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国华

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问世百年来，已成为举世公认的文学经典。然而与其同时代的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卡夫卡的《城堡》、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以及同样出于鲁迅之手的《故事新编》等更为文化精英所关注的名著相比，《阿Q正传》的受众除作家、学者等专业群体外，还包括数量远超前者的普通读者。这使其作为一部文学经典的确立与传播过程，呈现出较为独特的面貌。一方面，作家、学者基于不同的知识结构和审美趣味，不断对作品做出诠释，力图挑战陈言，提出新见，彰显自家的智慧和修养。形形色色的理论与学说各擅胜场，使《阿Q正传》的研究史，成为一部百年中国思想和文艺观念的流变史。另一方面，普通读者对《阿Q正传》经典性的认知，未必建立在对小说文本的阅读之上。相当数量的普通读者并未接触小说原作，而是通过其他文艺形式，如戏剧和影视的改编版本，了解阿Q及其命运。更有读者甚至连戏剧和影视的改编版本都不曾涉猎，而是通过他人对小说情节和人物的讲述（有可能依据原作，也有可能依据戏剧和影视的改编版本，还有可能是依据他人的讲述而进行转述）来获取对于这部经典作品的“阅读”印象和记忆。

阿Q与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闰土、祥林嫂，以及假洋鬼子、丁举人等经典人物形象，早已突破了文学文本的界限，植入普通读者的日常语汇之中，或用来指代他人，表达善意的戏谑，或借以自指，承载无奈的自嘲，获得了超越小说原作的独立的存在价值。汉语世界里能够产生这一文化效应的作家，除鲁迅外，大约只有金庸了。由此可见，在《阿Q正传》成为永恒的经典作品和阿Q形象成为永恒的经典人物的过程中，来自精英的、专家的和民间的、大众的立场和声音——或者借用文化人类学的术语，来自“大传统”和“小传统”的立场和声音，同样起到至为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后者，使《阿Q正传》和阿Q形象进入民族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记忆之中，获得了超越单一文学史标准的永恒的经典价值。

综上可知，面向普通读者的对《阿Q正传》的普及性研究成果，在小说经典化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丝毫不亚于、甚至可能高于以专业人士为阅读对象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后者标志着作品阐释的深度，前者则决定了作品传播的广度，可以为普通读者提供进入经典的有效路径，从而吸引更多读者从原作而不是改编或他人讲述的版本入手，了解小说的思想和文化内涵。这样看来，鲁迅研究的资深学者黄乔生先生的新著《〈阿Q正传〉笺注》（商务印书馆2022年1月版）的出版，作为一项普及性学术成果，为打开这部经典作品探索了新的方法，进一步拓展了《阿Q正传》的传播空间。

在《〈阿Q正传〉笺注》问世之前，1958至2005年间出版的不同版本的《鲁迅全集》（包括“文革”期间刊行的“征求意见本”《呐喊》），对小说均有不同程度的注释，且多侧重于知识的解析。新加坡著名学者郑子瑜先生则以注解古籍的方式，编撰《〈阿Q正传〉郑笺》，在史料与阐释上均有所创获，体现出扎实稳健的学风。与郑笺相比，同为“大家小书”的《〈阿Q正传〉笺注》在史料的搜集上也颇为用力，不仅对小说涉及的众多词语、典故、风俗、器物等加以考释，还大量引述前人对《阿Q正传》的重要论断，用以阐释小说，并对这些阐释进行评价与辨析，呈现出解读小说的多重路径。

与前人的成果相比，《〈阿Q正传〉笺注》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首先是“以鲁注鲁”。正如黄乔生先生所言：“笺注的首要目的是回到鲁迅的本意。”《〈阿Q正传〉笺注》在注释中大量引用鲁迅作品的原文，其中除与《阿Q正传》相关的文本，如小说《风波》，杂文《忽然想到》《〈阿Q正传〉的成因》《答〈戏〉周刊编者信》，以及与小说的日文译者山上正义（林守仁）的通信外，凡涉及小说中的文本细节以及一些思想和文化问题，均引用鲁迅的作品加以阐释与印证，使被引用的作品成为《阿Q正传》的副文本，与后者共同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文本系统，彼此间呈现互文性的关联。鲁迅以《阿Q正传》承载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这一思考并没有因为小说的完成而终止，而是在其日后的写作中反复出现，逐渐深入。可见，鲁迅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贯穿于从《阿Q正传》问世前后几十年的文学实践之中，借助以这篇小说为中心的、涉及数十篇不同作品的文本系统，才能更有效地理解和阐释阿Q形象及其思想文化内涵。因此，笺注《阿Q正传》，以鲁迅的相关作品为副文本，必不可少。

其次是兼及古今。黄乔生先生在《笺注者后记》中说：“我开始做笺注时，有一个想法，就是把读者设想成外国人。”据此，《〈阿Q正传〉笺注》不仅介绍背景知识和解释各类名物，还对小说的几种外文译本的得失加以评判。不过在笺注过程中，黄乔生先生也意识到“笺注终归主要是写给中国读者的”。外国读者与《阿Q正传》可能存在文化空间的阻隔，而今天的中国读者，由于时间的落差，对百年前小说的理解未必具有文化优势。因此，《阿Q正传》中涉及的古典，如引用古文、历史掌故、乡风民俗等，自然有注释的必要，而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产生的若干今典，随着时间的流逝，其本来面目也日渐模糊，有些甚至较之古典更为生僻，也须通过笺注解疑。如对小说第三章《续优胜记略》中阿Q抚摩小尼姑头皮一句的注释：

摩：原作绍兴方言“攎”。攎，音lù。据《越谚》：“不视而轻手抚摩曰攎，暗索曰摸。”

后文引用章廷谦《当鲁迅先生写“阿Q正传”的时候》中回忆鲁迅在创作过程中对“攎”与“摸”的权衡取舍，最终使用“摩”。这则注释，还原了鲁迅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如唐人作诗的“推敲”一般，反复锤炼字句的重要细节，体现出小说家的艺术匠心。此类注释不乏其例，兹不一一举证。《〈阿Q正传〉笺注》对这类今典的注释堪称一大特色。

再次是图文互释。在《阿Q正传》经典化的过程中，中外美术家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书籍的封面、插图，以及独立的绘画作品，都成为《阿Q正传》文本序列中的独特环节，在小说的传播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其意义不限于与小说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和衍生性，也能从中体察民族背景、时代风潮、文化立场和审美趣味各异的美术家对《阿Q正传》的不同理解与阐释。如果能够依照鲁迅编选的《死魂灵一百图》，编纂一部《阿Q图史》，其文学史、美术史和传播史价值，均会极为可观。《〈阿Q正传〉笺注》在注释小说文本之余，对瞿秋白、蒋兆和、刘建庵、郭士奇、刘岘、闻青、陈铁耕、丰子恺，以及苏联人科冈、克拉甫谦珂等以小说为蓝本创作的各类美术作品，连同小说英、法文译本的封面，也做出了评价和阐释。特别是对依据小说中的同一情节、场景创作的不同美术作品的比较研究，其辨析优劣、判断得失，公允而恰切。如对小说第五章《生计问题》中的“龙虎斗”，《〈阿Q正传〉笺注》比较了丰子恺和刘建庵的同题材绘画，指出：前者作为浙江人，更熟悉当地风物，因此在背景墙上用“鸿禧”而不是“福”字。对美术作品的关注，使《〈阿Q正传〉笺注》由图文互现，进而实现了图文互释，从而在《阿Q正传》的小说文本解读之外，开辟了另一重审美视角和阐释空间。

最后是专为小说作注。较之其他有关《阿Q正传》的笺注本，黄乔生的《〈阿Q正传〉笺注》更贴近小说文本，也更有专为小说作注的意味。《阿Q正传》讽刺性至为突出，每借助戏仿，语多调侃揶揄，虽谑而不虐，却屡遭诟病，为成仿吾、夏志清等批评家不喜。《〈阿Q正传〉笺注》于解词释义之外，更注重对小说的思想文化内涵的申说，表达方式也努力与小说的幽默风格相契合。第一章《序》有注云：“（传记文章）还有很多失败的或不很成功的，不胜枚举；也有正在尝试而尚难预料能否成功的，如想写《鲁迅传》的我等。”同一章还有注云：“鲁迅也可能有借为人立传而不朽的想法，但阿Q怎么能算大人物？他之所以‘往回想’，是因为担心自己写小人物文章意思不大，没人愿看，传不下去——现在看来，是多虑了。一百年后，不但仍有人读，而且还有人奉为经典详加笺注。”注释中还包含对小说叙述细节的深入解读。第五章《生计问题》注云：“小D虽还小，却已相当乖觉，懂得向阿Q示弱。”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注云：“贪婪之心，人皆有之，未庄女人如此，男人亦然，下等人如此，上等人亦然。”这些注释，可以说是为《阿Q正传》量身打造的。

整体观之，《〈阿Q正传〉笺注》在史料与阐释上均呈现出严谨性和开放性，不强调阐释的终结，不寻求唯一的彼岸。这不仅有助于《阿Q正传》的普及，还为经典作品的传播探索了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