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前生,崔 岩

(集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在进行社会革命的同时不断进行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也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关键所在。”[1]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指我们党主动寻找自身的突出问题、勇于自我修复、自我革新的行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围绕“自我革命”作出重要论述,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提出“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这一命题,充分体现出自我革命制度对中国共产党的特殊价值。勇于自我革命既是中国共产党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动力源泉,也是百年大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奥秘所在。因此,理解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高度重视反“左”防右、拒腐防变、反腐倡廉、“打虎”“拍蝇”“猎狐”的自我革命,深度理解与汲取自我革命的历史经验,敢于直面和解决自身问题,一以贯之的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进而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新的胜利。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左”防右

党的革命战斗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评价党的先锋队性质的重要因素,提升党的革命战斗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全部内容。然而党是否具有革命战斗力以及如何提升党的革命战斗力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由于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生的事物,中国共产党人在复杂的革命环境中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受俄国十月革命、自身思想意识以及自身革命热情等因素影响难免会出现脱离正统的“左”的错误以及右的错误。党的革命战斗力与党内的“左”或右倾错误是格格不入的。在思想与行为斗争中,“‘左’倾就是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右倾就是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2]在毛泽东看来,“左”倾与右倾都是以时代的发展要求为具体标准;超越当前时代发展要求的政策与理论,就是“左”倾;落后于当前时代发展要求的政策与理论,就是右倾。两者有一共同点,即脱离当前实际、不符合现实的发展要求。毋庸置疑,党的革命战斗力与党内“左”或右的错误倾向这种水火不容的关系,就决定了党内“左”或右的错误倾向是影响党的革命战斗力的最大威胁,是一个关系党能否坚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党内和谐团结的大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因为党内“左”或右的错误倾向的存在,才导致党内斗争与党内矛盾不断,致使党在革命斗争中出现失误;也正是因为党内“左”或右的错误的产生,才会导致党内矛盾和党内斗争在党的内部的剧烈扩张。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党反“左”防右的主题,也是党实现自我革命、提升党革命战斗力的核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左”防右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反“左”防右的斗争,中国共产党及时纠正错误倾向,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升党的革命战斗力、维护党内和谐与团结。

在大革命时期以及土地革命时期,党内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存在着“左”或右的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过分依赖或依靠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右倾机会主义;二是以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不注重斗争政策,陷入盲从“左“倾冒险主义。针对这两种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错误思想与行为,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都在针锋相对、坚持真理,纠“左”防右,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推向正确的轨道。大革命失败以后,为了清算陈独秀所造成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危难之际秘密召开八七会议,对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深刻反思,强调“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3]八七会议确定了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政权的指导方针,克服了党内存在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清算党内右倾错误思想与行为的自我革命。土地革命时期,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影响,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召开的遵义会议对博古等人的军事指挥问题进行了深刻总结,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理论联系实际的军事战略路线,挽救了党和红军,将党的中心工作重新转移到马克思主义正确的轨道中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彻底清除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思想与行为,在全党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坚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彻底清除了党内存在的“左”、右倾错误思想,彻底清除了长期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的错误思想,取得了党在思想上自我革命的重大胜利,随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现了党内空前的团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侧重以反“左”防右的自我革命来实现党的先锋队性质,实现党的革命战斗力的提升。

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拒腐防变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的身份与工作重心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在身份上由夺取政权的革命性政党转换为掌握政权的执政性政党,在工作重心上党也从以农村中心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一方面,革命环境向和平环境的转变,党内一些老干部、老党员革命精神出现衰退,革命胜利冲昏头脑,居功自傲、贪图享乐、骄傲自满的情绪开始出现;另一方面,三大改造还尚未完成的建国初期,五种经济成分在社会中并存,少数工商业主为了谋求自身利益,不得不寻找政治靠山,用贿赂或拉拢的方式腐蚀党政机关干部;此外,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计划经济时代的高度集权、高度集中滋长了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变得日益自负,对自己形成过高的评价,造成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沟壑加大,党内明显出现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与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防止党内干部以及人民政权脱离群众的蜕化变质,成为执政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要警惕党内可能兹省的骄傲自满、贪图享乐、不求进取、以功臣自居等四种消极情绪和党外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隐型攻击”[4],“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蜕化变质的危险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党的自我革命的最大敌人,它会侵蚀党的血脉,削弱党的执政能力,甚至导致党的崩溃。因此,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拒腐防变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首要任务与鲜明主题。中国共产党通过轰轰烈烈的人民运动、思想教育运动以及整风运动的形式,强化对党内腐败分子的严惩、形成对人民公仆的震慑,以党自我革命的形式从根本上解决党员干部与人民政权可能出现的蜕化变质问题。

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针对党内脱离群众的腐化变质问题,以自我革新与自我净化的勇气清理党内腐败分子,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防止党员干部与人民政权蜕化变质。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进行的指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果断针对党内存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等问题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这场运动的重点关注对象则是党内各级领导干部。在运动的进行中,党中央发现党内干部与部分资本家内外勾结,共同从事违法活动等问题。“三反”运动与“五反”运动交织在一起,开始了规模浩大的党内腐败分子清理斗争,据党中央关于“三反”总结报告显示,“‘三反’运动中全国查处贪污1000万以上的105916人,占全国贪污总人数的8.8%。除中南局外的五大局参加‘三反’运动的312万干部中有贪污的达122万,其中党员20万人,占16.3%;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不含军队)共查处贪污分子120万,贪污公款6000亿元。”[6]清理了以刘青山、张子善为典型代表的一系列贪污腐败案件,清除了附着在党肌体上的“毒瘤”,清除了党内存在的命令主义、脱离群众等不良思想,党中央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也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在报纸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关于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工作的决定》,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利用报纸刊物对党工作中的一切错误与缺点进行公开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求“对报纸刊物所载人民群众的批评或意见,各有关机关或工作人员须认真研究处理,并应在报刊上做公开回复或检讨”[7]由此巩固和谐的党群关系,保障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众化,防止党内领导干部蜕化变质。

三、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反腐倡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由计划走向市场,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一方面,在自由、竞争与效率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一些厂商、组织以及个人等市场经济主体总是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向掌握公共资源的公职人员施加各种影响与努力,由此获取政府的特许以取得额外的或垄断的利润。这种市场经济主体的寻租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党员干部提供了“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可能,因此在物欲横流市场体制下掌握国家资源的党员干部以权谋私的违法犯罪活动也就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为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放权让利”,地方政治行为主体作为政府的代理人掌握了较全面的信息,即拥有信息优势,这些信息成了政治行为主体手中的稀缺资源。自上而下的“放权让利”导致权力领导者与权力执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权力执行者就可能有目的地、有策略地按个人目标对信息加以筛选、扭曲(如说谎、欺骗等),以狡黠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此外,随着对外开放持续深入,西方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政策所形成的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不断渗透,一些党员干部开始追求奢侈生活,对居住条件、出行方式的需求越来越奢靡,丧失了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信仰,时时刻刻享受着“干部特殊化”。在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党员干部思想上腐化变质以及行为上权力异化的可能,与马克思主义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符,与中国共产党员的公仆身份完全不符。在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反腐倡廉作为党自我革命的重要内容,通过反腐倡廉,增强党员干部自身修养、党性观念与党的意识,自觉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要求党员干部时刻保持廉洁自律,坚决抵制腐败行为,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规定,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提升党员干部驾驭市场经济能力。

中国共产党以“两手抓”的工作思路,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完善相关法制建设。党的反腐模式逐渐由“人治”走向“法治”。1979年1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对中纪委工作作出了明确界定,并强调这一阶段任务是整顿党风、维护党纪。随后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党的纪律整顿工作,提升党的廉洁形象。1985年,邓小平在答美国记者问的时候提出,“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7]点明了两种反腐工作模式的有效结合。并且,党进一步加强反腐败法律法规的制定,颁布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党内法规,坚持标本兼治,从制度层面开展反腐败斗争。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严肃党的纪律”的反腐方针。随后,党中央先后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等一系列党内规章制度。并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三讲”活动,要求党员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风气”。在这一阶段,我们党开始将惩治腐败的两股主要力量--党内规章与人民群众有机结合起来,明确了法治与教育相结合的反腐思路。党的十六大后,党中央发布《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纲要要求按照综合防治、惩罚并举的方针,指出“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把反腐与倡廉结合贯穿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各个方面,既发挥服务和促进作用,又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逐步完善。”[9]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打虎”“拍蝇”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攻坚区,国际局势的动荡多变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两种问题并存,新旧问题交替出现、相互叠加。一方面,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个人能力和竞争能力成为了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然而,由于一些人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发展自己的能力和竞争力,从而更容易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而其他人则无法享受到这些机会,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固化。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逐渐加大,社会分层现象更加明显,使得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减弱,阶层固化现象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在21世纪初期,中国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科技突破。这使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同时,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例如,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环境污染和资源压力、社会结构的变化和不平等问题、人口老龄化等。这些问题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挑战。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中国需要适应和引领全球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自身利益和国际秩序。为化解阶层的固化、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完成,在政治层面掀起“打虎”“拍蝇”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通过“打虎”“拍蝇”的自我革命新形式来苦练“内功”,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实现社会阶层的流动和社会的公平正义,推动经济发展、参与全球事务,实现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面对着世情、国情、党情出现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坚持自立自强,守正创新,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向党内长期存在的痼疾开刀,清除党内存在的歪风邪气,完善党的政治生态,改善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充分吸收与借鉴党历史上自我革命经验基础上通过“打虎”“拍蝇”的自我革命新形式找到了破解“历史周期论”的第二个答案,由此构建党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提升党组织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

“打虎”意味着反腐败斗争要针对高级官员,即“老虎”级别的腐败分子。这些人通常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等高级职位上担任重要职务,滥用职权、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严重。打虎行动主要通过调查、审查、起诉等手段来追查他们的腐败行为,并最终惩处他们。“拍蝇”则是指反腐败斗争要针对中低级官员,即“蝇”级别的腐败分子。这些人通常在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机构等职位上担任重要职务,虽然他们的权力不如高级官员大,但其腐败行为对社会影响也不容忽视。拍蝇行动主要通过加强监督、加大执法力度等手段来打击他们的腐败行为,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和公信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着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坚持向党内痼疾开刀,以制度建设为手段,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逐步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防腐败机制,用以化解党内存在的“四大危险”、“四大考验”等疑难杂症。坚持“打虎”、“拍蝇”等反腐手段,处理了一批以徐才厚、周永康、薄熙来等为代表的高官。在反腐力度大大加强的情况下,不仅腐败案件逐步减少,也对逃亡海外的腐败分子起到了警告和威慑作用。党的十九大后仅一年多,就有5000余名党员干部主动投案。与此同时,党中央进一步扎紧制度的笼子,强化党内监督,构建以制度监督为主,巡视巡察为辅的联动机制,一方面加强中央巡视小组巡视职能,明确巡视目标,加强对巡视地区的指导工作。另一方面完善省市巡察机制,地方部门除了完成自身市县的巡视任务外,还要保证与上级中央巡视小组的日常沟通、同时发力。党中央基于实践出台了《党政干部考核工作条例》,颁布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以敢管敢严的自我革命精神推动构建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态,并且持续不断的筑牢党员理想信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一方面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教育工作,党员干部带头学习并以身作则,发扬共产党人的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党中央进一步加强理论学习的力度。持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培养全党严于律己的思想自觉,使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了解党内法规,增强全党范围内的纪律性、规范性,维护好全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中国共产党凭借坚定的自我革命精神回答了“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10]中国共产党“打虎”“拍蝇”的自我革命新形式推进党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逐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