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杰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杭州 310058）

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1962—） 长期从事跨学科的叙事学研究，是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倡者，同时也是认知叙事学这一后经典叙事学重要分支的开创者，在国际叙事学界享有极高的学术声誉。赫尔曼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已推出不少与叙事学相关的专著、论文集、辞书、论文、书评等学术成果，其人、其叙事学著作及其叙事理论在国内外均受到了较大的关注，国内外学者都积极地推介了他的叙事学著作，这主要指的是以书评的形式评介了其叙事学著作①。当然，国内相关学者对其叙事学著作的译介也不容忽视，因为通过他们的翻译，可以进一步扩大赫尔曼叙事学著作在国内的受众群体，从而增强赫尔曼叙事理论在国内的影响力。因此，笔者将于下文梳理国内赫尔曼叙事学著作的译介情况，涉及他的专著、论文集与论文，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国内赫尔曼叙事学著作书名、文题名与赫尔曼于其著作中提出的相关术语的翻译情况。

一、赫尔曼叙事学著作译介

迄今为止，赫尔曼的部分叙事学著作受到了国内学者的译介，包括他的专著、论文集与论文②。

（一） 赫尔曼叙事学专著译介

赫尔曼独立撰写了5 本专著——Universal Grammar and Narrative Form（1995）[1]、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2002）[2]、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2009）[3]、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2013）[4]和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2018）[5]，但国内暂未有其中任何一本专著的译本问世③。而赫尔曼与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彼得·J.拉比诺维茨（Peter J. Rabinowitz）、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罗宾·沃霍尔（Robyn Warhol）合作撰写的Narrative Theory：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2012）[6]一书已被谭君强等人翻译，译本《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7]于2016年7 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由于Narrative Theory：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一书的作者分别是后经典叙事学4 个最重要流派的代表人物——赫尔曼是认知叙事学的集大成者、费伦与拉比诺维茨代表了修辞性叙事学、理查森是非自然叙事学领域内最负盛名的专家、沃霍尔则是从事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时不容忽视的学者，该译本的问世让国内学界不仅对赫尔曼的认知叙事理论有了进一步了解，同时也让费伦与拉比诺维茨的修辞性叙事理论、理查森的非自然叙事理论以及沃霍尔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更进一步地走入了国内学者的视野中。

（二） 赫尔曼叙事学论文集与论文译介④

赫尔曼主编的论文集共有7 本，其中，由他独立主编的有6 本——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1999）[8]、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2003）[9]、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2007）[10]、The Emergence of Mind：Representations of Consciousness in Narrative Discourse in English（2011）[11]、Creatural Fictions：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in Twentieth-and Twenty-First-Century Literature（2016）[12]和Animal Comics：Multispecies Storyworlds in Graphic Narratives（2018）[13]，还有1 本是与布莱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费伦合作主编的Teaching Narrative Theory（2010）[14]。在这7 本论文集中，被翻译的论文集只有1 本，那就是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书。

赫尔曼发表的论文数量众多，其中，被翻译的论文有7 篇，包括5 篇发表在论文集中、以书章形式呈现的论文，1 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以及1 篇发表在会议论文集中的论文⑤。这5 篇发表在论文集中、以书章形式呈现的论文是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书中的绪论“Introduction： Narratologies”[15]和第八章“Toward a Socionarratology： New Ways of Analyzing Natural-Language Narratives”[16]、玛丽-劳尔·瑞安（Marie-Laure Ryan） 主编的Narrative across Media：The Languages of Storytelling（2004）[17]一书中的第一章“Toward a Transmedial Narratology”[18]、费伦与拉比诺维茨主编的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2005）[19]一书中的第一章“Histories of Narrative Theory （I）：A Genealogy of Early Developments”[20]以及赫尔曼主编的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一书中的第十七章“Cognition， Emotion， and Consciousness”[21]，那两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和会议论文集中的论文分别是“Stories，Media，and the Mind：Narrative Worldmaking through Word and Image”（2010）[22]和“Spatial Cognition in Natural-Language Narratives”（1999）[23]。

2002 年恰逢北京大学出版社建立100 周年，于是，该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以作纪念，由北京大学申丹教授领衔主编的《未名译库：新叙事理论译丛》也应运而生。其中，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书就被申丹等人选为翻译的对象，该书由马海良独立翻译，译本《新叙事学》[24]于2002 年5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通过马海良的译本，国内学界开始逐渐关注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译本中两篇赫尔曼的论文——《引言新叙事学》[25]和《社会叙事学：分析自然语言叙事的新方法》[26]，也得以让国内学界关注到了该书主编赫尔曼本人及其叙事理论。

作为国内研究瑞安跨媒介叙事理论最深入的学者，张新军带领多位学者一起翻译了Narrative across Media：The Languages of Storytelling一书，译本《跨媒介叙事》[27]⑥于2019 年6 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赫尔曼的“Toward a Transmedial Narratology”一文是该书第一部分“Face-to-Face Narration”的首篇论文，这足见赫尔曼在西方叙事学界的重要地位，这篇论文也体现了赫尔曼在叙事学研究上的跨媒介倾向和在建构跨媒介叙事学上的诸多独到见解。该文由左晓丹翻译，译文《走向跨媒介叙事学》[28]让国内学界了解到赫尔曼不仅在认知叙事学领域颇有建树，他同样在叙事学研究的跨媒介层面上孜孜不倦地探索着，证明了赫尔曼绝非仅仅是一名认知叙事学研究者，更是一名致力于跨学科和跨媒介的叙事学研究的叙事学家。

继《未名译库：新叙事理论译丛》首推5 本叙事理论的译作后⑦，由费伦与拉比诺维茨主编的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一书受到了申丹等人的关注，他们合力翻译了该书，译本《当代叙事理论指南》[29]于2007 年9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赫尔曼的“Histories of Narrative Theory （I）：A Genealogy of Early Developments”一文与紧随其后的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 的论文“Histories of Narrative （II）： From Structuralism to the Present”[30]相对应，二者紧密相连，共同揭示了叙事理论发展的全貌。正是如此，马海良在翻译这两篇论文时，直接将其文题分别译为《叙事理论的历史（上）：早期发展的谱系》[31]与《叙事理论的历史（下）：从结构主义到现在》[32]，“上”与“下”凸显了二者在逻辑上的承接性。

虽然赫尔曼主编的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一书未得到国内学者的翻译，但赫尔曼发表在该书上的“Cognition，Emotion，and Consciousness”一文受到了唐伟胜与陶炜婷的关注，二人合译了这篇论文，并将译文《认知、情感与意识：叙事人物意识的后经典研究方法》[33-35]同时发表在了《江西社会科学》和《世界文学评论》这两个学术期刊以及《叙事》（中国版） 这个学术辑刊上，非常有效地向国内学界推广了赫尔曼的这篇论文。其中，发表在《世界文学评论》上的译文略有删减。

“Stories，Media，and the Mind：Narrative Worldmaking through Word and Image”这篇英文论文发表于中国的学术期刊《外国文学研究》上，笔者翻译了该文，译文《故事、媒介与心智——通过文字与图像完成的叙事世界建构》[36]已发表于学术辑刊《认知诗学》上。

赫尔曼的“Spatial Cognition in Natural-Language Narratives”一文虽然收录于会议论文集，可能不利于相关学者检索或关注到，但杨莉在接触到该文后，对其进行了翻译，并将翻译后的《自然语言叙事中的空间认知》[37]一文发表在了《江西社会科学》上。

二、不同的考量、不同的译法——赫尔曼叙事学著作书名、文题名与相关术语的翻译

通过上文对赫尔曼叙事学著作译介情况的回顾，可以发现，赫尔曼的叙事学著作在国内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相关学者积极开展对其叙事学著作的译介，让其叙事学著作在国内的受众群体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增强了赫尔曼叙事理论在国内的影响力。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学者在翻译赫尔曼叙事学著作时，对其书名、文题名及相关术语的翻译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译法或标准，甚至针对同一本书书名的译法，都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因此，笔者将梳理国内相关学者针对赫尔曼叙事学著作书名、文题名与赫尔曼于其著作中提出的相关术语的翻译，以呈现不同学者，甚至是同一学者对某个具体的翻译对象所采取的独到的译法。

（一） 赫尔曼叙事学专著书名的翻译

首先是1995 年的Universal Grammar and Narrative Form一书，针对该书书名的译法最为统一，即《普遍语法与叙事形式》，笔者与尚必武就都在自己的著作中这么翻译（参见《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以赫尔曼独撰的5 本专著为例》[38]⑧一文第290、第291、第293 和第301 页，《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戴维·赫尔曼访谈录》[39]一文第97 页，《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40]一书第271 页），这可能也是因为书名本身就没有出现任何会引起不同见解的英文单词。

2002 年的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一书书名也没有会引起过多争执的英文单词，只是在翻译的措辞上略有不同。例如，笔者一直将其译为《故事逻辑：叙事的问题与可能性》（参见《国内外认知叙事学的研究现状与展望》[41]一文第97 页，《建构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评戴维·赫尔曼的<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42]一文第150 页，《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一文第290 和第293 页）。尚必武则以不同的译法翻译过该书书名，包括《故事逻辑：叙事的问题与可能》（参见《后经典语境下西方叙事理论的发展趋势与特征：评<剑桥叙事指南>》[43]一文第115 和第117 页，《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第271 页），《故事逻辑：叙事的可能性与问题》（参见《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一文第97 页） 和《故事逻辑：叙事的可能性与局限》（参见《后经典语境下重构叙事学研究的基础工程——论赫尔曼<叙事的基本要件>》[44]一文第88 页，《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第105 页）⑨。

在2009 年的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一书书名的译法上，相关学者也仅是对“elements”一词对应的汉语选择上略有不同。例如，笔者一直将该书书名译为《叙事的基本要素》（参见《国内外认知叙事学的研究现状与展望》一文第98 页，《建构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一文第150 页，《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一文第290、第295和第296 页）。尚必武则倾向于使用《叙事的基本要件》这样的译法（参见《后经典语境下西方叙事理论的发展趋势与特征》一文第114 和第115 页，《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 一文第97 页，《后经典语境下重构叙事学研究的基础工程》 一文第85、第86、第88、第89 和第91 页，《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第95、第99、第100、第105、第106、第108、第111 和第271 页）。刘汉君在专门研究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将其译为《叙事的基本元素》（参见《戴维·赫尔曼的认知叙事学研究》[45]一文第4 页）。

2013 年的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一书涉及“mind”一词，通常来说，该词可被译为“心理”“心智”“心灵”“思维”“大脑”等，虽然该词频繁出现于认知叙事学领域内，但不同的认知叙事学家（这里主要指国外的认知叙事学家） 在使用该词时的侧重点不一，也就导致国内学者在翻译时采取了不同的译法。以该书书名的翻译为例，国内就主要出现了《叙事与心理科学》《故事讲述与心智科学》和《故事讲述与心灵科学》这3 种译法。具体而言，笔者与陈礼珍都曾将该书书名译为《叙事与心理科学》（参见《国内外认知叙事学的研究现状与展望》一文第98 页，《当代西方认知叙事学研究的最新走向与远景展望》[46]一文第53 页）。笔者后经过思考，又将书名改译为了《故事讲述与心智科学》（参见《建构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一文第150页，《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一文第290、第296 和第297 页），原因有二：一方面，虽然将“storytelling”一词意译为“叙事”无可非议，但将它直译为“故事讲述”不仅体现了比“叙事”一词更忠实于原词的译法和更宽阔的视域，也保持了“与”字前后字数的统一，更符合书名的规范；另一方面，“心智科学”比“心理科学”涉及的范围更广泛，前者包括了后者，而且“心理科学”本就有英文“psychological science”对应。除笔者外，尚必武也将该书书名译为《故事讲述与心智科学》（参见《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第271 页）。至于《故事讲述与心灵科学》这种译法，它来自刘汉君的硕士学位论文（参见《戴维·赫尔曼的认知叙事学研究》一文第12 页）。

再以2018 年的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一书为例，国内出现了针对该书书名的不同译法，包括《超人类叙事学：叙事与动物生命》《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和《超越人类的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活》这3 种。笔者与陈礼珍都曾采用《超人类叙事学：叙事与动物生命》这样的措辞来作为该书书名的译法（参见《国内外认知叙事学的研究现状与展望》一文第98 页，《当代西方认知叙事学研究的最新走向与远景展望》一文第53 页）。但笔者在之后撰文评介该书时，经过思考，于文中将该书书名改译为了《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参见《建构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 一文第143页），并于另文《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依然使用了这种译法（参见该文第290 和第298 页）。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一文论述到该书在国外学界引起的反响时，说明了选择《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这种译法的原因（参见该文第298 页）。与笔者、陈礼珍二人不同，尚必武将该书书名译为《超越人类的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活》（参见《非人类叙事：概念、类型与功能》[47]一文第130 页）。

最后是2012 年的Narrative Theory：Core Concepts and Critical Debates一书，正如上文所述，该书已由谭君强等人翻译，他们将书名译为《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笔者也借鉴和沿用了这一译法（参见《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一文第290 页）。当然，也有其他学者采用了不同的译法，例如，尚必武将其译为《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对话》（参见《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第271 页），赵玉荣将其译为《叙述理论：核心概念与重要争议》（参见《后经典叙事学研究的新视野——自然叙事与非自然叙事研究的争鸣与对话》[48]一文第65 页）。

（二） 赫尔曼叙事学论文集书名的翻译

首先，以赫尔曼1999 年主编的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书为例，关于该书书名的翻译曾在学界引起不小的争论。马海良将该书书名译为《新叙事学》，译本《新叙事学》于2002 年5 月问世。张继军在2007 年第2 期的《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上发表了题为《“新叙事学”还是“复数的叙事学”？——从<新叙事学>译名说起》[49]一文，指出马海良对该书主标题的译法欠妥，且漏译了该书的副标题。有鉴于此，张继军认为应采用“复数的叙事学”或“叙事学文集”这样的译法来作为译本书名的主标题，同时，他也补充了该书副标题的译法，即“叙事分析的新视角”（参见《“新叙事学”还是“复数的叙事学”？》一文第104 页）。这么看来，张继军似乎主张将该书书名译为《复数的叙事学：叙事分析的新视角》 或《叙事学文集：叙事分析的新视角》，但他并未在文中直接指出译名。

无独有偶，尚必武也对马海良所译的《新叙事学》一书书名的译法有过讨论，他在2010 年第1期的《当代外语研究》上发表了题为《新叙事学，复数的叙事学，还是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也从<新叙事学>的译名说起》[50]一文，指出张继军对马海良译法的质疑和批判存在不合理之处，且张继军的译法也未能体现出该书所收录文章的“后经典性”。正是如此，尚必武建议将该书书名的主标题译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同时，他也补充了该书副标题的译法，即“叙事分析新视野”。因此，尚必武主张将该书书名译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参见《新叙事学，复数的叙事学，还是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一文第59 页）。在尚必武之后推出的一些著作中，当他提及该书时，也继续使用了这种译法（参见《后经典语境下西方叙事理论的发展趋势与特征》一文第117 页，《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一文第97、第98 和第99页，《叙事转向：内涵与意义》[51]一文第364 页，《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第273 页）。其实，尚必武也使用过“作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来作为该书书名主标题的译名，并将书名译为《作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参见《走向第二发展阶段的后经典叙事学——评<后经典叙事学：方法与分析>》[52]一文第240 页，《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第271 和第272 页⑩）。

其实，无论是哪一种译法，都是马海良、张继军与尚必武三人在深思熟虑后的选择，本身并无对错之分，不同的译法体现了三人对原著独到的解读，毕竟真正想要研究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书或是对后经典叙事学感兴趣的学者，都应回归到原著本身，而不是通过译本来了解一二。笔者认为，这种关于译名引起的学术对话与争鸣，对学术研究的发展是极其有益的。另外需要补充的是，马海良的译本确实存在一处缺憾，那就是漏译了原著中的3 章，这3 篇论文是原著的第二章——露丝·金斯伯格（Ruth Ginsburg） 与什洛米斯·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 的“Is There a Life after Death? Theorizing Authors and ReadingJazz”[53]、第七章——凯瑟琳·扬（Katharine Young） 的“Narratives of Indeterminacy：Breaking the Medical Body into Its Discourses；Breaking the Discursive Body out of Postmodernism”[54]和第十章——盖里·索尔·莫森（Gary Saul Morson） 的“Essential Narrative： Tempics and the Return of Process”[55]。当然，尚必武的《新叙事学，复数的叙事学，还是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 一文也指出了这个遗憾，并在文中概述了这3 篇论文的主要内容。

关于该书书名的翻译，笔者一直将其译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的新视角》（参见《建构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一文第149 页，《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 一文第290页）。曾燕冰则将其译为《复数的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参见《新时期叙事学研究的成就与展望：评尚必武新著<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56]一文第153 页）。

在赫尔曼主编的其余6 本论文集书名的翻译上，并未引起像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书一样的争议。例如，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和Teaching Narrative Theory这3 本论文集的书名分别被不同学者均译为《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剑桥叙事指南》和《叙事理论教学》，译名的措辞完全相同。首先是针对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一书书名的翻译，笔者、唐伟胜与尚必武三人都将其译为《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参见《西方认知叙事学研究的主要议题》[57]一文第131 页，《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一文第290 页，《叙事研究中的认知取向——<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评介》[58]一文第35页，《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一文第97 页，《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第271 页）。其次是针对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arrative一书书名的翻译，笔者与尚必武都采用了《剑桥叙事指南》这种译法（参见《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一文第290 页，《后经典语境下西方叙事理论的发展趋势与特征》 一文第111、第112、第114、第116 和第117 页，《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一文第97 页，《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第271 页）。最后是针对Teaching Narrative Theory一书书名的翻译，笔者与尚必武都以《叙事理论教学》作为该书书名对应的中文译名（参见《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一文第290 页，《理论的普及与经验的分享：评<叙事理论教学>》[59]一文第159 至第162 页，《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一文第97 和第105 页，《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第271 和第282 页）。

在另外3 本论文集书名的翻译上，The Emergence of Mind：Representations of Consciousness in Narrative Discourse in English一书的书名受到了笔者与尚必武的翻译，笔者将其译为《心智呈现：英语叙事话语中的意识再现》（参见《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一文第290 页），尚必武则将其译为《心灵的涌现：英文叙事话语的意识再现》（参见《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第271 页）。在Creatural Fictions：Human-Animal Relationships in Twentieth- and Twenty-First-Century Literature一书书名的翻译上，笔者与陈礼珍在撰写论文的过程中提到该书时，都翻译了该书书名，笔者将其译为过《生物小说：20 世纪与21 世纪文学中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参见《建构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一文第151 页） 和《生物小说：20 与21 世纪文学中人类与动物的关系》（参见《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一文第290 页），陈礼珍则将其译为《生物小说：二十与二十一世纪文学中的人与动物关系》（参见《当代西方认知叙事学研究的最新走向与远景展望》一文第53 页）。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其实在《建构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一文的初稿和修改稿中，甚至是与该文责任编辑进行最后一次校对时，都将该书书名译为《生物小说：20 与21 世纪文学中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不过等到该文刊出时，笔者发现文中该书书名的译法被更改为了《生物小说：20 世纪与21 世纪文学中人类与动物的关系》，这应该是编辑部在“三校”环节的过程中，将笔者所译书名中的“20 与21 世纪”更改为了“20 世纪与21 世纪”，但这两种译法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至于Animal Comics：Multispecies Storyworlds in Graphic Narratives一书书名的翻译，笔者将其译为《动物连环画：图画叙事中的多物种故事世界》（参见《建构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一文第151 页，《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一文第290 页），暂未见他人对该书书名的翻译。

（三） 赫尔曼叙事学论文文题名的翻译

在赫尔曼叙事学论文文题名的翻译上，并没有引起像专著或论文集书名一样的争议或太多不同的译法。以上文提到的6 篇赫尔曼的论文为例（笔者翻译的1 篇除外），在译法上最难达成共识的莫过于“Introduction： Narratologies”一文的文题名。例如，马海良将其译为《引言新叙事学》（参见译本《新叙事学》“引言新叙事学”部分第1 页），当然，这也是马海良遵循翻译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书主标题时的译法。若换作张继军，他很有可能将该文的文题名译为《引言：复数的叙事学》。至于尚必武，他或许倾向于将其译为《引言：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或《引言：作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由于笔者曾一直将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书的书名译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的新视角》，因此，笔者仍然会以《引言：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来作为该文文题的译名。

在“Toward a Socionarratology： New Ways of Analyzing Natural-Language Narratives”一文文题名的翻译上，马海良将其译为《社会叙事学：分析自然语言叙事的新方法》（参见译本《新叙事学》第147 页），笔者则倾向于将其译为《走向社会叙事学：分析自然语言叙事的新方法》，以补充“toward”一词的汉语表述。

还有跟笔者的译法有别的是“Cognition，Emotion，and Consciousness”一文的文题名，唐伟胜与陶炜婷将其译为《认知、情感与意识：叙事人物意识的后经典研究方法》[参见发表于《江西社会科学》上的译文《认知、情感与意识：叙事人物意识的后经典研究方法》第23 页，《世界文学评论》上的译文《认知、情感与意识：叙事人物意识的后经典研究方法》第291 页，《叙事》（中国版） 上的译文《认知、情感与意识：叙事人物意识的后经典研究方法》第92 页]，额外在汉语文题名上补充了副标题“叙事人物意识的后经典研究方法”，以凸显该文的研究对象为叙事文本中虚构人物的意识，而笔者则会直接选用3 个汉语词语与原文文题的3个英文单词一一对应，将其译为《认知、情感与意识》。

另有一篇会跟笔者的译法稍有不同的论文是“Histories of Narrative Theory （I）：A Genealogy of Early Developments”，该文由马海良翻译，或许是考虑到该文与紧随其后的“Histories of Narrative（II）： From Structuralism to the Present”一文相对应，马海良索性就将这两篇论文的文题名分别译为《叙事理论的历史（上）：早期发展的谱系》 （参见译本《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序幕”部分第3 页） 与《叙事理论的历史（下）：从结构主义到现在》（参见译本《当代叙事理论指南》“序幕”部分第22 页），“上”与“下”体现了这两篇论文之间互为依存、不容分割的关系，但笔者会以直译的方式将赫尔曼一文的文题名译为《叙事理论的历史（一）：早期发展的谱系》。

至于剩下的两篇论文——“Toward a Transmedial Narratology”和“Spatial Cognition in Natural-Language Narratives”，左晓丹将前者的文题名译为《走向跨媒介叙事学》（参见译本《跨媒介叙事》第40页），杨莉将后者的文题名译为《自然语言叙事中的空间认知》（参见译文《自然语言叙事中的空间认知》第37 页），笔者也会以与二人完全一样的译法来处理这两篇论文文题名的翻译。

当然，除了这6 篇论文外，有关赫尔曼其他论文的文题名，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译法。例如，赫尔曼于1997 年在期刊《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会刊》（PMLA：Publication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上发表了“ Scripts， Sequences， and Stories： Elements of a 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60]一文，不同学者主要是针对“scripts”一词的译法产生了不同的见解，他们对副标题的译法也略有差异。对此，笔者将该词译为“脚本”，将该文文题名译为《脚本、序列与故事：后经典叙事学的构成要素》（参见《建构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一文第148 页），但后因自身汉语表述和书面写作上的习惯，笔者以顿号代替了“与”字，即将该文文题名译为《脚本、序列、故事：后经典叙事学的构成要素》（参见《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一文第291 页）。也有学者将“scripts”一词译为“认知草案”，尚必武与曾燕冰就是如此，尚必武将该文文题名译为《认知草案、序列和故事：后经典叙事学的要素》（参见《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一文第98 页，《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第272 页），曾燕冰的译法与尚必武的仅有一处细微的差异，即以顿号代替了“和”字，将其译为《认知草案、序列、故事：后经典叙事学的要素》（参见《新时期叙事学研究的成就与展望》一文第153 页）。刘汉君与笔者一样，选用“脚本”一词作为“scripts”对应的汉语，但将该文文题名译为《脚本、序列和故事：一种后经典叙事学的若干元素》（参见《戴维·赫尔曼的认知叙事学研究》一文第6 和第7 至第8 页，其中，后一处的《脚本、序列和故事：一种后经典叙事学的若干元素》横跨该文的第7 和第8 页）。

囿于篇幅，还有针对赫尔曼其他论文文题名翻译时出现的类似情况，笔者不再一一列出。

（四） 赫尔曼提出的相关术语的翻译

不只是赫尔曼叙事学著作的书名和文题名，赫尔曼于其著作中提出的相关术语的翻译也值得反复思考。以赫尔曼2009 年推出的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一书为例，赫尔曼在书中主要论述了由其本人提出的4 个叙事基本要素——situatedness、event sequencing、 worldmaking/world disruption 和what it′s like 以及研究这4 个叙事基本要素的方法。其中，针对第四个叙事要素“what it′s like”的译法较难统一，目前主要有“像什么”和“相像物”这两种译法，笔者就曾将其直译为“像什么”（参见《国内外认知叙事学的研究现状与展望》一文第98页）、意译为“相像物”（参见《建构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一文第150 页，《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一文第295 页），尚必武与刘汉君将其译为“像什么”（参见《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第100 和第107 页，《后经典语境下重构叙事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一文第86 和第89 页，《戴维·赫尔曼的认知叙事学研究》一文第29 页）。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其实在《建构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一文的初稿和修改稿中，甚至是与该文责任编辑进行最后一次校对时，都将这4 个叙事要素分别译为“情境”“事件序列”“世界建构/世界破裂”和“像什么”，不过等到该文刊出时，笔者发现文中4 个叙事要素的译法被更改为了“情境”“事件序列”“世界建构/破裂”和“相像物”，这应该是编辑部在“三校”环节的过程中对其作出的改动。这样的改动极有可能是因为笔者未在稿件中紧随这4 个叙事要素之后附上其英文所致，编辑自然会出于文字的简洁原则将“世界建构/世界破裂”更改为“世界建构/破裂”；而“像什么”由于与其他3 个叙事要素的译法均以名词或名词短语的形式体现不同，显得格格不入，编辑或出于此原因，以“相像物”这一名词进行了替换。“世界建构/破裂”和“世界建构/世界破裂”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甚至笔者曾在《国内外认知叙事学的研究现状与展望》一文中，将这一叙事要素译为过“世界建构/世界分裂”，这均无问题；而以“相像物”来对“像什么”进行替换，笔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取的，甚至比“像什么”更传神、更有韵味。因此，笔者在《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一文中仍沿用“相像物”一词作为“what it′s like”的译名。但是，为了更好地体现“what it′s like”的真正内涵，笔者认为需要以“直译”结合“意译”的方式来对其进行翻译，既保留其字面的含义——“相似”（be like） 之意，又揭示其背后的含义——“感觉”（sensation）、“意识”（consciousness）和“体验”（experience） 之意。鉴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可以将“what it′s like”译为“‘像什么’的感觉”。

当然，未达成统一译法的术语远不止“what it′s like”一个，还包括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中最经典的“worldmaking”一词。笔者一直将其译为“世界建构”（参见《国内外认知叙事学的研究现状与展望》一文第98 页，《建构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一文第143、第150 和第151 页，《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一文第295 页），也有学者采用了其他译法，例如，尚必武将其译为“建构世界”（参见《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第95、第100、第105、第106 和第107 页，《后经典语境下重构叙事学研究的基础工程》一文第85、第86、第88 和第89 页），王浩与刘汉君都将其译为“世界创造”（参见译本《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第15、第287 和第301 页，《戴维·赫尔曼的认知叙事学研究》一文第29 和第40 页）⑪。凡此种种，笔者不再一一列出。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上文虽尽可能地展示了国内学界针对赫尔曼叙事学专著书名、论文集书名、论文文题名与赫尔曼提出的相关术语的翻译情况，但笔者在论文写作的过程中，并未穷尽地阅读完国内所有涉及赫尔曼叙事学著作的文献，自然也就无法保证国内是否还有其他学者也翻译过这些书名、文题名与术语，更无法保证他们是否在翻译这些书名、文题名与术语时，采用了不同的译法。同时，由于笔者撰写本文的时间与发表本文的时间之间存在一定的周期，这也有可能会让本文在正式发表时，遗漏了笔者撰写本文与发表本文之间这段时间中，相关学者针对赫尔曼叙事学专著书名、论文集书名、论文文题名与赫尔曼提出的相关术语翻译出的版本。

其实，笔者在从事赫尔曼叙事理论研究，甚至是认知叙事学研究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之一就是翻译。一方面，很多理论概念、专业术语、书名、文题名、词汇等，笔者都很难精确地找到最合适的汉语来进行表述；另一方面，不同学者对同一理论概念、专业术语、书名、文题名、词汇等，都会基于自己的考量，产生不同的译法，笔者不愿在自己论文写作的过程中随意选择任何一个学者的译法来直接放到论文中，但也正是这种各抒己见的译法，实则体现了赫尔曼学术思想中饱含着深刻的内涵。笔者在综合比对后，觉得每种译法均有合理之处，正是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引起的译法的多样性，进一步增强了笔者按照自己的方法和标准去翻译的想法。尽管笔者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坚持严谨的原则，翻译的过程中也经过了反复推敲和斟酌，但由于笔者的水平和精力有限，确实无法保证选用了最贴切的译法进行表达，甚至害怕造成误读。而随着笔者的研究一步步深入，笔者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更为成熟，这也是笔者不断改动部分译法、同样的英文在笔者不同的论文中以不同的汉语表述和措辞出现的原因。

三、结语

通过梳理赫尔曼叙事学著作在国内的译介情况，可以发现，赫尔曼的叙事学著作在国内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相关学者对其叙事学专著、论文集与论文都进行了翻译，有效地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赫尔曼其人、其叙事学著作及其叙事理论，对国内从事赫尔曼（认知） 叙事理论研究和（认知）叙事学研究的学者大有裨益。但翻译本质上就是一个译者针对原著进行“二次创作”或“再加工”的过程，不同的译者会基于自己对原著的解读和汉语表述的习惯来进行翻译，这也就必然导致了针对赫尔曼同一叙事学著作书名、文题名与赫尔曼于其著作中提出的相关术语的翻译存在不同的译法。对此，笔者认为，不存在哪一种译法更合理，甚至某一种译法是错误的说法，因为这种多样化的译法恰恰体现了赫尔曼叙事学著作所饱含的深刻内涵，让人无法一时参透其中精妙的学术思想。毋庸置疑的是，这些译本都凝结了诸多译者、学者的辛劳与智慧，它们势必会对国内叙事学的发展产生积极有益的影响。

注释：

①国内外相关学者都对赫尔曼的叙事学著作进行了评介，在此以赫尔曼独立撰写的5 本叙事学专著——Universal Grammar and Narrative Form（1995）、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2002）、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2009）、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2013） 和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2018） 为例，它们在国外均受到了较大的关注，众多学者都以书评的形式对其进行了评介。其中，关于Universal Grammar and Narrative Form一书的书评，可参见Marie-Laure Ryan，“Book Review ofUniversal Grammar and Narrative Form”，Style，Vol.30，No.3 （1996），pp.514-518； 关于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一书的书评，可参见Ansgar Nünning，“Book Review of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MFS：Modern Fiction Studies，Vol.49，No.4 （2003），pp.882-885；关于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一书的书评，可参见Emma Kafalenos，“Essential Elements of Story-Telling：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Book Review of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Papers o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46， No. 3 （2010）， pp. 347-352； 关于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一书的书评，可参见Jan Baetens，“Book Review of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Leonardo，Vol.47，No.5 （2014），pp.524-525；关于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一书的书评，可参见Jan Alber，“Book Review of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Style，Vol.53，No.2 （2019），pp.272-276.笔者曾撰文梳理了这5 本专著在国外学界引起的反响，可参见宋杰：《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以赫尔曼独撰的5 本专著为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3 期，第290—302 页。在这5 本专著中，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和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其中，关于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一书的书评，可参见尚必武：《后经典语境下重构叙事学研究的基础工程——论赫尔曼<叙事的基本要件>》，《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 年第1 期，第85—91 页；关于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一书的书评，可参见宋杰：《建构生物叙事学研究范式——评戴维·赫尔曼的<超人类叙事学：故事讲述与动物生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 2021 年第5 期，第143—151 页；关于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一书的书评，亦可参见Fang Xiaoli，“Toward a Bionarratology：A Review onNarratology beyond the Human—Storytelling and Animal Life”，Social Semiotics，published online： 2022-03-20，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1080/10350330.2022.2043724.

②赫尔曼的一些叙事学著作的中文译本虽然已由相关学者翻译，但暂未正式出版发行。因此，被本文纳入考察范围，并于下文进行介绍的赫尔曼叙事学著作的中文译本为截止到本文正式发表之日——2023 年12 月30 日，已正式出版发行的中文译本，其他暂未正式出版发行的，笔者均以注释的方式进行补充说明。

③据悉，由国内叙事学研究者尚必武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理论的翻译与研究”将赫尔曼2013 年推出的Storytelling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一书选为翻译对象之一，但截止到本文正式发表之日——2023 年12 月30 日，该译本还暂未正式出版发行。

④在赫尔曼主编的所有论文集中，只有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1999） 一书得到了国内学者的翻译，由于这一部分会论述到赫尔曼发表在这本论文集中的两篇论文的译介情况，在论述的过程中其实已经完全交代了这本论文集被译介的具体信息。因此，笔者将赫尔曼的论文集与论文的译介情况放在一起进行论述。

⑤据悉，由国内认知诗学研究者熊沐清主编的《认知诗学译丛》将丽萨·詹塞恩（Lisa Zunshine） 主编的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2010） 一书选为首批翻译的文学认知研究著作之一，其中，该书第三部分“Cognitive Narratology”的首篇论文，即该书的第七章，就是赫尔曼撰写的“Narrative Theory after the Second Cognitive Revolution”一文，但截止到本文正式发表之日——2023 年12 月30 日，该译本还暂未正式出版发行。笔者于近期从该书译者处获知，该书的翻译和译本的出版发行因故处于停滞状态，极有可能不再出版发行该译本。

⑥张新军等人并未翻译该书书名的副标题“The Languages of Storytelling”，但在张新军的专著《数字时代的叙事学——玛丽-劳尔·瑞安叙事理论研究》中，他将该书书名译为《跨媒介叙事：讲故事的语言》，可参见张新军： 《数字时代的叙事学——玛丽-劳尔·瑞安叙事理论研究》，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导言”第5 页。

⑦申丹等人在编选《未名译库：新叙事理论译丛》时，将5 本代表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西方不同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的作品选为翻译的对象，它们分别是：（1） 解构主义叙事理论的代表作——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 的专著Reading Narrative（1998），该书由申丹翻译，译本《解读叙事》于2002 年5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2） 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代表作——苏珊·S.兰瑟（Susan S.Lanser） 的专著Fiction of Authority：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1992），该书由黄必康翻译，译本《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于2002 年5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3） 修辞性叙事理论的代表作——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 的专著Narrative as Rhetoric：Technique，Audiences，Ethics，Ideology（1996），该书由陈永国翻译，译本《作为修辞的叙事：技巧、读者、伦理、意识形态》于2002 年5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4） 跨学科叙事理论的代表作——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 主编的论文集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1999），该书由马海良翻译，译本《新叙事学》于2002 年5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5） 后现代叙事理论的代表作——马克·柯里（Mark Currie） 的专著Postmodern Narrative Theory（1999），该书由宁一中翻译，译本《后现代叙事理论》于2003 年8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⑧以下简称《国外戴维·赫尔曼认知叙事理论研究述评》。同样地，下文涉及到多次出现的同一篇论文时，出于简洁的原则，自第二次提及该文文题名开始，仅保留主标题，不再一一说明。

⑨在《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的第105 页，尚必武采用了《故事逻辑：叙事的可能性与局限》这一译法，但在该书的第271 页，尚必武采用了《故事逻辑：叙事的问题与可能》这一译法。其实，该书的第271 至第283 页为尚必武与赫尔曼的访谈录，该访谈录于2009 年已发表于学术期刊《外国文学》上，可参见尚必武：《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戴维·赫尔曼访谈录》，《外国文学》2009 年第5 期，第97—105，128 页。在该访谈录中，尚必武将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一书书名译为《故事逻辑：叙事的可能性与问题》。因此，笔者推测，尚必武将该访谈录收录到《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中时，将原访谈录中的《故事逻辑：叙事的可能性与问题》更改为了《故事逻辑：叙事的问题与可能》。而该书的第95 至第111 页实为尚必武针对赫尔曼2009 年推出的Basic Elements of Narrative一书作出的评介，该书评于2014 年已发表于学术期刊《外语与外语教学》上，可参见尚必武：《后经典语境下重构叙事学研究的基础工程——论赫尔曼<叙事的基本要件>》，《外语与外语教学》2014 年第1 期，第85—91 页。在书评中，尚必武将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一书书名译为《故事逻辑：叙事的可能性与局限》，后将该书评收录到《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中时，未作改动。这也就导致了《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的第105 和第271 页分别呈现了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一书书名的两种不同译法。不过，这个小缺憾不足以掩盖尚必武通过访谈录和书评的形式向国内学界推介赫尔曼其人、其叙事学著作及其叙事理论的贡献。当然，这种译法上的更改（这里指将发表于《外国文学》上的访谈录收录到《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中时，将Story Logic：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 Narrative一书书名的译法由《故事逻辑：叙事的可能性与问题》 更改为《故事逻辑：叙事的问题与可能》），更是体现了尚必武本人在叙事学研究上的进一步成熟和对学术研究精益求精的态度。

⑩在《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 一书的第271 和第272 页，尚必武采用了《作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这一译法，但在该书的第273 页，尚必武采用了《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这一译法。其实，该书的第271至第283 页为尚必武与赫尔曼的访谈录，该访谈录于2009 年已发表于学术期刊《外国文学》上，可参见尚必武：《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戴维·赫尔曼访谈录》，《外国文学》2009 年第5期，第97—105，128 页。在该访谈录中，尚必武将Narratologies：New Perspectives on Narrative Analysis一书书名译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因此，笔者推测，尚必武将该访谈录收录到《当代西方后经典叙事学研究》一书中时，将原访谈录中的《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更改为了《作为复数的后经典叙事学：叙事分析新视野》，但由于疏忽，漏掉了一处未更改，即该书第273 页的那一处。不过，这个小缺憾不足以掩盖尚必武通过访谈录的形式向国内学界推介赫尔曼其人、其叙事学著作及其叙事理论的贡献。当然，这种译法上的更改，更是体现了尚必武本人在叙事学研究上的进一步成熟和对学术研究精益求精的态度。

⑪在原著中，“worldmaking”这一术语初现于第一部分第一章中赫尔曼撰写的内容，而译本《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的“译后记”交代了参与翻译的6 位译者分别承担的翻译任务，其中，王浩翻译了原著第一部分第一、第五、第六和第七章中以及第二部分中赫尔曼撰写的内容。因此，笔者推测该术语由王浩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