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群

注意李发模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诗坛有过一个兴旺兴盛、蓬勃发展的阶段，李发模正是那个时候显露出来他的诗才的。1978年，我和几位同仁在柴达木创办了一个全国发行的文学期刊《瀚海潮》。在毫无文学积淀与土壤的柴达木，突然爆出来了一个纯文学刊物，受到了很多人的重视，订户很多，甚至德国大使馆和意大利、墨西哥大使馆都来订阅这个杂志。

当时我主要负责诗歌散文，发表了很多国内著名大家和诗歌新秀的作品，那时候我就注意了李发模，李发模已经在《诗刊》等大刊上频频发表作品，质量相当不错。作为编辑，我很想联系他，但是当时没有什么通讯手段，很不好找，就没有联系到。当他的《呼声》出来之后，全国一片叫好，我是读了好几遍，相当感动，相当震动。《呼声》的题材、结构、故事，都让人耳目一新，深感新诗的美好。我心里对他十分钦佩，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凡是见到李发模的名字，他的诗作我基本都会找来认真地读，主要是学习，或者说主要是欣赏，或者说主要是钦佩；反正，在中国诗歌界，我很注意他，尊敬他。

题目叫“发模老同学”，却是因为我们同过学，而且确实在年纪比较大（比较老了）的时候做了同学。

我是鲁迅文学院第七期的学员，发模他们是第八期的学员，当时有几个热心人，好像是邓刚、秦文玉等同学，联系了七、八两期的同学，跟北京大学申请了一个“作家班”。那正是改革开放么，新思想、新创意、新思维很多，北京大学中文系便有了中国第一个“作家班”。这个“作家班”的影响比较大，以后陆陆续续的有好几个大学也都办起了“作家班”。

我就是在去北京大学读这个“作家班”的时候，见到了我一直很钦佩的李发模。李发模早也知道我。我们“俩同学”还真有个终于相见、相见恨晚的感觉。

发模待人很热情、很诚恳，他是贵州人，我是在贵州毕节出生的。当年，我主要也是写诗，他又写得比我好多了（后来，我因为诗写不好，才去写电影、写小说、写电视剧的），我对他相当尊重，相当钦佩。当时他好像和贵州的一些企业家来往也比较密切，这些企业家到了北京都会去找他，请他坐坐。请他，也不会只请他一个人，发模便请了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赴宴。我是个“酒鬼”，只要有酒，必然前往，沾了发模不少的光。

有一次，发模郑重地告诉我，他们有一个什么酒厂（老了，名字我现在忘了），只要在文章中提到他们出的酒的名字，他们就会给作者送酒。我是个酒鬼，天天都得喝半斤二锅头（即便已经奔八了，这习惯也没改，还是天天喝）——对我，这当然是件好事儿。我问发模：“真的？”发模说：“当然是真的。”于是，我很快就在《青岛日报》还是什么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提到这家酒的文章。发表了之后，我把这张报纸寄给了发模，这家企业果然就给我寄了好几瓶好酒，让我大为兴奋。这是件趣事，我至今不忘。

至于发模的诗，我以为他人第一，诗第二。即他的人品好于他的诗品。这可绝对不是说他的诗写得不好，而是很好，一直处于中国诗歌界的前列。发模的诗，从他最初开始发表到今天都表现了、或是说表达了一种“发模精神”。可以说就是一直向前，努力耕耘，努力创新，多有创意的特点。早前的《呼声》和那些作品就不说了，我在被邀请担任第二故乡柴达木的文学刊物《巴音河》2022年第二期“诗歌专号”主编的时候，我是把李发模的诗歌刊发于“八大咖”的专栏里的。最近我经常看到的他的作品，大概有三个特点：

一、思维非常新，思想很超前；

二、人生体验很深，很透彻；

三、常常有惊人的句子，精彩的哲思。

我是个不愿意引章摘句的人，所以，这里我也不提他那些诗句了。我只是在拜读他的新作中，说说我的想法。

第一，我以为发模不老，他的诗更不老。他的诗总是新鲜的，他有很多不同于常人的思维与创意，例子不举了，太多了，就是他最近发给我的这些诗也都有这种特色；

第二，他很会使用诗，他很会写诗，有写诗的技巧。他的诗总是能够引起你的新奇感，引起你的深思，引起你的对诗的，特别是对他的诗的爱好，这很不容易；

第三，他真了不得啊。写了这么多年的诗，出了那么多的诗集，他还有新的心思新的诗让你亮眼，让你感动，让你惊奇。这是很难的。我认识的老诗人们，有很多已经完全辍笔不写了，有很多只是一直重复自己。而发模的诗，不重复自己，而是向前大踏步的、甚至是大跳跃地朝前走，朝上走。我相信，他会走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有青岛的朋友去贵州，我曾特别委托她去看看发模，带去我的问候。朋友回来之后跟我说：哎呦，李发模在那里影响很大，他有一大批的弟子，都围绕着他转。当然，我也知道几个，因为发模，他们和我都有联系，确实他们都很尊敬发模，有崇拜感。我很支持发模的这种做法，这就是以他自己的能力，以他的所有创作，以老带新，推动着贵州的诗歌创作。

这就是做人的人品了：善良，耿直，开阔，热情，无私。这就是我的发模老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