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晓天

马剑龙先生写了一篇关于宁夏“花儿”曲令的文字，要我看看并提出意见。说实话，我对宁夏“花儿”知之甚少，恐难免谬误，但架不住老朋友的诚恳，只好谬谈。马剑龙先生的文字不长，却涉及了一个新的课题，而且颇有见解，我愿意沿着他的思路谈点浅见，以求教于大家。

“花儿”文化的根子在农业文化，普罗大众是它的忠实粉丝，尤其是广大农村和众多的农人，是这种文化不离不弃的耕耘者和传播者。在长期的农耕中，创造了集歌词、曲令和研究三位一体的整体性民歌，千百年来，沿着古丝绸之路流播在大西北，流传在亚洲中部地区，至今一“花”独放，绚丽夺目。青海、甘肃的河湟地区是河湟“花儿”的诞生地和流传地。应该看到，河湟“花儿”在西北三大流派“花儿”中，是历史悠久、传播广泛、曲令众多、歌词深邃，影响力最大的一个流派。河湟“花儿”在流传到宁夏后，凭借着当地的地域和民族优势，逐渐形成了具有宁夏特色的六盘山“花儿”，闪耀着独特的光芒。

马剑龙先生看到，“宁夏以外广大‘花儿’色彩区的‘花儿’都是有‘令’的，独宁夏‘花儿’无‘令’，算得上是独树一帜了。假如宁夏‘花儿’（包括山‘花儿’和河湟‘花儿’）也用上了‘令’，则天下一统！从‘令’在‘花儿’中的积极作用看，宁夏‘花儿’无‘令’只能是历史事实和传统，算不上特点和优势。一分为二地说，宁夏山‘花儿’无‘令’是成立的，它是宁夏原生的具有某种‘花儿’特征的区域性山歌，没有谁对它做过‘令’的规定。而宁夏河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