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泽敏

1914年秋，陶行知第一次走出国门。

启程前，他和百名同行的留学生一同接受“赴美培训”，学习西餐礼仪，诸如西餐的座席、进食的坐姿、取食面包的顺序、喝汤的方式、如何使用刀叉，等等。培训结束后，他整理行装，和大伙坐上“中国”号邮轮。

汽笛吹过，邮轮慢慢离开岸边。船上的日子喧嚣热闹。白天，他们掷绳圈、抛圆板，夜晚，他们弹琴歌唱。一日三餐大菜，三餐茶点，可是快活。

然而，陶行知心底深藏的记忆，并非这些轻松愉快的瞬间。

初次乘船远航，他对这个庞然大物充满好奇。他曾在课本上看到，轮船由蒸汽机推动，他便去机器轰鸣的机房看了看那蒸汽机。罢了，他又想看看那化作蒸汽烧滚的水，是用什么东西烧，又怎么个烧法。

谁想走下甲板，在煤火舱见到“几个赤膊的活人像天津鸭子在那儿烤着，烤出了一身的黑油！身上、脸上、手上黑得如同他们所烧的煤炭一般黑”。

与火夫们的第一次见面的印象，令他难以忘却。他将船底那火舱视作“人间地狱”，“乘长风破万里浪，代价是火夫们的泪与血”。彼时对工人的关怀，早已奠定了陶行知此后一生事业的基础。

陶行知的一生始终围绕“平民”二字“，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他将实用主义之风吹进中国传统教育，把个人命运与祖国相连，“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燃尽一生。

陶行知曾两次易名。

出生时，家人为其取名陶文濬。“濬”同“浚”，秀才出身的父亲为子取此字，希望他大有所为。正如名字中所承载的期盼，陶文濬早早嶄露学习天赋与远大志向。年少时，他曾在宿舍墙上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

后来，因服膺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思想，他更名“知行”。后将其思想翻了个筋斗，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而改为“行知”。

1909年，陶行知弃医从文，考入金陵大学，开始广泛接触现代科学和人文思潮。他研究王阳明的学说，深读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论著，既博览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又醉心于近代科学技术与社会政治哲学。

当时，正值辛亥革命时期，惊涛骇浪已澎湃于全国。陶行知血气方刚，发起或组织各类演说会、运动会、展览会，以门票收入献出一片爱国赤诚。

然而，辫子剪了，衣服换了，革命的火花却未能点燃真正的民主共和。

先生们呐喊着，用辛辣的笔调唤醒麻木的国人。国家要自救，就得解放下层老百姓的思想。可彼时的中国，贫苦人民数量庞大，其中，文盲占绝大多数。

不识字，如何被字句感触，又怎能醒来？陶行知意识到，武力无法创造一个民主国家。没有真正的公众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制的存在。

于是，教育救国的理念开始在这个少年身上生根发芽。

1917年秋，船体如剑劈波斩浪，陶行知带着一身学识从大洋彼岸归来。30岁未到，他便被聘为大学教授，后任教务科主任。

回国后，陶行知写了不少文章宣传导师杜威的教育理论，主张在教育中实行实用主义方法。后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添设教育专修科，开设了从国外引进的心理学、比较教育、教育社会学等课程。他担任的讲师的课程也逐渐增多。

身居高等学府，谈笑于鸿儒之间，陶行知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生活在底层的平民。用他的话说：“我本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的贵族的方向转移。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丰富的，我的同事都说我是一个‘最中国的’留学生。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生于清贫农家，陶行知深知下层百姓的不易与痛苦。他也曾饱尝失学之苦，半工半读，在各路贵人相助下才得以接受教育。他想要天下劳苦大众都能读书识字，无论是车夫、渔夫，还是要饭的孩子、饭馆的厨子。

1923年，陶行知脱下西装，奔走于大街小巷。

离开东南大学后，他和朱其慧、晏阳初等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办暑期学校，提倡男女同读，并以此为阵地，身体力行，深入工厂、学校、街头、监狱推行平民教育。

同时，他参与编写《平民千字课》，发行了300多万册，教文盲识字。短短几年时间，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十来个省市，南京城内办起了31所平民学校。

城里轰轰烈烈普及平民教育，广袤的乡村却尚未有闻问。

当时中国是农业大国，大多数人仍住在乡下。他意识到，中国教育改造之根本，在于农村，若解决了农民问题，人口问题也能解决大半。

平民教育要推行到民间、乡下去。为拓荒乡村教育，陶行知辞去南京高师大学的教授工作，挽起裤脚，来到栖霞山余脉下的晓庄办学校。这个小村庄位于南京远郊，处于著名风景区栖霞山和燕子矶中间，是往返市区的公交车必经之地。

晓庄原为小庄，后面有一座老山。陶行知来了以后，改“小”为“晓”，取“破晓”之意。改“老”为“劳”，寓意劳动最光荣。这里，是天亮的地方“要从这里开始，培养一百万个乡村教师，去改变一百万个乡村，从而使整个中国都富强起来”。怀着豪情壮志，他决定和农民同吃住。

1927年，南京晓庄村头出现一则别具一格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招生广告：

“本校准备田园二百亩，供学生耕种；荒山十里，供学生造林；最小数经费，供学生自造茅屋居住；中心小学数处，供学生实地学做；指导员数人，指导学生教学做。”

这则广告甚至强调，“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要来”。

消息一出，便在社会上砸出了阵阵涟漪。不少人来信询问，但真敢报名的人并不多。

到了开学典礼那天，礼炮声声，插着校旗的简易主席台下，站着13个学生，和六七个指导员。他们来自不同地方，有男有女，年龄、水平、经历，都各不相同。

就这样，这群外乡人点燃了一支不同寻常的教育之火。

陶行知和学生一起，在荒野上开垦，用土坯垒墙，以茅草盖屋。他们建校舍，修厕所，盖礼堂，造图书馆，全凭一双手一把锄头，“和马牛羊鸡犬豕交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

这里所有的学生，包括陶校长自己，都把劳动创造的生活当成每日课程。

每个学生都负责挑水、烹饪、洒扫、洗衣等任务，学校没有清洁工，师生轮流承担。除此之外，学生还要到农田和果园进行耕种，并学习简单的木工、竹工等技能，打造学校的课桌板凳。他们握锄头，喘着粗气，汗水浸湿衣裳，却觉得逍遥自在。

每周固定时间专门安排学生们“会朋友去”。师生分头行动，走访农户，与农友们谈心交友。

在这片土地上，书只是一种工具。到处是生活，到处是教育。

后来，晓庄的学生成长起来，又到周围的乡村办学，给附近村民和儿童上课。这样的师范实践，像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整个晓庄地区的山村，化作书声琅琅的大学校。

晓庄初创，没有教室。抬头，是青天白日，低头，是厚黄土地。

陶行知在这里开辟一块“自由园地”，真正实现让手和脑一块儿干。他要将学生培养成“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同时还有健康的体魄和对艺术的兴趣”。

在晓庄师范试验过程中，陶行知的教育理念逐渐形成。他将导师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翻了半个筋斗，形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中心内容的生活教育理论。

晓庄便是陶行知理念的一次深刻实践和体现。

学校没有围墙，也没有庄严的大门，不是一个封闭的微型社会，而是“和社会打成一片”。在这里，鸟儿们能自由飞向天空，把附近农人当学生，也把他们当先生。

草木鸟兽，都是晓庄的教材。黄土之上，目光所及，皆是校园。

陶行知說，学校有死的，也有活的。死与活，是一种状态性的比喻。活，是活力、创造力，而死，则指没了生气。

1934年，陶行知以《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的文章，批判了异化的学校考试。当时，中国教育界陷入“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的怪圈。老师们只关心考试内容，不再教课本以外的内容，甚至认为不必教。除去考试，学生失去了更广泛的技能和实际生活经验。

教育只教学生劳心而不劳力，他将其称为“吃人的教育”，教学生吃自己，还教学生吃别人。

知识分子只读书、不做工、不生产，在课堂上翻书如痴，一心为考；到了大社会或自然中去活动，就成了手脚僵硬的“书呆子”，“足也瘫了，手也瘫了，脑子也用坏了，身体的健康也没有了”。农民和工人则被忽视，成为“被吃”的对象，“农人、工人是最大多数的生产者，他们吃农人、工人的血汗，生产品使农人、工人自己不够吃”。教人发财，却是发农民、工人的财。

1938年10月，陶行知在武汉大学做了一次演讲。

说是演讲，却是先从包里抓出了一只活蹦乱跳的大公鸡。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米放桌上，按住鸡的头，逼它吃。鸡不吃。掰开鸡的嘴，把米硬塞进去，鸡仍不吃。等他松手，往后退了几步，鸡自个儿低头吃了起来。

他这才缓缓开口道：“教育就跟喂鸡一样。”先生强迫学生去学，一个劲儿灌输知识，学生不会愿学；即使去学了，也难以消化，终会吐还先生。

清末民初，国内各级学校都使用传统的灌入式“教授法”，“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学”。先生很少考虑学生“学”的方面，要么只会说官话、套话，要么只会教书，要么只会墨守成规、跟着经验走。在他看来，这些都不是最好的教育家。

在对教学方法改革时，他提出“教学做合一”主张，认为教师不能只是干巴巴站在台上念教案，而是要走到学生中去，引导学生实际去做，在实践中教学。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怎么做就怎么学，怎么学就怎么教。不仅如此，还得因需施教，进行个性化教育，教学速度可快可慢，教学内容可多可少。

陶行知认为，要想学校活起来，就不能只专注在书本上做功夫，得从“生活即教育”理念入手。让生活作为教育的中心，“冲开校门、冲开村门、冲开城门、冲开国门，冲开无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所造的铁门”。

好的教育是使人改造、进步，天天往好路上走。活的人才教育是让学生充分施展才华，张扬个性，使学生们自发去学。

中国儿童教育学家陈鹤琴曾评价陶行知：“热爱儿童，热爱大众，热爱一切弱者。”

他也曾表示，“靠自己动手做工吃饭的真工人，和靠自己动手种田的真农民，和劳苦大众的小孩”，是他整个理论的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危机日益深重。陶行知强调教育与国难同行，提出要让教育追上国难的脚步，将教育问题解决掉。他在《大众的国难教育方案之特质》中提到，现在是教育与国难赛跑，要将教育问题紧密结合国家危机，找到解决之道。

陶行知曾一度宣传介绍杜威的学说，但他也反对照搬硬套的洋化教育。

许多人意识到传统教育有问题，想改，却面临千难万难。不少人将外国学来的教育拉进国内，以为会培养真知识，但若全然不顾中国实情，也不过是“老八股”换成了“新八股”。

那时“中国老百姓的穷，穷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为解决普及教育中师资缺乏、经费匮乏、女子教育困难等问题，陶行知提出让儿童一边当学生，一边当“先生”。1932年后，山海工学团倡行此法时改称“小先生制”。

他认为，“普及生活教育所要树立的第一个信念，便是小孩能做先生”。工学团和小先生制度，是陶行知为这个古老贫穷的国家办教育想的穷办法。

他重新对先生二字进行解读。他将“生”解释为“生活”，“先生”解释为“先过的生活”：“先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先生，后过那一种生活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后生。”

这是一种“即知即传”的方式，即把学到的知识随时传授给周围的人，实现教育的全面普及。其发挥了我国古代“教儿婴孩”的传统，强调儿童早期教育，认为普及教育不仅要普及小学，也要普及幼儿教育。

除了注重传授文化知识，陶行知还特別强调“美育”。1939年，陶行知创办了育才学校，收留来许多具有特殊才能的难童，并根据每个学生的特长，开设了音乐、美术、文学等课程，让孩子们在学知识的同时也感受美的力量。

战火纷飞的时代，办学并不容易，革新教育更不容易。有人见其辛苦，说他是“抱着石头游泳”，还是弃石为好。他不以为然，说自己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终会游过急流，到达彼岸。

陶行知曾言：“要用一个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

在他看来，教育与改造社会不是两回事，而是一件事。教育家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也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他要通过平民教育的形式，打通“横阶级”，如贫富、阶层，解除“纵阶级”，如三教九流七十行等，实现社会的全面连接。

社会中存在的贫富差距、身份差异等问题，通过教育来弥合。平民教育的任务之一，就是让不同阶层的人能够相互理解，打破阶级的沟壑；在办学和教育实践中，尝试消除不同行业、不同信仰之间的藩篱，使得教育真正融入社会。这正如没有围墙、没有校门的晓庄学校，是为了让学校与社会深度融合，成为社会的一部分。

陶行知始终奔走于普及平民教育的路上，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要将知识从少数人的“奢侈品”或“装饰品”中解脱出来，使之成为所有人均可免费获得且尽情享受的礼物。“人人有得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