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娟娟

(郑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政党是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作为西方社会的“内生物”在制度体系内“合法”生成的。基于国家已于政党之前存在,西方政党因此就没有国家建构的任务与使命。但在众多后发国家则是先有政党,后有国家建构,政党在后发展国家建构中扮演着核心能动者的角色。如若没有强有力的政党,国家的触角将难以伸及领土的各个角落,也就很容易发生国家分裂与民族冲突,激烈的权力之争最终会迫使原有的制度化结构难以承受现有的矛盾而导致政治的碎片化。为此,一党制不仅带来了政党执政下的国家权威,而且保证了国家统一和政局稳定。与西方国家将政党视为一种整合和表达各社会群体利益的机制不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党在现代国家建构中承担着重要使命。同时,强有力的政党在传统国家的失败和社会的崩塌之后,承担了主导与实现国家建设与政治建制的使命,并成为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作为国家建构的主体在国家形成后规范着国家结构与政治秩序,以一种“非国家公权”的组织和社会政治角色合法地进入国家。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将国家与社会组织起来,重建了政治价值,稳定了社会秩序。

一、中国由政党主导国家建构的历史合理性

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是中国革命的必然选择。西方国家的入侵和晚清统治权威的弱化在客观上为现代政党的产生和民族国家的建构创造了必要条件[1]。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提出的,是在外来的压迫与传统国家和官僚体系的解体与崩溃下,软弱的社会力量无法通过移植和模仿西式政党制度与议会民主实现救亡图存而构建的政治思想,并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身上得以阐释。

政党产生于危机之中,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历史合理性来源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面临的多重危机。20世纪中后期,中国被迫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开启了现代化的大门。无数仁人志士为中国能够摆脱内忧外患的局面,开始学习和移植西方的器物、制度和思想。即使中国有着政治一体化的传统[2],但依旧难以抵抗现代化带来的现实性问题,而使中国遭遇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前所未有的“国家主权不独立”、“政权分割”和“政治组织缺失”的国家危机,且这些危机同时发生而无法从建立在有持久生命力的儒家世俗伦理观念的传统帝制中发掘和借鉴解决危机的本土资源,在这样的情况下,近代中国(晚清)已经无法再通过一种“闭关锁国的政策”来重塑昔日的辉煌。而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面临的多重危机作为晚清帝国的危机遗产,为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思想提供了历史合理性。

(一)帝国危机遗产:主权的不独立

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年代,基于自上而下严密的官僚系统所形成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使历史中国达成了一种政治一体化和政治超稳定的状态,从而维系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但19世纪中后期,中国开启现代化的时候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向海外扩张和殖民的时候[3],当古老的中国与现代化的世界体系发生碰撞时,“天下体系”的中华帝国古典国家形态已经发生变化--旧的中华帝国领土控制力大为减弱,以前中国的一些附属国,例如暹罗(泰国)、高丽(朝鲜)、缅甸、琉球等,都与中国结束了宗藩关系,或自立为帝,或成为了别的国家的殖民地和保护国;殖民扩张的外来挑战者也不再是古代中国时期的边陲夷狄,而是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随着西方经过工业、科技和政治革命,不断向外扩张并建立资本主义体系,与过去尊重中国礼仪、接纳汉学的姿态截然不同,殖民者们开始桀骜自居,不再尊重和承认中国的文明中心位置,而是把西方国际关系中的法规和外交惯例强加给中国,直接冲击了中国的朝贡体系,中国开始出现主权危机。

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土地达三百多万平方公里,通商口岸的开放、关税自主权和治外法权的获得,使中国逐渐沦为“两半”社会。中国对外独立主权的丧失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一些具有政治意识的有识之士希望通过研究、宣传和实践西方的政党政治来实现救亡图存,政党因此在中国产生了。但“西方学说作为中国正统意识形态的社会观和哲学观受到动摇后的替代品”,其与中国国情与社会性质截然不同,因此中国推动政党政治的直接后果就是“削弱大一统官僚机构的组织基础”[4],加剧了社会的分散化状态。民国初期民主政治实验的失败推动了孙中山从“政党政治”向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思想的转变,正如孙中山所说,“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5]。作为承担重建现代国家重任的现代化力量,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使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二)民国政治权威危机:政权分割下的地方主义政治

历史中国的政治体系虽然具有严密的中央集权传统,但事实上“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是有着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的两层”[6],“皇权不下县”、“县官治县、乡绅治乡”的权力格局使国家权力难以有效渗入乡土社会,官僚中国治理实际上是“无根的统治”[7]。尤其是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清王朝权威跌落,政权岌岌可危,社会的分散化状态日益加剧,加之于对外独立主权的丧失,国家权威下移,军阀割据一方,内部派系林立。因此,民国时代的现代国家成长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政权的分割问题。

实际上,军阀主义的种子早在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招募地方军队时就已埋了下来,即使孙中山建立南京临时政府,也未能弥合南北方的对立;政治强人袁世凯在夺取了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后,虽然争得了最强大的军队的效忠,但表面上统一并控制着国家的政治情势却埋下了军阀主义全面割据的祸根。袁世凯去世后,掌控中央政局的北洋集团彻底分裂,直、奉、皖等各大军阀派系陷入混战,这是国家政权的内部分割。从国家与社会关系来看,政权内部分割的重要原因就是帝国体系缺乏能够支撑帝国体系转型的阶级力量,缺少一个拥有全国领导权的政治组织或者“国家”,故难以弥合日益激烈的权力之争,从而使原有的制度化结构无法承受现有的矛盾而使政治碎片化日益严重。各地的军阀势力也越来越大,他们控制着所在地区的各种权力,国家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军阀割据和长期分裂的状态。而且国家政权内部分割的军事集团被外国势力所操纵,因而使得中国缺乏一个社会整合的中心,使社会整合无论是载体还是能量都面临着严重的缺失与不足。在军阀混战的局面下,需要集合一种超越于军阀武力之上的新的政治力量来引导国家走向统一和团结,结束四分五裂的状况,这一力量就是政党。因此,中国社会对政党的内在需要为政党的出现以及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历史合理性提供了内在依据。

(三)主导性力量缺乏:政治组织的缺失

通过上述对近代中国国家危机在“主权不独立”和“政权分割”的分析中发现,近代中国面临的全面危机已不仅仅是政治资格的丧失,更表现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政治组织和主导性力量的缺失,即缺乏一个核心且具有领导力的政治组织的存在以促进社会整合。正如亨廷顿所说,“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8],只有政治组织才能永久填补国家的权力与权威真空。因此,这个政治组织不仅是能够作为体现公共意志的现代性政权组织的存在,还能够作为国家建构的主导性力量或国家权威一般的存在。

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体系中,“治乡”的乡绅是碎片化社会中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但其与混战中的军阀结盟使基层传统社会趋于解体。此外,无论是接受西方新思潮的知识分子群体还是在政治上无发言权的新兴工商业者,都极力倡导变革。即使在政党组织之间,也难以挣脱“朋党政治、集权和崇尚权威思想的羁绊”[9],从而蜕变为政治官僚组织。因此,在人心涣散的碎片化社会中,并没有形成一个能够主导国家建构的社会阶层。即便是萌生的政党组织,也要么蜕变为官僚组织,要么不能代表民众利益的诉求。要在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一个列宁式组织严密的现代政党不仅能够代表民众利益诉求,而且具有动员和整合各种社会力量、从“横向”上融合社会群体、从“纵向”上同化社会和经济阶级的功能。如何整合分割的政权?如何让中国人凝聚为一个坚固的团体?孙中山给出了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答案。这个答案源于当时深刻和复杂的历史背景。晚清时期国家主权的丧失、军阀林立下的政权分割以及主导性力量的缺乏促使近代中国陷入全面危机。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思想就是在晚清帝制覆灭、中国走向民主政治的大环境下产生的。在当时四分五裂且缺乏政治共识的旧中国,少数具有政治意识的有志之士希望通过一个强大的政党来整合歧见和掌控国家权力,这不仅是革命形势的内在要求,而且对于推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优势:中国共产党何以能

政党作为近代中国国家建构与转型的主导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前,国民党就奉行了由政党建立国家与治理国家的政治理念。“把党放在国上”是孙中山放弃西方政党政治转而模仿俄国革命者建国的思想核心。建国是治国的前提,而要将党建在国上不仅需要确立建构足以建国的超级政党的架构和组织原则,还要建立起运用政党力量动员社会的政治运作机制[10]。但事实上,国民党在执政大陆时期,在名义上是个全国性政权,但真正实行有效控制人口不及全国人口的一半,主要是东南地区,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只能算是偏安一隅的政权。并且,国民党所建立的政权仅仅是国家政治体系的上层框架,也没有将先进的政治理念和代表党组织的意志和政策灌注到政党组织内部和社会的最底层,政权对基层的渗透力极弱,尤其是对广大的农村地区。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国民党政权仅仅是弱势的城市政权,不仅没有真正发挥政党的中介和桥梁作用,更没有实现其所追求的由政党治理国家的目标。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最终实现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并形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国家权力体系,说明了中国共产党自身具有的优势以及其作为“历史和人民的选择”的说服力。如果说政党主导中国国家建构是中国“政党中心主义”制度变迁之路的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主导制度建设则是实现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

(一)结构性因素:革命带来的政党权威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国社会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是以群众利益的代表身份在中国人民急于摆脱内忧外患的局面提供了进行抗争的政治性组织。作为一个“社会政治角色”,中国共产党并不是靠选票“进入”了国家方才获得“运作”国家的资格,而是靠革命手段“缔造”了国家,于是成为国家的灵魂,构成了国家最深刻的内容[11],从而实现了对社会的有效整合。中国共产党一开始是“地下活动”,并受到持续的扼杀和消灭,因为没有获得进入政治体系中的“合法”身份,所以几乎没有对当时的政权体系施加制度化影响的渠道和机会,也难以获得合法性的政治支持和资源供给。因此,中国共产党无法在政治体制内依靠既存的机制开展政治动员来增强政党权威,而必须从体制外谋求社会改造以推动政治发展。“革命”是在主权不独立和政权分割问题之下最好的获得政党权威的手段,“这种革命性的动员不仅是解决共产党资源匮乏的手段,更是满足了当时民众利益诉求的唯一手段,因为民众唯有通过革命才能翻身做主人。”[12]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斗争扩充自己的组织容量,实现对社会的深度整合。与国民党将“统一”放在首位,因在抵抗外敌的斗争中作了妥协,并暂缓国内社会整合与社会矛盾的解决而最终加剧了国内社会的分裂有所不同,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代表劳动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所凝聚的是普通劳动阶级的力量,其以国民党执政时期“边缘政党”的身份,依照建党纲领并通过较小和较易的方式实现纲领而获得了更多基层民众的支持。这个过程不仅是共产党向基层社会的深入而获得基层民众认同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权威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可以说是社会整合的有效性带来了对政党的认同性,这种认同又增强了政党的权威。另一方面,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将先进的观念贯彻到政党组织和政党活动中去。“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代表的社会发展倾向,对于长期面临无法解决的主权危机和政权危机的中国社会来说,是时代提供的最好选择。”[13]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解决了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落后的“两半”社会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尤其是关于政权和族权问题。这种观念形态所产生的物质性力量,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权威形成的重要元素。

(二)制度化因素:政党的制度供给

从外部层面来看,革命及革命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政党权威;从内部层面而言,政党作为社会的整合器,使社会结构与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制度化的状态,这种制度化不仅表现为政党本身的制度化,同时也推动了国家的制度化建设。对近代的中国来讲,基于革命运动的高涨与政治意识的提高所带来的急剧扩大的政治参与,最终造成的还是民族混乱与政权的分割。那么就需要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建立现代的政治体制即政党制,来减少因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而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政党制度作为实现政治和社会整合的重要机制,中国共产党将群众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纳入到党的运行机制中,并实现了政党制度的有效运作。

一方面,从政党本身的制度化来说,中国共产党建立严密的组织架构来实现对社会的整合。共产党在当时由国民党主导的政治制度框架中难以形成自身发展的政治空间,使其难以“合法”地嵌入当时的政治体系,建立与公共权力相对应的政治机构。作为列宁主义式的先锋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基础有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广泛吸纳共产党党员,使共产党从严格挑选具有极高革命觉悟成员的集团转变为能赢得更多人支持并积极发展外围组织的政治组织。另一方面,政党从纲领和理念层面推动了国家的制度化建设。从政党力量来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共产党很难将推动国家的制度化建设变为政治生活的现实,但政党组织的运作不可能脱离国家制度体系的规制。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不断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总结革命的规律,以完成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最终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从而为革命的成功与国家、政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南。中国共产党对现代政治的突出贡献,不是革除和摧毁现存的制度,而是组建和创造新型的政治制度[14]。

(三)主体性因素:有效的社会动员

“动员”对于近代中国具有重大意义。就政治生活的现实而言,中央权威的下移与社会力量的分散化使社会整合成为当时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社会动员是实现社会整合的重要前提。而政党作为进行社会动员的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政治组织,为近代中国社会动员提供了组织载体。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将民族主义的要素楔入政党中去,以民族主义来动员社会资源以解决民族所面临的危难”[15]。“三座大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大敌人,为取得民族国家的解放,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通过宣扬民族主义来凸显民族解放的伟大意义。但“民族主义”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价值追求,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社会动员的工具或手段。“在中国,共产党利用了民族主义者的局限性和优柔寡断,举起民族主义和革命这两面大旗,把农民动员到他们自己的一边”[16]。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政党的动员功能,重构了失败国家的政治形态与碎片化的社会之间的关系。如汤森所言,“对中共精英所说,政治不只是一种和平的政治竞争或者行政管理,而是在危机形势下动员和激发人的资源的一种努力”[17],最终革命胜利的到来以及现代中国的伟大建设成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进行社会动员的意义所在。

三、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国家的战略框架

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实践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概念与实践开始,中国政党从放弃英美政党政治模式到选择苏俄经验,中国政治和社会经历了遗弃旧的政治秩序但没有就新秩序达成政治共识的历史时期,甚至清末王朝遏制并粉碎了推进新思想的、反体制的精英时,帝国制度的耐久性依旧引致了全国性危机的加深,使中国政党在国家失败与社会分裂的基础上承担起了建构现代国家的重任。可以说,政党作为国家建构理论的重要元素,由政党主导国家建设的实践理性源自于近代以来历史主体的无能、政党的本体化意义及其救亡策略和逐渐形成的政治话语。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最终推翻了国民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实现了从争夺革命领导权到建立国家中的最高政治权威的转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大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意义的大胜利[18],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国家与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年代的边缘性政党向建设年代的核心性政党的重大转变,为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最为基本又极其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来说,建立新中国是实现国家建构的第一步,进行政治和社会建设是不断更新的国家发展课题。因此,现代国家得以建构和发展要在建立独立国家和有效政权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战略框架,以凸显执政党主导性政治力量的意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建设以政党为主轴的国家执政体系

中国政党产生于帝国危机时期,从借鉴英美的政党政治模式到转而寻求苏俄由政党主导建立国家的实践经验,中国最终走上了一条“政党中心主义”的制度变迁之路。中国共产党主导国家建构的过程也是逐步掌控国家权力的过程,因此,在现代国家的框架下,执政成为中国共产党实现领导的根本方式。作为领导党与执政党的统一,中国共产党必须具有驾驭整个国家机器的领导力来领导人民建设国家,又必须在执政过程中以领导人民运行国家政权的具体执行者来体现出政党的国家性。党在整合和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基于领导地位所形成的权力体系与党执政所掌握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协调与处理,直接关系党对国家的整合与治理。就党和社会的关系而言,党对国家的领导决定了国家全面主导社会的政治关系,也就是说,国家全面主导社会所依据的是党对国家的全面性和深刻性领导的逻辑。党对国家的领导为国家主导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组织和体制资源,例如央地关系和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关系。党对社会的领导除了通过国家这一介质外,其所建立的系统的组织网络同样组织和领导着社会组织,如党员和党员干部在社会组织中的分布、通过党的基层组织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等。对于党全面领导国家、国家全面主导社会、党通过国家或自身组织领导社会所形成的权力关系体现了中国的政治形态。此外,人民大众作为国家的主人和国家一切权力的来源,其赋予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当家做主的领导力量,从而使作为体制外力量的党,虽然不是国家制度内的权力实体,却依旧能够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而言,对于建设以政党为主轴的国家执政体系涉及到了政党、国家、社会以及人民大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主导国家建构的历史发展结果,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与国家运行的整个体系的相互衔接。

(二)建设国家权力不断理性化的法治体系

中国国家建设始终贯穿了一个课题就是权威性与民主性的关系,即国家权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人民大众的领导力量是国家权力的代理人。就政党在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的主导者地位而言,中国政党政治从孙中山效仿西方国家实行的多党制、蒋介石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到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分子的代表组成临时中央政府,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其实也是政党权力向执政党权力的演变过程。当前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突出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权威性,“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没有中国共产党以武装革命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民主党派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可能的。”[19]制度主体之于国家建构的地位推动了制度的权威性意义。但政党在国家、社会以及政治制度中的地位直接影响了国家的政治形态,例如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政党权力不受约束,政权最终以失败告终。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社会走向了民主法治的发展历程。就民主与法治二者本身来说,民主是获得权力的过程,而法治则是约束权力的过程,民主与法治的结合对于制度而言不仅强调制度的民主性,还有制度的权威性,但这种权威性并非来自于权力的强制力,而是来自于法治和民主的力量。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地位是人民大众赋予的,是以肯定国家权力的人民性为基础的,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使其领导地位得以制度化;另一方面,国家宪法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的政治地位,赋予其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与权威性。可以说,在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倾向的主体性代表下,法律和制度日益成为规范国家权力的力量。从现代国家的建设过程来看,这也是国家权力不断理性化的过程。可以说,法治、民主和制度是实现政治过程合理化及国家权力法制化的重要元素。

(三)建设传统性与现代性有机统一的价值体系

作为兼收并蓄型国家,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来源于中国政治传统、苏联共产主义思想和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古代中国的集权政治思想是对历史中国文明的延续,构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的最根本依据,也是实现当代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制度体系的集中体现。从当代世界政治的一般历史经验来看,以权力集中为导向的现代政权是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元素。中国作为具有党建国家传统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国家失败和社会分裂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打破枷锁,整合国家,依靠的就是一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结构[20],中国共产党以建国者的角色建立了政治权威并推动了现代化国家的建构。如果说最高政治权威是对古代中国集权政治结构的继承,那么具体到当代中国政治而言,这个最高政治权力中心就是党作为最高委员会和中央国家政权机关在横向上“以党领政”的党政关系,与纵向上“中央-地方”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所体现的“民主集中制”思想,二者在国家层面的交集就形成了国家权力的中心。党作为一种最高政治权威和核心领导力量,以民主集中制的指导原则和人民的代表成为国家权力的代理人和事实上的最高政治权威,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形成的根本路径,也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对古代政治文明的变革式延续,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主导性政治力量的意义建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政治保证。

综上所述,政党之于中国国家建构具有必然性,以政党为主导的中国现代化变迁之路,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家建设与国家成长中是绝对的主导力量和国家的最高政治权威。从国家建设的历史逻辑来说,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需要政党,这是由中国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所决定的。政党作为推动近代中国实现国家转型的主导力量,影响着中国由政党主导国家建构的政治实践。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并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它的领导与执政是中国独特的现象和典型的中国经验,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经验和始终坚持的基本政治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