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诗华

(黄山学院 文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庄子是先秦时代最早将“真”字提升到生命哲学和美学层面并赋予特殊精神内涵的思想家。不同于现代认识论意义上的“真”和“真知”,庄子所谓的“真”,集中地体现在其所描述的“真人”“真知”“真宰”“真君”等概念中,呈现的是个体本真的生命状态和精神境界,具有浓厚的存在论和境界论意味。这种以真为本的本真生命观落实在个体身上,具体表现为对个体生命的珍视和精神的超越两个层面,对于前者,庄子通过对有违个体本真生命的外在功利性力量的批判和解构而展开,强调的是对个体生存本真和生命的维护;就后者而言,庄子通过身心修养实现内在精神的自由,强调的是作为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和独异性,两者相辅相成,从而构成了庄子本真生命的美学内涵和生命价值。

一、基于个体生命存在的形名批判与解构

庄子对生命本真的追求首先表现为其对个体物质生命所遭受的来自外在刑罚的宰制和精神上来自形名意识形态的规训,这是庄子本真生命内涵生发的逻辑起点和现实缘由,也是其实现精神生命超越的起点。

(一)对横征暴敛与刑罚杀戮所导致个体生存危机的忧心和反思

战国是礼崩乐坏和天下大乱的时代,由此带来了统治集团相互攻伐的人祸,加之天灾,作为个体独立,生存危机普遍存在。这在诸子的描述中俯拾皆是,如“饥者不得食物,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墨子·非乐上》)的奴役、“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上》)的残酷杀伐、“今世殊死者相枕,桁杨者相推也,形戮者相望也。”(《庄子·在宥》)的刑罚,构成了庄子时代个体生存朝不保夕的“生死画卷”。因此,面对不可改变的外在环境,庄子一方面通过对统治者的暴戾进行揭示来加以控诉,另一方面从思想上对生死以及生命本身展开思考,以此探索生存的本质。就前者而言,庄子在《人间世》中有着集中的呈现,无论是卫君“轻用其国”“轻用民死”的暴虐,还是借颜阖之口描述作卫灵公太子傅的两难境地,都是庄子对国君暴戾导致个体生命危机的深刻揭露。就后者而言,庄子对生死的探讨落实在借社栎树的无用以致终其天年来诉说个体生命的保全之策。

因此,庄子对个体生命有着深切的感受与忧思,借助楚狂接舆之口发出了“往事不可待,来世不可追也。……方今之世,仅免刑焉”(《庄子·人间世》)的感叹。就如何摆脱这种外在刑罚和暴戾所带来的伤害和危机,庄子还通过勾勒大量的得道形象来展现个体理想的生存图景,特别是他在《德充符》中集中描绘了许多诸如“王胎、叔山无趾、申屠嘉、哀骀它”等身体残疾而内德充盈的“丑人”形象,他们的共同特征在于以“无为”独标于世。

(二)对名利和物欲膨胀而导致生命戕害的批判

名利和物欲是人类跨进文明社会而产生的原始欲望,这种原始欲望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然而老子深刻洞察到这种原始欲望的弊端,提出了“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的主张。庄子在老子基础上,深入揭露了名利及物欲对个体生命潜在的威胁,以逆向致思的方法直陈其弊端和解脱之途:

“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札也;知也者争之器也。”(《庄子·人间世》)

“贵富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庄子·庚桑楚》)

无疑庄子洞察到名利和人的物欲是造成社会争斗和自身精神迷失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阻碍个人通向大道的障碍。在其看来,作为个体对名利的无限欲望不仅有损自身的本真生命,而且还会造成对他人的威胁,从而形成人性的异化,如其所言,这些异化之人都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的“倒置之民”(《庄子·缮性》)如何克服这种原始欲望维护人的生命本真,庄子认为惟有通过身心修养达到虚静无为的状态才能克服之。

(三)对形名之学及其是非观念的解构

形名之学在战国时代主要表现为儒家的“正名”和墨家与名家的“名辩”之说。前者强调恢复礼乐传统,侧重于通过主体伦理实践来符契传统礼乐,从而成就个人德行之美善;后者强调循名责实,侧重于思维与实在的统一,追求的对自然万物和社会人情风尚是非的明辨。在庄子看来,无论是儒家所倡导的仁爱伦理实践还是墨家提出以“自苦为极”的苦行主义与墨辩的“辩有胜”主张,抑或是名家所迷恋的“辩为万人说,说而不休”及其“散于万物而不厌”(《庄子·天下》)的循环,这些都蕴涵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规训及其对个体生命本真的伤害。

因此,庄子以强烈的奋激之词指斥儒家“名不符实”的虚伪,提出了“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的主张,针对墨家的“辩有胜”与名家“说而不休”提出了“辩也者,有不辩也……言辩而不及”(《庄子·齐物论》)的“辩无胜”思想。

二、基于个体本真生命的建构与超越

基于个体所处时代形成的生存危机和精神生命的桎梏,庄子认识到个人能力的有限,为了突破这些外在束缚对个体生命的威胁和束缚,他一方面通过彰显个体生命的主体性和独异性来保持生命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通过个人修养将这种生命主体性和独异性转化为对内在精神超越的追求,从而成就个体超越的精神生命境界。

(一)个体精神生命主体性与独异性的自觉

庄子具有强烈的生命主体意识和自觉,这不但表现在他对外在事功和物欲弊端的警惕和批判,而且还体现在他对个体独异性的洞察。关于作为个体人的独异性,庄子一方面从“道德分化”的角度对万物特殊性的揭示来表现他对个体独异性的强调:“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庄子·则阳》),“殊理”即万物得之于道而具体化为万物自身的特性,这就是其强调的万物之“殊性”,可称之为“个体性原理”:“世间的各种事物,也各有自身独特的规定,它们在存在的过程中,总是不改变个体之为特定个体的规定性。”[1]163另一方面,庄子将这种个体之人独异性展现在相互交流的不可通约性上,其在《庄子·齐物论》中对“成心”及“是非”的质疑和批判上有着深刻的表达:“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这里庄子对是非不可通约进行了绝对化阐述,不但体现了他对语言片面性和有限性的质疑,而且还表现了他对个体独异性和主体性的关切;最为明显的是庄子借助神话和寓言把个体主体性和独异性表现在对“独有之人”高蹈形象的描述上:“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谓独有。独有之人,是之谓至贵。”(《庄子·在宥》),可见,“独有之人”在庄子看来,他具有独特禀赋,最为天下贵。

可见,庄子对个人的主体性的觉悟与其对人之为人的独异性把握相融合,两者相互涵蕴,充分体现了庄子不同于儒家伦理主体建构的人本主义特征,诚如李泽厚对庄子倾向个体性特征的揭示:“他(庄子)第一次突出了个体性存在。他基本上是从人的个体角度来执行这种批判的。关心的不是伦理、政治问题,而是个体存在的身(生命)心(精神)问题,才是庄子的实质。”[2]189由此,庄子致力于生命修养和精神自由的建构也就不难理解了。

(二)个体精神生命的修养及实践

作为有限的生命个体,迫于外在强大的生存危机和个体有限实践能力的拘束,庄子一方面基于个人主体性和独异性保持对外界宰制力警觉的同时,另一方面他致力通过个体身体实践和修养来开掘内在精神生命的超越之路。

庄子将这种个体精神生命的修养贯穿于日常日用的生活实践和身体的功夫实践中,在应对外在生存危机与修养自身内在精神生命互相交摄中锻造不为外物所动的心力和超越的精神境界。就前者而言,庄子描写了大量诸如“庖丁解牛”“梓庆为鐻”“轮扁斫轮”“津人操舟若神”等能工巧匠“技进于道”的寓言故事,而这些匠人所表现的共同特征在于其具有不为外物所动“乃凝于神”(《庄子·达生》)的定力和精神状态。就后者而言,这些匠人之所以具有这种特殊的技能和不为外物所缚的定力在庄子看来都是通过身体修养实践的结果。这种身体修养实践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庄子在《人间世》和《大宗师》中所描述的“心斋”和“坐忘”,其共同处在于通过“虚”“忘”等身心一体的精神实践涤除和屏蔽个体内在与外在的感知,实现自我更新,从而达到“吾丧我”(《庄子·齐物论》)即“得道”的精神境界和生命状态。

由身体修养而达到的这种“得道”状态就是庄子所言的生命至境,即个体主体性和独异性所展现的另一种本真形式,庄子对此,借助寓言给与了浓墨重彩的描绘和歌颂,其象征意象主要表现为“无待”的“至人、神人、圣人”和“真人”形象,其精神状态庄子描述为“神明”之境--即一种通透和超越的精神自由境界,集中地体现为“逍遥游”的生命自由状态。

(三)返本归真的生命境界及诗意生存

庄子基于对抗现实和外在束缚的主体性和独异性,经过身心一体的修养实践从而实现了内在精神生命的逍遥和神明生存之境的通达。庄子继承了老子的“道”论思想,并将其开掘到个体的心灵境界:“老子的道,本体论与宇宙论意味较重,而庄子则将它转化为心灵的境界。”[3]196

庄子所建构的心灵境界是老子“反者道之动”的运动规律在个体精神生命上的投射,最终体现为通过身体修养而达到“与道(天)合一”的生命境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天下》)这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具体地有表现为与万物平等、相融为一的“天乐”与“人乐”的至美之境,即“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天乐者,圣人之心以畜天下也”(《庄子·天道》)在庄子看来,所谓“天乐”是个体经过身心修养而实现生死超越“得至美而游乎至乐。”(《庄子·田子方》)的审美逍遥境界,所谓“人乐”即没有杀伐和奴役的“人和”--“至德之世”的素朴世界。二者构成了庄子心目中理想的个体和群体的审美诗意生存世界。

由此,我们勾勒出庄子本真生命美学内涵所包含的生命演化历程和审美精神境界的生成,它体现了庄子强烈的生命主体意识以及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三、庄子本真生命观的别现代意义

别现代“Bie-modern”是中国本土学者王建疆原创的人文学术话语,它是在反思西方现代、后现代之后而提出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理论,具体是指这些社会:“既有现代因素、又有前现代因素、也有后现代因素,但同时既不是现代、也不是后现代、更不是前现代的现实,对这个混合杂糅的时代,只能用别现代表达。”[4]而这种社会形态多数是指一些正追求现代化发展且尚未完全实现现代性转型的国家,由于历史和现实等多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西方现代市场经济和思想文化的竞争观念、后现代的多元解构观念与固有社会既有的腐朽传统文化观念的交织给社会和个体生存带来了危害。而庄子的生命本真思想所包含的对个体物质生命的尊重和对个体精神生命主体性和独异性的强调,特别是其对个体精神生命主体性的强调在别现代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反思市场资本对个体生命的危害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现代技术进步,在推动社会进步和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别现代社会中前现代观念及后现代思想时有借助现代的包装对个体生命权利构成威胁与伤害。

最为突出的是市场经济发展中,商业资本与权力资本的合谋在医疗领域形成无视个体生命价值的现象。现代生物医疗技术存在商业资本侵蚀和控制的风险,形成一种在商业利润主导下的集生物制药、生物技术以及生物技术产品开发等为一体的庞大产业链,而人的身体和生命无疑是这个庞大产业链的终端。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生物资本的逐利本性暴露无遗,加之前现代奴役思想以现代的方式改头换面试图突破一切障碍,将人的身体和生命视为消费和宰制的对象,同时在现代媒介的推波助澜下,生物医疗、保健产品、人体美容的功效有时被虚假信息放大。比如在医疗保健领域,“神药”“神汤”宣传铺天盖地;甚至医疗领域,在生物资本的介入下,过度诊断和医疗不断加码的乱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医患关系中,市场资本绑架权力资本致使医患关系变异为市场中的买卖关系:“接受这些介入措施的人是顾客,他们根据各种欲望--这些欲望可能看上去微不足道,自恋或不合理--作出决定,这些选择不是由医学必要性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和消费文化决定的。”[5]24因此,在商业资本的制导下,人的生命有时变为可供生物技术和医疗手段测量的“物件”:“生物资本主义就像一张无形之网,凭借着它所掌控的前沿生物技术和丰富的生物资源,通过市场化的资本运作,把生物资源商品化,把生物技术市场化,对人类的生命不断进行所谓的提高、控制、操纵和再定义。”[6]166。这使人的身体和精神生命不是成为护养和关照的对象,而是成为生物资本消费争夺的战场。

因此,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别现代社会,现代性因素由于遭受前现代因素观念以及后现代性因素嫁接的冲击,个体的生命和生存时而处于一种不确定性中,时有遭受来自市场和技术及其背后的权力的宰制和戕害。因此,庄子对个体生存及其生命本真的关切是我们应对别现代社会商业资本和权力资本媾和的有效思想资源,有利于我们时刻反思“人作为目的而不是工具”的现代人本主义信念,有利于我们将生命保障作为社会发展的底线。这也是新时代重拳治理医疗腐败的出发点和重要原由。

(二)有利于激发个体的主体性自觉及其对后真相的反思

别现代社会由于伴随网络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作为个体的人被置入一个完全由信息媒介和智能机器所构成的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空间,人的物质和精神生产及其交换方式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生存和表达被弱化。最为典型的是“景观社会”“后真相社会”的形成以及人的主体性与个体性的迷失。

技术的更新和发展,传统的人际交往已被远程视象和媒介传递、信息识别所替代加速了“景观社会”和“后真相社会”的形成。具体表现为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符号化和人际交往的图示化,其极端后果就是给人带来视觉快感的同时,还造成了个体交际新的异化景观和微型权力的泛滥,导致人的个体性、主体性和差异性存在均质化、统一化乃至主体性丧失的危险。

“后真相时代”信息网络传播,常常造成个体化和主体性表达的迷失。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自媒体的不断升级,人的信息传递和交际的加速度得到飞速提升,人的主观愿望和情感表达在得到拓展的同时,其所呈现的“自恋主义”审美幻象以及虚假信息传播也随之泛滥起来。这种自我迷失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如信息网络和自媒体提供了信息交流和发布的便捷,然由于信息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和超空间性,不同“视角”下对同一事件和事实的判断各异,赫克托·麦克唐纳称之为“竞争性真相”:“你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描述一个人、一项事物和一项政策,这些描述可能有同等的真实性。”[7]6-7而作为理性的接受者,我们往往受制于自己的立场和主观臆断,因为:“我们许多思想和行为是由我们听到的或读到的竞争性真相决定的。”[7]11。然而现实情况是我们受制于网络和媒介意识形态的引导不经意间完成了观点的复制与传播,而这种“自动化”表达或传播实际上是一种“无主体”和“无个性”的情绪表达,甚至有时候不经意中受制于一种微观权力意识的误导而陷入虚伪的泥潭。

(三)有利于别现代个体心灵境界的修养

由于别现代社会尚未充分实现现代化,个体生命和生存在现代工具理性、商业资本和权力资本的裹夹下,加之后现代多元价值精神观念的制导,人本身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受到多方束缚和威胁而产生生存的焦虑和茫然。而庄子在对外在名利、权力批判以及经过个体身心修养而生发的内在精神自由之境为别现代的个体应对精神上的焦虑提供了一条自我调节的路径。

身心修养为个体应对别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提供了可能。别现代社会涵有现代性因素,特别是伴随西方现代工具理性的扩张及其市场化蔓延,但在欠完善现代法治和福利保障的情况下,其极端的侵略性和破坏性愈发显示出来,最典型的就是别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传播造成了极端的实利主义,对个体生存和精神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别现代社会遗留下来的前现代权力意识与现代市场竞争观念、实利主义媾和而产生的社会腐败和人际交往的利益之争,给个体的身心带来焦虑和生存危机。

而庄子致力于个体身心修养在一定程度上为个体建构超越的生命境界提供了思想资源。庄子对这种身心修养的描述主要聚焦以“心斋”“坐忘”等为主体的身心调节方式和精神修养。从现代科学实践来说,庄子所描述的身心修养不免带有浪漫的神秘性,但从心理学的视角来说,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当个体面临生存和生命危机而无法摆脱时,作为主体的人会自然形成一种自我保护和超越的心理机制,这种自我调节的心理机制最大特征就是从精神和意念上以一种超越的心态来正视这种客观的外在危机和内在的精神压力。在庄子那里,他诉诸于“心斋”“坐忘”的虚静功夫,这是现代个体难以达到的,但其中所蕴含的超越现实的思想观念可为当代个体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提供了思想资源。

综上所述,庄子作为道家思想的集中代表,他的“真”思想蕴涵着对个体精神生命的关切及其与对外在形名的批判,两者是紧密联系、自反生成的,最终表现为个体超越精神生命境界的生成与建构。这种对个体精神生命超越的建构同时又蕴含着对人的主体性和独异性的精神生命的关切,这是庄子生命哲学和美学最具人文性价值的部分。伴随当下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的震荡,人类发展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呈现出别现代景观,尤其是在一些后发现代性国家,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思潮的激荡,个体生存面临着来自各方挑战,因此,庄子对个体生命本真的强调对我们推进新时代生命伦理的建构具有重要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