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雨,程晓迪

(长春理工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2)

作为当代葡萄牙文学中独树一帜的大作家,萨拉马戈着眼于葡萄牙民族以及全人类的普遍命运,“以书名中蕴含的某种思想为出发点去写一本书,解决我所面临的问题;换句话说,我的每一本书都是希望能解决我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中面临的问题”[1]。萨拉马戈秉持着作家的使命,叙说对暴力与不公的愤怒以及道德伦理失落的悲哀,但同时依然高举着爱与希望的火把照亮一方世界。他以一系列具有思想实验意味的文学作品问询世界,在一条条反常的设定中完成对生命本身的思考,对人类命运的忧虑,以及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审视。徐则臣认为,萨拉马戈用一套歪斜的、荒唐的、无理取闹般的逻辑展开叙述,在这奇怪的逻辑里有他想让我们看到的真相。[2]走向生命末期的萨拉马戈,在《死亡间歇》中发问,当死亡停摆,世界会是怎样?作为一部典型的萨拉马戈式小说,作家用他一以贯之的奇幻想象为我们构建“死亡间歇”的社会图景,借“死亡”女士与人类的爱情故事言说爱的意志和生命本能的强大能量,在冷峻的死亡叙事中传达对人类命运的深沉思考。

一、“死亡”的审视:人性的罪恶与爱的消解

“第二天,没有人死去”,《死亡间歇》开篇,“死亡”突然地中止了索命活动,开始了长达七个月的宽限期,整个社会机器开始脱轨崩坏:政府为潜在的财政危机与黑社会组织合作,教会提出“死亡延迟”理论以维护信仰的稳固,新的灰色产业潜滋暗长并成为权力的代名词……小说前三分之一采用了全知视角,以第一人称“我们”为叙事者,客观、冷静地叙述了死亡停歇的七个月里社会的混乱局面,在荒诞的“被自杀”事件中映射出人在文明外衣下自私冷血的内在本质,展现了以爱建构的伦理道德体系瓦解的全过程。死亡虽然在限定的空间中停止,但仍在边境线上生效,人为制造死亡成为这个区域的死亡常态。当第一家人将濒死的老人和孩子送往国境之外成功自杀后,人们纷纷偷运垂死之人前往边境帮助他们“自杀”;“黑手黨”也以“葛朗台”似的嗅觉迅速捕捉到了商机,通过暴力恐吓逼迫政府成为帮凶,成功发展起了“杀人”产业链并实行了全面垄断的持久经营;政府部门也乐于稳住“羊圈”的同时干净地摆脱这些社会的负累。

米歇尔·蒙田曾说:“世上没有哪种野兽比人类自身更加令人类畏惧了。”人类是最肆无忌惮地虐待自己同类并引致同类死亡的动物。[3]149许多濒死者的家人以帮助挚爱的亲人摆脱苟延残喘的痛苦为由,将他们送往边境“自杀”。对于民众“自发性”的选择对生命的解脱行为,政府表面上公开谴责,呼吁民众尊重生命,并派遣军队把守国境线,但这只不过是迫于邻国政府与国内反对党压力的敷衍,实际上却认为民众的这种自杀行为“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因为它有助于缓解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在《摩西五书》中有此训示,人类生命有着绝对的神圣属性,因此禁止人为引发死亡。而对此不合教义、违反法律以及践踏自由与人权理念的行为,政府并没有采取裁决手段,而是在威胁之下让谦卑、诚实的公务人员转而为犯罪组织全职工作,让“黑手黨”得以以半公开的方式处理政府难以启齿的脏活儿--减缓濒死者的积压以控制人口数量不过多超出财政负担。“正是在维护人口群体的生命及其延续的名义下,现代性之中才发生了可以强加死亡和行政制造死亡的权力。”[4]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真实写照:至高权力的象征不再是简单的杀戮和流血,而是彻底干预和完全操控生命。

在当权者的默许下,代以国家暴力行政机关的黑社会组织,以超越法律的至高权力,发展起了“杀人”的产业链。萨拉马戈为区别于其他传统意义的黑手党(máfia),以“máphia”为这个组织命名,译者将其译为“黑手黨”,并以“黑”字底的“黨”作为特指,既是说明在死亡停歇的特殊情境下滋长黑色组织,又是暗指“被自杀”这种泯灭人性的肮脏的边境交易。他们征调最有经验的人员进行家访,劝导这些濒死病人的家属帮助他们挚爱的亲人结束痛苦的煎熬。而这些家庭原则上也甘愿以高昂的费用摆脱这难以推卸的沉重负担。在永生的消解之下,人们抛弃了一切伦理道德、仁义感情,凭着一腔无可救药的冷血行事,将亲人视作“可怜的人体残剩”、可以被随意丢弃的破烂,而这个庞大的老年群体作为人的尊严也丧失了。在文明状态中被道德话语伪装的人性在无法掌控的灾难面前最终显现出自私残忍的黑暗本色。

在这场“死亡”主导的社会实验中,主要呈现了“自杀”、“被自杀”两种死亡形态。但小说在叙述过程中淡化了经历死亡事件或者处于死亡边缘线的临死者本身,对于这些生命体的死亡体验和情绪感受不做任何描述,而是将叙述的焦点着眼在官方政府的组织安排、社会各界的争论和狂欢、各行各业的挣扎发展,以及作为至亲家人的冷漠处理上。死亡事件在叙事中被边缘化了,他人的态度和反应成为叙述主体。死者的缺失,叙述焦点的转移,使人性的冷漠和罪恶被进一步放大,生命的普遍赤裸化被揭露开来。而这正是我们可悲之极的现实,社会权力的根系深入到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生存和死亡、群体与人口成为被权力操纵的对象,生命丧失了自主性而沦为被任意操控的“赤裸生命”。萨拉马戈以一场“死亡间歇”让我们看见,在权力与利益把持下,人的自然生命属性被取缔,个体生存和死亡的选择权被剥夺。“被自杀”的个体成了俎上鱼肉,任人宰割。生命以物化形式存在,变成了政客和“黑手黨”组织谋私利的工具,当权者宣扬的“博爱关怀”“慈爱之心”成了一场笑话。“当人要盲目穿越现实政治的泥沼之地……罔顾乐谱上的音符肆意指挥,卑鄙的铁律必将昭示,仍然有堕落的阶梯可供拾级而下”[5]45,也正是如此。当至亲被当作物件随意丢弃,以爱为枢纽的伦理道德也瞬间土崩瓦解,“家庭伦理失去了核心的爱与忠诚,只剩下一套道德舆论的空壳压在人的面子而不是良心上”[6]。在萨拉马戈冷峻、客观地叙述中,悲悯之心丧失,爱的意义被消解,文明的外衣被撕碎,露出人性罪恶的獠牙。

二、爱的重塑:“死亡”的形象转变

一封紫色的信--“死亡”表明身份并宣告回归的信,将“死亡”从置身事外的幕后观察者变成置身其中的实验参与者。“死亡”从一个抽象的名词概念变成具体的形象,也成为“我们”的观察对象。至此,小说的叙述视角由全知视角转换为“死亡”作为小说人物的内视角和叙述者“我们”的全知视角交叉使用的双重叙述视角。在叙述了“死亡间歇”“死亡来信”之后,萨拉马戈笔锋一转,从尖锐的社会批判引向温馨的爱情故事,将叙述者和“死亡”的视线聚焦在一位脱离死亡常规的大提琴手身上--这个本应该死去的男人成为了“死亡之书”上的例外。为了恢复死亡秩序,“死亡”化身为一个女人,亲自向他索命,但结果却是--第二天,没有人死去。从与“死亡”同时冷眼旁观世界的罪恶,到“死亡”现身,开始参与到这场爱情游戏,叙述者“我们”成为唯一的观察者,记录“死亡”与人类世界的冲突与爱情。在“死亡中止--死亡复归--死亡与爱”的情节建构中,随着“死亡”介入人类情感的程度逐步加深,“死亡”的形象逐渐转变。萨拉马戈在“死亡”形象的塑造上,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变化。当“死亡”来信宣告回归并将继续索命,“死亡”由一个抽象的名词概念具象化为真实存在的恐怖形象--死亡是一具“裹着布单的骷髅,手似锉刀一般,身旁有一把老旧、生锈的长柄镰刀”。在千万年的岁月里,作为至高无上的牧人,她在这个岗位上掌握着人类牧群的生命,践行着“汝必杀人”的诫命。人们在恐惧之中把她想象成庞然巨物,控告她无情、残酷、暴虐、恶毒、嗜血,是吸血鬼、邪恶帝国的女王、全人类的公敌、叛徒、连环杀手……萨拉马戈叠加大量死亡意象来凸显“死亡”的恐怖,与后期的转变形成巨大反差。

第二次转变,发生于“死亡”第一次以本体的形式接近大提琴手时,音乐中表现出的爱和生命意志重新塑造了“死亡”的形象。看见乐谱的死亡,由膨胀四散、像流体一样的形象,重新聚拢了整个身体,有了膝盖、腿、脚、胳膊、手和脸,甚至开始流泪。根据叔本华的理论,“音乐乃是全部意志的直接客体化和写照,犹如世界自身”[7]357,表现着一切现象的内在本质和意志本身。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D大调第六号组曲(第一千零一十二号作品),这首充满了人类的团结、友谊和爱的欢乐乐曲,表现出人类内心深处强大的生命意志。演奏中的大提琴手进入了一种高亢的情绪中,在这种状态中,人的原始生命力激情奔涌,生的本能和爱的意志改变了“死亡”毫无怜悯、对生命予取予夺的残酷本性。“死亡”在那悲怆又绝望的音符震颤中感受到了一种强劲的意志力,一种顽强的生命力。这首涌动的爱和意志力量的生命之曲,“在那具丑陋的骸骨下撩动了凡心”,动摇了“死亡”女士杀人的决心。音乐即为表达生命意志的语言,在旋律和曲调中激荡我们的精神世界,这种生命力的奔涌为“死亡”注入了生气,“死亡”得以以人的形象存在,也使她初次有了人类的情感--仁慈。当变身成以自己为敌的族类,“死亡”冷漠的神性中沾染了人性,似乎就是生命的化身。

萨拉马戈又将“爱情”因素安排到叙事进程中,完成了“死亡”的第三次转变。与大提琴手相爱的“死亡”有了性别,变成一位漂亮、神秘却又充满人情味儿的女士,她的双手不在冰凉,而是烫如火烧。她在深夜中看着这个长相普通的中年男人穿着条纹睡衣熟睡,在心脏舒张与收缩的高低音中感受到生命的起伏;大黑狗那温暖、柔软的身躯让她生平第一次体会到怀里有只狗是什么感觉;与大提琴手如影随形的陪伴中,“死亡”千百年来的孤独与冷酷的心得以融化。大提琴手邂逅了“死亡”女士,在爱欲的自然本能驱动下与之相爱,并再一次脱离在自然铁律之外。爱欲作为人类的生命本能,产生了比死亡更伟大的能量。所以,当“死亡”从床上起来,取出那封紫色的信,她哪儿也没摆,而是选择销毁。在结局的处理上,萨拉马戈再次释放出爱的塑造力量。以杀人为存在的“死亡”用眼神就能叫信消失,只需指头轻轻一碰就能让纸着火,化作一堆细碎的灰烬,但最后却选择用一根普普通通的火柴将死亡的信点燃。陷于爱情中的“死亡”女士沾染了人性中的爱与善,用象征温暖、光明、希望与救赎的火光,燃烧了死亡的预告信,也烧尽了残忍冷漠和一切罪恶,点亮了爱的光辉。“死亡”与大提琴手的爱情,摧毁了死亡的自然铁律。人类生命意志中永恒的精神救赎了大提琴手,也超越了死亡。在爱的感化下,人类的命运得到了翻转:第二天,没有人死去。从冰冷的骷髅到鲜活的生命,以“死亡”的爱情打败“死亡”的残忍,萨拉马戈将空间固定在大提琴手家中和演奏厅两个场所,在平缓又日常的叙述中完成了“死亡”形象的转变。通过死亡意象的叠加使用,“死亡”前期的残酷与冷漠,与完成塑造后的仁慈悲悯形成强烈的反差,在“死亡”前后形象的对比中突出了人性中爱和美的塑造力量。

三、向死而生:永怀爱的希望

萨拉马戈完成了“死亡中止--死亡复归--死亡预告--死亡与爱”的情节建构和叙事流程,以“死亡间歇”聚焦社会百态,以“死亡的爱情”深入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中去,设想了“死亡间歇”、“预告死亡”、“自杀”、“被自杀”种种关于死亡的可能,透过死亡叙事传达他对死亡的认识和思考。在叙述过程中,萨拉马戈使用大量多声部的对话体呈现社会各界对死亡中止的观点,在充满辩论色彩的对话体中揭示永生潜藏的危机,在对永生的否定中完成死亡价值的塑造,反向论证了死亡存在的合理性。永生并不等于不老,每个人仍然会像“葡萄烂掉似的”老去。衰老和病痛依然如期而至,濒死者继续苟延残喘,第三年龄群体将成为社会管理的巨大负担。数量巨大、持续增长的老年人,“像一条巨蟒吞噬着下一代,而下一代则……将人生中最精华的岁月用来照顾各个年龄的老家伙……这包括为数众多的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天祖父、烈祖父、太祖父等,直至无穷”[5]16。而年轻人也会像秋天的树叶,枯黄,飘落,覆盖在已经存在的厚厚落叶之上,像他们的父辈、祖辈一样麻木地活着。源源不断的老人就像发酵的面团,扩张,填充,挤满整个国家。“社会财富的很大一部分(金钱和道德价值)都耗费在这里,却无法找到一个意义。社会的三分之一就这样被置于经济寄生和隔离的状态”[8]222。萨拉马戈一针见血地指出“永生”之后的残忍真相:这里终将变成活人的坟墓。僵化,恒久,死寂。从生物学上说,生命是一种个体与自然的平衡倾向逆势而行的状态,死亡代表着对这种自然界平衡的回归。所以说,死亡是生命产生并得以延续的先决条件,没有死亡就不会有新生命的出现和成长,生命只“存在于死亡的闯入中,存在于与死亡的交换中”[8]220。生命本身就存在于死亡之中,死亡是生命中的一个事实,是生命的根本特性。每个生命都有各自不可转嫁的死亡,自出生起就如影随形。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怎样认识死亡、怎么走向死亡却是可以选择的。只有深刻认识死亡,人的自我才真正存在。萨拉马戈在他的博客中写道,“我们的肉体每时每刻都正在腐坏当中。然而,假如每个姿态、每个文字、每个情绪都可以在每个时刻里,否认它必然死亡的归宿,死亡于我又有何哉?事实是,无论我因为这个或那个理由,必须谈及死亡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还有活力,非常有活力……”[9]作家一次次从死神的魔掌中逃脱,以强大的意志同死亡对抗,以文学战士的形象同社会、政治中一切罪恶展开激烈而绝不妥协的批判。在生命最后的那几年,萨拉马戈笔耕不辍,一直在更新个人博客,积极写作,即便缠绵病榻,也依然不忘作家本色。这正是叔本华所宣扬的,“死亡本身原已包含在生命中,并且是作为附属于生命的东西而有的;而死的反面,生,又完全和死保持着平衡,并且尽管个体死亡,还是永远为生命意志捍卫着,保证着生命”[10]278。

萨拉马戈始终以抗争的革命精神面对世界的暴力、不公以及死神的镰刀,并将他的这种态度投射到小说中。在小说后半部分,萨拉马戈的笔触从在死亡复归后惶惶不可终日的人类群体集中到了单个生命个体身上。这个五十岁的男人会在用餐时在桌子上铺一块桌布,摆好刀叉和餐巾,喝一杯红酒;睡着时环绕着狗温暖、柔软的身躯,与它同享枕稳衾温;在梦中演奏着舒曼的乐章,感受身体的音乐;闲暇时带一两本书,牵着狗,去公园的树荫下席地而坐享受一个上午;甚至邂逅一位美丽的女士,谈一段激情似火的黄昏恋……小说通过“我们”和“死亡”的双重视角,将大提琴手日常化的生活细节呈现出来,塑造了一位在死亡的笼罩下仍然热爱生活、年过半百依旧涌动着爱的意志和本能的抗争者形象,生动诠释了虽然死亡在肉体上摧毁我们,但我们的生命意志却是永远不可毁灭的。也正是这样的生命体才能打破死亡的铁律,成为“死亡”形象转变的关键人物。直面死亡,正视恐惧,在短暂的生命之中保持热爱,以绝不妥协的抗争精神面对生活,永存对全人类的悲悯之心,这也是萨拉马戈本人在小说中表达、在生活中实践的死亡观。正如黑格尔的观点,要“敢于承当死亡并在死亡中得以自存的生活”,以不害怕、不躲避的勇气,直面自己应当被否定的方面,在不停顿的自我否定中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超越自身又不断地回归自身,不断地实现自我和认识自我。[10]239

萨拉马戈将人置于“死亡间歇”的虚拟情境中,观察特殊设定中人物的行动轨迹和情感变化,以一种研究员般冷峻、客观的叙述方式记录爱的消解和爱的重塑的过程。小说以“第二天,没有人死去”开始,拉开了人类“永生”的序幕;又以“第二天,没有人死去”结束,“死亡”与大提琴手的的爱情达成了死亡与人类的和解。小说首句和尾句的呼应,完成了文本的独特循环;以人性的败坏开始,以爱与希望收尾,也完成了死和生的生命循环。萨拉马戈在“死亡中止--死亡复归--死亡预告--死亡与爱”的情节建构和叙事流程中,透过死亡叙事传达出抗争、热爱、悲悯的精神内核。正如潘多拉的盒子,在病痛、战争、饥馑、疯狂、恶意以及欺骗等一切弊病和痛苦底下还有“希望”的种子,人性的罪恶之后还有爱的火光闪动。萨拉马戈在死亡中言说爱,旨在用人类的团结、友谊和真爱救赎败坏人性所造成的罪恶秩序,用生命中永在的爱的意志和本能力量指引超越死亡的希望之途。死亡重塑了我们的生命意志,也续燃了生生不息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