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深

（广西大学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5）

“词品”理论是清代词学进程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予以了一定的关注，然其研究多从品评方式着眼，主要关注“词品”论词方式以及品评内容，而对“词品”发展的源流正变情况以及词品与浙派词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则未能给予论述。

考清代诸词学流派，“词品”诸说仅能见诸浙派词人的词学论述。可以说，清人的“词品”理论主要是由浙西词派所建构。浙派词人倡导“词品”理论，以韵文方式（主要是诗），对词学风格、词学境界、词学创作等词学理论论题进行探讨，对浙派的词学观进行了完善与变革，促进了清词的发展。可以说，“词品”理论的提出，既反映了浙派词学发展的一些变化，也标志了浙派词人在词学方面的不断探索和创造。因此，要研究浙西词派，就应该特别注意浙西词派特有的“词品”理论。本文拟考察的问题是浙派提出的“词品”理论具体是怎样的情态？为什么浙西词派要提出“词品”理论？对于浙西词派而言，“词品”又具有怎样的词学意义？

一、经典体式与范式续写

要对“词品”进行研究，首先要弄清楚浙西词派提出了哪些“词品”理论。考清代词史，第一个高举“词品”大纛者是郭麐。毫无疑问，“词品”渊源于“诗品”。杨慎《词品序》云：“诗词同工而异曲，共源而分派。”[1]郭麐模仿司空图《诗品》作《词品》十二则，兹将其名目列之如下[1]：

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韵、感慨、奇丽、含蓄、逋峭、秾艳、名隽

对此，郭麐颇为得意，在《灵芬馆词话》卷二有云：

余少作《词品》十二则，以仿司空《诗品》之意，颇为识曲者所赏。后见杨伯夔续作十二首，语皆名隽。余作己刻入《杂著》中，爰录伯夔所作于此，以为词场歌吹。[1]

由此可知，郭麐《词品》为嘉道时期的词人所赏识，尤其是杨夔生见之心喜，作《续词品》。反过来，郭麐对于杨夔生的续作也颇为赞赏，亦将之录入自己的词话。这样，一方面，郭麐的《词品》一经推出，即颇受欢迎，尤其是在浙派词人群体中引起了相当的关注，成为某种经典体式；另一方面，词坛模仿郭麐品词的风气也开始形成，出现续写。

兹将杨夔生《续词品》名目列之如下：

轻逸、绵邈、独造、凄紧、微婉、闲雅、高寒、澄澹、疏俊、孤瘦、精炼、灵活[1]

在郭麐、杨夔生的基础上，江顺诒明确标榜要“特为续之”“仿其意得二十首”，遂作《续词品》二十则（实为十九则），并著录于郭、杨《词品》之后。兹将江顺诒《续词品》各名目列之如下：

崇意、用笔、布局、剑气、考谱、尚识、押韵、言情、戒亵、辨微、取径、振采、结响、善改、著我、聚材、去瑕、行空、妙悟[1]

宗小梧对江顺诒的《续词品》评价颇高：“《续词品》二十则，化工之笔，读之如游夏，不能赞一辞。他日拟请善书者，以灵飞经小楷书之，泐之贞珉，拓出以诒同好。”[1]可见，在江顺诒的笔下，“词品”已形成一个系列，它们相互补充发明，形成一个系统的词学理论。孙克强即认为：“郭麐、杨伯夔二人的《词品》是词体风格的描述，江顺诒的《续词品》乃对创作过程阶段特点的概括。”[2]

从“词品”系列来看，词人采用喻象化与整体性诗化的品评方式，阐释其词学见解，这在嘉道以后的词坛引起了较大反响。如常派词人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卷四云：“杨伯夔当时盛负词名，与吴江郭祥伯仿表圣《诗品》例，撰《词品》二十四则，传播艺林。”[1]同样，常派词人徐珂对浙派的“词品”理论也很欣赏。清光绪十三年（1887），徐珂将郭麐、杨夔生、江顺诒三家《词品》汇刻一册，并撰序云：“予不敏，顾好倚声，折肱于此，历有年所。尝嗜读郭頻伽先生词，喜其疏俊，故恒置几案，间至杨伯夔先生词，第偶一览之，亦性之所近也。两先生品词各语，皆清辞丽句，络绎不绝。余尝为谢君苇舟背诵数过，苇舟欣然欲寿梨枣，因合江秋珊先生《续词品》而付诸梓人，且属高君云乡校字焉。亥豕之讹，盖净矣。”[3]陈廷焯、徐珂等常派词人对“词品”理论的重视，充分说明了郭麐等浙派词人在词学理论上已取得了相当成就，得到了常州词派的认同。

然而，在晚清词坛，也有少数词人对浙派的“词品”理论颇有微词，其典型代表为谢章铤。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云：

文章有创体，即为绝唱，断不容后人学步者。司空表圣《诗品》，骚坛久奉为金科玉律。国朝袁子才乃有续品之作，其语言工妙，兴象深微，吾不知媲美前修否也。近日吴江郭祥伯、金匮杨伯夔又仿之，合撰为《词品》。夫词之于诗，不过体制稍殊，宗旨亦复何异。而门迳之广，家数之多，长短句实不及五七言。若其用，则以合乐，不得专论文字。引刻幽眇，颇难以言语形容，是固不必品，且亦不能品也。今试以二君所作示人，不预告之曰《词品》，安知其不可以品诗哉。况又拘牵为二十四则，此如杜老《秋兴》，偶得八咏，而和者必如数以取盈，不敢有所增减，胶柱鼓瑟，可笑孰甚。至其所分名目，更多雷同。微婉讵别于委曲，闲雅无异于幽秀。孤瘦逋峭，所差几何。秾艳奇丽，亦复相近。（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韵、感慨、奇丽、含蓄，逋峭、秾艳、名隽十二则祥伯撰。轻逸、绵邈、独造、凄紧、微婉、闲雅、高寒、澄澹、疏俊、孤瘦、精炼、灵活十二则伯夔撰。与表圣立名少异，盖高古、疏野、实境、超诣等称，与词不相似也。）而源流正变，都无发明，亦何贵此叠床架屋为也。[1]

这段话，有几点值得提出来。第一，“创体”“绝唱”云云，表明谢章铤推崇文学的独创性，他对“词品”的批评也多从此角度出发。第二，明确诗词之同异，特别强调词体“引刻幽眇，颇难以言语形容”的特点，不赞同品评词。第三，对郭麐《词品》与杨夔生《续词品》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二者有雷同之处，甚至“都无发明”。从谢章铤的态度来看，他对浙派词人的“词品”理论显然颇为轻视。谢章铤的观点可视为清代词坛部分词人的代表，这也是浙派的“词品”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被忽视的重要原因。然而，对于谢章铤的观点，严迪昌在《清词史》中进行了反驳，认为谢章铤的观点是“混淆了范畴”“风格辨析与‘源流正变’的探溯本非一回事，分类揭示风格美的各种特征，正不必承担推源溯流的任务”“词已独立而为抒情之体，怎能‘不得专论文字’”“音乐亦有风格之辨，词为何不能以‘言语形容’其多样的风格面貌”，而“词品”中存在的“浮泛不切或叠床架屋的地方”“是小疵难掩大醇”。因此，严迪昌高度评价其贡献，称赞它“是词史上第一部风格分类品评的系统著作……也说明清词在风格的繁复多样和精细分辨方面具有足够的条件”[4]。

二、拟补之作与衍生文本

与陈廷焯、徐珂、谢章铤等词人相比，浙派内部的词人对于“词品”是持完全接受的态度，其表现是嘉道以后的浙派中亦有其他词人在词集的序跋中提出了自己的“词品”理论，其中最突出要算姚燮、孙麟趾、陈文述等人。这些词人所提出的“词品”理论往往以“拟”“代”命名，正符合程章灿所提出的“文献的衍生性”。“所谓衍生性，是指以某一种或几种文献为基点、基础或依据，延展生发出一种或一批相关的文献。”[5]

姚燮的《词品》理论分散在他所撰写的三篇词序中。如姚燮《鸥波词序》云：“又《欧波词序》五节，可拟《词品》之五。”[1]兹将其选录如下：

观其揎袖整瑟，拈钗播簧。赚莺飞来，挂帘额之镜子。恐花睡去，拭屏角之烟痕。其柔腻也。或复养麝半温，试酒微醉。远岫微霁，比浅翠于初苔。美人秋病，量窄腰以弱燕。其疏秀也。若夫室白无滓，天青不去。素月到潭，濯波姑射之魄。红玉在掌，温如太真之肤。其明润也。至于顾影自怜，凝情移世。脱枫亭之荔壳，樱桃可奴。结苕溪之欧盟，菡萏为佩。其俊逸也。抑且淑兮若思，迥乎无尽。关中行马之路，萧芜未黄。湘上夕阳之楼，阑干有絮。其绵远也。[1]

又《次柳词序》云：“有登临之作，有游宴之作，有投赠感怀之作，亦可补《词品》之未及”[1]。兹将其选录其下：

其或浮舸江湖，策马崖壑。落日横野，忧从中来；芳蓠照衿，春若可掇。说剑于吴公子墓，试钓于韩王孙亭。朝游九峰，萝涧寻鹤；夕下京岘，霜灯听钟。迩复贳宅姑胥，寄襥茂苑。破楚之門，上有荒云；梧桐之园，鞠为茂草。趢趗寡悦，弔古涕霝。于是乎有登临之作。绮怀偶引，结客巷游。珠楼高甍，乳燕双啭。水葓罥屏，落花来眉。青虫若灺，酒气逼灯。银甲一泛，筝语潜送。凝情相许，倚扇索題。染春波以蘼蕪，寄顽艳于子夜。或莲堂逃暑，鞠社开禊。新芡剥素，肥蟹擘紫。清言不倦，玉麈与忙；客醉思歸，犊車猶絷。于是乎有游宴之作。矧复五陵气豪，侠盛交广。缟纻所纳，满乎东南。孟郊性介，与韩忘形。亦有嵇阮，金兰为契。傾盖片语，怜美人之目成；一日不见，解琼瑰以密贈。至于阳安折柳，送客尽情之桥；少陵听乌，寄梦渭北之树。帝子已去，寸肠九回；高台偶凭，蔓烟千里。逝潮无鲤鱼之信，明河断鳷鹊之梁。青山阻欢，红豆写痗。于是乎有投赠怀感之作。[6]

此外，江顺诒将姚燮此三篇词序收录在《词学集成》卷七末，置于郭、杨、江三家《词品》之前。这种安排自然是有意为之，在江顺诒看来，姚燮的词序实际上就是《词品》，只是以词序的形式加以表现而已。如此，考姚燮所论，当有“补词品”十则。

孙麟趾的《词品》理论见诸《词迳》中的“作词十六要诀”，即“清、轻、新、雅、灵、脆、婉、转、留、托、澹、空、皱、韵、超、浑”[1]。《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作词要诀：“虽多清切之言，时杂缥缈之言，盖亦郭麐《词品》、杨夔生《续词品》之类。”[7]陈水云亦赞同说：“实际上是郭麐《词品》、杨夔生《续词品》的简要概括而又有所变通。”[8]因此，我们可以说，“作词十六要诀”可视同孙麟趾的《词品》十六则。

陈文述亦对“词品”理论有所移植改写，集中见于《紫鸾笙谱序》中，兹录之：

昔吴江郭频伽、梁溪杨浣芗各为《词品》十二则，以继司空表圣《诗品》。余亦尝为《词苑闲评》云：浅月眉痕，微云卵色，词之天也；芳草天涯，垂杨古驿，词之地也；紫塞征人，翠楼思妇，词之人也；雕笼鹦鹉，锦水鸳鸯，词之物也；莎壁啼螀，杏梁语燕，词之候也；水榭垂灯，画船载酒，词之境也；楼阁红情，阑干緑意，词之色也；花间擪笛，月底修箫，词之声也；流莺坐树，舞蝶行花，词之香也；梅雪烹茶，梨云酿酒，词之味也；同心佩合，如意珠圆，词之喜也；秋帐屯云，春涛卷雪，词之怒也；翠绡封泪，紫箫吞声，词之哀也；鸟弄歌声，花开笑靥，词之乐也；上九采兰，初三赠药，词之风也；乌帽弹棋，貂裘换酒，词之雅也；莲漏昼长，桂宫秋早，词之颂也；雁字难工，蚕丝易断，词之比也；菖蒲忆远，豆蔻缄愁，词之兴也；永巷眉长，空房胆小，词之赋也；捣药林香，扫花坛静，词之品也；移花带月，种石生云，词之趣也；金谷移春，玉壶贮暖，词之适也；朝烟种术，夜雨栽兰，词之逸也；江镜澄霞，湖奁浸月，词之旷也；银汉黄姑，彩云白帝，词之远也；锦帐梦沉，緑窗醉浅，词之憨也；玉龙回雪，翠鹗拖秋，词之俊也；仙谱霓裳，天香紫袖，词之华也；蹋踘翠圆，秋千红湿，词之丽也；银蜡泪残，玉垆香细，词之艳也；钟无近响，琴有余音，词之韵也；叶坠青虫，花啼翠鸟，词之纤也；银蒜一双，玉梅三九，词之柔也；峰回寺出，溪转湖开，词之曲也；云迭羽沈，潭空鳞见，词之深也；菱畔鸥眠，松阴鹤定，词之静也；海人浣月，溪女洗花，词之洁也；繁花压篱，丛柯碍涧，词之放也；桔槔井涩，碌碡声闲，词之朴也；铁拨声高，铜弦响急，词之豪也；青海射雕，玉关走马，词之壮也；长缨说剑，短褐吹箫，词之谲也；雁回峰远，凤去台空，词之怨也；云栈鹃啼，月峡猿啸，词之凄也；翁仲眠云，髑髅拜月，词之幽也；柳梦缠绵，花魂旖旎，词之魔也；红袖谭禅，黄絁入道，词之悟也；词虽小道，抒写怀抱，宣导湮郁，言情最婉，感人最深，非他诗文可及也。[9]

可见，陈文述实列“词品”46 则，即天、地、人、物、候、境、色、声、香、味、喜、怒、哀、乐、风、雅、颂、比、兴、赋、品、趣、适、逸、旷、远、憨、俊、华、丽、艳、韵、纤、柔、曲、深、静、洁、豪、壮、谲、怨、凄、幽、魔、悟。细绎之，则分类标准不一，这当是其填词经验的某种总结。

综上所述，浙派词人的“词品”理论较为复杂，品词条目甚多。除郭麐、杨夔生、江顺诒明言“词品”外，而其他诸家的词品理论散见于各类词序或词论中，可视为拟“词品”或补“词品”。这一方面说明“词品”数量极其丰富，另一方面也表明“词品”理论是词人创作经验以及填词体会的总结，是对词之特征的一种形象化的把握。要言之，诸家“词品”理论共同构建了清代后期浙派词人的词学理论体系，表现了浙派词人对错综复杂的词学创作和词学风格的形象把握和理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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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清代词人还由品词发展到品人，如陈廷焯、谭献、刘熙载等。刘熙载《词概》云：“没些儿媻珊勃窣，也不是峥嵘突兀，管做彻元分人物，此陈同甫《三部乐》词也。余欲借其词以判词品，词人‘元分人物’为最上，‘峥嵘突兀’犹不失为奇杰，‘媻珊勃窣’则沦于媚猸矣。”[1]这亦可视为词品的衍生文本。

三、标妙境与写苦心

“词品”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词学理论。首先，它以形象化的语言蕴涵着浙派词人品评词作，引导词风的意图；第二，它采用喻象化及整体性诗化的品评方式，极具美学价值；第三，它是一种诗意的表现，需要读者调动丰富的想象力来体会；第四，它以选择意象、构造意境的方式来说理，是直觉顿悟式的思维模式。所以，对于读者来说，“词品”理论不大好理解，品目之间的分寸感不容易把握，有时甚至会出现理解混乱的问题。那么，浙派词人为什么要提出“词品”理论，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可从江顺诒的论述中找到答案。江顺诒《词学集成》卷八云：

昔随园补《诗品》三十二首，谓前人只标妙境，未写苦心，特为续之。（诒）于《词品》，亦同此论，因仿其意得二十首。[1]

江顺诒认为郭麐、杨夔生的“词品”是“只标妙境，未写苦心”。对于这个做法，他是不大满意的。换言之，就是江顺诒认为“词品”理论应该是“标妙境，写苦心”。那么，“标妙境，写苦心”是指什么呢？

值得注意的是，江顺诒分别对杨夔生《续词品》中的“轻逸”“绵邈”进行了分析，兹录之：

杜成之评元时可词云：“如絮浮水，如荷泾露，萦旋流转，似沾非著。”又董国华二白词序云：“琅然清圆，一唱三叹。如冷风过林，自协流徵。凉月晖席，都成秋痕。摅芬芳悱恻之怀，极哀艳骚屑之致。雪涤凡响，棣通太音。万尘息吹，一真孤露。度以横竹，当飞奇声。和之弦桐，居然流水。”（诒）案：二评，皆当入词之清逸品。[1]

姜汝长论毛大可词云：“其旨精深，其体温丽。户网粘虫，枕声停钏。吹籥苦唇朱之落，梦欢愁臂红之消。腰庸结带，时作萦回。镜喜看花，暗相转侧。此其靡曼之玮词，夫岂纤庸之逸调。”（诒）案：此论可入词之绵邈品，毛词不足以当之。[1]

上述分析实是树立典范和开示门径，由此可见，在江顺诒看来，“标妙境”当是指启发词境和树立典范，亦指浙派的审美理想。又考江顺诒《续词品》十九则，主要描述了作词的过程及填词技巧以及注意事项，可视为一简易的“作词指南”。因此，我们可以大胆推断，“写苦心”当是指开示门径与操作方法。

考“词品”诸论，发现“词品”诸论重点在于阐述词的意境风格及填词笔法，而“标妙境”者居多，“写苦心”者较少，这是有原因的。因为要为浙派“标妙境”，实则是将浙派词学的审美理想“清空醇雅”落到实处，而“清空醇雅”其实是一种审美感受，难以具体理会。如果词人没有很高的词学修养及文学水准的话，对于这一审美理想往往是理论上认可，而实际填词时却无法实现。因此，嘉道以来的浙派词人发现这一问题，故以“词品”的方式阐释“清空醇雅”这一“词境”，以帮助词人理解浙派词学的审美理想，推动浙派词学的进一步发展。仔细揣摩诸家“词品”理论，其实质是对“清空醇雅”的进一步阐发及形象化表述。在后期浙派的词学建设中，围绕着“清空醇雅”进行重新解读是其词学的一大特色，而“词品”理论则充分代表了这一解读的成果。如杨夔生“轻逸”“微婉”“闲雅”“高寒”“澄澹”“疏俊”“孤瘦”等品目，姚燮“疏秀”“俊逸”“绵远”等品目，孙麟趾的“清”“轻”“雅”“婉”“淡”“空”“超”等条目，与浙派词学“清空醇雅”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这样，经过郭、杨、江、徐等人的共同努力，清代后期的浙派词学就不仅在对“清空醇雅”的理解上，而且在具体的操作上，都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因而也就推动了浙西词派的继续发展。从诸家“词品”来看，它们皆是对“清空醇雅”的认同和强调、具体与细化，其内涵也远较“清空醇雅”丰富细致。这是后期浙派词人在词学方面的重大贡献。它们的出现，使得浙派词学的理论不再仅是一个笼统的单调的概念，而变得色彩缤纷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词品”的理论并非仅停留在纸面上，后期浙派词人还将它们付诸实践。如姚燮在清道光十三年《疏影楼词自序》云：“词，小道也。然均不骚雅则俚，旨不微婉则直。过炼者气伤于辞，过疏者神浮于意。而叫嚣积习淫曼为工者，尤弗取。”[10]这里涉及几个术语：“骚雅”自不用解释；“微婉”见杨夔生“词品”；“炼”即精炼，亦由杨夔生提出；“疏”即有疏俊、疏秀，分见杨夔生、姚燮“词品”。又清咸丰七年张守恩《萍绿词跋》评丁至和词：“萍翁之词清微俊逸，婉而多风，其在白石玉田间乎。”[11]刘禧延《紫藤花馆诗余跋》评刘观藻词：“清丽婉约，出入南宋诸老间，其豪逸隽拔者亦殊。”[12]所评各语均可在“词品”中找到相对应的条目。显然，“词品”理论对“清空醇雅”的重新解构获得了成功。

考诸家“词品”理论，无不浸透了浙派词人对浙派词学的审美理想——“清空醇雅”的思考，而且进一步发展了浙派的词学理论，且多有创见。从某种意义上说，郭麐等人是依据“词品”对“清空醇雅”进行具体阐发，加以补缺并进行深化，揭示作词门径，以引导后学，这也为浙派的词学理论带来新的观点、新的气象，这是文学发展的必然。因为后人在对前人的理论进行推衍时，往往会夹以己见或提出新见，即使是特别讲究“疏不破注”的经学家，也不会仅是亦步亦趋，他们还是要有所发展。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

四、自得之要与要之于正

“词品”理论对于浙派词的发展到底有何影响呢？要回答此问题，须探讨“词品”理论所产生的词坛背景。换言之，当我们把“词品”理论与浙西词派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时，很多不易理解的事情也许会得以解答。

“词品”理论是浙西词派发展到清嘉道时期的一个独特现象，亦是在词界对浙派词风的反省和批评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浙西词派发展到清嘉道时期，自身出现了弊端。如《宋四家词筏序》：

近世之为词者，莫不低首姜、张，以温、韦为缁撮，巾帼秦、贺，筝琶柳、周，伧楚苏、辛，一若文人学士之清雅闲放之制作，唯南宋为正宗。南宋诸公，又唯姜、张为山斗。呜呼，何其陋也。词本近矣，又域于其至近者，可乎？宜其千躯同面，千面同声，若鸡之喌喌，雀之足足，一耳无余也。[13]

这说明，浙派发展到嘉道时期，已经出现了习套，遂有“千躯同面，千面同声”之讥。对于这一点，浙派词人郭麐也深有体会。如郭麐《梦绿庵词序》云：“白石、玉田之旨，竹垞开之，樊榭浚而深之。故浙之为词者，有薄而无浮，有浅而无亵，有意不逮而无涂泽叫嚣之习。”[14]又《无声诗馆词序》云：“姜、张祖骚人之遗，尽洗秾艳，而清空婉约之旨深。自是以后，虽有作者，欲离去别见，其道无由。然写其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之所近，千曲万折，以赴声律，则体虽异，而其所以为词者无不同也。”[14]可见，浙派的弊端主要是词意浅薄和自成习套。

对于浙派词的弊端，以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提出“意内言外”“比兴寄托”予以解决，力图取代浙派的词坛地位。而以郭麐为代表的词人却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这一方式在郭麐的《梅边笛谱序》中有充分说明：

自竹垞诸人标举清华，别裁浮艳，于是学者莫不知祧《草堂》而宗雅词矣。樊榭从而祖述之，以清空微婉之旨，为幼眇绵邈之音，其体釐然，一归于正。乃后之学者徒仿佛其音节，刻画其规橅，浮游惝怳，貌若玄远，试为切而按之，性灵不存，寄托无有。若猿吟于峡，蝉嘒于柳，凄楚抑扬，疑若可听，问其何语，卒不能明。好异自喜之士，又欲起而矫之，以北宋为解，而集矢于白石、玉田，以是相胜则可矣。识曲听真之谓何。善乎竹垞之言曰：“盖有诗所不能言者，委曲倚之于声。”所谓委曲者，言其所不能言也。而世愿以口吟舌言、若梦若呓者当之，反是，则滑稽调笑，不亦病乎……盖有救其弊者，而所为弊者生焉，其弊屡出而不已，其救亦屡变而不穷，在学者之自得之。要之，于正不可易也。若然，则浙西之倚声其务衰矣乎。[14]

由此可知，郭麐对于浙派词的弊端很是痛恨，但他反对常州词人推尊北宋，提倡“比兴寄托”“意内言外”的治弊方式，并将常派词人斥为“好异自喜之士”。他认为浙派词的弊端来自于“后之学者之失”，“后之学者徒仿佛其音节，刻画其规橅，浮游惝怳，貌若元远”，故救浙派词之弊的关键“在学者之自得之要之于正”。由此，郭麐才提出了“词品”理论，目的是要让浙派的后之学者能“自得之要”“要之于正”。因此，以郭麐为代表的诸家“词品”理论实是为救弊而生，以为后之学者能在填词实践中真正贯彻浙派词学的审美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诸家“词品”突破了“清空醇雅”的藩篱，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如郭麐的“雄放、奇丽、秾艳”三品即为新发明、新见解。又如杨夔生的“凄紧”“精炼”“灵活”等品目，姚燮的“柔腻”“明润”“绮而不靡”“典而不滞”等品目，孙麟趾的“灵”“脆”“转”“留”“托”“皱”“浑”等条目，皆是对浙派词论的新创。

因此，诸家“词品”是清嘉道以来的浙派词人重要的词学建树。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有两点：一是，“词品”理论是建立在对前人词作词风（主要是宋人）的概括与辨析的基础上，由浙派词人归纳演绎而得来的。如孙麟趾“转”中即依次列举了姜夔、王沂孙、张炎的词句，“浑”中亦依次列举了欧阳修、温庭筠、李白的词句，这就证明了“转”和“浑”都是孙麟趾在对唐宋词进行分析概括后提炼出的理论。由此类推，诸家“词品”则应该都是以这样的方式产生发展而来；二是，诸家“词品”皆主张“独抒性灵”的理论，赋予词以陶写性灵的功能。如郭麐提倡“抒写性灵”，并在立“感慨”一品，强调“人生一世，能无感焉”，其实质就是要求写胸中所欲言、心中所欲出。然而，在“词品”理论中，郭麐仅指出了“抒写性灵”的必要性，对如何实现“抒写性灵”的问题却未能解答。回答这一问题的是姚燮。姚燮在《次柳词序》中特立“登临”“游宴”“投赠感怀”三品，以近乎举例的方式阐述“抒写性灵”的具体表现。从诸家“词品”中所论可以知道，“抒写性灵”的核心要义就在于主“真”、主“情”。有趣的是，这一点也直接影响了常派词人。如况周颐的弟子赵尊岳传统上被视为常派词人。他在《填词丛话》卷一中指出：“读词之法，首窥作者之性情襟抱，盖词本以抒写性灵。”[15]这自然是常派词人向浙派词人借鉴理论的一个证明。同时，也说明了诸家“词品”所主张的“抒写性灵”的理论对清代词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此外，诸家“词品”还强调对词学独创性的追求。中国的文学理论非常重视继承和师法，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了对独创性的追求。事实上，独创性一直是中国文学史的基本特征之一。任何一个有出息的文人在面对前人遗产时，总要寻求个人的突破，建立属于自我的独特的表达。这样，在“词品”理论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主张独创性的内容。如杨夔生《续词品》有“独造”一则；又孙麟趾《词迳》讲求“新”，这与《词迳》的另一则材料可相互配合：

用意须出人意外，出句如在人口头，便是佳作。[1]

这显示了后期浙派词人对词学独创性的向往与追求。这也是他们面对朱彝尊、厉鹗等留下的丰厚遗产时必须采取的态度，否则就会使浙派词发展到后期失去生气和活力。在追求独创性的同时，后期浙派词家也不放弃对前人的学习和借鉴。如孙麟趾《词迳》云：“作词能摄取古人神韵必传矣。”[1]当然，这种学习是取其神而遗其貌，继承的是精髓神韵，而不是死板的教条。诸家“词品”理论都浸透着这样的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种救弊思想的指导下，清末民初的浙派词人徐琪在《闻妙香室词钞序》中提出学词之道“四字诀”，“曰静、曰隽、曰正、曰韵”[16]，并对“四字诀”进行了阐发，这实际上也属于“词品”理论的范畴。兹录之如下：

余自少喜为词，而不立宗派。或问余学词之道安在，余答以四字诀，曰静、曰隽、曰正、曰韵。何谓静？自然超逸，一尘不惊，脱尽叫嚣之气是也。何谓隽？不拾牙慧，造语必新，能出人之意表也。何谓正？华而不缛，艳而不靡，诗人之赋丽以则也。何谓韵？词藻多则乏流丽之致，铺叙甚，则蹈质直之嫌。惟以韵胜，则清真见其不竭，华者见其生腴。犹花月之有真光，琴瑟之有沨声，不以迹象拘也。明乎此，始可与言词。……独白石超乎畦町之外，自树一帜，其长处亦不出此四字范围，而惟韵独胜。碧山、玉田皆足相抗，至以韵言，尚须让白石出一头地……其雅淡处，忘乎案牍之劳形，则静矣。其新颖处，非复支离之老态，则隽矣。其香艳处，神不外驰，语无轻亵，则正矣。至于山川风物，月霭莺花，各有含毫邈然，一往情深之概，则韵独绝矣。[16]

徐琪以“静、隽、正、韵”作为学词之道，亦以其作为所要达到的词境标准。细品徐琪对“静、隽、正、韵”的解说，明显是对“清空醇雅”的具体阐发。徐琪的论述体现了清末民初浙派词人对“清空醇雅”理论的发展和创造。徐琪的创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强调“韵”，要求“不以迹象拘”“含毫邈然，一往情深之概”，实为强调韵味；二是，体现出融通意识，他认为“世之人仅以秦柳、苏辛为二宗，不知秦柳之胜处何尝不入苏辛，苏辛之妙处何尝不得秦柳之神，是在人之善体会耳”[16]，言外之意是，浙派之胜处何尝不入常派，常派之妙处何尝不得浙派之神，要在人之善于体会。徐琪的观点表明，晚清浙派“词品”理论自此达到一个顶峰。

五、总结

后期浙派词家提出“词品”理论，是对浙西词派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对于后期浙派词家来说，“词品”理论的作用不外有二：一是，救浙派词之弊；二是，推动浙派词学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为达到这样的目标，他们对浙派词学的核心理论——“清空醇雅”进行推衍与改造，从而使“词品”理论在本质上成为“清空醇雅”的另外一个版本，只是更详细具体、更复杂细腻，因而也就更容易理解，更具有可操作性。就“清空醇雅”而言，“词品”理论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其表现有三：一是，通过对“清空醇雅”的具体阐发，以形象化的语言和思维来树立典范，启发词人理解浙派的词风词境；二是，对词学进行了新的探索，如提出了“厚”“新”“独造”等新的词论；三是，“词品”理论并不排斥常派词人的理论，但它也与常派理论没有必然的联系。二者的重合往往是两派词人各自探索而取得的相同结果。当然，“词品”各类文本，出之众手，体例不一，其中必有相似或相近的说法，但对词人而言，这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创作追求。因为每个词人都可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不同的“词品”作为美学规范，这恰恰体现出浙派词的多元化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