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阁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马克思恩格斯一直关注中国的现实境况和前途命运,深入研究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和文化,对中国哲学、孔夫子、报刊、茶叶、丝绸、中国农民都有深刻的了解,体现在他们撰写的有关中国的系列著作及书信中,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思想财富。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自然辩证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等著作及有关书信中,马克思恩格斯都对“中国问题”做了相关论述。据统计,“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50卷著作中,直接提到中国的地方就有800多处。仅《资本论》及其手稿,就有90多处论及中国问题。”[1]本文选择2018年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为研究样本,重点梳理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预见性评论,阐释其预见背后所体现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我们认识中国、观察中国、分析中国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这对于处在新的“赶考路”上的我们而言尤为重要。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中国问题”之缘起

马克思恩格斯将目光投向中国,缘起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他们的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如果离开这些条件,我们则不能真正认识和理解他们关于“中国问题”预见性评论的真谛。

(一)时代背景

1.欧洲社会内部的状况。从一定程度上看,马克思恩格斯论及中国是出于实际斗争的需要,是欧洲社会内部的原因所造成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在业已取得统治的国家里已暴露出其腐朽的一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断定“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2]567-568英国作为欧洲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是能最早发出工商业普遍危机信号的,也就有望最早发生革命。利润是资本家“崇拜的偶像”,“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3]166为了满足私人贪欲和自由贸易派的“轻率的钻营精神”[4]43,“英国制造商曾陶醉于出口贸易会惊人扩大的妄想。他们曾一码一码地量出了准备给天朝人穿着的棉织品。然而,实际经验砸碎了帕麦斯顿这类政客锁住他们心窍的那把大锁。”[5]43生产过剩的产品在市场上堆积如山,进而引起商人和工厂主纷纷破产,工人则陷入普遍的贫困。为克服这种危机,资产阶级“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6]37但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6]37真正造成在本国过度生产和在其他国家过度投机的致命原因在于英国现代制度的运行。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业已成为一个上升的占统治地位的制度时,德、意诸国还尚为封建割据的国家,为推翻封建统治,实现民族统一,1848年弥漫欧洲的革命爆发,这便是资产阶级在欧洲范围内争夺统治的斗争。但资本主义制度此时已开始显示出其腐朽的一面,而且工人阶级已逐渐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因此,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也有工人阶级的个别发动。”[7]38-39面对封建势力的反扑,资产阶级(具有革命和保守两重性)暴露出了自己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即一方面资产阶级与封建主有矛盾,另一方面又与封建主达成妥协来共同对付工农。由于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且不彻底的,使革命很快遭到残酷镇压,工人运动也陷入低潮。

2.中国社会的特殊性。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虽感到非常失望,但他并没有丧失革命的信心,而是写下了许多光辉著作,系统全面地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与此同时,他们把目光转向此时的中国,希望从中找到革命的希望和曙光。就此时中国的社会背景而言,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和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民众也表现出反抗侵略和压迫的斗争激情和顽强意志。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时期,完成了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并不断开拓世界市场。被资本主义“强力”卷入世界历史中的中国,封建王朝闭关自守的状态被打破,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渐瓦解,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一篇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中,马克思曾写道:“如果整个民族真正感到了羞耻,它就会像一头蜷身缩爪、准备向前扑去的狮子。”[3]5鸦片战争惊醒了当时的中国民众,激发了人民斗争和“革命”的精神。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民众的表现较为平静,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民众则进行“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5]63反抗,最终爆发成“任何和平友好的表示都未必能扑灭的愤怒烈火”[5]55。此外,就中国的思想文化所具备的特质而言,比如中国古代思想家曾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与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中对人与人之间贫富差距的思考,具有某种程度的共同之处,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与中华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相契合,这为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中国提供了文化前提。

(二)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

马克思一生颠沛流离,生活拮据,但从未放弃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信念,他的全部理论发现和毕生努力都致力于无产阶级乃至全人类的解放,关注人类的历史命运,目标始终如一。从1849年开始,马克思很少离开英国,并在这里生活和工作。那么,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会对万里之外的东方国家--中国充满兴趣呢?从他们的学术活动及政治活动来看,其中缘由可概括为两点:一是由于通讯员的工作性质要求。马克思一生有十分丰富的新闻记者生活,当时他选择到美国驻伦敦的《纽约每日论坛报》当通讯员,并且十几年来一直从伦敦为该报撰稿,赚取稿费。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他需要进行时评和政论的相关写作,于是就把目光投向了此时正在遭受西方列强蹂躏的中国,就有关“中国问题”撰写了系列文章。二是马克思始终注重舆论工作,将报刊作为重要的政治阵地,所撰写的报刊文章也是为了影响当时欧洲各国公众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单纯的就中国谈中国,而是将中国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进行审视。他们撰写的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中国发展状况的真知灼见,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鸦片贸易和战争的真实面目的揭露和抨击,以及对英国工商业危机的深刻分析等,给公众就有关中国的认识、鸦片战争的性质以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认识以客观的评价和事实的呈现。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问题”之科学预见

所谓“预见”,指的是立足于实践,回答现实问题,对客观事物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所做的科学性分析。马克思强调:“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8]416马克思恩格斯在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从对历史和现状进行剖析、研究中预见了事物发展趋势中的某些大端。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预见性评论的内容

通过对2018年版《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论断和评论进行梳理和分析,可知其中有诸多预见性评论,且预见度之高。主要内容如下:1.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运用“两极相连”辩证法,断定中国革命会对欧洲产生重大影响;2.面对英、法、俄从海上和陆上向中国进犯时,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预言“过不了多少年”[5]66就会在中国看到“亚洲新纪元的曙光”;[5]663.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认为在鸦片战争和贸易的冲击下,封建王朝的危机日益加深,旧中国加速走向衰朽;4.在1850年1-2月之间写的一篇时评中,预言太平洋经济中心时代的到来;5.在1850年1月底-2月底之间写的一篇时评中,作出了“中国社会主义”[9]277的预言和“中华共和国”[9]278前景的预见;6.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势来袭,认为中国人民日益觉醒,对新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日益迫切;等等。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诸多预言,在中国之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实现。比如:1.我国先后出现学习西方器物的洋务运动、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维新运动,以及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马克思恩格斯预言的“中华共和国”[9]278成为现实;2.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预见了太平洋时代的到来,认为太平洋将发挥“伟大的世界水路交通线的作用”。[9]276今天,我们已经见证一个事实,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及‘一带一路’新蓝图的描绘,推动了环太平洋地区的快速发展,世界舞台中心越来越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太平洋也成为了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海上通道;3.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社会主义”[9]277的预见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斗争的百余年中,一步一步变为美好现实。百余年来,我们始终坚持走好“两个结合”之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现了三个飞跃,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等等。这充分显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观察力,也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预见性评论的科学性。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问题”之预见的科学性

科学的预见是指可以预先看到客观事物发展的前途趋向,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而不是预断事物发展的全部具体细节,更不是“凭空捏造”或“乌托邦”式的建构。就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预见性评论来看,具有双重意蕴。一是研究的问题是现实的、实际的问题,而不是伪问题。质言之,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中国问题”的预见性评论立足于现实(中国社会发展现状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扩张),回答现实的实际问题(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辩证关系)。二是是否经过历史的检验是区分某些预言或论断的一项重要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诸多预见性评论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深刻研究中产生的,并在中国历史进程中逐渐得以证实,预见度之高,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光辉。与此同时,由于条件变化或其他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的一些论断或见解不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并非所有的预言和论断都具有有效性。比如,恩格斯认为英国如果在中国建筑铁路或开辟市场,会造成中国出现大规模移民并充斥世界劳动市场,使得世界生活水准降低至中国人的水平的这一观点,些许过高估计了中国变革对欧洲社会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损害马克思主义的威信,而是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即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强调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0]376以及如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1]664概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对有关“中国问题”的预见是科学预见,而不是伪科学预言。他们提供给我们的是预言背后所体现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所揭示的规律,为我们认识中国、观察中国、分析中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

三、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问题”预见度之高的原因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和论断,始终贯穿着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红线,不仅突破了同时代其他思想家从个人政治倾向、哲学立场等方面分析中国的狭隘性,还把中国置于世界历史大背景下进行观察和分析,以整体、动态发展的眼光审视中国的现实境况及前途命运。

(一)坚持捍卫真理和道义的鲜明立场,并以详实的资料和数据为依据洞察事态

面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扭曲,做出中国具有“专制愚昧”知识产权的假设;面对资产阶级媒体为英国资产阶级政府丑恶行径的遮蔽和辩护;面对鸦片贸易对中国人民身体健康和精神状况的侵蚀;面对俄国在英法发动侵华战争中充当“无私保护人”[5]88“调停者”[5]88身份背后的野心和阴谋;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坚决捍卫真理和道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过程中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列强在中国的行径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在《英中冲突》《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分析有关亚罗号划艇事件的始末和细节,戳穿资产阶级政客一手策划的骗局,指出“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5]54是在根本“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5]54“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5]54“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是在英国人方面。”[5]21在《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英国即将来临的选举》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揭露英国政府发动鸦片战争和贸易的实质是强占市场、掠夺资源、牟取暴利以及缓和国内日益尖锐的矛盾,从而达到稳固自身的统治的目的。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针对亚罗号划艇事件,马克思在这里用了四个“一点也听不到”[5]54,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和媒体的虚伪,指出资产阶级新闻的“双标行为”,即一方面声称舆论自由,另一方面却扭曲事实、颠倒黑白,用虚假、片面的报道蒙蔽公众。诸如伦敦的《泰晤士报》《每日电讯》《笨拙》杂志以及美国、法国的一些媒体,它们受到经济利益和政治立场的左右,“被黄金的链条和官方的链条同现政府紧连在一起。”[5]44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本的本质,戳破了传媒背后资本对公众思想的控制这一图谋。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并非仅停留在道德上的谴责,而是运用详实的资料和数据对此进行批驳,澄清事实,这也成为他们对有关“中国问题”正确、科学预见的重要依据。比如,在《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断》一文中,列举1849--1856年期间中国进出口的确切数字和白银流向情况,阐释了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在《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和《帕麦斯顿内阁的失败》文章中,阐释了下院关于“中国问题”的辩论内容及过程,并指出帕麦斯顿推卸责任和专制独裁的事实。在《俄国的对华贸易》和《俄国在远东的成功》文章中,分析俄国与中国的陆上贸易往来情况及俄国在外交领域的“报复”,指出俄国试图坐收渔翁之利,并戳穿其企图占领中国领土图谋。在《英中条约》一文中,用数据分析贸易骤增缩减情况、中国进出额的变动及美国和英国与中国的出口额情况,揭示了影响英国对华出口贸易的原因。在《新的对华战争》一文中,针对白河冲突事件,广泛搜集材料,通过对相关政府文件及一些报刊刊登内容的分析和批驳,对事件的真实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指出“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违背条约,而是挫败入侵。”[5]95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对事态的洞察建立在对众多事实材料深刻的剖析和研究的基础上,他们有理有据的指出了列强发动侵略战争和鸦片贸易的实质,以铁的事实揭露了英国的鸦片战争和贸易对中国造成的严重危害。

(二)运用唯物史观,将“中国问题”置于世界历史大背景和人类解放的大目标下进行审视

在莱布尼兹之后,欧洲将中国描绘成一个“无神论的、腐败的、停滞的、沉溺鸦片的”迷信的国家。[12]比如,孟德斯鸠(1689-1755)批评了中国的政治,并从土地、经济和人口情况来追溯它的专制制度的起源,而这也影响了赫尔德、黑格尔这样的德国哲学家。康德(1724-1804)在《自然地理学》中对儒家伦理道德、中国哲学进行了详细的批判,强调“他们的道德和哲学只不过是一些每个人自己也知道的、令人不快的日常规则的混合物”。[13]黑格尔(1770-1831)用唯心主义的“世界精神”解释历史,认为中国的“历史”之中没有进步和发展,是“一种亘古不变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历史的东西。”[14]220在中国,“‘精神的东西’和‘自然的东西’是统一的,并以父权制的形式体现出来,因此,人是不自由的,也就不具有道德的因素。”[14]262谢林(1775-1854)认为中国人是“颓废、平庸、迂腐和刻板守旧的”,[15]90“对天的信仰变成了对国家的信仰”[15]91。等等。概而言之,由于他们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往往是站在个人哲学立场上看待问题,故不能对有关“中国问题”做出客观、科学的见解。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则是从物质生产出发来理解历史,认为世界是相互联系的“过程的集合体”[16]98,并在基于对唯物史观深入阐释的基础上分析预见了中国的历史命运。

1.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分析中国逐渐走向衰落、在战争中惨败的原因。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分析了中国走向衰落、在战争中惨败的根本原因。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依靠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5]111传统手工业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终究经不住机器的竞争,面临着破产和凋敝。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对非西方社会现存的生产方式的抨击,“主要是基于其停滞的本性,马克思把它看作是历史进程的障碍和对社会主义的一个严重威胁。”[17]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指出中国“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5]122“这个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5]60“一千多年来一直抗拒任何发展和历史运动的国家”[18]472,“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5]6因此,清王朝落后的生产力、科技发展水平和军事实力,终究无力抵抗列强的侵略,只能以割地赔款告终。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从闭关锁国政策、政治制度腐朽方面分析了中国走向衰落、在战争中惨败直接原因。“中国是无数农村组成的一大集团,当中的弊病尚且大过贪污。”[19]268由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可以满足自身的需要,故而不需与外界过多交往,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状态使得对即将面对的危险、蒸汽机、对手,一无所知,处于一片茫然的精神状态。正如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和《鸦片贸易史》文章中所言:“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来到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有反感。”[5]47清王朝拒绝了海洋,拒绝了交往。“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5]70-71闭关自守的状态成为中国发展的桎梏,并且清政府还不思改革,各级行政机构中的腐败现象也不断蔓延。如马克思所指:“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行贿受贿完全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5]6鸦片的输入加剧了帝国的腐败,“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的官吏都被英国人弄得道德堕落。”[5]71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清政府官员沉迷于官场算计及享乐,无心搞海军建设,不愿寻求科技发展,主要财力精力用于内耗。长此以往,固步自封、不思改革的现状对经济、科技、政治以及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2.从世界历史的角度阐释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交流。中国大百科全书把“文明”界定为:“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社会进步和人类开化状态的标志。”[20]924中华民族拥有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在农业、科学技术、数学、医学、教育等诸多方面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华文明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提供过思想养料,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过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物质技术条件。在《风俗论》这部著作中,伏尔泰认为古代东方民族早在其他民族形成之前便已占有重要地位,我们有必要去了解这些民族的精神。并强调说:“当您以哲学家身份去了解这个世界时,您首先把目光朝向东方,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以一切。”[21]232从伏尔泰到孔多塞,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和评价经历了从“颂华”到“厌华”的转变,这种变化其实是欧洲自身思想变化的结果,是欧洲人看待中国时的坐标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欧洲殖民主义者认为欧洲是“更高级的文明”,以为其不断增长的殖民利益和掠夺正当化。总之,中华文明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能仅仅将其看成欧洲精神的自我成圣。如果完全否认中华文明在促进欧洲历史进程中起的作用,这将是逐步走向“欧洲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重要一步。

马克思恩格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考虑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与思想的互动、文明的交流,阐释了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华文明的价值,有力反驳了“西方中心主义者”强调自身发展逻辑的合理性、自洽性。比如,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22]338高度评价和肯定了这些发明对于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称其“具有光辉历史意义”。[6]221同时,他们还详细介绍和分析了中国发明传入欧洲的途径、时间和过程,认为中华文明对欧洲的经济、政治、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作用。人类文明是在多样化的进程中不断融合和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华文明成就与贡献的客观评价,揭示了一个真理,即只有摒弃“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才能正视不同文明的价值,推动人类文明健康发展。

(三)运用“两极相联”的辩证法,分析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以黑格尔关于“两极相联”(对立统一)的思想为引子,立足于唯物辩证法,把它应用到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关系上来,指出“‘两极相联’是否就是这样一个普遍的原则姑且不论,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却是这个原则的一个明显例证。”[5]5

一方面是欧洲对中国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的扩张将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体系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制品、鸦片、“海盗式”的战争对当时还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国的刺激、惊醒是巨大的,造成了中国社会内部的动荡。一是使得中国市场不得不开放。如马克思指出的西方列强用“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5]11二是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国内战争已经把帝国的南方与北方分开”。[5]66正如1853年6月25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描述英国的统治一方面造成印度原先由中央政府管理的农业灌溉设施被搁置,农业逐渐衰败;另一方面英国通过批量生产出的棉织品等的出口,英国摧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官僚主义传统的基础。”[23]111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用发展的辩证法审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当时还处于农业文明的中国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将落后国家和地区纳入世界历史进程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卑劣的寻欢作乐,[24]335还辩证地指出了资本主义扩张对落后国家的发展所产生的历史作用或积极影响,“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6]683

另一方面是中国变革对欧洲革命的影响。每一次政治革命的爆发,其背后必是某种经济原因,必定是与经济原因联系在一起的。英国是矛盾集中的地方,因此最先发生革命,之后引起欧洲的连锁反应。在《欧洲的金融危机。--货币流通史片断》一文中,马克思以亚洲和西方之间金融货币流通情况为线索,将其分为三个时期进行具体考察(欧洲向亚洲白银输出、金属货币由亚洲流往欧洲、亚洲正以较大规模吸收白银),分析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双向互动和运行状况,认为由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对国民的刺激与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人们开始储存白银,拒买外国货,中国处于贸易顺差,因而使得英国商品出现生产过剩,加速欧洲经济危机的到来,刺激国内本来就紧张、矛盾尖锐的关系,进而引发革命。并且“断定这次中国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引起的影响大得多,这决不是轻率的。”[5]20“可以说,政治事件对商业停滞的漫延起过显著影响的唯一国家就是中国。”[4]47“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5]11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中国变革对于欧洲社会的影响,同时也表明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斗争之间的联系。

(四)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预测不可避免地受其个人品格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能对“中国问题”作出科学预见,离不开他们个人崇高的人格魅力。一是博大的胸怀和眼光。他们胸怀天下,始终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为改变人类命运而不懈奋斗。正如马克思说:“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25]2二是宽广的视野和深厚的知识储备。马克思恩格斯虽然长期生活在欧洲,但视野非常广阔,往往超越了时空限制,将世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加以研究。他们博览群书,阅读的书籍非常的广泛、丰富,善于运用多学科理论知识分析问题。据统计,“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阅读书籍1500多种,整理笔记100多本。”[26]10比如在《对华贸易》中对中国农民的描述,就反映了马克思对中国社会结构和农村状况的了解极其深入。三是辩证的思维方法。辩证思维方法是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中介。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恩格斯对思维作了广泛而深刻的论述,尤其强调了理论思维及辩证思维的重要性,注重运用辩证思维思考和解决问题。比如在对中国变革与欧洲社会的认识上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以辩证思维方法进行观察和分析,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审视。四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多方搜集资料,分析整理,去伪存真,运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哲学思维方法,将强有力的事实和数据呈现在公众面前;另一方面,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这就决定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预测在深度和广度上难免具有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也承认自己有过预测的失误,比如恩格斯曾预言资本主义工业大危机的周期定为5年,而实际周期则是10年;马克思恩格斯曾对1848年的德国发生革命充满期待,但革命很快遭到了失败,等等。他们对此进行自我审视、自我批评,反映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实际出发的严肃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理论风格。五是不惧挑战,坚定前行的魄力。即使面对当时的舆论氛围和政治压力,他们勇于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比如对充当资本主义政府“卑鄙的走卒”[5]86的报刊和媒体进行批驳,捍卫正义。

四、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问题预见性对对当代中国发展之启示

经过180多年发展,新征程上的中国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已经从当时任人欺凌的东亚病夫到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今非昔比。但无论风云如何变幻,马克思恩格斯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对“中国问题”的独特见解和科学判断,尤其是对“中国问题”预见背后所体现的思想、方法,引起我们对中国当下及未来发展的思考。

(一)坚持守正创新,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437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亦是如此,一刻也不能没有正确的思想指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7]所产生的“威力”“效果”是空前的。当前,国内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以及思想观念等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文明形态、信息技术、价值观念等领域正在发生全面深刻甚至颠覆性的变革和结构性的变迁。对此,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并根据时代、实践的发展变化进行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积极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的“两个结合”的重大理论观念,回答和解决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二)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过去、现在、未来是紧密相连的。马克思恩格斯正是把中国作为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以整体、动态考察,深入研究中国的“过去”与“现在”,在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诸多科学预见。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各种矛盾风险挑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无论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还是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都需要我们树立大历史观,既要从对时代大势的把握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又要以强烈的历史自觉和主动精神建功新时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越是在这样的时候,越要求我们在不畏浮云遮望眼中把握历史规律,在善于拨云见日中认清世界大势。”[28]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终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研判形势,科学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主动拥抱时代大潮,在总结规律、探索真知中掌握历史主动,创造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的历史伟业。

(三)深化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

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世界历史,并通过对世界市场体系的考察,研判太平洋时代的必然趋势,为我们把握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时”与“势”提供了理论方法。在一体化世界的今天,各国之间的合作往来日益频繁、紧密且深入,大国之间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预言的“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29]541面对全球智能化浪潮,中国要抢抓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机遇,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做好对外开放这篇大文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不仅要要掌握创新这个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好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加强技术领域交流合作;还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发,牢牢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做好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互联互通,“稳”“拓”向前。

(四)统筹“两个大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恩格斯把中国放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进行整体考察,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中国变革与欧洲社会之间的关系,成为科学预见的基本依据。这启示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科学统筹“两个大局”的辩证关系,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放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进行把握,育新机、开新局,抓住和用好各种历史机遇。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变革与欧洲社会之间辨证关系的认识也表明了,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两者相连”可以引发一场政治革命,在另一历史背景下,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其结果也可以是互利共赢的。面对国际国内大环境和小环境的深刻变化,其中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特征的智能革命最具代表性,其在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速度和效率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多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社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呈现出新的态势。正如马克思所说,“蒸汽、电力和自动走锭纺纱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10]775对此,必须站在世界的前途和命运的角度上来理解并制定应对策略,加强全人类合作,塑造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携手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创美好未来。

(五)增强领导干部辩证思维能力,凸显辩证思维的现实力量

辩证思维作为一种基于唯物辩证法进行思考分析的科学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中国变革与欧洲社会的认识上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以辩证思维方法进行观察和分析,以动态发展的眼光审视,凸显了辩证思维的现实力量。面对新的历史方位及“两个大局”的战略定位,迫切需要领导干部具备辩证思维,增强运用辩证思维来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为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方法建议。对此,领导干部必须重视理论学习,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直面中国现实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努力践行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应该有宽广的视野和长远的眼光,努力增强总揽全局的能力;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在服务人民中强化辩证思维。等等。总之,以辩证思维赋能良政善治,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和奋力实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

综上所述,立足国内,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长征”的关键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新的“赶考路”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任务艰巨,“危”与“机”同生并存。放眼世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发展,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广泛深远,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美国倒行逆施冲击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人口问题、气候变暖等各种全球性挑战严峻复杂。虽然当下我国发展状况早已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关注的和看到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问题”的真知灼见和闪耀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光辉,对于正在意气风发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中国而言仍具有极大价值,需要我们认真反复研读,从中汲取智慧,耕耘当下,实现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