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

1919年，在康奈尔大学当物理讲师的赵元任，把电池的正负极放在舌头上，给自己拍下了一张照片。

这不是刻意去模拟某种震颤，这个27岁的年轻人，只是想“亲口尝尝电伏特的滋味”。

“尝尝滋味”，大概是赵元任掠过人生的一景一幕时，顶愿意做的事情。生在一个世界格局纷繁复杂的时代，又曾作为庚子赔款留学生，肩负着“开眼看世界”的种种期许，赵元任身上一度被戴上许多顶沉重的高帽。

在后来者的追忆中，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是蜚声国际的结构主义大师，是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最年轻的一位。他曾任哈佛、耶鲁、伯克利等名校教授，涉猎范围从物理、天文至哲学、音乐，无一不及。在整理档案时，他的外孙黄家林曾说：“我想象不出来，他到底花了多少时间，能做这么多事。”

赵元任不是诸多紧拧眉头的大师中的一员。身在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他更多被纯粹的知识吸引。他深知日子的“滋味儿”是尝的，很难说的。赵元任一生所做之事，无过于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将种种难以言说之物，或以相片，或以文字，或以曲调，一一记录下来。

他的一生，被详细而琐碎地留在了20多万件影像与文字材料中，除学术成果外，还有成年后便不间断的照片、记载了70余年的日记。在这些浩瀚的材料下，赵元任似乎在轻松地微笑。

“好玩儿。”他说。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写过一本小传，记录赵元任一家的后半生，名为《赵记杂家》。赵元任将其翻译为“Family of Chao’s”，取“Chao’s”既可以看作“赵”的音译，又可看作“chaos”（混乱）。赵元任素喜欢用双关逗人一乐，而这“赵氏”的另一重含义，也隐隐装点了他的人生底色。

1892年，赵元任出生于天津。由于祖父为官，频换差事，在他人生的头十年，赵元任随着家人几乎每两年换一处居所，辗转在磁州、祁州、保定、冀州和常州之间。直到祖父过世，赵元任一家回到家乡常州，才相对长久地定居在一处。

尽管当时的赵元任尚未懂事，但有语言天资的他，很小便喜欢琢磨各地的方言，也在其中琢磨“平常日子”的滋味。单是祖父这一大家子人中，便有说京话、常州话、保定话、山东话等各地方言的。在复杂的语言环境中，赵元任很早便感知到语言与身份的联系。

彼時，赵家几个孩子尚未完全掌握发音方法，像“天、全、面”等字，只能发成“贴、瘸、灭”音。小时候的赵元任看见有猫儿偷吃面，也只能大叫“猫雌我的灭”（猫吃我的面）。

但有一日，赵元任比家里哥哥姐姐先开窍，忽然学会了前鼻音的发音方法。他将这发音方式告诉哥哥，却没得到想象中的赞许。因这种说话方式，和照顾孩子的保定人周妈的口音相似，赵元任哥哥回他：“别学那些老妈子说的那种话！”

这种方言和身份的关联并不是固定的。日后回忆起来，赵元任反想起友人傅斯年的口音。因其一家是搬到北京的山东聊城人，家中佣人说话多为北京话。当傅斯年在读书时学会说北京话时，家里人也笑说：“你怎么说起老妈子的话来了？”赵元任推测，许是这一笑，让傅斯年即使在已推行以北京话为标准国音的时期，仍爱用“闪董料秤”（山东聊城）的方言说话。

与更宽广的世界产生联结的新语言，迅捷切入赵元任的生活中。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赵元任这类世家子弟，开始走入新式学堂。这个阶段前后，因私塾老师、祖父、父母的接连过世，赵元任于1906年到常州本地的溪山小学读书，随后考入位于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正式翻开新的一页。彼时，晚清一批知识分子已开始望向世界，不少国人开始反思自身文化传统，试图在对比中搭建桥梁。1898年，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书《马氏文通》比照着拉丁语的语法写就，借拉丁语的语法结构，讲述中国古代汉语语法体系。

在南京读书的赵元任接触了这本书，同时师从美国老师学习英语、物理，并选修了德语。种种知识交杂在脑中，如他笔下的日记般，开始使用多种语言和记音符号。赵元任谈及：“（我们）开始以现代的甚至革命的看法看事物，开始划分人类为文明人及野蛮人。”变革，成为这群青年学生心照不宣的呼号。

1910年，赵元任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取得了第二批用“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名额，其日后的好友胡适也在其中。赵元任被分至康奈尔大学学习物理，随后也沉迷于哲学和音韵学。一个自由的知识世界在他面前打开，这一去便是十年。

在美留学期间，赵元任与同仁一同创办了《科学》杂志，希望译介国外新知到中国。彼时正值“世界语运动”初期，在这翻译与介绍浪潮中，赵元任加入“世界语俱乐部”，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

由俄国犹太裔的柴门霍夫医生所创立的世界语，其诞生背景与赵元任等留学生所处的环境暗暗相合。柴门霍夫生长在俄国人、波兰人、日耳曼人和犹太人四个族群中，深感不同民族的人们由于语言不通等障碍而产生了种种隔阂，在19世纪末出版了第一本世界语教科书《Unua Libro》（世界语译作“第一本书”），希望通过一门更好掌握的语言，让人们消除沟通的障碍。

受世界语这类抚平沟通障碍的语言目标所影响，选修音韵学后的赵元任，对语言学产生了真正的兴趣。1916年，他与胡适合写一篇英文论文《中国语言的问题》，其中主动比较了中国当下使用的白话文与印欧语言的发音规律，认为二者其实同源。此外，他们还在其中谈及使用一种中文之外的辅助语言，国语罗马字，即一种以笔画式为载体的拼音文字，希望借此打破国人沟通读写的障碍。

这篇文章在日后由胡适进一步发扬讨论，成为后期白话文运动的起源之一。

提倡将书面语由文言改为白话文，既是书写载体的转换，也是自命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希望降低读写的门槛，向大众普及思想的努力。但在推广时，难免涉及与文言传统相关的“文白之争”。赵元任曾作三篇以口语的单一音节写作的文言故事，借以说明文言与口语的距离。其中流传甚广的，是一个全文78字均用“ji”音写作的《季姬击鸡记》，全文如下：

季姬寂，集雞，鸡即棘鸡。棘鸡饥叽，季姬及箕稷济鸡。鸡既济，跻姬笈，季姬忌，急咭鸡，鸡急，继圾几，季姬急，即籍箕击鸡，箕疾击几伎，伎即齑，鸡叽集几基，季姬急极屐击鸡，鸡既殛，季姬激，即记《季姬击鸡记》。

这一文章，朗读和翻译都不易。赵元任作此故事，并非意图完全否定文言，但他也实在地指出：“文字这个东西既然成立了一个制度，它就有自己的独立的趋向。特别是经过若干时代，要是不拿这个文字来写活的语言，它就可能会离开了活的语言走得很远。”当写作成为脱离日常说话的口语，就容易忽视文字的语音，滑入佶屈聱牙的困境中。白话文写作与拼音文字的推广，是教育普及道路上相辅相成的两样。

1920年，赵元任留学归国，加入“国语统一委员会”（后改名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并在此前思想的基础上，参考“世界语”及其他民族国家的标准语，撰写了一套结合国内多种方言发音的标准国音。尽管后来有录制的唱片辅助推广，这套标准国音由于不是任何一个人所使用的语言，最终推广失败。

1925年，赵元任应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三人共事，并担任下设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主任。他退到了学术论战之外，走到田野间，开始了这一生中最富心血的活动：汉语方言调查。

与从前看到的《马氏文通》不同，赵元任希望用实验的方法，记录和分析正在被言说的汉语。由于南北方言均有不同，而在此前，并没有一套针对当代汉语的完善系统，这无异于是一个开山工程。

但赵元任一家均有就此安家的准备。在海外奔波半生，赵元任希望的正是能踏实做一份学术。为此，他和妻子杨步伟回到南京，一点一点将史语所和一家人的住所修建起来。

此时，他和好友刘半农均引进西方技术，几乎同时用实验观测到声调的高低是声带震动频率变化的现象。

赵元任拜托上海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的丁西林所长研制出一套“自动音调记录仪”，并向史语所内部添置了许多最新的实验机器。他带人先从周围吴地出发，随后进一步到两广、湖南等地做中国方言的调查研究，拿着录音机，四处录下当地人的发音。

在这个阶段，赵元任才真正从书斋中走出来，并认知到现象的多样。不同于以往照搬理论，他选择遵照现实。后来回顾方言调查时，赵元任曾表示，在一个地方做调查，当地人的发音，就是最有效力的事实。“知识求博”的赵元任，在不同的学科和环境中交叉往来，有意无意间，将结构主义、田野调查等时兴的研究方式嫁接到国内，发展了面向当下的共时研究。

但在史语所初见雏形、方言调查工作开始依照计划进行时，七七事变来临，南京也不再是一片安稳地了。原本赵元任准备进行的福建方言调查只得中止，他随大部队南下云南。即使在这个过程中，赵元任仍转变计划，在途经湖北时完成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可惜书稿在交付商务印书馆后，印刷工厂被炸毁，时隔10年才正式出版。

1938年，为寻找一片可以安静做学问的地方，赵元任接受了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邀请，再度赴美任教。在驶离祖国的船上，他唱起了周若无作词、自己作曲的《过印度洋》。

“照天盖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

也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

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

那虽是亚洲？那虽是欧洲？

我美丽亲爱的故乡丢在脑后。

怕回头，怕回头，一阵大风，雪浪上船头。

飕飕，飕飕，吹散一天云雾一天愁。”

此次一别，在赵元任一家看来，都以为只是暂时避乱。哪里想到此后竟隔了34年，才重新踏上故国。1946年，赵元任本欲随次女赵新那和其女婿黄培云归国教书，但为避免落入行政事务的窠臼，他想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暂任一年教职，等国内行政事务的邀请冷却后再起身回国，但此次耽搁，却让其随后在伯克利一待便是17年。

在其学生、朋友陈原看来，这番离别之于赵元任，是在他与祖国之间蒙上了一层互难看清的迷雾。“他一心追求学术上的真理，他很不情愿参与政治，这就加大了他对社会变革理解的难度。”

外部世界在这踌躇与等待的30年间，发生了另一番变化。当初自诩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们，逐渐发现“开蒙”的时代已经过去，庚款留洋这批学生所兴办的《科学》杂志，在1950年悄然停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迫切地投入建设中。作为一生都在研究活的语言、当下的语言的赵元任，此时却离自己的研究对象如此遥远了。许多新的语词加入这片土地上，而他却无法直接接触。在这个阶段，赵元任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东方语言学教授，转向了对中国语言系统的完善和教学研究。

但赵元任也并非常是忧愁的，相反，他的家仍然是友人们在当地的会客厅。这段时间，心中对纯粹知识的喜好浸润着他，让他在语言和逻辑的游戏中流连。与赵元任打过交道的人，总会为他冷不丁儿的玩笑所折服。

一个广为流传的例子便是，杨步伟再度回到美国时，因见当地许多食材可以做菜却被浪费，可惜之余，她干脆写一本中国菜食谱，赵元任参与编辑。

杨步伟在书中让赵元任出场，教大家做炒鸡蛋，赵元任便一本正经说，炒6个鸡蛋，需要准备7个蛋。“由于将两个鸡子儿碰撞时，只会有一个碎，因此需要取第7個蛋用来打碎第6个蛋。如果第7个先碎而不是第6个，也是常有的事情。一个办法就是用第7个蛋，把第6个蛋放回去。另一种做法就是，把数数字的过程推后，等第5个鸡子儿被打碎之后，再碎的那个鸡子儿就叫作第6个。”这种冷之又冷的机灵，总在他们的生活中抖落一通，而升级版本，便是将语言玩到极致。在外孙黄家林的记忆里，赵元任会根据发音方式，将字母歌“a、b、c、d、e、f、g”对着录音机倒过来唱一遍，并在唱完后将录音带倒放，竟真和按正向顺序唱出来的一模一样。“倒着唱”并不是简单地从“z、y、x”唱起，而是将每个字母反着读，如“x”发“e-k-s”三个音，倒着读便是“s-k-e”。如此加上歌曲音调，难怪当赵元任成功唱出时，脸上难掩得意。

更进一步的游戏，则是一种真正的以学术为生活。1951年，因在家中照看外孙女，赵元任听得孩子的发音有趣，便日日录下外孙女的声音，并写出一篇研究婴孩语言的论文“Cantian Idiolect”。后来埋头于研究的日子中，他只讲与研究的语言有关的话，甚少公开谈论其他。

1973年，在中美关系缓和后，赵元任终于回到中国大陆探亲，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二女儿赵新那一家，以及许多旧日朋友。1982年1月26日，赵元任写下最后一篇日记：“Up late， took a nap after breakfast. PM took another nap.”（起晚了，早饭后小睡一觉，晚饭后又小睡。）

20多天后，1982年2月24日，在一个“没什么事情要着急的，也没什么专门要指望的事情，觉得也不是怎么高兴，也并不不高兴，大半儿觉得自己人还挺舒服的，可是又觉着像有一点没落儿似的”日子中，赵元任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