仰止的学术成就背后，李强仍只是一个亲切的老师。李強的祖父是著名古文字和考古学家于省吾，他曾对当时名不见经传但虚心好学的李学勤（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赠予珍贵图书多套。这份对学生的爱护和对后辈的勉励，也影响了李强。

肖林的博士论文侧重旧城改造，他回忆，为了让他更好地获得指导，李老师专门去邀请国内城市社会学造诣很深的专家老师来参与答辩。葛天任回忆，例行的课题会后，李强总会带着学生一起去校园餐厅“吃大餐”，未完的研讨，往往在杯箸间继续热烈。

李强在《社会圆桌》一书中自述：研究兴趣是应用社会学，研究特点是比较注重实证研究；曾经酷爱滑冰，而现在已经放弃；社会交往上，好结交天下英雄。

李强在国内社会学界地位权威，人脉颇广，推进研究项目或组建机构的过程中，他总是奔前跑后。在书斋研究或许并非难事，而李强的学科意识和学术组织能力实属学界罕有。曾有朋友误解他“跟当官的一起周旋”，李强多次说，“你们这些人啊，不晓得要办成一件事儿太难了，你总归得有个人跑啊”。

丁学良说，他跑上跑下，“其实跟他一点利益都没有”，只有对社会学、对社会的拳拳之心。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标准，能当得起这句话的人不多，而我们有幸，看到这样的人来过。

李楯在悼文中，不无伤感地回忆那些年与李强并肩作战，细数他们过去的努力，做学术项目，论社会真义。李楯说，李强走了，像是我们的时代真的过去了。

但与此同时，我们会说，那个时代，有些东西真的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