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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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唯一的一部中篇小说，全文两三万字，在《晨报副镌》连载，逐期刊登推出。如果鲁迅先生没有这部中篇小说作为溢出的创作案例，那么大先生一辈子就定位在短篇小说创作这个领域，成为一代文豪的遗憾。

幸亏有《阿Q正传》这个特例的标本出现，让鲁迅先生的作品篇幅有了一次崭新的跨越。从鲁迅的创作规律来看，《阿Q正传》看上去像是生发于一种偶然，其实更是内在的必然。正如钱锺书所言：“人生没有偶然，那不过是化了妆的、戴了面具的必然。”

阿Q是鲁迅笔下一个无名无姓无籍贯的“三无”人员，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振聋发聩的名字。《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的巅峰之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个巅峰来自一种外在的推动力，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这部伟大作品的催生者，孙伏园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假如没有孙伏园向鲁迅约稿和催稿，极有可能就没有《阿Q正传》这部杰作。因为鲁迅曾经有过长篇小说创作的计划，比如历史剧《杨贵妃》，反映红军的作品，以及反映民国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这些创作计划最终都未能完成，尽管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最重要就是因为缺少像孙伏园这样擅长催稿、约稿的编辑。

被誉为“副刊之王”的孙伏园，不仅同为鲁迅先生的绍兴老乡，而且还两度成为鲁迅的学生。1911年底，鲁迅担任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一职，后改为绍兴师范学校，鲁迅任校长，孙伏园刚好在该校念书。担任校长期间，鲁迅不仅经常深入课堂、食堂、宿舍了解情况，处理问题，有时老师临时请假，鲁迅就为他们代课，有时还代国文教员批改作业，因此，孙伏园得到了鲁迅的直接指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作文评语，是鲁迅对孙伏园最大的鼓舞和激励，使他坚定了从事文化事业的志向和抱负。

孙伏园二十三岁离开家乡到北大学习。1919年4月29日，他在北京第一次拜访鲁迅，那时，他已是北大本科二年级学生。此后，5月3日、10日、21日，他都拜见了鲁迅。同年5月4日，他参加完天安门大会和示威游行后，去宣武门外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找鲁迅，向鲁迅讲述了天安门会场和游行的情形。不久，鲁迅移居八道湾11号。从1919年6月4日至11月20日，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先后拜访了鲁迅十六次，鲁迅还回请了一次。那段时间，孙伏园成了鲁迅家中的常客。后来除了见面，两人还有书信往来，在鲁迅的日记中提到孙伏园的就有413处之多。

1920年8月，鲁迅到北大兼任讲师，主讲《中国小说史》，孙伏园再次成为他的学生。鲁迅鼓励他练习写作，甚至指出，如果不会创作，可以翻译一点别国的作品；如果不会写纯文艺的东西，可以先写一点小品杂记之类。

1921年至1924年孙伏园先后主编《京报副刊》和《晨报副镌》，由于联系密切，他和鲁迅已不仅是师生、同乡、同人，更重要是成了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了。他经常编发鲁迅的稿件，《晨报副镌》刊发鲁迅作品五十余篇，《京报副刊》三十余篇。鲁迅既支持了孙伏园的工作，也是配合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斗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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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进入《晨报》，接替李大钊编辑《晨报》副刊，最初叫“晨报附镌”，是他请鲁迅取的名，结果题写报头的书法家写成了“晨报副镌”。后来，徐志摩接替孙伏园，改为“晨报副刊”，“副刊”一词方始确定下来。

回顾孙伏园的编辑生涯，他是一个被文化界低估的人物。作为一个优秀编辑，他善于发现和培养新人，比如冰心的《繁星》《春水》、梁实秋的散文诗《荷花池畔》、石评梅的第一个剧本《这是谁的罪》，均刊登在孙伏园负责的《晨报副镌》上。

有人粗略统计过，在他负责的报纸，经他编发过文章的作者有：李大钊、瞿秋白、鲁迅、马寅初、胡适之、郭沫若、蔡元培、黎锦熙、蒋梦麟、钱玄同、章川岛、刘半农、叶圣陶、冯友兰、朱自清、林语堂、顾颉刚、俞平伯、张申府、王任叔、钟敬文、傅雷、冯雪峰、丰子恺、张天翼、郑振铎、陶行知、老舍、茅盾、柳亚子、王鲁彦、魏建功、姚雪垠、许寿裳、章士钊、徐志摩、王统照、许地山、高君宇、石评梅、李小峰、郁达夫、潘梓年、冯至、沈从文、冰心、谢冰莹、苏雪林、蒋光慈、欧阳山、胡也频、柔石等。只要瞧一眼这个超级豪华的作者名单，就知道他联系的面有多广，他下的工夫有多深，几乎涵盖了那个时代的政界、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教育界的精英。

论民国期间编辑报纸副刊种数之多、历时之长，鲜有望其项背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北京《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成为文化舆论界的重镇。其中，前两种都是在孙伏园主持下，开出一代风气。

一直以来，副刊并非报纸的宣传主体，而是作为正报的配角，被视为一种附属品。副刊多以人生百态，小感想、小故事，作为茶余饭后的休闲消遣，轻松幽默，供读者一乐。到了孙伏园手上，副刊形式大变，通过他精心组稿和约稿，版面内容和文章风格，让人耳目一新。他编辑的副刊具备了独立的品格与魅力，在业界开始昂首挺胸，跻身于报纸之林。

《晨报副镌》不仅办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宣传阵地，还奠定了报纸副刊史上的里程碑。孙伏园三十来岁就蓄了一大把胡须，因此，年纪轻轻就被人称为“伏老”，这个称呼虽然带有调侃之意，但也从侧面说明了他在报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一个有个性的人，自然会做出有个性的事。作为著名的副刊编辑，孙伏园一生遭遇过两次停编事件：一次是为鲁迅，一次是为郭沫若。

1924年10月的一天，本已被孙伏园编入《晨报副镌》大样的鲁迅诗稿《我的失恋》，竟被代总编刘勉己抽去。对刘总编的做法，孙伏园很不理解，当时他正在生闷气，刘勉己走过去解释，孙伏园一时火起，举手一巴掌就打了过去。第二天，孙伏园便辞去了编辑职务，后来被邵飘萍邀去编辑《京报副刊》。

鲁迅这篇《我的失恋》是有意模仿古人张衡的《四愁诗》，借古讽今，矛头指向当时文坛徐志摩之流的“失恋”之风。一旦失恋，动不动就大作“哎呀哎呦，我要死了”之类的消沉无聊诗篇，而孙伏园也很反感这类风气，于是主张刊发鲁迅的诗作。而刘勉己决定要拿掉鲁迅这首诗，主要是因为诗中影射了徐志摩和林徽因，而刘勉己作为徐志摩同乡兼好友，自然不愿刊发这样的诗作。

1942年1月，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屈原》，一些报刊争着想要发表，最后应《中央日报》副刊编辑孙伏园的请求，发表在《中央日报》上。当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集中主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蒋介石则加紧反共，大搞分裂，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时国统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进步人士，面对黑暗如漆的现实，全中国进步人士都感受着愤怒。郭沫若便以历史剧为投枪，借古喻今，创作历史剧《屈原》，有意识地让“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并说：“我有意借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的时代。”

国民党要员看后，气急败坏地说：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公然登起骂我们的东西来了！于是下令撤销孙伏园的编辑职务……

3

1921年12月4日，那是一个平常普通的日子，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天却意义非凡。鲁迅创作的《阿Q正传》，在孙伏园编辑的《晨报副镌》以“巴人”的笔名开始连载。

前一日，鲁迅接到孙伏园的来信，约请他为《晨报副镌》新增的“开心话”栏目写点东西。那时，阿Q的形象已在鲁迅心中酝酿了好多年，但他一直没有适当机会写出来。孙伏园的约稿正好激发了鲁迅塑造阿Q形象的热情，像一壶封存多年的陈酿，喷涌于他的笔端，当晚鲁迅就写成《阿Q正传》第一章：序。这晚，孙伏园不知有多兴奋，他专程赶到八道湾11号鲁迅家中取稿子，取回稿子连夜赶去发排，次日《阿Q正传》正式与读者见面。

从1921年12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止，《阿Q正传》在《晨报副镌》每周或隔周一次，完成了分章连载。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透露：“伏园每七天催稿一次，见面时总是笑嘻嘻地说：‘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写下去，七天交一次，终于在孙伏园的催促下，全文发表在《晨报副镌》上。”

连载期间，孙伏园一章接一章地催，鲁迅一章接一章地写，《晨报副镌》一章接一章地发，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

孙伏园是一位善于催稿的编辑，鲁迅曾回忆道：“他就来要我写一点东西。阿Q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但我一向毫无写他出来的意思，经这一提，忽然想起来了，晚上便写。伏园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胖，但已经笑嘻嘻，善于催稿了。”

在曹聚仁的笔下，我们还能看到，孙编辑的催稿艺术可谓登峰造极，已臻化境：“不仅会写稿，会编稿，而且会拉稿；一脸笑嘻嘻，不容你挤不出稿来。”1926年，孙伏园的散文集《伏园游记》出版，封面由蔡元培题写书名，其弟孙伏熙为其画像。出版史研究专家王建辉评价：颇传神。

《阿Q正传》在《晨报副镌》连载到第四章时就发生了强烈反响，时任《小说月报》主编兼记者的沈雁冰，也就是后来成为现代文学巨匠的茅盾，以职业编辑和评论家的独到眼光，洞察到刚刚连载的《阿Q正传》的伟大价值，在回答读者疑问时明确指出：“至于《晨报副镌》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论。阿Q这人，要在现代社会中去如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我读了这四章，忍不住想起俄国龚伽洛夫的oblomov了！”

事实证明，茅盾先生判断准确，一语道破了这部《阿Q正传》的伟大与不朽。

人们对新事物的直觉或许是最可靠的，与后来诸多被扭曲、压抑，甚至被篡改的认知相比，最初的感觉包含了更多真实成分。茅盾最早对《阿Q正传》的这些评语，显现了一个出色的编辑和文学大家的敏锐和洞见。茅盾的解读包含了后来百年间对《阿Q正传》研究的主要内涵和方向，切中肯綮地道出了《阿Q正传》的现实意义和国民共性。其中有关阿Q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的分析，与后来冯雪峰所说的阿Q是“一个集合体”“国民劣根性”的体现者的观点高度一致。而对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人物奥勃洛莫夫的联想，则启悟研究者发现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奥勃洛莫夫等著名人物形象属于同一性质的艺术典型。

4

1922年2月，阿Q迎来了命运的骤变。如果不出这个意外，鲁迅先生很有可能会把《阿Q正传》写成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此时，《阿Q正传》已经连载两个来月，写了八章。这个时候鲁迅想收笔，可孙伏园不同意，他说：“《阿Q正传》似乎有做长的趋势，我极望先生只管宽心地写下去。”当时北京大学预科哲学系学生何作霖，利用课余时间到《晨报》当孙伏园的助手，而孙伏园因事离京，便由“于阿Q素无爱憎”（鲁迅语）的何作霖代理主编事宜。为了早日腾出手来，以便去做别的工作，鲁迅趁机将第九章《大团圆》寄去《晨报副镌》刊登，待孙伏园返京时，生米早就煮成了熟饭，阿Q已被枪毙一个多月了。

对此，鲁迅自己也不无幽默地认为，“到最末的一章，伏园倘在，也许会压下，而要求救放阿Q多活几星期的罢。”

《阿Q正传》发表后很快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如茅盾在《读〈呐喊〉》中所说：“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几乎到处在应用这两个字。在接触灰色人物的时候，或听得了他们的什么‘故事’的时候，《阿Q正传》里的片段图画，便浮现在脑前了。我们不断地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

1926年，翻译家敬隐渔首次把《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发表在作家罗曼·罗兰创议和支持下，由进步作家让-里沙尔·布洛克1923年创办的《欧罗巴》杂志第五、六期上，受到罗曼·罗兰的赞扬，说“阿Q的苦脸永远留在记忆中”。

1925年6月，一位中文名字叫王希礼的苏联人，拟把《阿Q正传》译成俄文，并请鲁迅写了序。1929年由列宁格勒激浪出版社出版。《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传播到国外并受到高度评价的小说作品。正如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中陈述创作主旨时所说，他要“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入，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

无疑这正是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主旨和本意。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当时孙伏园在河北定县。10月21日他赶到北平，和弟弟孙福熙一起拜谒周老太太，并向陶应元绘的鲁迅木炭画像凄然行礼。不久，他以鲁迅所著书名及所编刊物名缀成一副奇特的挽联：

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

痛毁灭，叹而己，十月噩耗，万众彷徨。

几天后，他又写就悼文《哭鲁迅先生》，悲痛之情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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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一生主要从事两项工作，一是副刊编辑，二是平民教育。他还在湖南衡山县当过一年县长。孙伏园清廉、爱民，办实事，斗匪患，成为远近闻名的“模范县长”。

孙伏园前后主编过六家报纸副刊，积累了大量的副刊编辑经验，发表过一系列研究报纸副刊的文章，提出过一整套编辑思想，因而被后世新闻史学界称为“副刊大王”。

孙伏园有铮铮硬骨，1947年，他在成都以教书糊口，清贫度日。此时国民党为笼络人心，决定对武汉时期在中央政府工作过的人，发放一笔外汇。手续简便，只需本人到指定地点领取即可。孙伏园有领取资格，虽然贫穷，但对此不屑一顾。

1950年2月2日，孙伏园回到北京，暂住前门外李铁拐斜街政务院远东饭店。后来他担任国家出版署版本图书馆馆长，并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

孙伏园一生坚守文化人的操守，乐于为人做嫁衣。作为名编，他只出版了《伏园游记》和《鲁迅先生二三事》两本书。《鲁迅先生二三事》成为后人研究鲁迅的必读书目。他曾调侃自己说，我是一个“没有作品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