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学在就业方面一直存在盲点。问题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把消费者而不是工人放在了经济生活的王位上。然而，工作是个人尊严和社会认可的源泉，它们有助于定义我们是谁，我们如何为社会做出贡献，以及社会如何反过来赋予我们尊重。

我们知道工作很重要，因为失业者往往会经历生活满意度大幅而持续的下降。这种下降的货币等价物通常是个人收入的倍数，因此通过政府转移支付（如失业保险）进行补偿在现实生活中没什么用。当体面的中产阶级工作消失，它还会产生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如犯罪率上升，家庭破裂，成瘾率和自杀率飙升，对威权主义的支持增加。

当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考虑社会正义时，他们通常关注的是“分配”差异—谁得到什么？但正如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所指出的那样，也许更重要的标准是“贡献正义”，即赢得社会尊重的机会，而这是由好工作和“生产他人需要和有价值的东西”所带来的。

这些问题通常是在发达经济体的背景下被考虑的，但它们对发展中国家同样重要。在一个富裕国家，一份好工作可以被定义为能够达到中产生活水平，以及维护核心劳工权利，如安全的工作条件、集体谈判和禁止任意解雇的规定；而在一个贫穷的国家，一份好工作通常只是提供比自给式农业或非正规部门所能提供的生活水平更高的工作。

事实上，人们从糟糕的工作转向更好的工作，概括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变革的整个过程。以快速、可持续的方式开启这一进程至关重要，而工业化历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引擎。现在的问题是，制造业不再是新增劳动力的主要吸收部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特别是现代制造方法的技能和资本密集度的提高，以及加入全球价值链的激烈国际竞争，使得发展中经济体很难增加正规制造业的就业。即使是在那些工业部门强大的国家，制造业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也在下降。

这些趋势的必然结果是，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大部分更好的就业机会都必须在服务业中创造。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服务业都是高度低效和非正规的，这种转变构成了重大挑战。更糟糕的是，大多数政府不习惯于将服务业视为增长引擎。增长政策—无论是与研发、治理、监管还是产业政策有关—通常都针对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大型制造企业。

尽管可能很困难，但政府必须学会同时提高劳动密集型服务部门的生产率和就业。这意味着采取许多含有“现代产业政策”特征的措施，即国家为了创造就业机会，与企业进行密切反复的合作，以消除其扩张的障碍。

世界各地已经有一些这种模式的例子。以印度哈里亚纳邦与网约车服务Ola和Uber的合作为例（始于2018年）。这种公私合作的目标，是通过使这些公司更容易识别和雇用司机来增加年轻人的就业机会。这种公私合作是基于明确的交换条件：哈里亚纳邦放宽了阻碍服务增长的法规，共享了失业青年的数据库，并为这些公司举办了独家招聘会；这些公司反过来又做出了雇用大量年轻人的承诺。

當然，服务业是不同活动的大杂烩，企业的规模和形式存在很大的异质性。任何扩大服务业生产性就业的现实方案都必须是有选择的，重点关注那些更有可能成功的公司和部门。需要进行试验，地方政府往往比国家官员更有能力开展试点项目。

归根结底，经济增长和平等都需要以就业为中心的发展方针。只有当工人转向更好、更有生产力的工作时，经济增长才有可能。

丹尼·罗德里克，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国际经济学会主席，著有《贸易直言：对健全世界经济的思考》。本文已获Project Syndicate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