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灿飞 齐放 盛涵天

一、引言

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等转型力量使金融资本与政策重塑着中国区域产业发展进程（潘峰华等，2019）。在后疫情时期，国家间技术封锁、产业“卡脖子”风险愈发严重，如何利用社会资本与政府专项资金为中国区域开辟新发展路径、补齐产业链短板已成为政策和学科研究的焦点。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以风险资本（风险投资）为代表的市场力量与以政府引导基金为代表的政府力量最引人关注。风险资本（venture capital）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主要是指向初创新兴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以及全流程服务的市场化金融中介机构（段了了等，2021），通过筛选、投资有潜力的企业，最终通过股权增值或企业上市取得投资回报。而中国政府引导基金从2000年左右开始发展，通过吸收政府部门与地方产业投资公司注资，引导社会资金流向产业发展的关键领域（吴超鹏等，2023）。政府引导基金具有非营利性，其通常会与风险资本相结合，甄别企业项目质量，并放大战略新兴产业的资金杠杆（丛菲菲等，2019）。

现有研究多从微观层面探讨风险资本与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创新能力、企业规模、企业市值、企业管理等方面的影响（Chemmanur，et al.，2011）。在区域层面，经济地理学研究通常始于描述风险投资与政府引导基金的空间分布（杜德林等，2022），并从多维邻近性、投资网络演化等视角刻画其区位选择（林晓等，2019）与空间动态过程（方嘉雯等，2017）。在此基础上，部分研究关注了风险投资与政府引导基金对城市创新、区域招商引资（马翔等，2019）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