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不凡 孟 静

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当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已经引发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极大改变,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成为显学,而数字技能也是该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交往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数字技术渗透到工作环境之中,人们对数字技能的诉求越来越迫切。2021年3月,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的《2030数字指南针:欧洲数字十年之路》强调数字技能的普及、提升以及形成高水平的数字技能人才队伍对欧洲未来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然而,2021年12月16日美国兰德公司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全球数字技能鸿沟:当前趋势及未来方向》指出数字化和新兴技术的应用加大了当代社会对数字技能的需求,但数字技能供应不足,从宏观层面看,全球的数字技能鸿沟在不断扩大[1]。尤其是,近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大部分工作被迫转移到线上,不仅放大了数字技能鸿沟的负面影响,也深化了先前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关于数字技能鸿沟的分析与批判成为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

一、数字技能鸿沟的表现形式

在关于数字鸿沟的研究中,数字技能鸿沟被视为“第二道数字鸿沟”。数字技能鸿沟是指人们在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方面存在差距或不足,也称为“数字使用鸿沟”;第一道数字鸿沟是指由于数字基础设施如计算机、互联网等接入层面的差距而产生的“数字接入鸿沟”;第三道鸿沟是指新媒体技术接入和使用上的差距所导致的“数字产出鸿沟”[2]。相较于第一道数字鸿沟,第二道数字鸿沟的应对难度更大,后者不能通过简单的物理式填平解决,而是要提升人们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帮助不同群体获取、处理、创造和分享数字资源。智能设备的广泛应用允许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更多的人,人们在互联网上就可以进行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数字化对人们的认知技能提出了更加多样、更加复杂的要求,并使得人由于自身与数字技术的“亲疏关系”而在数字技能方面拉开差距。数字技能鸿沟有以下三类表现形式。

第一,认知鸿沟。也就是数字技能主体在关于数字内容的认知上呈现出层次性差距。荷兰传播学学者范迪克和范德森(van Dijk &van Deursen)区分了四种与内容相关的数字技能:信息技能(能够在数字媒体中搜索、选择和评估信息)、沟通技能(能够在互联网上交流)、内容创建技能(能够生成内容)和战略技能(能够使用数字媒介作为实现特定个人或职业目标的手段)[3]。内容上的差异决定了数字技能的习得和实施需要付出不同程度的认知成本,往往创造性的数字技能对认知成本的要求更高。世界银行集团发布的《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革》中提到,三类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这三类技能是:高级认知技能(比如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社会行为技能(比如团队工作能力)以及能够预测适应能力的技能组合(比如推理能力、自我效能)[4]3。人们的工作出现了岗位极化的特征。高阶的、复杂的数字技能拥有者可以从事创造性的数字应用场景工作,如游戏设计、图像处理、数据开发等,低阶的、简单的数字技能拥有者一般从事重复性的数字标注或数字导航工作,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数字客服等。在数字化工作领域,高阶认知技能的溢价不断提高,低阶认知技能表现出了愈加明显的可替代性。由于主体认知水平的局限,低阶的数字技能很难向高阶的数字技能跃迁。这种由内容层次化而造成的数字技能鸿沟掩盖了数字化工作本身包含的差异性,导向一种“高端—低端”之间彼此不可沟通的分离趋势。

第二,参与鸿沟。也就是数字技能主体在获取和使用各种数字技术方面表现出来的社会地位的差距。这种差距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的兴起,低技能岗位的从业门槛越来越低,越来越多的人依托数字平台成为“零工”,其规模和影响力日益壮大,加剧了劳动力市场“正式—非正式”的分离。据统计,非正规就业现象在新兴经济体中广泛存在,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非正规就业比例甚至高达90%。平均而言,新兴经济体中三分之二的工人是非正式工人。[4]24另一方面,拥有高阶的、丰富的数字技能的主体能够更好地使用数字技术资源,并通过这些资源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相反,拥有低阶的、较少的数字技能的主体与数字资源潜在的有益用途之间的关系相对较弱,他们能够获得的积极回报较少。那些已经处于更优越地位的数字技能主体比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数字技能主体更能从他们花在数字技术平台上的时间中获益。因为除了在技术设备的质量、数字体验和特定话题的兴趣等方面的不同之外,地位低的和地位高的用户在网络上和实践中参与的形式也不同。[5]例如,地位高的人更善于运用数字技术来从事有助于他们职业发展、获取信息、加强资本的活动,而地位低的人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娱乐、线上聊天或消费等方面。数字技能鸿沟会产生马太效应,人们在数字化生活中由于参与方式的差异而不断分化。

第三,性别鸿沟。也就是在性别方面,无论是规模还是精通程度,女性与男性相比都存在差距。联合国宽带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在2017年《教育工作小组:生活与工作中的数字技能》报告中指出,性别仍然是信息通讯技术接入和使用方面的主要区别因素;在全球范围内,性别差距严重;女性因缺乏技能而无法顺利使用互联网的可能性是男性的1.6倍;女孩和妇女接受更高水平和更高地位的数字技能教育的进展受限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持续存在的趋势和关切[6]。乔尔·库珀(Joel Cooper)指出,这类数字鸿沟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计算机焦虑问题,其根源在于男孩和女孩的社会化模式,并且与电脑只是男孩玩具的刻板印象相互影响[7]。这种数字技能的性别差距加剧了性别的不平等,进一步也反映了结构性的社会不平等。

从认知、参与和性别这三个维度来看,数字技能鸿沟与数字技能主体本身的认知水平、主体所处社会的技能结构和运行模式密切相关。数字技能鸿沟的表现形式具有复杂性,它成为当前数字化生活直面的一个重要挑战。

二、数字技能鸿沟的形成及其资本逻辑批判

数字技能与人自身的认知活动相关,离不开人的身体。就技能而言,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一般认为技能是一种身体嵌入环境的灵活应对,是运动意向性所支配的自觉行为。技能的属性决定了数字技能具有现实性,它并非完全是“非物质”的。它是一种意向性行为或认知倾向,一方面要以人的身体为前提条件,另一方面要求身体与数字技术形成相关性。一定意义上讲,数字技能鸿沟反映的是不同的人群在身体与技术之间的介入关系上出现了断裂。

(一) 数字技能鸿沟形成的原因

作为人类劳动现实载体的身体与作为劳动手段的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具有特殊的逻辑。数字技术的运用是经验性的,但这种运用在不同群体上反映出来的技能鸿沟是社会性的,它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从显性层面讲,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导致人的技能更新速度与社会需求的匹配不平衡。

显性的技能供需矛盾成为引发数字技能鸿沟的社会性诱因,反映了社会总体技能的结构性失衡。马克思在谈论资本的生产过程时,曾经讨论过与制造相关的技能供需矛盾:“仅仅在六十年以前……在制造机器零件时,在准确性和精确性方面,我们是完全依靠工人手的灵巧和眼力的准确。随着瓦特、阿克莱、克伦普顿、布吕内尔、迪多和加卡在机械生产过程方面所带来的改良,突然产生对特殊精确机器的需求,那时,已有的熟练工人数无论在数量方面或是在他们的技能水平方面都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8]485马克思对车床、鼓风机、磨粉机等技术性机器的使用作了详细的考察,在马克思那里,以前的手工劳动技能之所以无法满足时代需要,是由于机器比人做得更好。机器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变化。马克思指出:“‘机械发明’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8]501“生活方式上的改变”意味着工人的生活方式会有两种差异化表现:一种是适应机器生产而习得机器制造所需的技能,工人尚且能够获得工作,并维持生活;另一种是跟不上时代或不适应机器生产而陷入技能“贫困”,工人面临着失业,跟不上时代。

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明显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把数字时代的生存叫做“数字化生存”,数字技能逐渐成为人们生存的基本能力。然而,数字技能鸿沟依然在扩大,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兴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更新进入加速阶段,使得一部分人较快地获得新的数字技能,另一部分人则由于代际原因或受教育程度较低而存在“认知升级”的障碍。德国社会学家罗萨(Hartmut Rosa)指出,加速完全是通过将过去的物质过程直接虚拟化和数字化而实现的,因而在某些领域实际上可以实现达到光速的加速,加速也可以通过将数字化的信息传输途径镶嵌到“模拟”过程中,也就是同样也处在进一步的加速压力下的物质的操作和工序环节来实现[9]。在罗萨看来,科技加速维度中更为主要和更为直接的驱动因素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时间经济的竞争逻辑,人类技能只有不断适应数字化信息传输的节奏才有可能满足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要求。

在这种科技加速的视域下,拥有更加高阶的数字技能意味着可以从新的数字化生产方式中获益更多。由于运行更为高效的数字系统对数字劳动技能的要求也更高,而技能主体至少从长期来看是需要不断进行“升级”的,因此进一步刺激了培养数字技能人才和优化数字系统的速度,这就形成了技术上的“加速循环”。丹·希勒(Dan Schiller)在关于教育的数字资本主义转变的分析中指出,计算机化过程特别强调职业培训的重要性……随着软件包的不断出现,软件的不断升级,(科技)公司不仅要组织培训,还要进行再培训……这种培训可以让某些大公司“省掉寻找新雇员”这一环节。这不仅是对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一种反应,更是对掌握公司所需技能与能力的劳动力供应情况变化无常的一种反应。[10]由此,高阶数字技能人才可以保持一种持续的成长性,并增强在技术产品和技术设计等方面的灵活性,此外科技公司也逐步形成了对数字技能人才的变相“控制”。另一方面,那些无法得到进一步技能培训的人将面临淘汰的风险,尤其是在特定领域中还存在性别歧视现象,关于女性“动手能力差”“逻辑思维差”“抗压能力弱”等刻板印象对女性接受数字技能的培训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进一步讲,数字化生产方式在技术上的“加速循环”加剧了数字技能的鸿沟效应。

第二,从隐性层面讲,数字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导致数字技能差距不断扩大,成为催生数字技能鸿沟的隐形驱动力。

在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的结合将人类生产生活的表象数字化,使得资本增殖和劳动剥削更加隐蔽。而数字技能作为数字劳动的必要内容也成为数字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指出,“特殊的劳动技能也保障着劳动工具的占有”[11]149,“工人把工具当作器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取决于工人的技艺”[11]185。只有那些能够创造出新的数字资源的人才可能拥有和掌握先进的数字技术工具,也才可能有好的职业发展。而从事简单数字劳动的那些人不仅无法占有先进的技术工具,而且还面临着被迫去技能化的风险。数字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大量游离于正式就业之外的剩余人口,就业呈现出低端化和不稳定化趋势,这无疑加深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劳资矛盾进一步加剧。[12]2018年美国艾迪森研究(Edison Research)的一项报告《美国人与零工经济》表明,近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在靠零工经济谋生,且这些人要比非零工工人更容易产生焦虑感和财务危机感[13]。大量低层次数字零工的出现正是数字技术的资本运作的结果。

资本家拥有数据、数字设备等数字生产资料,支配着数字劳动过程,而数字劳工为了能够出卖自己的数字劳动力,会尽可能多地习得最新的、适合市场需求的数字技能。在马克思看来,“技能(被)列入了资本家的财产清单,资本家只把工人的存在看作他的可变资本的存在方式”[14]。拥有高层次数字技能的人将更容易受到资本家的欢迎,他们会得到更多学习和培训升级的机会,而只有低层次数字技能的人由于培养成本较高而在竞争中处于弱势;男性劳动者由于生理上的考量会在数字化工作中更加具有“相对优势”,而在“男性文化”的影响下很多女性难以在数字技术领域得到好的发展。在整个生产关系链条中,拥有数字技能的数字劳工在资本逻辑的框架下是被区别对待的。马克思在分析工场手工业中的技能等级时指出:“工作是按照技能和力气的等级来分配的,这要看使用劳动工具需要什么样的技能和力气,以及这里需要什么样的(较易达到或较难达到的)熟练程度。”[8]523近代机器化大生产通过去技能化一定程度上掩饰了工人工业制造技能的等级划分,在今天数字化的再生产中,对创造新数字资源的诉求使得工作依然内在地按照技能等级来分配。此时,数字技能差距的扩大也正是划分技能等级的具体表现。

然而,在马克思那里,劳动技能等级的标准不在于技能本身是什么,而在于这种劳动技能是否被纳入资本逻辑的框架中,在于它能够创造出多少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无论是绝对剩余劳动,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并非来源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能力,而是来源于机器使用的劳动能力。”[8]371进一步讲,数字资本的增殖,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力。数字技能反映数字劳动能力,它的等级划分依据是对数字资本增殖的贡献,随数字技能的加速分化产生了数字技能鸿沟。

(二) 数字技能鸿沟的资本逻辑批判

第一,数字技能鸿沟表面上是人在数字技术使用层面的能力分化,实际上是数字技术与资本共谋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割裂。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卷中指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5]在数字时代,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它只是被数字技术的应用所掩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转化为一定的数据关系,这个转化过程中渗透着数字技能主体的优胜劣汰。数字技能融入到数字机器和系统中并正常实施,从而进一步把数据和现实的物质性的生产要素联系起来,推动生产的优化。很多情况下,数据关系的维持一定程度上被算法控制,算法的设计和优化过程也依赖复杂数字技能的实施,但正是以逐利为中心的资本逻辑内在地推动了数字技术和数字技能的持续更新。

资本家之所以更加青睐高阶的复杂数字技能的拥有者,是因为他们能够处理知识含量高、经济回报大的任务,资本家愿意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更优厚的福利和薪资待遇等,也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对他们开展培训;同时,低阶的简单数字技能的拥有者虽然并不会遭到资本家的排斥,也可能会获得少量的技能培训,但他们面临随时被替换的风险。资本家并不关心他们的生活状态,为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资本家通过资本运作不断推动技术更新,选择效益产出更高的技术应用平台,很多时候以一种“自由”选择的、“自由”匹配的方式让劳动者“自由”开展工作。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框架和规范下,资本家支配工人的生产关系并没有改变,劳动者要想获得更多的回报,就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体力。例如在某些特定外卖平台规则管理下,快递员必须跟时间赛跑,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商品送达,每日完成订单数多的还可以得到奖励。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阶层分化,除了资本家之外,数字劳动者因为数字技能的分化而形成了不同的劳动者群体,他们的生活状态迥异,少数精英拥有更多的财富和社会资源,而多数人属于“数字穷人”,他们不自知地接受数字资本的支配,陷入到技术越加速、人身越“自由”、价格越便宜的尴尬境地。同时,资本家把劳动者和数字机器、数字平台、数字系统等捆绑在一起,通过账号注册、身份证号码绑定、个性化服务等方式把个人信息数据化、技能表现符号化。人们只信任数据,而不是留下数据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数字资本的力量分割开来,彼此无法平等沟通,由此也进一步孕育着社会面的分裂。

第二,数字技能鸿沟表面上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数字技能表现的差异化,实际上是数字资本主义对劳动者主体的剥削面向和程度不同。

对于资本家来讲,只有把劳动过程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更好地驾驭资本。与其说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促进了数字技能需求的多样化,不如说在数字时代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方式和途径更加多样化了。在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每一个环节中,劳动者都处于被剥削的状态,这种剥削被物化技术的外衣所掩盖。从面向上看,数字资本主义把剥削的“触角”延伸到了更深层次的、难以测量的主体性层面。在整个数字资本主义的世界里,人们情愿或者不情愿、有意或者无意、自觉或者不自觉等关乎情感、责任、道德、价值以及性别取向等方面的意向及选择都被吸纳到数字资本主义劳动的生产链条之中。从程度上看,数字技能鸿沟对劳动者主体的主观认知产生很大的影响,人们会因为数字技能的缺乏而在日常生活中受到限制,导致个人产生能力与期望的价值失衡,进而在社会心理感知上形成“相对剥夺感”。一项实证研究表明,在信息与通信技术使用行为视角下,互联网使用技能水平越低,则相对剥夺感越高;在信息资源视角下,信息获取水平越高,相对剥夺感却越高[16]。这种感知上的落差会反过来影响人在数字化生产生活中的表现,一部分人越来越消极,不愿意跟上数字社会发展的节奏,另一部分人由于对数字资源的掌握程度更高而对数字社会提出更多的要求。由此,数字技能鸿沟进一步加大了主体层面的分化。

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导致人们数字技能的更新跟不上数字技术的更新速度,劳动者既有的经验在创新的加速度中不断贬值,人与物、人与数字系统之间产生了异化。一方面,人们处于不断地“去技能”和“再技能”的过程之中,当他们无法完成一项新的数字任务时,往往会自责,把错误归结为自身的不努力;另一方面数字系统或平台为人们提供了“自由”选择,很多劳动或活动都是建立在自愿或兴趣的基础上,在某些领域形成了数字技能的集聚效应,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因为兴趣或爱好走到一起,不计成本地为平台创造新的数字资源,“自愿被剥削”。在数字技术的广泛统摄下,数字资本的控制手段从物化实体转向了抽象虚体,一旦人们被数字技术甩在身后而丧失了数字技能,他们将在与他人、与世界的交往中逐渐失去存在的意义。

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和数字资本主义的运行反映了数字技能鸿沟的两种成因,但它们并非是彼此不相关的。实际上,数字技术的加速发展本身也包含资本的变现逻辑。数字技术与资本逻辑的联合把人视为实现资本扩张的手段,用数字技术的“先进性”和“高效性”来遮蔽人类技能的发展规律,数字技能鸿沟便是这种联合造成的现实后果。

三、跨越数字技能鸿沟

在资本逻辑的视域下,人类技能依赖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实现了数字化转变,劳动与数字技术的紧密结合使得数字技能成为数字资本逻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正是这种资本扩张的逻辑内在地造成了数字技能鸿沟的扩大。为了最大化地追求高效率和高利润,资本不仅忽视了数字技能(作为一种数字劳动能力的体现)是精神能力和物质能力的统一,把价值创造的过程视为一个技术加速更替的增殖效应,而且忽视了人在形成数字技能的过程中应有的主体性与自主性,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不平等的数字关系。数字技术对人类技能的渗透虽然改变了劳动技能和资本运行的形式,但并没有改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本逻辑。因此,用马克思劳动技能观来审视和批判数字技能鸿沟的本质,对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我们也有必要回到马克思的劳动技能观中进一步探寻跨越数字技能鸿沟的思想线索,促进数字时代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第一,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在数字化时代,作为数字劳动的核心要素,数字技能的形成应该遵循劳动力发展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区分了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其中复杂劳动是指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培养而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专长的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从技能的类型来看,劳动者一般具备与体力相关的操作技能和与脑力相关的智力技能。在相同的劳动时间里,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通常高于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马克思指出:“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17]200“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17]230数字技能也有操作型和智力型的区分,它不仅是数字劳动形式多样化的表现,而且对数字劳动力的形成、提升以及劳动价值的创造具有重要意义,它一定意义上赋予了数字劳动内在价值。数字技能的形成和发展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要结合特定的人的认知水平和现实条件投入必要的“硬性”成本和“软性”成本,如合适的技术设备和有效时间内的教育培训等,这是弥合数字技能鸿沟的必要条件。

第二,在唯物史观下,数字技能同样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数字时代有必要打破人与人之间的数据关系,回到人的现实关系之中。马克思提出了“劳动创造人”的科学论断,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人之间的区别体现在社会关系上。作为数字劳动力的活的内容,数字技能使数字劳动者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展现出特定的力量并能胜任特定的岗位,它为人与人之间形成社会关系提供了内在的结构性条件。一方面,在马克思那里,人是什么样的,和他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相一致。因此,数字技能作为一种新的劳动要素也为关于人的本质的阐释增加了新的内涵。数字技能本身不是先在的,也不是技术决定的,而是人类劳动能力演进和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在劳动的社会关系中,数字技能越强,人越能够通过技能活动来推进“数据—物”的转变过程,也越能够在劳动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例如马克思指出:“在手工业经营下,问题在于产品质量,在于单个工人的特殊技能。师傅作为师傅被认为是精通本行的。他作为师傅的地位,不仅靠他所占有的生产条件,而且靠他个人的一技之长。”[18]86如果脱离对数字技能的历史性和社会性考察而对劳动,甚至对人的本质下断言,就很可能为某些具体活动的特征所影响,从而把人视为一成不变的。资本逻辑支配下的数字技能鸿沟不具备可接受性,它用数据关系来评判人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是对人的本质的扭曲。数字技能包含的物质性和涉身性要素意味着它的习得和实施都是一个可感知的现实过程,数字技能存在种类的差异,但不存在等级的差异。超越数字技能鸿沟首先要把数字技能主体视为现实的人,在处理人与人、人与世界、人与历史的关系中把握生存和发展的方向。

第三,数字技能鸿沟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造成的数字劳动异化,只有改变这种无限增殖的资本逻辑,才有可能消除数字技能鸿沟。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使得数字技能成为数字时代下脱离人的类本质的外在谋生手段,资本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导致数字劳动者不断“去技能化”并加剧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一方面,数字劳动的异化改变了数字劳动技能的自由属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即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人与劳动活动的异化、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把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也就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9]163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中,数字技能对于人来说变成了一种外在的东西,与人的本质相脱离;数字技能不是人自身肯定性的发展,而是一种否定性的束缚,数字技能的施展不是体力和智力的自由发挥,而是必须忍受的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另一方面,数字资本的扩张逻辑推动数字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数字技能的更新与替代加深了数字技术与人之间的张力。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不断通过新技术的选择与应用追求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发展造成了技能的碎片化,数字劳动者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失去了“灵魂”。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已经发展的原则恰恰在于,使特殊技能成为多余的,并使手工劳动,即一般直接体力劳动,不管是熟练劳动还是筋肉紧张的劳动,都成为多余的;相反,把技能投入死的自然力。”[18]86这种死的自然力就是机器,“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11]185。资本逻辑视域下数字技能的这种外在性特征直接造成了失业与贫困的加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从侧面深化了私人资本占有与社会化劳动之间的矛盾。因此,只有破除资本主义的藩篱,扬弃私有制,不断提高社会数字生产力水平,促进社会数字资源的公平共享,构建包容性的数字技能培养政策和方案,赋予数字技术人的“灵魂”,才有可能解决数字技能鸿沟问题。

第四,推动数字劳动解放,实现数字技能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9]537这个画面虽然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但它勾勒了劳动技能自由发展的画面,劳动者不再因受到资本的制约而固化劳动技能,相反,在劳动者获得劳动解放后,劳动作为人特有的生命活动可以通过自由的技能形成和应用来彰显人的本质力量。从数字技能的角度来看,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也应体现在人们数字活动中对数字技能的自由学习和施展上。自由意味着数字技能的发展必须符合人的认知发展规律和身体健康原则。数字技能的获得不再是一种异己力量规制下的经济活动,而是数字时代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形成的体现自我价值和能力的创造性活动。因此,人可以在不违背自然法则和人类本性的条件下合理塑造人与数字技术的和谐关系,哪怕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替代了人类的某些劳动技能,数字技能的自由发展也恰恰是跨越数字技能鸿沟的长远目标。

总之,数字技术与资本融合所催生的数字资本改变了劳动的外在形态和内在构成,数字技能成为这种改变的重要产物。在技术逻辑的粉饰下数字技能鸿沟掩盖了资本逻辑的剥削本质,但越来越显性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分裂现象迫使人们进一步反思人、数字技术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在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解放之路上,数字技能作为一种新的审视焦点,既要看到它在非物质劳动中的建构作用,更要看到这种建构过程的逻辑进路。马克思劳动技能观为审视这样的逻辑进程提供了“透视镜”,有助于进一步看清楚数字技能鸿沟的多种形象并把跨越这道鸿沟的研究引向纵深。未来关于劳动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研究也有待更多地关注数字劳动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