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景春 宋 彦

东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1620

“苏区精神是指土地革命战争中由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的人民和革命战士,在党领导创建、发展和保卫苏区革命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伟大革命精神。”[1]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苏区精神承前启后,其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有待深入发掘和全面呈现。但是,目前学界在讨论苏区精神的地位与作用时存在三种局限:一是认为较之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苏区精神处于更低一格的位置;二是认为苏区精神包含在井冈山精神中,不具有独立形态;三是认为苏区精神的当代意义有限,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素材有一定的作用。产生上述轻视、忽视和偏视态度的原因,在于认知的深刻性和把握的全面性上明显不足,没有真正深入到历史中去思考苏区精神的生成逻辑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发展逻辑。本文试图在历史地再现苏区精神孕育时空的基础上,在逻辑上阐明其生成机理和价值特质,为深刻理解与准确定位苏区精神提供一个分析框架。

一、孕育苏区精神的独特时空

苏区精神诞生于土地革命战争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初步形成正确思想路线、领导人民全面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科学总结和提炼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重要时期。工农武装割据的全面开展、异常严酷的斗争环境以及根据地建设的全方位展开,构成了孕育苏区精神的独特时空。

(一) 工农武装割据的全面开展

井冈山斗争的伟大,最集中地体现在道路开创性上,这一时期的斗争成果“说明了中国革命重心应由城市向农村进行战略性转移,开创的‘井冈山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的新方向”[2]79。但是,由于时空的局限,党和红军在斗争中积累的新经验,特别是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未能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苏区斗争是井冈山道路及其斗争方式的拓展和延伸,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由局部经验上升为全党战略的试验与选择期。由于当时全党全军在思想与行动上未达成一致,这一拓展和延伸的过程充满了真理与谬误、进取与退缩的反复冲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苏区革命的新局面。可以说,如果没有苏区时期在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管党治党等各方面形成的正确认识和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从遵义会议开始真正走向成熟就没有思想前提和组织条件。

从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看,苏区时期既总结吸收了大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又为之后的革命斗争奠定了思想和力量基础。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所谓大革命的失败只是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革命失败”,是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的失败,但这个过程中党内优秀分子敢于探索和英勇斗争,积累了建党后的第一笔精神财富。正是在此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苏区时期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拔节孕穗”的成长环节。另一方面,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重大原则、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形式以及党的思想路线与工作作风等,都是在苏区时期逐步提出和完善的,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和组织、战略和策略等方面的整体成熟奠定了基础。

(二) 异常严酷的斗争环境

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初创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一直处于严酷的斗争环境之中。从外部看,国民党反动派以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进行围剿,经济上严密封锁,意识形态上运用其掌握的宣传机器竭力丑化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中央苏区创建及保卫之艰难世所罕见。从内部看,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各种思想相互激荡中不断选择,经受惨痛教训并获得了成长。在苏区革命斗争中,围绕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一场“什么样的民主革命以及如何领导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党的领导层面有过多种路线的试验,党内军内各种错误思想也暴露无遗,尽管对立与冲突不断,教训也极其惨痛,但是非对错通过实践得到了充分的检验。

在严酷的环境里,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军民以艰苦卓绝的斗争换来了苏区的发展和壮大。据统计,在最鼎盛的时候,中央苏区“设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和瑞金直辖县,共有60个行政县”“人口总数为453万”“疆域总面积约有8.4万平方公里”[3]577-579。

(三) 根据地建设的全方位展开

“中央苏区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从时间来说它占民主革命的1/4;从内涵来说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关键时期;从意义来说它是新中国的最初雏形。”[2]77虽然正式称为中央苏区的时间应当从1930年10月算起,即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设立“中央苏区”,但其实践自毛泽东、朱德带领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之时就开始了。

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斗争涉及军事、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可以说,党在中央苏区的奋斗就是一场党独立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大探索。首先,第一次领导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时,中国共产党在军队建设、战略方针、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等方面都几乎是从零开始;其次,对于如何领导农村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最后,既要提高党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局部执政能力,又要从思想、组织和作风上加强自身建设,一直是转入农村武装斗争之后面临的紧迫问题。

可就在这样一种前无古人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发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凝聚起抗击强敌的无穷力量,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一步一步地开辟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正式形成,地域扩大,人口增多,红军力量也显著增强。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总之,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领导苏区军民筚路蓝缕,开创出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成功道路,并涵养出苏区精神的独特品质。

二、生成苏区精神的逻辑主线

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将苏区精神概括为“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4]。此后,学界主要围绕这一表述进行了深入阐释。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坚定信念是灵魂所在、求真务实是核心内涵、一心为民是宗旨要求、清正廉洁是本质特征、艰苦奋斗是基本要求、争创一流是显著特点、无私奉献是重要方面”[3]30-36。但现有学理分析及内在逻辑探讨还需要继续深化,以期明晰揭示苏区精神的形成与显化机理。就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创造过程而言,一方面,“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5],为中国共产党后续的伟大斗争规定了最根本的精神基底;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系列精神本质上蕴含了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特质,是伟大建党精神在不同历史阶段与实践主题下的具体呈现样态”[6]。因此,要把握苏区精神的生成逻辑,梳解其与伟大建党精神的源流关系是一条主线。

(一) 伟大建党精神内生逻辑的延展

“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一切奋斗、一切创造的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立党、兴党、强党的精神原点和思想基点。”[7]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在黄浦江畔、嘉兴红船上应运而生时,从精神层面为“建设一个怎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及如何建设强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永恒课题确立了“原点”和“基点”,那么,在党发动和领导社会革命的整个实践进程中每一个阶段和重要节点上产生的精神创造,都必然是在这一“原点”和“基点”上直接生成或者贯通延展出来的。具体说来,伟大建党精神内生逻辑沿以下两条进路延展出苏区精神。

一是精神守护本质的作用逻辑。一种精神一旦形成,就必然表现出对精神主体的本质的坚定守护。不管环境有多么复杂,一个强大的实践主体必定依靠精神力量来不断保持践行初心使命的延续性。作为立党、兴党、强党的原生性精神力量,在受到具体实践带来的反作用力冲击时,必然转化出以守护本质为根本的针对性精神创造。因此,走上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后的中国共产党,在斗争的坚定性、方法的务实性、工作的高效性等方面,生成了与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相适应的苏区精神,在大革命后斗争的路线和形式皆发生巨大转变的环境下保持了党的生命本质。

二是精神规定现象的外化逻辑。伟大建党精神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规定性,在不同的实践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精神表象。作为苏区斗争中形成的精神现象,苏区精神适应当时客观实际的需要——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实践方式转换、极其艰苦环境下革命力量的生存发展以及进行局部执政的全面试验等,把立党、兴党和强党的本质规定生发为有苏区斗争特点的精神内容。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规定下,思想建党和政治建军的新认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理念,艰苦环境中不懈奋斗的作风和追求,逐步升华定格为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精神的独特内涵。

(二) 伟大建党精神流向的“两个结合”

本质上说,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每一项内容,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逻辑主线,因此,从“两个结合”的具体表现上分析苏区精神的生成与化育,具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深刻性。从精神内容上看,苏区精神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者相互作用与整合融通的生成特点。党的一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中不断觉悟与养成的新的精神意识,实质上是伟大建党精神随实践变化的必然结果,其具体的衍生过程内在地遵循着“两个结合”的逻辑。因此可以说,在土地革命战争时空中孕育的苏区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第一个精神飞跃的成果。

一方面,苏区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同苏区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从伟大建党精神出发,中国共产党人将内在的信仰、责任、意志与品格落实到开拓土地革命战争新局面、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实践中,用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化解各种斗争困局,从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的激荡中认定“求真务实”的重要性,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中锤炼出独特的执政品格。这些方面的精神养成具有鲜明的苏区革命斗争实际所赋予的实践特点,凸显出苏区军民共同奋斗涵养出的精神风貌。

另一方面,苏区精神是伟大建党精神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客观地说,伟大建党精神的生成本身即体现出这一结合的特点。但在精神创造的接续流向中,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更生动具体的结合,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两条进路之一。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将共产主义理想具体化为有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经验支撑的理解,在艰难环境中寻求新路、形成风格、形塑思想,从而,“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所概括出的精神品质,是一种用伟大建党精神激活的文化表述,生动而具体地再现了苏区军民用优秀民族文化内涵理解与诠释苏区斗争的精神风貌。

(三) 伟大建党精神“大众化”的苏区具象

从实践主体上看,如果说伟大建党精神主要是由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创造的,那么,苏区精神就是由广大苏区军民通过集体奋斗汇聚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伟大建党精神经历了一次“大众化”的提升。这里所说的“大众化”主要指传导并被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接受的过程。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时,经过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实践伟大建党精神已由“点”的激发展开成了“面”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文化已由精英形态转化为大众形态。这一提升主要体现为“两个飞跃”,即由理性认识到全面实践的飞跃、由精英认知到集体认同的飞跃。

建党初期,伟大建党精神主要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理性认识的基础上组织创建的内生力量,本质还是一种理性精神。因此,从认识过程上说,这种程度的认识成果还需要通过新的实践进行检验和提升。从大革命时期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初期遭遇的各种挫折看,党内错误路线的出现以及个别不坚定分子脱离组织,是在试验性实践条件下对于不坚守精神原点和思想原点现象的否定。但这种试验性的局部检验,在效果及其结论上还只是有限的。在开创和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将建党时期形成的理性精神运用到强党强军和建设根据地的全面实践中,不仅通过实践检验了建党精神的有效性,而且使之转化为苏区斗争经验基础上的具体精神品格。

苏区斗争的全国性展开,还使得伟大建党精神渗透到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等所有的实践领域,让苏区军民通过积极参与革命运动,感受、认知进而认同它的强大精神力量。在这样广泛和深刻的土地革命战争和苏区建设的场景里,全体党员、红军指战员以及苏区民众处处体会到由伟大建党精神传导出来的真理力量,从具体实践中领悟和践行党的初心使命要求,由此所形成的精神样态,根源于伟大建党精神,具体化为苏区品格。

三、传扬苏区精神的价值依据

习近平于2019年5月在考察江西并主持召开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会时强调:“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这些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8]苏区精神是我们党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之一,其价值将不断被时代需求所激活,不仅深度影响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而且将长远规定党保持先进性的基本姿态。

(一) 深度影响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

苏区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革命形势,领导人民创建苏维埃国家政权,成功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更要准确把握国内外战略机遇,切实应对风险挑战,深化政治、经济、观念等多方面、深层次变革,总结吸取过往经验教训,坚持两个“结合”,走好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面对苏区时期艰苦卓绝的革命实际,中国共产党学习、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将其与中国独特的国情有机结合,并注重结合中国乡土特色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思维方式转换,形成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思想路线。具体包括:在“城市中心论”行不通之时,及时转移重心,深入农村,结合中国乡土特色,重新制定工作路线,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面对“左”倾错误思想不时占据上风的危害与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注重思想建设,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蕴含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政党,苏区时期如是,新征程中更是如此。习近平指出,“要深入总结百年党史正反两方面经验,在历史智慧的学习运用中提升历史自觉、把握历史主动”[9];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总结出百年奋斗的十个“坚持”。在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更要领导人民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经验,接续奋斗。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两个结合”,积极探索既适合自身发展又彰显自身特色的道路。苏区时期,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发展农业、工业、贸易和合作社的经济政策。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开启一个个五年规划,不断调整现代化的目标与战略,踏上新征程。

历经百余年的沧桑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0]18。中国式现代化是“自觉内生型、以人民为中心、全面高度”[11]的现代化,打破了西方对于现代化的话语霸权。在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要注重两个百年目标的有效衔接,坚持两个“结合”,探索与践行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二) 长远规定党保持先进性的基本姿态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和永恒追求。新中国成立七十余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治国理政中始终保持初心、不断创新。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与局部执政实践中形成的一系列优良品质,如“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为工农劳苦大众求解放”“创造第一等工作”等,对于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解决“大党独有难题”,在思想与行动上保持先进性仍有借鉴价值。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自身建设,古田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重大原则。在政权建设中,除了党员自身树立廉洁干部形象外,苏维埃政府“软硬兼施”:一方面构建完整的监督机制,鼓励民众检举揭发,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制定惩处标准,颁布反贪法规,惩治于已然。从苏区时期的“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到延安时期的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再到在新的赶考之路上的第二个答案——“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的自我革命的实践经验。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危险与考验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10]52。因此,勇于自我革命既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不二之选,更是中国共产党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手段。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思想上打消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虑,更在实践中确立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斗争策略,从而实现了“星火燎原”的伟大创造。由此,斗争精神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人生信条。“坚持敢于斗争”作为第三个历史决议中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百年奋斗中积累的精神财富;“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三个“务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谱写新篇章的必然要求;“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是前进道路上的重大原则之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斗争本领的重视。继承与发扬斗争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对苏区时期经验的总结,又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征程上始终保持先进性的现实要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便肩负起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从纯粹的革命党上升至执政党,在执政中始终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从苏区时期的“为工农劳苦大众求解放”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再到新时代的“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一直初心不改、宗旨不变。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要继续坚守苏区精神中“为工农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初心,勇担历史与人民所赋予的使命,带领人民实现伟大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12]坚守初心、牢记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重要条件,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总之,苏区精神的当代价值在于:在进行社会革命的新征程中,激励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机遇与迎接挑战,领导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等多领域、深层次推进变革,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思想与行动上永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勇于自我革命,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继承与发扬斗争精神,永葆生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