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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
——蔡和森统一战线思想形成的历史维度及当代启示

2024-01-12陈修琪

协商论坛 2023年12期
关键词:蔡和森革命

□ 陈修琪

蔡和森雕像

“准确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深入分析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历史方位,明确提出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强调“我们要深刻理解发展壮大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意义,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做好工作”。现在,统一战线面临的时和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某些重大变化,我们应从百年奋斗历程、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史的高度来提高认识、加深理解和准确把握。蔡和森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过深刻透彻的探索与思考,对革命实践作出过突出贡献,其关于革命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提出与构建亦作出重要贡献,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材料和理论基础。考察蔡和森关于统一战线思想形成的历史维度,科学认识其理论基础、基本内容,对新时代下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从而增强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一、蔡和森统一战线思想形成的三个维度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

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期间,通过“猛看猛译”翻译和阅读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在法期间不仅搜集到了关于各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的资料,而且努力克服语言困难,大量阅读并翻译了如《人道报》《共产党月刊》等马克思主义刊物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原著,“当时,留法的中国青年所能读到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和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就是蔡和森同志从法文翻译过来的”。所以在留法期间,蔡和森通过“猛看猛译”,在著作中学习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分清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区别,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精神。同时,他还认识到唯物史观是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科学方法,阐释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本质区别,并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成为新民学会中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成员。蔡和森将这些吸收到的理论在蒙达尼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发表了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并影响了一批勤工俭学的学生从“工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从唯物史观出发,蔡和森明确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与必然性,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思考和探索。他给毛泽东的三封信中写道,“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指出现世界有两个对抗阶级的存在,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想解决中国问题就要学习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组建中国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打破资本经济制度。

(二)中国社会性质的思考

“半殖民地半封建”是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完整概括的概念,该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段历史过程。中国共产党人最初也是分开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直到1929 年2 月,中共中央才在《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文件中首次将半殖民地、半封建两词放在一起使用。

在此之前,蔡和森是较早明确和使用“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概念的中国共产党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1922年5 月1 日,他在文中指出,“在中国现在半封建的武人政治之下,无论哪派军阀财阀得势所形成的资本主义,总不外是‘恐怖的资本主义’”。蔡和森认识到,当时北洋军阀对中国的统治,实质上是实力之下的武治,并没有脱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且带有更多的动乱性和黑暗性。军阀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代表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加剧的矛盾带来了加剧的割据和混战。1922 年9 月,蔡和森又在文中指出,“中国这种半封建半民主的局面,就是新旧两阶级的斗争,还没有达到决定时候的反映”。如此多次使用“半封建”来说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可见,蔡和森认为以这一概念概括当时国内内忧外患和混乱的政治状况是恰如其分的。

而“半殖民地”这一概念,也早在蔡和森的文章中出现过。1922 年9 月,他在文中指出“中国在国际地位上早已处于半殖民地地位”,后进一步明确了“半殖民地”的概念,对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作出了说明,“自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及中日战争等役以来,中国已被国际帝国主义变为半殖民地,人人知道它实际上已不是独立国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协定关税’‘治外法权’这些都是国际帝国主义对于殖民的政策”。可见,蔡和森此时就已分别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进行了阐释。在1926 年《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蔡和森更是将两个概念并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较早地对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行了全面概括,并形成了对这种双重的性质分析,对早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情的认识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呼唤

最初在中国革命开展之时,可用以指导的理论和值得借鉴的经验十分匮乏,似乎唯一可以参考的就是苏联的革命道路,但实际上中国与苏联的国情还是存在较大差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呼吁更加适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科学道路,呼吁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断探索,研究革命道路上的一般规律,回应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蔡和森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以挽救中国和改造社会愿望的驱使下,学习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回国后,蔡和森就毅然开始参与了国内的革命斗争,于实践中思考革命方法。他先由陈独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参与理论宣传工作。他通过在报刊文章中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呼吁无产阶级参与革命斗争、发展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参与革命工作的过程中,他能够敏锐地察觉到革命形式的变化,看到问题的本质,思考解决之道。正如五卅运动时,蔡和森不仅继续负责五卅运动的宣传工作,还多次参加中共中央会议,及时为斗争的顺利进行提供指导意见。他一面在《向导》周报上发表文章,反复强调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性,鼓舞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斗争士气,一面在“五卅惨案”发生后的危急时刻,在紧急会议上果断提出必须扩大斗争规模,进一步团结群众,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斗争,为五卅运动的顺利推进作出了积极贡献。因此,蔡和森关于统一战线思想的启发多来自实际革命工作中的发现,是对现实之问的深思与回应。

二、蔡和森统一战线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统一战线中党的领导权与独立性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破了原本只有国民党这一个资产阶级政党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状况,带来了中国革命领导权的问题。然而,在中共成立初期,党的力量还比较薄弱,早期的部分共产党人对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没有产生清晰的认识。于是,他们不认为党能够承担国民的领导责任,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身上。陈独秀就认为,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领导权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所掌握。共产党应当先帮助资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再进行第二次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而正是这种思想,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当时的共产国际也低估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1922 年7 月,中共“二大”作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同年8 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会上批评“民主的联合战线”主张,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办法是实现联合战线的可行途径的指示。

蔡和森反对马林的意见,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无异于与资产阶级相混合,必将丧失自己的独立性。“这时候党员和团员对加入国民党非常不满意,但在另一方面又看不清革命的道路”。随后,蔡和森在文章中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我们惟望结合伟大的革命群众的势力,尤其是最能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势力来统一”。可见,蔡和森在早期就已经十分重视统一战线中党的领导权问题,强调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革命的领导地位。

(二)统一战线中变化发展的眼光

蔡和森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观点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因时、因地而发展变化的。在组织革命运动开展之初,蔡和森更加强调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作用,认为工人阶级的势力是最能革命的。随着革命运动的开展,蔡和森逐渐意识到工人的力量尚且不足,需要联合战线。1923 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后,他认识到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要性,所以在之后党的“三大”上他同意两党合作。联合战线建立后,革命形势便迅速发展,而农民是占中国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阶级可以成为工人阶级的有力同盟者,共同推动革命的发展。“工农群众”“工农阶级”和“工农运动”等表述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他的文章和讲演当中,“若无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力,我们工农阶级不仅可以成功全国强固的经济组织(工会),而且将是政治争斗中最伟大的势力”。在其主编的《向导》周报上,蔡和森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推动工农运动的发展。1925 年五卅运动中,蔡和森就强调要进一步团结群众,鼓励各阶层参与运动,实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逐步扩大斗争至全国。在这些革命工作中,蔡和森认识到无产阶级不应该孤军奋战,而是应当建立统一战线,需要寻找同盟,在工人阶级本身利益之外,联合其他可靠力量,即“工人阶级联合各阶级”的统一战线问题。“所以革命势力的联合便是国家统一的动力。要求国家统一必须先求革命势力联合”,他深知只有革命势力的联合才能推翻军阀,救国救民。

1920 年7 月,蔡和森与旅法青年在蒙达尔纪独吉公园召开留法学生会议。

(三)统一战线中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

受到马克思、列宁对待同盟者思想的影响,以及结合中国实际进行思考,蔡和森关于统一战线的主张是既联合又斗争的。

在国共合作时期,蔡和森就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是联合的对象,但其也具有软弱性。“辛亥革命一面完全采取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形式,另一面完全抹煞了庚子起义的排外精神。不仅完全抹煞排外的精神,而且于此精神的反面再三向国际帝国主义宣言革命政府将怎样加倍的尊重‘友邦’条约及个人权利,怎样革除(满清时代)通商与实业之障碍以待外资之开发,怎样期望跻于所谓文明国家之林,以享文明国家应享之权利与应尽之义务。这种非革命性(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精神与期望,现在已证明其完全错误与无效。”他指出孙中山的某些主张是对军阀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妥协,是导致斗争失败的原因,国民党应当倚仗民众并组织民众的势力。但是,蔡和森并没有一味批判,而是将国民党内部进行了科学分析,将其划分为左、中、右三派,表示对这三种不同势力应当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态度。“勾结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雇佣军阀之间的是国民党右派分子”,这一派别趋于反革命,为了革命的发展必须要打击和反对;左派与之相反,恪守引导民众与无产阶级革命携手的方针,能够帮助革命发展,对他们应信任和联合;至于中派,其动摇于左右两种倾向之间,既可能走向左派,也可能走向右派,但蔡和森认为“革命的方向只有一个,违背这一个便要趋于反革命”,妄想执两端只会丧失自己的信用与地位。

三、对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当代启示

(一)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蔡和森在革命过程中始终坚持党领导统一战线思想,“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不仅是独立的,并且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他强调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领导和参加民族革命,是为了解救危亡的中国,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大义,为无产阶级争取利益而奋斗的,而不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或使命。

新时代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统一战线的核心问题是党的领导。2020 年12 月21 日,中共中央印发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重要意义。新修订的《条例》开宗明义,“加强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列为统一战线工作的首要原则。这不仅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而且从顶层制度设计上强化了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当前,中国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关键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变期,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需要党站在全局的高度把握发展方向、制定发展战略、统筹各方面工作、协调各种利益、理顺重大关系,使统一战线的优势在工作上更加聚焦、作用上更加凸显,推动经济社会更好发展。

(二)坚持实事求是和时代判断

蔡和森无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选择和钻研,还是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分析,都是从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出发,将马克思列宁主义融入其中并灵活运用,由此形成的适合中国社会改造和革命发展的思想内容。同时,他还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他在考察中国社会现状和思考统一战线的目标和前途时,就结合世界局势进行考察,同时抓住了中国革命的特性,具体分析。

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的形成本就是党实事求是,具体分析中国国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制定的。因而,实事求是也成为统一战线最深刻的理论基础。如今,我国处在国际格局、安全形势、科技与产业等多方变化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工作领域、工作内容都在不断发展和丰富,工作对象也得到了广泛拓展。更需要把握实事求是的思想,在制定和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时,应紧密结合实际,从具体的事件和问题出发,决不夸张或歪曲客观事实。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形势下,联系世界发展大势,从容应对国际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蓬勃发展,助力国家现代化建设之路。

(三)坚持原则性与策略灵活性

蔡和森对统一战线思想的认识既把握了自身的纲领不动摇,又打破教条,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中调整和完善统一战线工作的策略。在革命联合战线中,他清晰地认识到在坚持党的领导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指导的前提下,进行科学分析,对联合对象和联合方法的工作应采用灵活的策略。

进入新时期,统一战线不仅面临的时势、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其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从“四者联盟”扩大为“五者联盟”,将“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纳入其中,组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联盟。爱国统一战线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上的作用更加重要。这呼吁统一战线更为广泛和巨大的包容性,能够针对不同群体和问题,统筹施策、协调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要善于把方针政策的原则性和对策举措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底线,又注重工作方式方法。统一战线的斗争是注重策略方法的、有理有节的斗争。要坚持党的领导,强化政治引领,同时完善制度机制,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要发挥灵活策略的优势,也把握好灵活性的“度”,从而推动新时代多党合作不仅规范有序,还在策略问题上灵活机动、生动活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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