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洋

(重庆大学 中文系,重庆 400044)

2023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部长篇科幻小说《井中之城》。小说构建了一个在深陷的井底所建造的城市--谭家市,描写了城市里的各色人等与他们的欲望、困惑和抗争。早在2018年,我的第一部科幻长篇《火星孤儿》同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一群中学生为主要视角,描述了一场由二维生物入侵所导致的全球性灾难。《井中之城》与《火星孤儿》共享一个世界观,故事时间则定位在这场大灾难发生的几千年后,因此在前半段几乎看不到和《火星孤儿》有任何的关联。但随着故事的推进,在后半段,世界真相的破解和主人公身份的揭晓,让两部作品的故事逐渐连接起来,共同构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世界背景。即便如此,两部作品的故事也基本是独立的,没有看过《火星孤儿》的读者,在阅读《井中之城》时也并不会遇到任何的阻碍。通过这种类似拼接的方式,既可以借助多部作品的串联来塑造一个庞大的世界观,又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单部作品的独立性,不至于为读者带来太多的阅读壁垒。

一、世界建构是科幻惊奇感的源头

一般来说,科幻作品的世界建构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是关于有形之物的设定,或者说,物质性的设定。比如,自然环境、生物生态状况,或者有哪些奇特的科学技术设备等。第二,是关于无形之物的设定,或者说,精神层面的设定。比如异类文明的社会结构、文化习俗,或者其独特的科学技术与哲学理念等。这两类设定绝不能彼此脱离,而是应该相互关联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世界建构的第三个层面,也是最重要的层面,就是在不同设定之间建立有逻辑的连接。这需要作者在创作时进行积极推想--这是科幻创作者最重要的能力。推想的广度和深度,是决定世界建构成功与否的关键。

张锋在评价《火星孤儿》的世界建构时,认为其设计了两个独特的世界,一个是近未来的太空版“高考工厂“近腾中学,另一个是二维宇宙中的异类智慧生命世界。”小说通过一场奇特的高考,将两者的命运连接在一起。”这里所说的两个世界,前一个更贴近现实,主要是在社会环境等无形之物上所作的设定,后一个世界则更抽象一些,主要是在物质和自然的层面进行了设计。它们所带来的惊奇感也属于不同的层面,从新奇程度来看,二维世界对读者认知的冲击无疑是更强烈的。比如说,在二维世界里,钠原子的电子排布是2-6-3,而不是我们熟悉的2-8-1,因此并不具有强烈的金属性,甚至可以用来做造船的材料;二维世界的重力与距离的一次方成反比,由此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所有星球的第一宇宙速度都是无穷大,换句话说,即便二维智慧生物能够造出宇宙飞船,他们也绝对无法进行星际旅行。诸如此类的在科学规则上的颠覆性效应,会从根本上动摇读者的传统认知,特别是在真相揭晓之前,读者还并不知晓造成这些古怪科学规则的原因。在这一阶段,随着一个个设定的抛出,其带来的惊奇感是会不断累加的,同时还伴随着故事悬疑性的显著提升,对叙事起到有效的推进作用。

不同的科幻作品在世界建构上的复杂程度是不同的。短篇科幻小说通常只需要一两个简单的设定就可以支撑全篇,但对于长篇或者是像《基地》这样的鸿篇巨制来说,则需要相互交织的、网络状的设定系统作为叙事的骨架。笔者曾提出设定网络的概念,以描述这一在科幻作品世界建构中的重要架构。比如,在贵志祐介的代表作《来自新世界》里,其核心设定可以归结为一个what-if式的问题:如果在人类社会中有“咒力”的存在,世界会变得怎么样?咒力是一个偏奇幻的概念,在科幻小说里通常称之为意志力、遥动力,或者念力,早在上世纪中叶就已经有大量科幻作品有利用精神力量操控物质的设定。但《来自新世界》在世界建构上远远超出了之前的那些同类设定作品。它以咒力的存在为前提,推演出了一幅令人惊惧的反乌托邦式的未来景象。在核心设定之下,有两个直接的衍生设定:“业魔”和“恶鬼”,前者指的是那些潜意识活动旺盛之人,他们泄露的潜意识会对周遭之物产生不可控的影响,对生物则会带来极其严重的伤害,后者指那些可以突破生理性约束机制,从而通过咒力伤害别人的人。与业魔和恶鬼的斗争贯穿了整个故事,作者在其中为我们呈现了各种社会性的设定,如“妙法农场”、“伦理委员会”、“异类管理科”等社会机构,“八丁标”、“不净猫”、“佛法”等约束性机制,以及“化鼠”这一异类生物极其背后所隐藏的可怕真相。这些设定彼此连接、不断衍生,织成了一张诺大的关系网络--这正是该作品令人惊奇和震撼的根本源头。

二、《井中之城》的核心设定与衍生效应

回到《井中之城》一书,其最核心的设定只有一个,即以单电子为载体的意识上传。意识上传并不是什么新奇的设定,在“元宇宙”已经风靡社会的今天,即便对科幻小说涉猎甚少的读者,恐怕也已经通过各种途径知道了这一概念。比如,在有近八千万人观看的电影《流浪地球2》里,图恒宇将丫丫的意识数字化,存储在一块U盘之中,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意识上传的方式。不同科幻作品对意识上传的设定当然会有众多细微的差别,有的强调意识扫描过程对大脑的破坏性和不可逆转性,有的强调数字生命与外界真实生命对时间感知的巨大差异,有的强调意识在网络中的去中心式分布。《井中之城》所作的一个创新性设计在于,把数字生命的载体从一般的硅基集成电路或者量子计算机,改为了一种更为激进和极端的物理实体--一个单一的电子。意识上传之后,“人和电子,合二为一。人就是电子,电子就是人。”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设定,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思想火花。有一天,我在看一幅p电子的轨道云图像时,突然想到,这些微观电子的所处境遇,与我们这些在现代都市中生存的男男女女何其相似啊!电子们总是在固定的轨道位置上来来回回,而都市打工人们则每天都沿着固定的地铁轨道穿梭于写字楼和廉租房之间。不同电子拥有不同的能级,能级较高者便可以在更为宽广的空间中运动,而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能量最高的电子,便可以突破原子核的束缚,自由穿梭在金属中的任何位置,这就是所谓的“自由电子”。而对人类来说,实现各种层次的自由,又何尝不是人生的期盼呢?于是很自然地,我想到,可以通过意识上传的设定把人类和电子进行物理性的连接,从而让设定更有趣味性和延伸性。

在这一核心设定的基础上,很自然地就衍生出几个新的设定。其一,既然人寄身于电子之中,那么作为电子所处环境的原子,就可以设定为人类所生活的城市。小说中的“谭家市”,其物理本质就是一个碳原子,同样的,“古旗市”就是一个钴原子。其二,不同原子之间通过共价键形成的连接,就可以设计为城市之间的来往通道,也就是故事里的隧道。其三,所有原子结合成的那一整块团簇,就是彼时的人类世界。为了和现实世界形成对照,我让这些原子组合成了一个类似碳60的球状结构,这样从形态上来看就很像是现实里的地球,众多城市错落分布在“地球”的表面。其四,地球的能量来源是太阳,那么这个纳米团簇的世界,也需要一个类似的能源,因此,我在球状团簇的中心放置了一些天然的放射性核素。这些核素在不断衰变的过程中发射出的载能粒子,就像从太阳上发出的阳光一样,为这个纳米地球带来了维持其运作所需的能量。至此,通过这一系列衍生设定,这个世界的基本物理框架就被搭建起来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更为细致地分析上述设定,在其基础上推演和补充下一级的衍生设定。随着推演的进行,新的设定会逐渐从物质层面转换为社会层面。比如,基于电子被束缚在原子里的这一物理事实,我们理应为城市中的人类也设计出一套对应的约束机制--这就是“井”这一意象的由来。电子被困于原子的势阱里,这里的“势阱”是纯粹的数学概念,而我们却可以将其实体化,在虚拟的数字世界里切实地建构出巨井的场景,把一个个城市放置于井底,这样就将微观载体的物理特性和数字世界的虚拟场景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同时,由于电子的轨道,更准确地说是电子云的形态,都是固定不变的,这意味着人在城市里的运动轨迹也应该尽量匹配原生电子的位置分布。因此,故事中的人类在虚拟城市里所从事的职业是快递配送员,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控制其生活轨迹,让其沿固定路径循环往复,恰如电子一般。

再继续向下推想,将社会层面的设定逐渐细化到个体身上,于是一些哲学和精神层面的思考就自然地涌现出来。具体体现为两个矛盾:第一个矛盾是,电子的量子效应与人类观察者身份的矛盾,也就是说,当人寄身于电子之后,电子本身已经自带观察者了,因此很多传统的量子效应便会受到压制,使得电子更像一个经典粒子而不是薛定谔波函数了;第二个矛盾是,电子的固定轨道与人类的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或者说,携带着人类意志的电子也同时携带着人类对自由的本能需求,因此已经不可能在绝对意义上实现精确地轨道控制了。解决第一个矛盾的方法是,屏蔽掉人对真实物质世界的视觉观察,而是将一系列虚拟的视觉信号输入电子之中,就像通过VR眼镜看到的数字场景一样,从而让寄身于电子的人类无法对身边那些真实的微观过程进行观察。这既是建构和体验虚拟世界的客观需要,同时也避免了观察者效应的产生,让电子重新回归波粒二象性。解决第二个矛盾,则需要引入关于能量货币的新设定。具体来说,人类的确可以操控电子按照自己的需要偏离原本的轨道,但这一过程需要额外的能量,所以人类就需要为此付出代价,或者说,支付一定数量的能量货币。于是,对电子轨迹的控制就可以通过一系列经济手段来完成,而且,至少从表面上,仍然保证了人类自由意志的存在。

而为了保证这些解决方案的有效实施,更多的社会机制层面上的设定就必然要配套跟上。比如,小说里详细描写了主人公进入“时安局”的所见所闻,以便带出关于这个强力机构的功能设定。所谓时安局,全称为时空安全管理局,是小说里设计的一个专门管理携带着人类意志的电子的活动轨迹的一个权力机构。比如,当人类驱动电子太过偏离平衡位置时,它会让电子进行周期性的位置重置,以便更好地节省系统的能源。这种重置现象都发生在午夜零点,其带来的表象就是人类似乎在虚拟世界中发生了诡异的瞬间移动。为了不让人类对世界真相产生疑心,这一现象被包裹上“SF综合征”的名字。事实上,对于SF综合征,小说里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设定,比如其作用机制、过程呈现以及破解方法。同时,对于时安局与其他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说明,从而凸显出这一机构的重要地位。

三、基于解谜游戏的设定呈现

对于科幻小说而言,不管作者所建构的世界如何瑰丽、宏大,终究还是要通过叙事过程向读者呈现。常常有人会抱怨说,在他们阅读的科幻小说里,特别是一些所谓的“硬科幻”小说里,经常出现大段充满科学名词的段落,很影响阅读体验。这种情况通常就是作品在设定的呈现上出了问题。这并不是只有中国科幻小说才有的现象,在国外,这些解释部分通常叫做“信息结”(infordumps)或者“解释性肿块”(expository lumps),在国内的科幻圈里,我们通常叫它“知识硬块”。王晋康在一次采访中曾提到,自己“坚决不能在小说中出现知识硬块。只保留那些对情节推进最必要的知识,而且要尽量打碎,融化在故事中。”刘慈欣也曾提到,自己在《三体》第一部的后三分之一中,用很生硬的方式把知识解释出来,出现了一些“知识硬块”,后来在英文翻译时,抓住机会做了一些删减。由此可见,如何将设定合理地融入到故事之中,在叙事的推进过程中自然地向读者传达作品所架构的独特世界,正是科幻作家们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

不同作品有不同的设定呈现方式。一般而言,可以划分为叙述式、对话式、缺省式、渐进式等不同类型。由于《井中之城》的设定网络较为复杂,所以我采用了渐进的方式,将复杂设定进行拆分,在不同位置分批交代,既避免了集中交代设定时容易出现的知识硬块,也让设定的呈现和故事的推进协同进行。比较特别的是,我设计了一套数字谜题,让主人公在故事中经历了一场三局的骰子游戏,通过游戏背后所隐藏的暗示来间接揭示作品的世界设定。因此,这篇科幻作品的叙事过程又染上了浓重的智斗作品的色彩。

在故事里,主人公需要通过3个游戏关卡,每个关卡似乎都无法依靠正常的方式通过,而需要借助其内部隐藏的线索和规律。在常规的智斗作品里,这些线索仅仅与游戏本身的规则和人性有关,但《井中之城》里则不仅仅如此,所有的线索都包含有双重意涵--其一是游戏规则本身,其二则指向这个世界的物理真相。比如,游戏所使用的带有弹射管的骰盅,表面上看,只是为常规的骰子游戏引入了一个新的变量,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但其实它也是对量子力学中观察者效应的一个隐喻。在第一轮游戏中,寻找隐藏在137个骰子中的1个特殊骰子,是通过这一关卡的关键,但另一方面,1/137这个分数又指向了物理学中大名鼎鼎的精细结构常数,以此暗示这个世界的本质与电子有关。因此,主人公在故事里努力寻找关卡线索的过程,同时也就构成了揭示世界真相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叙事推进和设定呈现得以同时进行,并且不会给人以生硬和突兀之感。

但是要让通关线索同时包含这两种意涵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在写作构思阶段,我几乎花了半年的时间,来构思故事中的3个关卡及其通关线索。比如,在第二个关卡中,参与者几乎需要完全掌控骰子在弹射小球击中后的滚动方向,才能够通关。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曾经设想了多种方案:有的是从骰子上入手,像第一关一样,隐藏几个特殊骰子,但这样很明显和第一关重复了,新鲜感不足;有的是从骰盅入手,让参与者可以暗中调节弹射管的长度,从而控制小球弹射的力道,但这种控制显然不可能做得太精确,可行性不足,而且我也没有想到如何将它和世界建构的揭秘结合起来,所以最后也放弃了。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可以在弹射小球上做手脚。既然它可以在撞击中显影,那么就可以轻易地通过指压在上面做标记,从而为其后判断骰子的滚动方向提供关键线索。这一方案成立的另一个前提,是骰子中的点数图案不能是对称的圆形,而必需是不对称的水滴形。想到这里,我又立刻意识到,这正是将其和设定揭秘结合起来的一个大好机会,因为“旋转”与“对称破缺”这两个游戏线索,很自然地就与电子自旋的特性具有很紧密的关联。正是在完成了第二轮游戏关卡的设计后,我才基本确定了故事的主线,同时也对作品的完成建立起了足够的信心。

四、从社会响应中回应现实关切

在我的大部分作品里,故事背景都设置在近未来或者一个极为接近现实世界的场景里,起动机通常是为了提高代入感和反差感。一个距离读者很遥远的外星世界,尽管其无比宏伟、瑰丽异常,但还是要有一个人类探索者的视角存在,这正是提升读者代入感的做法。在《火星孤儿》里,主角是一群高中生,整个故事的前半段都发生在一个典型的中国式高中里,这正是为了方便读者较容易地进入到故事情境中。而《井中之城》的主人公被设计为一个走街串巷的快递员,除了可以与电子轨道相对应,当然也有增强代入感的考虑。与此同时,在一个类似现实的环境里,一旦出现任何偏离现实的因素,其产生的惊奇效应,会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比如,在一个典型的奇幻世界里,突然出现了一条龙,读者可能并不会太惊讶,但如果故事发生在一个极为写实的世界环境中,那么龙的出现所带来的惊奇感就大为不同了。乔治·马丁的《冰与火之歌》,就是一个通过反差增强惊奇感的典型样本。

另一方面,科幻小说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成为了一个更为本土化和“现实主义”的文学类型,从而更容易实现对人类现实处境的摹写和映照--这也是当今世界科幻发展的总体趋势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科幻小说的主题都和现实世界没什么关系。不管是在遥远宇宙的猎奇,还是去往时间彼端的探险,不管是与可怕的怪兽或外星人战斗,还是在银河帝国的衰亡中力挽狂澜,这些故事在时间和空间的跨度上都远远超越了现实世界的范围。在这些作品里,故事发生的国度或地点只是一个并不重要的背景,通常只是作为可有可无的点缀,甚至在架空的银河帝国里被虚化了。当然,这些架空的帝国及其发展史可能是某些真实历史的影子,而且通常具有较强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特点,但它们通常并不对此持有严肃和批判的态度。20世纪中叶,在太空歌剧盛行之时,这一趋势尤为明显。但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浪潮运动让这一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那之后,科幻作家们越来越多地将目光投射到身边的现实之中,这让他们的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现实主义和本土叙事的特征。事实上,这种趋势并不局限在科幻小说里,在其他幻想文学中,对现实的关照也正在逐渐凸显出来。比如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充满了势利眼、阶层意识和特权……麻瓜世界的坏毛病这里也都有,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在这里盛行”。

在中国,如何创作出更具有中国味的科幻作品,也在被越来越多地讨论。一些科幻作家试图围绕特定的城市展开故事,从凌晨的《潜入贵阳》、刘慈欣的《太原之恋》,到近年来的《重庆迷城》《济南的风筝》《成都往事》等,在读者熟悉的城市背景中展示陌生化的美感。另一些科幻作家则试图从历史或神话中挖掘文化的传统,从晶静的《女娲恋》,到拉拉的《春日泽·云梦山·仲昆》,乃至最近江波的《魂归丹寨》等,都是如此。但我觉得,要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质的科幻小说,最重要的还是要在作品中注入对现实议题的关切与思索。例如,李维北的《莱布尼兹的箱子》关注了人工智能时代下快递员的困境,陈楸帆的《剧本人生》讨论了偶像经济的问题,吴楚的《幸福的尤刚》将乡土中国和近来颇受关注的基因编辑事件结合了起来,等等。

当然,最自然的办法,仍然是从设定本身的延伸中,实现对现实问题的关照。科幻小说的世界建构,往往要从物质层面延伸到社会与个人的层面,才能够产生足以打动人心的震撼力。因为当设定与人们的切身经验相冲突、相背离,惊奇感就自然地涌现出来了。在《井中之城》里,设定在延伸过程中与现实问题产生的连接是很自然的,因为其最核心的设定--电子与人的合二为一,就是从都市人群既有的一些困境中触发而来的灵感。而在之后的衍生设定中,现实问题则更加紧密和深入地渗透到了世界架构里,使得整个虚拟世界处处都映射出现实世界的影子--循环的生活轨迹、难以离开的城市、货币与能量的等价关系、对自由的渴望和追求等。甚至,在一些细枝末节的世界角落里,在叙事中一笔带过的碎片场景中,也可以呈现出对现实的映照。比如,对微观世界各区域的命名,从铁岭、银川这样的原子城市名称,到China这样的板块名称,都因与现实的对应呈现出别样的趣味性。又比如,在微观世界的“太阳”所提供的能量逐渐下降,使得控制系统需要越发严格地限制人类(电子)的自由移动时,很容易就可以将其与现实中的“宅文化”进行连接,从而给读者带来一种阴谋论式的惊异感。

总之,科幻世界的建构、呈现及其对现实的关照,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彼此不能脱节,更不能相互矛盾。从《井中之城》的构思和创作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科幻小说都要遵循同样的创作思路。事实上,很多贴近现实主义的科幻作品是先从故事和人物的构思入手,接着才根据故事的需求来进行设定的构建,因此可以在现实关照的层面做得更为透彻,但缺点是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世界架构的完整性和自洽性。不管怎么样,科幻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类,它不像武侠、言情、推理等类型小说那样有一些特定的模式和要素,其主题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我们既期望从中找到惊奇瑰丽的科幻设定,也希望它能够提供对现实世界的某种指引和警示。在这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里,科幻小说正日益成为人们面对现实和未来重重挑战的参照标准和创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