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启立

（中共克拉玛依市委员会党校，新疆 克拉玛依 834000）

线路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遗产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强调文化遗产在历史上具有的重大价值、重大意义和重大事件的相互关联性与跨区域性。[1]当下，我国推动建设的国家文化公园（大运河、黄河、长江、长城、长征）皆属于线路遗产范畴。199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西班牙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朝圣之路以“线路遗产”首次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4 年，我国的“大运河”，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以“丝路遗产”被同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①。从具体的线路遗产的呈现方式上看，都与线路有关。新疆应借此时机，探索、构建具有新疆特色的线路遗产，如“玉石-丝绸之路（新疆段）”“张骞凿空西域之路”“玄奘西行之路”“红色文化线路”（包括“人民解放军进疆之路”“屯垦戍边之路”“兵团建设之路”）等，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新疆经验，也为“文化润疆”方略的实施提供新的实践路径。

一、国家文化公园作为线路遗产开发与建设模式的理念与实践

“国家文化公园”是我国首创。2017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首次提出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形成中华文化重要标识。2019 年7 月24 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 部门印发了《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到2025 年，大运河、长城、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要基本完成。2022 年1 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

“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并不统一，学界普遍认为，“国家文化公园是国家公园的一个分支”[2]。国家公园（National Park）的概念源自美国，最早由艺术家Geoge Catlin（1832）提出。1872 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建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国家公园，此后许多国家开始效仿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模式进行国家公园的开发与建设。

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IUCN，1969）指出：“一个国家公园，是这样一片比较广大的区域。它有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通常没有或很少受到人类占据及开发的影响，这里的物种具有科学的、教育的或游憩的特定作用，或者这里存在着具有高度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在这里，国家最高管理机构一旦有可能，就采取措施，在整个范围内阻止或取缔人类的占据和开发，并切实尊重这里的生态、地貌或美学实体，以此证明国家公园的设立；到此观光必须以游憩、教育及文化陶冶为目的，并得到批准。”[2]

“国家公园”的核心是其导入价值。美国国家公园的导入价值是“荒野”（Wilderness）。美国是一个拓荒型国家，“荒野是美国文化的一项基本构成，利用物质荒野的原料，美国人建立了一种文明，并试图用荒野的观念赋予他们的文明一种身份和意义。”[4]相应地，“国家文化公园”中的“文化”也应当要有导入价值。“国家文化公园”区别于“国家公园”的核心是：文化或文化遗产，前者以“文化”或“文化遗产”为核心价值②，后者以“自然”为核心价值。

从中国整体来讲，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该实现：1.“知行合一，担当使命”。“保护遗产传承文化，增强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是国家文化公园的“知”，通过“国家文化公园”打造“向世界传播中华文明、服务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行”。2.“天人合一”。尊重文化，注重文脉的完整保存，要尊重“人”，将文化传承人保护放在首要位置，强调地域文化社会系统的保护。3.“多规合一”。即：规划先行，多规划合一。这就涉及国家空间规划、国家土地使用规划、城乡发展协调规划、环境生态保护规划，还涉及省市发展规划、文物、遗产保护规划等。4.“规建运合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标准高、投资大、影响力大，其中文化蕴含价值高，需要综合考虑我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2]还有学者认为，中国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在理念上要突出“天人合一”，形制上体现中国传统园林形制，技艺上体现山水相融。[4]

在“中国”这个宏观概念之下，分布到“地区”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项目，应当依据中国各地区具体的历史和文化类型进行导入价值的多元选取，以构成“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价值中的“多元一体”。比如，2021 年10 月，《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新疆段）建设保护规划》出炉，长城新疆段是我国最西端的长城，不仅是中国长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还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它既体现着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一体性），还体现出新疆各民族在历史上交往交流交融，强调民族团结、民族融合、维护边疆稳定的本土特色（多元性）。

我国推动的“国家文化公园”（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皆属于线路遗产范畴。虽然长城、黄河、长江并非文化线路，三大国家文化公园的文化遗产系统是一个复合体，但是，它们仍然以某种“虚实相融”的“线路”将各自内部的文化遗产相互连接。因此，国家文化公园与文化线路相存相依：没有文化线路，“公园”则会“支离破碎”；没有“公园”，每一条文化线路也会被孤立，缺乏系统性。人类通过各种线路才能进行交往、交流、交融，“线路”作为重要的媒介，将历史上形成的文化遗产相互联通、整合，这里强调的正是“线路”。

二、线路遗产与国家文化战略

线路遗产是人类对文化遗产在认识上的拓展，强调了对文化遗产的历史关联性和事物连续性的保护，体现了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和跨区域性。因此，线路遗产这一新的遗产类型便应运而生。

1994 年联合国专门召开讨论有关“文化线路”“世界运河遗产”和“真实性评选标准”的会议，提出了“将线路作为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类型的提议”，并形成了线路遗产的评选标准，使得线路遗产成为全球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使得各国开始了宏大的国家文化战略。此次会议草拟了线路遗产的定义，认为线路遗产定义为：由一些有形的要素组成及文化重要性，来自跨国和跨地区的交换与多维度对话，表明沿线不同时空中的互动。[5]这一定义强调了人类在历史延续中的文化联系和互动性。2005 年，联合国将“线路遗产”作为四种特殊遗产类型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中，至此，线路遗产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类型基本定型。早在198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文化政策的国际会议就申明，“在文化间的互惠影响中，所有的文化构成了公共继承遗产的一部分。”[6]线路遗产已然成为世界遗产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于2004 年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11 年，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些构成了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顶层设计，不仅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非遗名录体系，还建立了强有力的非遗保障体系；更重要的是，从2007年开始，我国在非遗保护领域进行了重大创新，设立首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到2020年，我国共设立了2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197 个特色鲜明的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在建立非遗保护区之外，还将非遗保护和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推动“非遗+扶贫”工作。可以说，非遗保护与国家文化战略紧密相关。

线路遗产的核心是文化，是文化线路，它突出地表现为文化遗产已经从点面的、静态的、历史的、有形的、经典的扩大到点线面结合、静态与动态结合、古代与近现代结合、有形与无形结合、神圣与世俗结合、经典与民间结合的类型范围。这一特征，与我国多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和精神趋于一致，线路遗产是一种非常适合多民族文化聚集区域的文化遗产开发模式。

线路遗产是以“线路”作为媒介的，呈现着历史、现实和当下的文化交流带，人类正是通过线性的——线路进行着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而线路遗产所聚集的是其中的文化方面。

由于线路遗产具有跨地域性和全球性的特征，可以说，线路遗产正是通过具体的线路，将不同时空、地域重新整合，塑造出全新的文化格局。线路遗产不仅可以将遗产名录中单独、分立的保护方式进行整合，还可以扩展时空、区域和国家历史交流的状态，统畴兼顾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这也是一个源自国家理念国际化的过程，具有文化战略意义。在新疆，“文化润疆”作为党的治疆方略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与国家文化战略密切相关，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国家文化战略的新疆表达，在新疆进行线路遗产的开发与建设，不仅有利于“文化润疆”方略的实施，更具有新时代的国家文化战略意义。

三、线路遗产对多民族文化的一体构建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具有文化多元性，而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在新疆推动线路遗产开发是对多元文化一体构建的另一种重要路径，不仅可以更好地推动文化区域性融合，还可以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进行更深层次上的一体性整合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线路遗产的开发，可以统筹包括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各类文化资源与自然资源，并进行系统性保护，彰显中华文化的引领作用，体现多元民族文化特色。

作为中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有强调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义务，还要有体现新疆区域特色的责任。具体而言，如何将新疆与内地的文化历史渊源、新疆本地的文化特色、自然资源以整体的方式相融合，这应当是国家文化公园“中国范式”的重要体现，也是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新疆智慧的途径之一。

（一）“玉石—丝绸之路”线路遗产

“丝绸之路”是人类活动、世界文明交流中最重要的线路之一。对新疆而言，“丝绸之路”是连接新疆与内地间重要的政治、文化、商贸之路，不仅在古代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今天同样重要，且在中国的文化话语和国际文化系统中具有极强的符号性特征和实践性特征。

《穆天子传》中记载了周穆王驾八骏马车西巡游猎，在昆仑山与西王母相会，并在归返中获采玉石的故事。古代先民从昆仑山和田一带，由近及远地向东西两翼延伸，向东经甘肃、宁夏、山西，入河南；向西经乌兹别克斯坦，到地中海沿岸的欧亚各国。此即最早的“玉石之路”。“丝绸之路”和“玉石之路”相叠，在新疆线路遗产的开发中，可将“丝绸之路”扩展到“玉石之路”，形成“玉石-丝绸之路”，此将涵盖更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和跨地区的文化遗产。

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的《伏羲女娲图》，汉风与胡风相映成趣，说明新疆地区各族先民在祖先认同上与中原地区达到了深刻统一。此类考古还很多、很丰富。这正是通过丝绸之路，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已经在文化上互鉴融通。

“玉石-丝绸之路”线路遗产是最著名的、范围最大、涵盖文明类型最全的（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多样性线路遗产，是极庞大、复杂的文化复合体，包含着陆路、海路，中原、西北、南方，历史、神话。因此，“丝绸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统摄整个欧亚地区、民族、族群、文化，又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密切相连，可以和“海上丝绸之路”相联通，应当成为新疆线路遗产开发与建设的核心。

（二）跨文化线路遗产

除了“玉石-丝绸之路”之外，还有一些典型的跨文化线路遗产，如“玄奘之路”“鸠摩罗什东学之路”线路遗产。“玄奘之路”是由中国发起，又回到中国，与中亚、印度文化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证明，形成了独特的跨文化交流线路。“玄奘之路”不仅是真实的历史，它还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神话传说与故事，借助经典《西游记》广泛流传，历史与神话传说在这条线路中相粘合，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历史，是少有的将历史、现实与神话传说相互交叠的立体展现的跨文化线路遗产。

“鸠摩罗什东学之路”线路遗产也是典型的跨文化交流的线路遗产。鸠摩罗什原为天竺皇族后裔，出生在西域龟兹（今新疆库车），是比玄奘还早约260多年的思想者，他的人生包含着新疆佛教发展的历史，由他翻译的佛教经典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内容之一。“鸠摩罗什东学”线路遗产是以印度为起点，中国新疆为重心，中原为文化归宿的跨文化线路遗产。

跨文化线路穿越不同的文化圈，将不同的文化连接、融合，也是新疆与中原“一体构建”的生动写照。

“玄奘之路”“鸠摩罗什东学”文化遗产只是零星地存在于新疆旅游线路中，如在吐鲁番有展现《西游记》中唐僧四人途径火焰山时的形象刻画，库车境内有苏巴什等佛教遗址，但是都没有做整体性的开发与建设。新疆可以通过跨文化线路的开发、建设，将“玄奘之路”“鸠摩罗什东学之路”纳入其中，双向、历时性地展现不同历史时空的交叠与融通。

（三）文化认同线路遗产

“土尔扈特东归”在新疆地方史中体现了国家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内容。以“土尔扈特东归”为主题的旅游，只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境内有相关旅游资源的开发，并建设有博物馆、东归广场以及相应的文化旅游景点。这是新疆线路遗产中最能体现国家认同、中华文化认同的线路遗产，应当在与其它线路遗产相统一、整合之下，才能更加全面地体现。

（四）政治认同线路遗产

张骞凿空西域线路遗产。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张骞通西域，“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公元前126 年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原与西域文化交往频繁，中华文明通过“丝绸之路”迅速向四周传播。张骞出使西域，第一次比较详实地记录了西域的政治、军事形势、民族构成、文化样貌等，为汉朝中央政府提供了第一手的西域资料，具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历史等意义，是重要的政治认同线路遗产。此外，具有以上意义的政治认同线路遗产还有“班超出使西域文化线路遗产”“左宗棠收复新疆文化线路遗产”等。

但是目前，这些历史更多是处于口头宣传或文本宣传，还只停留在旅游介绍中，缺少“由点及面”的开发，缺少重要的整体性、连通性、遍及性的实物遗产的当代展示。

（五）红色文化线路遗产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线路遗产。1949 年10 月10 日，遵照党中央、毛主席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率第二、六军向新疆展开气势磅礴的大进军，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肩负起解放劳苦大众、为各族群众谋幸福的崇高使命。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疆线路遗产，不仅是进疆历史，还涉及屯垦戍边的历史，其中还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设历史、“八千湘女上天山”等历史，这些丰富而感人的人物故事，是讲好新疆故事的重要精神源泉。如今，除了个别人物、故事之外，整体性的文化历史资源开发还很欠缺。

目前，新疆伊犁屯垦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正在积极筹备中。伊犁河流域具有丰富的屯田戍边文化，其历史悠久、形式多样（兴修水利、发展农商业、军耕、贸易、生态等）、涉及的民族最多（哈萨克、维吾尔、汉、锡伯、蒙古、回等民族），创建“伊犁屯垦国家文化公园”，为后续大规模、宽领域创建“新疆屯垦国家文化公园”提供示范和借鉴，将促进新疆在全国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7]屯垦戍边的历史涉及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政治、社会、文化的战略意义。伊犁屯垦国家文化公园应当纳入“红色文化线路遗产”的开发与建设框架中，这样能更加全面、完整地展现新疆屯垦戍边的全貌。

新疆石油等矿产开发历史的线路遗产，不仅包括新疆北疆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史，还包括新疆南疆的开发史和现代新疆大发展的历史。可以将新疆各地的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以上两个线路遗产，还是新疆大发展、经济大繁荣的证明。

红色线路遗产也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初期就被列入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创举，和红色线路具有的特殊价值有关。在新疆，红色文化遗产遍及新疆南北疆，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设有很深的关系。在新疆进行红色线路遗产的开发与建设，可以打破当下点状开发、建设的局限，可以进行点线面的整体布局。还要突出中国共产党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和新疆人民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的双向性。

红色线路是一种“中国式”线路，以遗产方式回馈新疆，是“国家反哺”的一种行为。③可将趋向国际性的“玉石-丝绸之路线路遗产”与新疆红色线路遗产相结合，体现出线路遗产的新疆特色，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新疆范式。

（六）河流流域文化线路遗产

河流是文明的发源地，对整个中华文明来讲，黄河流域是其核心，然后由黄河流域扩展到其它河流流域，如长江、珠江流域等。新疆的河流流域文明是新疆区域文化的滋生地和中原文化的流转地，新疆河流流域文化是中国河流流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等一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8]。

河流及其流域包含着新疆自古以来的考古和历史遗址、神话与传统经济的连续性和变迁性，比如塔里木河、伊犁河、博尔塔拉河等具体河流，其中就涉及楼兰考古、人种融合、原始祭祀和传统小麦种植文化（在古楼兰遗址中发现了与中原小麦种植业交流的证据）[9]。新疆的河流流域文化线路遗产和黄河、长江所形成的农业文化遗产、运河文化遗产有所不同。黄河、长江形成的农业文化遗产是连绵千里的，是连续的、由点到面的、一年四季不间断的，新疆的河流流域文化是一种绿洲农业文化，是局部的、点状分布的，有些河流会在冬季断流。运河是人工水道，历史上运河的主干线属于“官道”，主要用于贡物、运粮等，同时，还起到农业、手工业发展，财富生产等作用。新疆的河流及流域在交通运输、财富生产方面的实用性总体不强（除了坎尔井），主要是以历史考古、文化的历史性交叠展现，是多民族文化的集合器。如天山南北、昆仑山北麓的河流流域等，涉及到古丝绸之路上的众多行国在文化和商贸方面与中原交流的印证，都承载着新疆厚重的历史人文、遗迹考古、风土人情等，这些内容串联起来可以说是整个新疆的历史，而且具体细微、可触可感，又容易以具体的场景、实物展现，是最好的教科书和现场课堂。如塔里木河及其整个流域包括历史（楼兰古城，古代新疆的民族关系、绿洲农业、经济贸易、原始宗教，等等）、现代城市（库尔勒市）、当代新的文化开发（城市河流的重建、罗布人村寨建设）等。

坎尔井是新疆河流流域文化线路遗产中最具独特性的文化线路。《史记》中对此已有记载，称其为“井渠”，维吾尔语称之为“坎儿孜”，在吐鲁番地区比较集中。坎儿井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坎儿井作为文化线路的独特性在于，它是存在于荒漠中的一条人工灌溉系统，滋养四方，容易形成延续而不中断的绿洲文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由游牧、游猎转为定居农业有促进作用，定居的生活方式又极大地促使新疆绿洲农业生态的延续和文化的延续。游牧历史多由口头传诵的方式传递，容易流散，定居绿洲可使文化成果积累、固定下来，不易流散，有助于延续。

以上列举的线路遗产都具有多样性、复合性特征，比如“张骞凿空西域”是政治认同线路遗产，也是跨文化交流线路遗产，而且很多线路遗产已经在旅游线路中初具规模，有的还可以再细化；“玉石-丝绸之路”线路遗产更是宏大而具多样性和复合性的线路，不仅可以成为新疆文化线路遗产开发与建设的核心，而且可以统领其他线路遗产的开发与建设。从目前情况来看，新疆文化遗产是以各地区或城市的角度来进行开发的，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念之下，新疆线路遗产的开发能将新疆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遗产在跨空间、跨文化、跨地区的基础上进行整体性整合与交流，它几乎涵盖了新疆的整个历史，地区（或城市）发展史，民族文化融合史，宗教、艺术演变史等。

以上所简述的线路遗产，就目前开发和建设情况来看，除了旅游线路的打造比较完整之外，就文化遗产方面，还是以点状分布为主，没有进行带状的、整体的协作开发；或者，它还只是单一性地开发，没有进行混合性空间的开拓。混合性空间的开拓意味着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民族文化系统的叠加，这种叠加可以很好地体现出新疆历史上各民族文化的历史性接触与深入交流，这种叠加还可以刺激产生新的文化交流带，进而推动线路遗产的进一步整合。

从全国线路遗产的建设情况来看，线路遗产具有将国家层面、地区层面结合的多层次特点，还可以为经济与文化互动、融合搭建文化平台。除此之外，在新疆进行线路遗产开发与建设，还要凸显以下特征：第一，要体现出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精神，是对“文化润疆”理念落实的巨大推动力；第二，是类型最多样的线路，包括经济、文化、政治、民族、商贸、风景；第三，是一种混合性线路，包括物流、能流、信息流；第四，跨文化圈的线路，具有国际性；第五，是农耕文明为核心，包括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多元文化线路；第六，与“一带一路”倡议结合最紧密，并且具有“外向型”和“内向型”的线路，向外是一种国家倡议；向内是一种国家工程。

新疆线路遗产开发有利于推动国家文化公园为新疆的建设提供新疆经验，也为新疆各地、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一种整体思路，为“文化润疆”提供新的实践方案。

四、民族融合与多元一体

在新疆进行线路遗产的开发和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其中必然包含新疆与中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与融合。新疆区域性文化融合、红色路线，等等，在具体设计中必须能体现实践和实验性的功能，并在公共空间注入具有重要历史和当代意义的连续性价值。线路遗产以线路为根基，但又不止于线路，它是起始于历史性的接触，并可以产生新的文化空间的交流带，因此，文化公园的建设也将历史线路与现实语境相结合，使得“传统”得以在特定的语境中（尤其是当代语境，如文化润疆、现代化等理念）延续性地发挥多维作用。

“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是国内首创，其核心为“文化”。参考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新疆打造国家文化公园就具有可借鉴的经验了，无论案例如何，在新疆，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应当结合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将“文化润疆”作为母题，体现中华民族独特的价值观、新疆的地域性。民族团结是生命线，因此，在新疆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可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提供新疆范式——线路遗产是脉络、文化融合是灵魂。第二次和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中，更多强调的是新疆民族大团结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由交流、交往，达到交融），文化也成为党的治疆方略中的重要内容（文化润疆）。在新疆，线路遗产是在的漫长历史中由生活在中国新疆的多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一步步形成的，因此，线路遗产的开发和建设在形式上是寻找线路，而推动文化融合是其中最深之意，即为灵魂。

在“文化润疆”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视域下，在新疆的线路遗产开发就需要做到：第一，要体现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的同时（一体），还要展现多元民族文化的优势（多元），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二，体现新疆与内地之间的源生、原生、缘生关系，这三重关系也能清晰地表现“融合”；第三，新疆文化遗产类型多样，具有复合性特点，特别是民间的、民俗的、民族的非文字、非物质的传承，要强调对遗产主体的充分尊重和利益分享，因为，新疆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簇；第四，要注意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理念相配合、统一；第五，要能体现国家文化战略的新疆的范式。

五、结语

“文化润疆”是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的遗产是国家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疆进行文化线路遗产的开发与建设，并不只是简单的修建“公园”，而是其中包含着一系列重要价值：体现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疆智慧和新疆方案，是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程中繁荣文化、落实党的“文化润疆”方略的重要途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讲到：“加大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建设用好国家文化公园。”[10]“十四五”期间，新疆应将继续文化线路遗产的开发和建设，提高非遗保护传承水平，构建新疆现代传播的新格局，实施“一带一路”非遗传播工程。在大力推动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基础上，更好的将新疆线路遗产开发好、利用好，从整体上整合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资源，推动非遗和文化资源、自然资源、旅游资源在“文化润疆”工程中的作用，推动新疆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相融相通，更好地服务新疆社会发展，在增进中华文化认同和民族团结中充分发挥作用；同时，在国家大力开发和建设国家文化公园背景下，新疆应借此时机，探索、构建具有新疆特色的线路遗产，为国家文化公园提供“线性是脉，融合是魂”的新疆线路遗产开发与建设的经验，也可为党的“文化润疆”方略的实施提供更好、更新的实践路径。

注释：

①2014 年6 月22 日，第38 届世界遗产大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此次大会上中国的大运河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作为“线路遗产”同时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②柏贵喜认为国家文化公园的内核是“文化”或“文化遗产”，但其结构体系则超越了，是以文化遗产为基底的复合体。参见：柏贵喜.系统论视域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结构、功能、机制[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2（1）：101.

③“国家反哺”意为：国家强大的今天，用特别的方式回馈人民。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反馈模式”“反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