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 桐

（赤峰学院 历史文化学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一、辽代民族构成

（一）契丹族

契丹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7 世纪初。他们主要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东北地区和蒙古高原，曾是鲜卑族的一支，后来在内外压力下逐渐迁徙，形成了独立的契丹族群体。“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1]据文献记载，松漠位于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流域一带，与库莫奚即奚族相邻。契丹族一直以渔猎和畜牧业为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随着势力的不断扩大，契丹族终在10 世纪初建立政权。阿保机在建立政权后，考虑到政权的稳固性，制定了“因俗而治”“因区域而治”的政策，根据各民族的特点及其在发展过程中与辽亲疏关系的不同，实行直接控制、半羁縻半直接控制及纯粹羁縻、封贡等形式的统治[2]。

在文化方面，契丹族与汉族长期接触，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在建立政权后，契丹族统治者逐渐吸收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文化成果，进而出现了契丹族文化的汉化趋势。

（二）汉族

辽统治时期，汉族是其统辖区域的主要民族之一。辽朝统治者专门设立管理汉族事务的机构，旨在吸纳汉族人才，从而促使汉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发挥作用。《辽史》对幽州使者韩廷徽有这样的记载：“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3]《契丹国志》亦云：“太祖之兴，延徽有力焉。”[4]在文化方面，汉族与契丹族之间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如契丹族吸收了部分汉族的文化元素，包括文字和礼仪等，形成了多元文化格局。

（三）渤海族

渤海族是辽朝统治下的一个重要民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渤海国，渤海国有“海东盛国”之称，后被纳入辽朝版图。由于渤海族抗辽意识强，多发叛乱，为稳定朝局，辽统治者对渤海移民“给以田畴，损其赋入，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5]，即分配给渤海移民土地，减轻赋税徭役，在贸易往来中无须交付税赋等。

（四）奚族

奚族又称库莫奚，最早见于《魏书·库莫奚传》，“库莫奚国之先，东部宇文之别种也”[6]，其与契丹族“异种同类”，属宇文鲜卑的一支，曾被慕容盛讨伐。因奚族与契丹族同属宇文鲜卑，辽朝统治者利用奚族王室加强对奚族的管理。辽朝初年设“五部奚”，因奚王部队是南守燕云，东制渤海，西镇西夏的重要军事力量，故此举能有效防止奚族叛乱[7]。

二、辽代各民族文化交流

（一）宗教信仰

契丹族信仰的宗教主要为萨满教，即崇拜自然现象，如日月、天地等，表现出典型的自然崇拜特征。然而，随着汉文化的传播和渗透，其宗教信仰逐渐发生了转变，特别是佛教深深扎根于辽朝社会，逐渐演变成为辽朝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辽朝统治者信奉佛教。太宗即位三年后，“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8]；太宗在得知皇太后身体不适后，曾向所建寺庙进行说明，为太后祈福，并为五万僧人施粥，以保其平安，“闻皇太后不豫，上驰入侍，汤药必亲尝。仍告太祖庙，幸菩萨堂，饭僧五万人”[9]；圣宗因战时染血太多，夜不能寐，于是“诏上京开龙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10]，以求心安。由此可见，部分辽代统治者十分推崇佛教，使佛教的地位逐步攀升。

契丹族在崇尚佛教的同时，对道教也推崇备至。齐王耶律隆裕“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东西两廊，中建正殿，接连数百间。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11]。由此可见，辽朝上层人士对道教所修内容颇具见解。此外，在宣化下巴里辽墓中发现彩绘形象图，图中有二十八星宿和黄道十二宫的形象要素。在北票季杖子辽墓壁画中发现身着圆领(领为皮毛,分黑、白二色)窄袖长袍,其上满饰“太极图”花纹[12]。

（二）文学艺术

在辽代，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在文学艺术领域表现尤为显著，反映了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共生。

1.音乐舞蹈

辽代乐舞主要分为宫廷乐舞和民间乐舞两种形式，宫廷乐舞中的大乐和雅乐便是由中原传入。大乐，又被称为燕乐，继承于隋唐的燕乐，多用于宫廷宴请活动或用于庆寿活动，大乐在带有庄重性质的同时又带有一部分娱乐性质[13]。雅乐，是一种仿照中原传统的雅乐体系，具有浓厚的娱乐性质。此外，一些民间舞蹈在具有契丹人豪迈、奔放的风格之上，还融入了一些来自中原的舞蹈元素。如契丹人将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服饰和剑元素融入中原传统舞蹈剑舞中，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舞蹈风格。

2.诗词歌赋

辽代诗歌在当时民族文化融合的背景下，极强地显示出契丹人独特的审美品格和历史价值，应受到更多人的重视和关注[14]。现如今，“在收集较全备的《全辽文》里，较完整的辽人诗歌作品也不过二十余首。但就是在这些有限的作品里，透露出了一种有别于唐宋文学的刚健质朴的文风，为文学思想的发展注入了一些新的活力和因素”[15]。

辽代早期著名诗人耶律倍在其《海上诗》中写道：“小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诗中“小山”指自己，而“大山”指的是耶律德光。该诗既将汉文与契丹文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又具备更深层次的寓意。苏颂诗云：“服章几类南冠系，星土难分列宿缠。安得华风变殊俗，免教辛有叹伊川。”[16]辽代诗人寺公大师所作《醉义歌》是辽代传流至今的唯一一首长诗，堪称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相互融合的珍贵结晶[17]。辽道宗在诗词上颇有天赋，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题李俨黄菊赋》，李俨作《黄菊赋》献道宗，道宗题：“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由此可见，此时辽人的诗词结构工整，用词优美，与汉人所作相差无几。

（三）语言文字

辽代各民族长期杂居，语言文字也相互交融。契丹文字创制于政权建立初期，主要分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18]。很明显，契丹文字的创制受到汉字的影响。同时契丹文字对汉字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居住在辽地的汉族人语言中已杂混了不少契丹语词汇，如“夫人”之义的“乙林兔”，“行在所”之义的“捺钵”，“郎君”之义的“沙里”等等[19]。

总体而言，辽代各民族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交流与融合展现了多元文化的丰富性。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不仅呈现了各民族文化的独特之处，更在多元文化的相互渗透中形成了独特的辽代文学艺术风貌。

（四）生活习俗

1.节日活动

辽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多民族共存的时期，各民族文化在这一时期有了一定程度的融合，其中节日活动就是能体现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方面。契丹族不仅吸收了其他民族的一些传统节庆，同时也将自身独特的庆祝方式融入其他民族的节日活动中。这种双向的交流使得各民族的节日文化更为丰富多彩。

辽代端午的饮食文化颇具特色。在端午节当天宴会中，会食用渤海厨子所作艾糕，“端午之日，国主及臣僚饮宴，渤海厨子进艾糕，各点大黄汤下”[20]。登高是重阳节的重要习俗，辽朝也有登高的习俗，“庚辰，重九，骆驼山登高，赐群臣菊花酒”[21]。辽朝重阳节的饮食习俗也融入了汉族元素，“九月重九日，兔肝为臡，鹿舌为酱，又研茱萸酒，洒门户，以禬禳”。重阳节，食用兔肝与鹿舌体现了独具特色的草原民族风格，而制作茱萸酒，并将其洒向家门，祈求平安，则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辽代所用茱萸酒可能与宗教祭祀活动存在关联。由此看来，契丹人在接受汉文化节日元素时，并没有完全地照搬照抄，而是结合契丹族自身的风俗习惯，将汉族节日风俗“契丹化”。需要说明的是，契丹族在吸收汉族节日元素时，也是有选择性、有针对性的，所选择的汉族节日元素大都与维护自身政权的稳固性息息相关，具有较强的目的性。

2.婚丧嫁娶

受到长期征战、民族大迁徙影响，大量汉人、渤海人等其他民族来到辽境内，开启了长期的杂居共处。各民族间的通婚得到了朝廷的允许，“诏契丹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22]，契丹族原有的婚嫁习俗发生了变化。

辽代贵族与汉族、渤海族、奚族相互通婚。“耶律倍夫人高美人、夏氏为汉人，大氏为渤海人；世宗甄妃为汉人。”[23]此外，普通平民阶层间也有通婚的现象，“垂杨寄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24]。由此可见，上到契丹统治者阶层，下到各民族普通百姓，辽代社会中各民族通婚现象已十分普遍。

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出土情况看，辽代丧葬习俗也逐渐汉化。牡丹，在汉文化中具有深厚的意义，被视为花中之王，通常象征着富贵、繁荣之意。在巴林右旗罕大坝回鹘过信使辽墓中，发现了以牡丹、翠竹和湖石为主体绘画的精美壁画[25]。

辽代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是多元、开放、互动。这种文化融合不仅为各族人民提供了相互学习的机会，也为社会的多元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辽朝统治阶层在吸收外来民族文化时，既没有照搬照抄、全盘吸收，又没有全盘否定，而是结合自身特点，在学习与比较中博众之所长，总结经验，有针对性地选择吸纳。

三、结语

费孝通先生曾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提出，“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又个性的多元统一体。”[26]

辽朝，是由契丹族建立的多民族政权，经历了各民族长时间的杂居共处，经过了不断的接触与磨合。契丹族作为辽朝的统治阶层，在政策上实行“因俗而治”，在保留自身民族特色的同时，不断接触，学习，使辽朝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局面。辽朝作为民族融合的关键时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