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

近期的《文学自由谈》，有李建军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儿童文学？》一文，对儿童和儿童文学发表了激情澎湃的见解，体现了一腔赤诚之心。有类似看法的人很多，这恰恰说明儿童文学学科影响不够，许多常识尚未普及。但考虑到李先生毕竟是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我还是想表达一些不同意见，以就正于先生。

以我的理解，李先生认识到了儿童有不成熟、蒙昧的一面，要让他们感受“启蒙之风的吹拂”，而儿童文学也“应该对儿童发挥教育和示范的作用，而不是一味地赞美和崇拜他们”。这其实是一种将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凌驾于文学性和儿童性之上的观念。在儿童文学理论界和语文教育界，关于儿童文学到底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还是“儿童（本位）的文学”，早已发生过几十年的论争。可以说，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在儿童文学和儿童教育的专业人士那里，关于儿童文学的儿童性、文学性、教育性、游戏性等彼此地位的排序，也有了公认的结论，无需多辩。

单就李先生的个人观念来看，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李先生挑战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价值观，反过来希望对今天的儿童再来一次所谓的“启蒙之风”。李先生笔下的“那些反传统的新知识分子”，无疑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思想家，包括鲁迅、周作人等在内。这是令人大跌眼镜的！关于新文化运动中“人的发现”“儿童的发现”等命题，李先生妄图以“齐景公爱其子”等例子，来证明“古人对儿童的柔情怜爱，一点儿不比现代人少”，古代“并不缺乏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恻隐之心和爱幼精神”。这完全无视中国古代是一个“三纲五常”的社会。李先生所举的例子，的确都是客观存在的，但都不能代表过去父子关系的本质，改变不了古代社会没有“人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妇女的发现”的事实，更不可能掩盖“三纲五常”的落后制度。我相信任何一个现代人，都不愿意回到“父为子纲”的时代。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同成果，是一种荒唐的反智行为，妄图再通过打着“启蒙”的旗号，行“反启蒙”之实，更是危险的行为。

二、李先生误读了“儿童本位”的内涵。李先生在文中并未使用“儿童本位”这个概念，而是用了“幼者本位”。“儿童本位”是周作人的提法，“幼者本位”是鲁迅的提法。由于李先生在提“幼者本位”时，后面紧接着是在引用周作人的观点，所以这里的“幼者本位”实际就是更通行的“儿童本位”。李先生认为“儿童本位”就是“讨好儿童”，“一切以儿童的需要为依归，无限制地满足儿童的需求”，并得出儿童本位是媚童主义的结论。这种粗暴、武断地曲解“儿童本位”的思想内涵，同样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李先生所理解的“儿童本位”，恰恰是中国“儿童本位”理论创始人周作人所极端反对的。刘绪源先生在《周作人论儿童文学》一书中说：

有一些作家并没有童心，却感到自己能写儿童文学，他们的办法是所谓“蹲下来和孩子说话”。对此，周作人的《小孩的反感》一文真是击中了要害，他引用瑞士心理学家的记录，表明了儿童对于大人的内心感觉：“她们说各种好话，只令我不舒服，觉得讨厌，凡儿童们觉得大人故意做出小孩子似的痴呆的态度对他说话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感觉。”这一点对儿童文学应大有启发，后来那种“蹲下来”的伪儿童文学在上世纪50年代十分流行，其原因正在于作者本没有童心，却又轻视儿童文学，以为只要装装儿童腔就能应付过去。但正如周作人所说：“没有诚意在成人社会里还可以冒一下，小孩子却是直觉地不接受了。”

这种大人对小孩“蹲下来”的态度，以为可以“讨好”“满足”儿童的行为，并非抵进“儿童本位”，而是一种“伪儿童本位”。基于这种伪儿童本位创作出来的作品，都是伪儿童文学，也是周作人所极力反对的。李先生所说的“媚童主义”，恰恰就是“伪儿童本位”。

那么真正的“儿童本位”的内涵是什么呢？当代“儿童本位论”的坚守者朱自强有这样的表述：

不是把儿童看作未完成品，然后按照成人自己的人生预设去教训儿童，也不是仅从成人的精神需要出发去利用儿童，而是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并且在这解放和发展的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间，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的可贵品质。

在周作人和朱自强关于“儿童本位”的论述中，儿童具有独立的人格和世界，具有不同于成人的审美能力，有许多值得成人学习的精神，并非“缩小的大人”，也不是一张白纸（无论儿童与生俱来的优点，抑或缺点）……“儿童本位”思想的本质，是对儿童的尊重和发现，是构建一种平等的人格（父子）关系。儿童本位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儿童文学存在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儿童本位的思想，也就无所谓儿童文学。这也就是为何说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不是古典文学、是新文学不是旧文学了。

李先生有着根植于反对新文化启蒙思想的观念，再加上缺少儿童文学学科的专业知识，也就无怪乎他会走向儿童本位的对立面，把他许多反智、反启蒙的想法和盘托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