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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岭路13号

2024-01-17陈富强

文学自由谈 2023年5期
关键词:旧居巴金书店

□陈富强

黄源先生的最后一个住处是杭州葛岭路13号,与西湖只隔一条北山街。在他去世后,这里成为黄源旧居。黄源儿子黄明明和媳妇收集整理了大量黄源的遗物,尽量丰富故居展陈。一天晚上,我环湖跑步,从断桥进入北山街,在跑过新新饭店后,突然想去看看黄源旧居,就转入葛岭路。待进入葛岭山门,上行至13号门前停步。旧居大门紧闭,但能看到房屋的传统木构架、木门窗,白墙黑瓦,以及青石阶沿踏步——这是一幢颇具江南民居风格的建筑。或许,这也是黄源生前在此居住时间最久的原因。

夜访黄源旧居不得,总让我心怀遗憾,似乎成为心里的一个结。在西湖荷花盛开的季节,我特意又去了趟黄源旧居。从葛岭路至葛岭山门,去往抱朴道院的路上,大约再上行二三百米,就达黄源旧居。不过,在上行的路程中,我还是想到,黄源晚年的这个居住地,也许并非是最好的;上下山的路,对于一个长者来说,每出一次门就是一次艰难的跋涉。

至“又入佳境”亭,左转,便见黄源旧居那幢两层建筑。旧居门前是一个院子,疏于整理,石缝间长出不少野草,就连屋顶瓦片之间,也有一丛丛的野草在风里摇曳。院前更是有数棵参天大树,将旧居,从我的视线里割裂开来。在“黄源旧居”横匾下,大门紧锁,但室内灯光亮堂,我隔着木格子窗往里望,可见一张黄源伏案写作的巨幅照片,照片右侧,是一副题辞:丹心铁骨。

我绕过左侧墙根,走到后院,旧居的门是开着的。院子里有一株我叫不上名字的树,树下两张木椅子。与主楼呈九十度,是一幢平房,想必是厨房与餐厅。只是门锁着。黄源坐像面朝东向:先生戴着一顶帽子,坐在一张藤椅上,脸露微笑,一些树叶飘落在地,有几片粘在黄源坐像的肩头和帽子上。我走向前,掸去黄源身上的落叶,想跟黄源雕像合一个影,但无人入旧居,略有惆怅,又担心手机自拍效果不好,只好作罢。

我进入旧居,室内无人。一层是黄源先生生平陈列,二楼封闭。黄源生平按年代陈列,脉络清晰。其中1929年的三张照片,有特别的意义。一张是黄源夫人许粤华与长子黄伊凡在上海旧照,照片上的许粤华风姿绰约,是一位江南绝色美人。照片的文字说明虽简短,却一定程度上厘清了我心头的一个问号。这张照片的说明如下:1929年夏,黄源从日本回国,与许粤华结婚。许粤华,笔名雨田,翻译家、散文家,浙江海盐人,是民国时期著名才女之一。1941年4月,黄源收到许粤华从福建寄来的诀别信。

黄源与许粤华这段婚姻的始末,没有更多公开的权威资料可以佐证,大多都是道听途说。我与黄明明餐叙时,黄明明似乎也是讳莫如深,我也就不便多问。不过,我还是在一些文学史料的夹缝中,找到了一些黄源与许粤华婚姻破裂的起因,以及许粤华那封诀别信的内容。1941年4月中旬,黄源在上海等待安排去苏北期间,收到了在福建工作的妻子许粤华的来信,这其实是一封宣告分离的永别信:“我们离别已数年,各自找到生活的所在,今后彼此分离各走各的路吧,永别了吧。”处于战乱的年代,也许是长久分离的缘故,许粤华正式向黄源提出分手。黄源收到信后表现得出奇的冷静,在复信中说道:“我们曾有过十年春天的幸福,但幸福被战乱打碎,被迫分离。现在我只能尊重你的自由。我邀你同去的地方,并不是现存的福地,需要艰苦的创业,你不去也就罢了。我惟一可告慰的是鲁迅逝世后,国难又当头,我终于找到了那条正确的道路,我将继续地走下去。永别了。”

之后,许粤华与黎烈文结为夫妻。1946年春,到中国台湾,许粤华继续从事翻译和文学创作。1972年10月,黎烈文于台湾逝世后,她随二子一女到美国定居。作为七十多年前曾亲身参加过鲁迅先生丧事全过程的见证人,许粤华的一生,也有些许传奇,她的影像出现在黄源旧居,也算是对历史的一个客观注释。

黄源在1929年的第二张照片是一张特写,头发从中间分开,一副圆形眼镜,系领带。照片的说明是:1929年黄源来到上海,开始翻译生涯,靠笔杆子谋生。他的第一篇文章(是)《介绍〈托尔斯泰未发表作品集〉》。《托尔斯泰未发表作品集》是在内山书店出版的。(他)编译的第一部译著《屠格涅夫生平及其作品》由丰子恺设计封面,在上海华通书店出版。之后先后翻译出版了《高尔基》《三人》《屠格涅夫代表作》《一九零二年级》《将军死在床上》等十多部译著。

1929年的第三张照片是上海内山书店外景,文字说明是:内山书店是鲁迅晚年在上海的重要活动场所,鲁迅常来此购书、会客,并一度在此避难。

从这张照片的画面上,我看不到任何人,但我们都知道,内山书店是鲁迅经常会客的地方。曾有文学青年写信给鲁迅希望见面,鲁迅回复,每日下午三四点,总在内山书店的。左翼剧作家夏衍来上海后,经常到内山书店买书。他见到鲁迅时是“一个严寒的日子”。萧红与萧军也在书店与鲁迅约见,鲁迅发着烧,将一个装有二十元钱的信封放在桌上,缓解了他们初来上海的窘境。借由鲁迅,二萧也慢慢认识了当地的其他朋友,包括茅盾、聂绀弩、胡风和叶紫等一批作家。

内山书店的创始人内山完造也成为鲁迅的好朋友。1929年,内山书店规模扩大,从北四川路魏盛里迁到了施高塔路十一号,店里靠窗的位置有了一张藤椅,这是鲁迅的专座。鲁迅先生每次来都面朝里坐,内山老板则坐在对面相陪,有时进店的学生认出了鲁迅,就会躲在角落小声议论,这时鲁迅先生就会长叹一声,“又有人讨论我了,算了,回家吧。”

在万国公墓的葬礼上,作为鲁迅治丧委员会中唯一的日本人,内山完造作了感人至深的演说:“鲁迅先生的伟大存在是世界性的。他是一位预言家,先生的每一句话,都如同旷野上的人声,不时地在我脑际打下烙印。先生说,道路本来没有,是人走出来的。每当我念及这话,仿佛就见到先生只身在无边的旷野中静静地前进着的姿影,和他踏下的清晰的足迹。”

黄源旧居内这张内山书店照片的背后,隐藏着多少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家与作品。而一位来自浙江海盐的文学青年,也从此与鲁迅结下深厚友谊,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重要的见证人。

2003年1月2日下午,作为鲁迅的弟子,九十八岁的黄源先生离世。我去参加了黄源的遗体告别仪式。可以说,我与黄源相隔遥远,之所以要去送黄源最后一程,很大程度上与黄源的儿子黄明明有关。在一次由作家黄亚洲老师组织的聚会上,我认识了黄明明和他夫人,因为对黄源先生的尊重,所以,就特别有兴趣通过黄明明,打听黄源先生的一些信息,而黄明明也很乐意与我分享他父亲生前的往事。

在黄源先生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是他和鲁迅先生以及陈毅元帅的交往。

在黄源二十二岁那年,有着扎实英语基础的黄源在上海劳动大学编译馆工作,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了鲁迅,并为鲁迅讲演做记录。过了几天,鲁迅又应邀去上海立达学园讲演,他又担任记录工作。从此,黄源追随鲁迅、茅盾等人,开始了自己的文学人生之路。1933年7月1日,《文学》创刊,编委会有鲁迅、茅盾、郁达夫等十几个人,黄源当编校。次年9月16日,《译文》创刊,在鲁迅主编了三期以后,笑着对黄源说,“你已经毕业了”,从此,鲁迅便把编辑任务交给了黄源。后来,鲁迅在给徐懋庸的公开信中写道:“至于黄源,我以为是一个向上的认真的译述者。”

黄源夫人巴一熔女士回忆过这样一桩让黄源终身难忘的事。自从黄源认识鲁迅以后,就经常收到鲁迅的赠书,作为礼尚往来,黄源也很想作一些回赠。其时,鲁迅正打算翻译《果戈里选集》。一天,黄源在上海静安寺路的一家外文书铺看到了一部德译本《果戈里全集》,共六本十八元钱,他就买了下来,并在第一卷扉页上写下了“鲁迅先生惠存”字样。鲁迅十分高兴,欣然接受了赠书,但考虑到黄源的经济情况,无论如何要付给书钱,黄源自然不肯接受。双方推辞了半天,最后达成这样的妥协:鲁迅接受签了字的一册,其余五册照付不误,还了黄源十五元钱。

黄源最后一次见到鲁迅是在1936年10月14日。那天,黄源前去看望身患重病,但精神尚好的鲁迅,并把一位日本朋友的一尊高尔基雕像转交给鲁迅。当时,鲁迅还拿着雕像,让爱子周海婴猜是谁。五天以后的清晨,当许广平托内山书店的伙计把鲁迅去世的噩耗告诉黄源时,黄源立刻奔往他常去的鲁迅二楼卧室,伏在先生的遗体上痛哭出声。在鲁迅逝世后,黄源作为治丧办事处人员,日夜为之守灵。出殡时,他亲自送鲁迅的遗体到万国殡仪馆,以后又紧随鲁迅的灵柩来到墓地,与巴金等其他十五位抬棺人一起,亲手扶着灵柩送入墓穴。

在黄源遗体告别会上,有不少都是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因为黄源不仅是一位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战士。抗日战争爆发不久,黄源因父亲病故回家料理后事,这时上海已沦为“孤岛”。黄源安葬好父亲后,已无法返回上海。于是,在1938年底,黄源就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不久,黄源认识了陈毅,那是1939年年初,其时,陈毅只带一个班,因腿部受伤,骑了一头黑驴行进。黄源跟随陈毅走过茅山地区游击根据地,一路走,一路聊,简直是无所不谈,行进途中,有时住破庙,有时就住百姓家,通常与陈毅共睡一床,陈毅谈他的童年,谈他到法国留学,也谈到中央苏区的工作。

在皖南,黄源曾任军部文委委员兼驻会秘书,主管文学创作和编辑出版工作,并主编了《抗敌》杂志的文艺部分和《新四军一日》《抗敌报》的文艺周刊。

黄源与陈毅的再次见面,是在皖南事变后。1941年1月12日傍晚,新四军石井坑制高点被敌军突破,黄源与军部首长叶挺、项英等走散。叶挺以为黄源“阵亡”了,后来在狱中写的《囚语》中提到:“闻黄源亦死于这次皖南惨变……(黄君)工作努力,成绩也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当时《新华日报》还发表了《忆黄源》的悼念文章,称:“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说鲁迅先生的高足、《译文》杂志的主编黄源先生在皖南突围中牺牲了……”其实,黄源并未阵亡,他突围出来后,几经周折到了上海,后又通过许广平和新四军办事处取得联系,赶到了苏北根据地。陈毅见到黄源时,颇感意外,继而以他特有的朗朗笑声说:“我们真以为你已经尽忠报国了哩!”

黄源在葛岭路13号定居后,巴金曾多次来杭州休养,每次黄源都会和巴老相聚叙旧,回忆鲁迅。

1981年春天,巴金先生下榻杭州新新饭店,他在这里完成了《随想录》之六十四《现代文学资料馆》的写作。新新饭店与黄源居住的葛岭路13号相距不远。黄源得知巴金就在新新饭店,特意去看望了巴金。这也是黄源和巴金在“文革”之后的首次见面。新新饭店的名人照片墙记录了这两位文坛巨匠见面的画面,从照片上看,两人都戴着帽子,都是黑边眼镜,坐姿随意,隔着一张茶几,各自翘着二郎腿,坐在单人沙发上,黄源双手拢在袖子里,巴金的左手轻搁在耳边,似乎在听黄源说话,而黄源一脸笑意。整个画面看上去既随意,又融洽,是好朋友之间的见面闲聊。

1994年6月,黄源看望在杭休养的巴金,说:“要活到九七看到香港回归。”黄源老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但后来,当年为鲁迅扶灵柩的,只剩下巴金一人,不知道当时巴老获悉黄源老去世的消息,心里会怎样的伤痛。2005年,巴金也走了,自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创造者和见证者,基本都已离开人间。

黄源先生为人谦逊,著述丰硕,为中国文坛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黄源的家乡海盐县美丽的南北湖畔,有一座明清风格的黄源藏书楼,里面珍藏着黄源捐赠给家乡的近万册图书。黄源的骨灰也安放在这里。

我们在去殡仪馆参加黄源遗体告别仪式的途中,大家以敬重而惋惜的语气回忆黄源先生在世时的情景。与黄源同辈的著名作家陈学昭女士的女儿陈亚男说,浙江文坛与鲁迅先生有过渊源的前辈作家都走了。浙江省作协创联部的张雄说,他有一张鲁迅的四方联邮票,曾让黄源、陈学昭、林淡秋等与鲁迅有深厚感情的文坛前辈们签名。我们都说这是一枚不可多得的珍贵邮票,应当捐献出来,让大家一起欣赏。张雄说他有这个打算,但现在还没有最后决定是捐给上海的鲁迅纪念馆还是绍兴的鲁迅纪念馆,只是已经有一个意向:如果浙江文学馆建起来了,他倾向于捐献给浙江文学馆。如今,规模不小的浙江文学馆已建成,不知道张雄有没有把他的那张珍贵的邮票捐献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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