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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人格理想及其对新时代大学生审美人格培育的启示

2024-01-20刘玮玮任家颖

关键词:本性异化庄子

刘玮玮,任家颖

(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

一、庄子人格理想的主要观点

人格理想是一个人人生追求和人生态度的反映。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晚期,这一时期“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庄子·天下篇》),数百年来以礼为根本制度的政治格局面临崩溃,新生力量正在逐步崛起,整个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从军事和政治的角度而言,战国晚期长期的诸侯割据和土地兼并战争导致了连年的祸乱。从经济的角度而言,战国晚期以家庭为中心的小农经济已经形成,手工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导致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作为中国思想的轴心时代,战国时期频繁战争下道义的式微、暴力的横行和生命的无常不但没有浇灭哲学家们探索生命和宇宙的热情,反而激发了其深度思考,催生出了新的文化体系与人格精神。正如唐代学者成玄英在《庄子序》中所言:“(庄周) 当战国之初,降衰周之末,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乃慷慨发愤,爱著斯论”。相对于儒墨等显学,庄子对于现实社会的不满与批判更加直观而强烈。他抨击宗法道德,向往“卧则居居,起则于于”《庄子·盗跖篇》的“至德之世”。在此间,人不再受任何外物的约束影响,每个人都能实现完全的精神自由。与此同时,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以“道”为核心的哲学思想,认为“道”为“万物之所由”(《庄子·渔夫篇》),“道”所具有的本根性决定了人和自然万物共同受“道”这一总的法则支配[3]。“道”的基本属性乃自然无为,自然性与自由性是“道”的两大特质,折射至个体生命便是人之自然本性与精神的绝对自由。基于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和哲学基础,庄子所向往的人格理想没有世俗层面的内涵,而是主要体现为精神层面的“真”与“美”的统一,这种理想人格乃符合“真”、“美”特质的自由、自然人格,其人格理想形象以“圣人”、“真人”、“神人”以及“至人”为典型代表。

(一) 顺应自然、反对束缚的至真人格

庄子对“真”的定义是“真者,精诚之至也。……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渔夫篇》),可见“真”即禀受于上天的自然秉性,指的是内心的精诚。作为庄子人格理想的必备特征之一,“真”首先体现为顺应自然之道。庄子认为“是之谓不以心损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谓真人”(《庄子·大宗师篇》),即不用人为的心智和行为去辅助天然,便可称为真人[3]185。“真”还体现在精神的自由,即超越感官束缚,达到逍遥游境界:“至人神矣……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篇》)。显然,作为理想人格特质的“真”与“伪”相对,它强调的是人所拥有的具有超越性的本真天性。“贵真”作为庄子所提倡的理想人格特质,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必然是“其知情信,其德甚真”(《庄子·应帝王篇》)。此“德”并非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德。相反,庄子认为“形德仁义,神之末也”(《庄子·天道篇》),若是过度追求仁、义此类精神的末迹,实际上是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4]367。因为在庄子看来,非自然存在的机械和礼乐宗法制度本来就违背了事物的本然真性[4]249,对人的个性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导致人的本质的异化。

“真”在“圣人”这一人格理想形象上得到集中体现。“圣人”的概念本来出自儒家。与儒家不同的是,庄子赋予其以新的内涵,即行事能够不违背自然本性。他将“圣人”定义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庄子·天下篇》),强调的就是以天然为宗主,以德为根本[4]860。由此可见,庄子的“圣人”形象具备了通晓在“道”这一宇宙本源下万物生长变化的自然之理、体悟大道之路径以及预测事物变化的征兆的能力。庄子对“圣人”的描述主要侧重于其对“道”的体悟和精神绝对自由的实现,“圣人”不仅能遵循自然法则,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而葆有自然本性,还能不为外物所累,在社会纷争、名利牵绊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和精神的自由,这一切都是以其具备“真”这一理想人格特质为基础。

(二) 淡然无极、不离于真的至美人格

除“真”以外,庄子认为“美”也是理想人格应具备的特质。在道家看来,“道”作为派生万物的本源,是一切艺术和审美的本体,人格合乎“道”的表现之一就是到达美的境界。美在庄子那里有三层含义:一是感官上的“漂亮”,即日常世俗之美;二是“善”,即世俗意义上的美;三是情感意义上的美,这是美学意义上的终极理想价值,即“至美”[5],它超越了一切世俗人为之美。庄子最为推崇的是“至美”,即“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篇》),这在人格上表现为以天真自然为核心的内在情感与追求精神绝对自由的外在行为的一致性。

以天真为贵的自然人格是庄子理想人格塑造的审美方向,核心是保全“道”赋予人的自然秉性。庄子认为自然之道是美的最高境界,因此他强调人要“不失其性命之情”、“任其性命之情”(《庄子·骈拇篇》),这样才能达到至美、至乐的境界。“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庄子·渔夫篇》)。庄子指出,圣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效法自然,以本真为贵,不拘于世俗[4]825。因此人最符合“道”的要求和美的特性的性情就是天真,并常用“童子”、“婴儿”来形容人自然无伪的天真的天性,认为只有做到不丧失自然赋予的自然品性,才能够实现“得至美而游乎至乐”(《庄子·田子方篇》) 的境界。

庄子主张的“至美”人格在现实实践中体现为对精神绝对自由的追求。庄子认为,人的精神能够独立地保持其内在的自然虚静而不是像肉体那样始终受外界因素的束缚,这正是到达至美境界的必然要求[6]。因此,他主张通过“心斋”、“坐忘”、“见独”等符合自然之道的体道方法达到“物我两忘”的状态,并通过“听之以气”(《庄子·人间世》) 而非以感官接物来超越诸多欲念和束缚,使本心清净不被动摇,心灵空寂可容纳万物且不受其干扰,从而真正到达至美至乐的境界。

庄子特别强调“真”和“美”的一致性。人效法自然是“真”的要求,也正是在充分发挥人的自然本性基础上才能达到至美。在庄子看来,世间凡是具有美之特性的东西都是真实无伪的,合于自然才能真正到达美的最高境界。这也表明庄子更强调“美”对“真”的依存,他所推崇的“至人”这一理想人格特质就是“不离于真质”[4]860,即能够保持自己内在本质中“真”与“美”的不分离。具体而言,前者是后者得以实现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升华和提升,只有实现了二者的全面和共同发展,人格才能到达理想境界[7]157。因此,不论是圣人、真人、神人还是至人,其人格特质都以葆有自然秉性为核心,都实现了真与美的统一。

对照组病患吞咽不适例数与观察组相比,P大于0.05,无明显差异;对照组病患的切口黏连例数与观察组相比,P大于0.05,无明显差异;对照组病患的伤口疼痛例数与观察组相比,P大于0.05,无明显差异;但是对照组总并发症发生率比观察组高,P小于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具体如下表所示。

二、庄子人格理想对于审美人格构建的历史价值

庄子的人格理想具有本真性、自由性、超越性、和谐性等审美人格的特质,饱含了其对审美人格的向往。恩格斯曾言:“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8]庄子的人格理想就是对他所在时代的反映。对于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战国中晚期的人们而言,庄子提出的人格理想安抚了他们的心灵。不仅如此,庄子的人格理想对于后世影响深远。正如李泽厚等所指出,庄子(思想的) 根本目标“在于要使人的生活和精神达到一种不为外物所束缚、所统治的绝对自由的独立境界。”[9]以超越性和自由性作为其思想主旨的庄子人格理想对于审美人格构建的历史价值具体如下。

(一) 开拓了至真至美的最高境界——“逍遥游”

庄子的人格理想极具超越性,这一点使得其对于人们审美人格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导向意义,它能够帮助人们暂时超越现实的困境和束缚,在对天地自然万象的感知中与其融为一体并对自我本质进行思考和观照,实现内心的安定平静,从而达到至真至美的最高境界——“逍遥游”。

从构词的角度看,“逍遥游”由“逍遥”和“游”这两个词语组成,因此全面理解这二者的内涵是深刻理解何为“逍遥游”的必要前提。在庄子之前,“逍遥”多用来形容安闲无事或彷徨徘徊的形态,如《楚辞·离骚篇》 中的“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庄子所言的“逍遥”则主要指个体无形的精神能够自由自得地游于天地之间,既指内在开阔的心理感受,也是“一种现实的个体生存方式外在化的生命姿态”[10],在实践层面强调了内在情感认知和外在行为表现的一致性。“游”在《庄子》中出现得更频繁。“游”这一行为的主体是人之精神,客体是天地、太虚等具有至高性和根源性的实体,如“无谓有谓,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庄子·齐物论篇》)、“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篇》) 等。显然,“游”是“逍遥”的行为表现,实质是精神自由自在之活动。二者合在一起则是庄子心中实现了真与美的至高境界。

逍遥游的审美内蕴首先表现为它将追求自由确立为人格发展的重要方向。自由的实现意味着个体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完全解放。相比于物质,精神的可贵之处在于不被外物影响的独立性。因此想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应当以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为目标,“通过自由去给予自由”[11]。这样既可使人超越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和受制,真正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又可在自由与美的一致性指导下建构自然安定的内在世界,增强个体人格的审美内蕴。另外,逍遥游的审美内蕴还在于其指出了人们想要成就人格理想必须做到在实践中时刻不偏离“道”之根本。在庄子看来,万物皆是“道”的虚影,是精神作用于心的呈现,因此人极易被表面现象干扰而丧失对事物本质的理解和把握,而逍遥游的重要意义之一正在于它对独立自由意识的强调,认为独立自由意识如同船锚,为个体精神的发展确立了必须遵循的核心原则,即不因受外界压力和欲念的干扰而丧失自由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在此基础上的体道方法,作为纯之又纯的精神活动都是因人而异,需要个体进行亲身探索和验证的,这就在方法论层面为人们更好地探索事物本质提供了思路借鉴,即不以自身的感官、他人的经验来认识和推论世界,而是要通过自身独立的内观之知,自觉自证去把握。

(二) 确立了独特的处世思路——“游世”

庄子的人格理想不但为审美人格的构建确立了理想目标,同时也为审美人格的构建提供了主体条件,亦即确立了“游世”这一独特的处世思路。在庄子看来,无论是追求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还是成就“人与天一”(《庄子·山木篇》) 的物我和谐状态,都需要个体在进行内在的心灵修行之外,还要在现实社会中做到正确把握事物隐藏在现象下的本质。因此想要在现实中达到符合“道”要求的理想人格,就要顺应自然,形成无为不争的人格特质,做到“安时而顺处”(《庄子·养生主篇》),确立以“游世”为总体原则的处世思路。

“游世”即游于世俗之间,是指以自然、自在的心态对待人生的得失,从而长久保持蓬勃的生命力。因此“游世”是兼具现实性和理想性的处世观,强调的是通过保持人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使个体既能够减少世俗对自然本性的束缚而获得自由,又能够不脱离现实。庄子的游世之说并非出世思想的反映。事实上,庄子并不赞成传统隐士彻底离世的做法,“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庄子·刻意篇》),庄子明确提出了所谓“枯槁赴渊者”的清高高傲只是外在表现,其行为虽然不同于被世俗道德束缚而追名逐利的入世行为,但也并非理想的处世状态。“夫明白太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庄子·天地篇》),庄子认为只有在“游世”这样即世又超世的处世观的指导下,才能做到既不脱离现实的人世间,又能游心于天地间,从而在现实社会中实现真正的逍遥游境界[12]。

庄子人格理想对“不争”与“无为”的强调也提供了解决人际关系冲突的思路,即“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下篇》)。顺人、顺俗是庄子所提倡的理想人格形象——“真人”的重要品质,顺人的前提是不失己,即个体在处世时与人和谐的同时保持真我,在外顺从他人的自然本性,对内保持自我不化的自然本性的处世方法,亦即“古之人,外化而内不化”(《庄子·知北游篇》)。古之人之所以能够在外表上顺应外物变化,内在世界却永远保持虚静,就是因为采取了“顺人而不失己”的处事策略,这为个体提供了具有较强参考性的处世思路,使其在实现保全生命的同时不失其自然本性[7]132-134。

(三) 提供了人的本质异化的解决路径——“法天贵真”

审美人格构建的逻辑起点乃现实的人,也就是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人。众所周知,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如果人的本质异化的话,审美人格无疑难以构建。庄子的人格理想为此提供了解决之道。庄子对于自然之美的追求实质上是对人为物役这一人的本质异化问题的批判。同样以自然论“道”,庄子较于先贤对自然之美的论述更为充分,他对于“道”之自然性的强调和论述为个体的人格发展确立了真与美的核心目标,并为人的本质复归指引方向。具体而言,就是以“天地大美”开拓人类观照自我的视野,以“法天贵真”为人格培育方向,去除束缚和压迫人自然本性的精神枷锁[13]。

在庄子看来,天地之大美之所以可称为至美,原因就在于它超越了世俗一切人为之美,是自然之美的集中体现。人的自由和天性之所以受外物束缚压迫,也正是因为人对于自身本质的思考和人生境界的探索始终局限于人类社会,而未真正感知到自然与人之本性的深刻的天然联系。“小人殉财、君子殉名”(《庄子·盗跖篇》) 就是忽视天地自然与人的精神联系的体现[14]。对此,庄子提出的有效解决思路,就是通过培养个体形成能够明确辨别天地之大美与矫揉造作之成美区别的审美能力,使其具备至美的品格,从而为避免人的本质受其影响出现异化问题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

解决人的本质的异化问题不仅需要增强个体抵御外在因素影响的能力,还必须明确其产生的根源。人的本质之所以异化一是因为人的本性受到了社会制度、世俗礼仪等客观因素的压迫限制,二是因为人受制于受教育水平和认知等主观因素。因此庄子谈到“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庄子·齐物论篇》),就是在强调要彻底舍弃世俗仁义或外在形貌对人的束缚,以“吾丧我”实现“得真我”。法天贵真作为庄子人格理想培育的一个重要方向,正是庄子对人之本性被世俗社会异化后如何复归自然这一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在庄子看来,“人道”与“天道”同归于“道”,只有做到“循道而为,就能自胜人生”。[15]如果想要摆脱世俗社会对人的本质的侵扰,就要以合道为培育人格的核心原则,实现心灵清净不被动摇,心灵空寂可容纳万物而不受其干扰,从而最终实现复归自然到达至美至乐境界的目的。

三、庄子人格理想对于新时代大学生审美人格培育的启示

尽管作为一种历史的产物,庄子的人格理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尤其是庄子对绝对的精神自由的向往以及对现实社会的彻底超脱,这明显流于空想,让人难以客观地认识世界。然而,庄子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有着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因为任何时代人格建构的最高境界都是真善美的境界,新时代尤为如此。随着我国人民生活经历了从物质生活到美好生活的转变,新时代的人们相应地从注重物质生活质量转变为追求真善美。大学阶段正是人格理想定型的重要时期。就此而言,庄子人格理想对于新时代大学生审美人格的培育不仅有着重要的价值,而且有着深刻的启示。当今大学生身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时代既是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也是我国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新时代赋予大学生引领社会发展以及推进民族复兴进程的时代使命。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言:“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2]。审美人格培育工作就是青年德育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当前我国大学生审美人格培育中,一方面是大学生自身身心并不成熟缺乏正确的判断力,另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西方庸俗主义、物质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思潮的侵袭,这两方面的因素造成一些大学生出现畸形审美、不能正确看待自由以及本质异化等问题。庄子人格理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启发当今大学生审美人格的培育,从而纠偏一些大学生的人格问题。

(一) 树立以真为贵的自然审美观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以及与国际社会的迅速接轨,多种新兴的审美取向传播开来,其中不乏极端猎奇的畸形审美观以“潮流”为名混迹于其中。畸形审美观多以追求快感、刺激为核心内容和目标。一方面,它的小众化的特征吸引了追求个性的大学生,另一方面它常以“解压”“放松”等名号伪装出现,诱导了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的大学生,有一些大学生盲目追求A4 腰、直角肩、蜜桃臀,推崇“白幼瘦”,甚至不惜为此整容。2019 年进行的一项关于大学生整容调查表明,被调查的大学生中认为“这是个看脸的社会”占66.9%,表示“有整容的想法”和“愿意整”占32.3%,认为整容带来的最大附加值为增强自信占68.6%[16]。畸形审美观的流行不仅误导大学生深陷物质欲望中,而且伤害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庄子倡导的自然审美观有助于当代大学生对抗畸形审美观。

对于畸形审美,庄子认为其本质是对感官欲望的极端追求。虽然庄子认同人为之美是对感官漂亮的追求行为,但是对此类刻意做作之美充满厌恶。庄子认为美的极致在于无为自然,所谓“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篇》),这在定义何为美的同时也对人追求美的行为做出了规范,即坚持适度原则。这表明反对畸形审美并不是剥夺其审美自由的权利,也并非反对小众审美,而是度的问题。

当代大学生为了标新立异而购买消费能力之外的奢侈品、采用夸张的发型和发色、热衷于整容等行为,这不但远离了以朴素恬淡为根本的自然之美,而且反映了人被所谓“美”的目标所裹挟和奴役。这种对美的追求压迫和束缚了人们的自然天性,可谓本末倒置。因此,我们有必要帮助大学生树立以真为贵的自然审美观来抵御畸形审美观。所谓自然之美,正如庄子所言:“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本也”(《庄子·天道篇》),自然之美超越了世俗欲望和感官刺激,使心灵保持自在澄净,从而实现了人性真正复归自然。为了帮助大学生确立自然审美观,一方面大学生自身需要加强精神修养,另一方面学校、媒体和家庭也应对其予以引导,尤其是当前我国高校应该针对大学生开展审美教育和提供正确引导,帮助他们增强辨别力,使其可以通过把握事物的本质而非以感官接物避免受其影响[7]151。

(二) 追求合理有度的精神自由

在多元化的新时代,大学生面对各种新兴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如果不能够明确自我精神自由的重要性及其合理限制的范围,则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是忽视了精神自由的重要性而一味从众;二是过度强调个人自由而忽视集体利益。其中,从众心理既表现为对权威的盲从,也表现为在群体压力下大学生害怕其态度与众不同被孤立而放弃表达,一味服从大多数人意见,长此以往极易丧失自主思考的能力。过度强调个人自由而忽视集体利益则会使大学生与所在集体脱节,甚至导致双方的对立,“大学生获得的自由反而把自我囚禁在了一个封闭的‘个体洞穴’”[17],造就其自私、偏颇的负面人格。因此,引导大学生追求合理限制的精神自由,不但有必要,而且意义深远。庄子关于精神自由的观点对此有启发意义。

庄子将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视为人生目标,认为只有摆脱了一切外力压迫之后才能真正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庄子·天下篇》)的自由境界。在庄子看来,所谓仁义道德和社会规范非但没有帮助个体全面解放和发展自己的思想,反而压抑了个体的发展空间,使其丧失了追求精神自由的自觉。另外,庄子认为过度追求外在名利和感官刺激也会导致个体忽视精神自由之于人的重要性,因此主张“实不聚,名不立,此之谓大人”(《庄子·徐无鬼篇》),认为只有做到免除名利等外物的影响,才能到达所追求的自由境界[18]。

庄子的自由思想有助于当代大学生认识到自由的重要性。自由的实现程度是人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体现,因此人的精神自由必须得到重视。然而,庄子对精神自由的绝对性要求也容易导致自由在现实中走向放任自流的歧路。事实上自由并非否定一切外在限制,合理的纪律和规范是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具有自由人格的人会为自由划定一个界限,追求正当合理的自由[1]56。因此,大学生增强其自由意识必须要在合理范围之内,亦即以合理有度的精神自由为实现目标,而不能随意划定过高或过低的自由标准。合理限制下的精神自由并非完全否认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而是要求个体在追求自由的同时担当起责任。另外,在追求合理限制的精神自由的时候,大学生还应充分认识到个体精神自由的实现离不开社会,大学生在生成和发展其自由意识时要以国家和社会整体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人生目标,从而实现其审美人格的升华。

(三) 实现人的自然本性的复归

随着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思潮的侵袭以及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热衷于追求物质生活,沉溺于感官享乐和网络世界,严重依赖手机、电脑等高科技产品。2017 年,有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手机成瘾状况不容乐观[19]。2022 年,有研究进一步表明,我国大学生手机成瘾倾向整体呈逐年上升趋势[20]。大学生手机成瘾不仅影响其身心健康,而且使其陷入异化的危机。异化是哲学术语,哲学家们对其有着不同的解释,如费尔巴哈将其解释为“异化就是人产生出统治自己的异己力量”[21],马克思则从劳动的角度研究异化并作四重规定[22],但总体上“异化都直接或间接地表现为一种人的异化”[17]。大学生的异化表现主要是大学生对其本质的错误认识以及随之导向的错误行为。尤其是在注重利益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人所关心的不是他的生命和幸福,而是他的销路”[23],此类认知会使大学生人格发展走入误区,将自己视为生产的工具而非创造者,沦为物质的仆人而非主人,人格中的“物性”逐渐代替了“人性”。这正是庄子反异化思想所批判的。

庄子认为,人性禀受于“道”,具有先天的自然属性[7]62。因此,人性是无需改善的。庄子一再强调要“不以物害己”(《庄子·秋水篇》)、“不以物易性”(《庄子·骈拇篇》),避免因外物戕害自然本性。庄子认为,仁义道德等社会规范、机械器具的使用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都是对人本性的约束,最终使人的本质陷入异化的危机,对此他持反对态度。庄子认为为道义献身和为追名逐利而死违背了自然本性,这固然混淆是非,但他批判人的本性甚至生命被外物所害是正确的[24]。另外,虽然庄子人格理想中所折射出的“绝圣弃知”的思想存在着逆时代发展和开“历史的倒车”的错误倾向,但是他的“物物而不物于物”的反异化思想对于大学生审美人格培育有启发意义,这一思想表明了过于依赖外物会侵害人的自然本性,指出了实现审美人格全面发展的正确道路乃不断探寻自然本性的复归。

为了避免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实现自然本性复归,我们一是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不要过度追求物质享乐;二是要引导大学生明确认识人与物的正确关系,不要过度依赖技术工具。总之,大学生想要避免本质的异化,就要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着眼于精神追求而非物质享受,着眼于现实生活而非虚拟世界,以实际行动证明人是物的主人,实现人的本性复归,最终促进审美人格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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