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峥 亚马逊云计算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

本文节选自公众号《知识分子》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从李约瑟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这个问题，时间已经过去了近100年，困扰我们的是一个新版本：为什么当代中国不能从0到1，只能从1做到无穷大？换句话说，为什么步入资讯通达的21世纪，中国始终缺乏原始创新？

或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从教育的角度来说，需要培养一些什么素质：

批评性思维。这是中国教育的老问题了。一个只奖励标准答案、不鼓励学生去挑战现成答案的教育环境，只可能抹杀而不是催生批评性思维。和这相关的是对权威的盲目崇拜。即便对诺奖得主，正常的评价应该就是“as good as their last work”，学术上绝对平等，没什么不能被挑战。

这需要我们掌握：第一性原理。也就是说要有穿透力，关心最基本的条件和假設，不要被表面的酷炫、不必要的细节迷惑。每一行都有自己的第一性原理，只有参透了相关的基础科学才能把握住，把握好了才能问出好问题。马斯克传里提到，他在SapceX的研制中要求液态燃料的温度压到最低，使得燃料仓体积最小，给火箭减重，这就是坚持第一性原理的体现。在他看来，只要物理规则没被打破，没有不能打破的现有规矩。

又如想象力和行动力的结合。坚持在第一性原理指导下的批评性思维，能让我们看清、挖深，但不见得一定会往前走一步，因为那需要想象力和行动力的结合。有想象力没有行动力，只能做键盘侠；有行动力没有想象力，只能等别人立了标杆之后“赶超”。在开源已经是常态的现在，甚至可以说是习惯性地“敢抄”。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文章都占了40%，但无论阿尔法围棋还是大模型方面，没有贡献出步子大一点的突破，等别人文章或者代码放出来了才发急追赶。

要培养这些素养并不容易。原创能力的培养，分布在不同学科之中。比如说，行动力在工科和商科，想象力、创造力在设计和艺术，批判性思维在哲学和历史，而第一性原理又和具体的专业方向相关，等等。很难想象专门成立一个科目，叫原创学科，但不管如何，单一的某个专科很难涵盖，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张思 林铮宇 唐中柱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2023年第6期

自2018年起，中美贸易摩擦引发了美国在半导体等科技领域对中国持久与严苛的技术制裁。制裁举措主要表现为限制对华出口关键技术和产品，甚至上升至从国家立法层面对华进行贸易与科技合作的解耦，比如将中国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先导性技术行业企业，纳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科技制裁导致我国企业出现关键技术产品供应链断裂。在美国的EAR实体清单中，共有186个中国ICT企业。随着风险沿关联关系网络扩散，全球产业生态都受到显著影响。ICT作为国家的战略性、先导性产业，是数字经济的重要载体，是新一代工业革命时代大国竞争力的核心。因此，2023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外部打压遏制不断上升”。在未来的博弈中，我们认为，我国有关主体应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首先，进一步提升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性，提高产业研发融合度，完善并强化产业创新体系，主动改变过去由企业单独依靠全球创新网络以及全球价值链模式融入全球化的方式，加快向国家价值链模式转型，建设新型举国体制。

其次，我国要素市场的建设存在一定的滞后现象，产业政策存在行政限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继续健全完善我国的产业政策，包括降低增值税税率、实施退税留抵、提高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等，为企业提供更加宽松有利的发展环境，通过促进国内的要素循环，来为高技术优势地位的保持提供后方保障。

最后，企业重视“多元化”。一是供应多元化。企业应构建多元可控的供应渠道网，加强供应商全级次的穿透管理，对产业链各环节脆弱性进行测试，拓展采购渠道。二是出口多元化。减少我国企业对美等单一市场的依赖。三是技术引进多元化。在技术链薄弱环节积极从国际层面寻求替代方案，建立与非美国家的合作关系以缓解技术链风险，进一步降低对美技术依赖，亦能降低受实体清单等同形式制裁的可能性。

吕德文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本文节选自公众号“新乡土”

群体以及单位都在创造安全舒适的生存环境，全然不顾他们同时在给别人制造麻烦，这种孤岛效应已经成为一大公害。它提高了社会运行成本，减弱了公共性，是社会衰退的征兆。

从2024年1月1日起，北大清华将交互身份核验信息，两校师生实现畅行互通。第一眼看，这似乎是关于“开放”的故事，但看第二眼，却发现这是一个扩大版的“封闭”的故事。

社会孤岛效应也体制化了。社会上到处都是“土围子”，划定界限，政府部门也在跑马圈地，建立自己的专属“领地”，希望自己在基层有个“腿”，能够一竿子插到底。所以，各部门都有强大的动力指挥基层，或者绕开基层。

由于孤岛效应太麻烦，各地也就不得不成立各种协调机制。各种领导小组、委员会越建越多，但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政府机构叠床架屋，效率不进反退。各部门领导开会越来越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各种协调机构越来越多。

在基层，组建应急局的本意是更好地整合应急力量，把应急委员会设置在应急局也看似理所当然，但应急是一项综合协调性极强的工作，一个职能部门根本就不可能调动指挥其他部门。最终，还是得依靠政府办来协调。

很多地方为了提高效率，在短时间内推进某项重点工作，干脆从各部门抽调人员，组成指挥部集中攻关。有些地方，抽调干部的比例极高，甚至于，指挥部成了特区，最有能力也最有活力的年轻干部，可能都到了这种攻坚克难的部门，这在无形中重构了基层体制。

地方工作出现了多中心工作格局，常规体制往往不在发挥作用，而一直依赖于非常规体制。基层出现了奇妙的现象，治理资源越来越集中，领导注意力越来越聚焦，其结果是少部分人积极，多数人躺平。非常遗憾的是，社会整体效率很可能在下降。我们看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高效，却忽略了孤岛效应下常规能力的急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